實證研究與規範研究的明顯區別在於，所有的實證研究都要對具體的時空條件（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作出說明，而規範研究則無此約束性條件。比較政治學屬於實證研究的範圍，因此需要特別關注時間與空間因素的影響。自保羅·皮爾遜的著作《時間中的政治》問世以來，學者們對時間因素在政治學中的重要性日益取得共識。皮爾遜揭示了時間要素如何影響政治的三大機制（路徑依賴、時機與時序、長程過程），然而這是就宏觀的政治學領域而言。具體到比較政治學領域，時間要素的討論尚未得到應有的關注，只有法國政治學家馬太·杜甘在《比較社會學》一書中有少許相關論述。在此基礎上，本文結合有關案例來說明時間比較策略在比較政治學中的應用。
共時性比較與異時性比較
按政治事件的發生是否具有時間上的同步性，可以分為共時性比較與異時性比較。
共時性比較：所謂共時性比較，是在同一時間段內對不同國家進行比較。在共同的時段內，這些國家常常發生了某些相同或類似的政治事件，因此對這些國家進行比較可能發現某些共性的規律，而單獨觀察個案可能發現不了這些規律。在學術史上，最經典的共時性比較研究包括對羅馬帝國與秦漢帝國的比較、哲學家雅斯貝斯對「軸心時代」不同地區的文化突破現象比較等。
共時性比較研究既可採取「求同法」，亦可採取「求異法」。如對羅馬帝國與秦漢帝國進行比較，採取求同法可以提出的問題是：「羅馬帝國與秦漢帝國分居亞歐大陸東西兩端，相隔不止萬裡，兩者屬於不同的文明體系，兩者分別由不同的人種組成，為什麼在大致相同的歷史時期都形成了疆域廣闊的帝國？」 採取求異法可以提出的問題是：「疆域和治理規模相似的兩大帝國，為何羅馬帝國崩潰後再也沒有成功重建過，而秦漢帝國解體後大一統的政治模式卻能得以恢復重建？」
共時性比較的一部經典著作就是巴林頓·摩爾的《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該書中，摩爾將20世紀上半葉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的政治道路歸為三條：以英、法、美為代表的自由民主道路，以德、意、日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以及以俄國和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道路。為了解釋這三條道路的起源，摩爾將目光聚集在土地貴族與農民階級的身上。摩爾敏銳地發現，從農業社會過渡到現代工業社會的過程中，不同階級關係的組合模式決定了上述三種不同的歷史演進道路。
異時性比較：所謂異時性比較是指對不同時期的政治體系或政治事件進行比較。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案例之間可能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徵或趨勢，也可能具有某些不同的特徵或趨勢，這些都可能成為比較研究的關注焦點。相比於共時性比較，異時性比較的挑戰性更大，需要更強的學術想像力，但同時更有助於形成新的洞見。
同樣，異時性比較既可採取「求同法」，亦可採取「求異法」。求同法的代表作品是斯考切波的《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該書將1787年到19世紀初的法國、1917年到20世紀30年代的俄國、1911年到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作為研究案例。這三個案例屬於不同的歷史時期，但三個國家同樣都爆發了社會革命，斯考切波試圖從中找出社會革命得以發生的共同根源。求異法的代表作品是許田波的《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該書的比較對象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公元前656—公元前221）與近代早期的歐洲（1495—1815）。這兩者的共同點是同樣都存在多國體系，具體的相似特徵包括：「封建等級制度的解體、頻繁的戰爭、國際的無政府狀態、領主國家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發展」，而最後的結果卻大不相同，中國在春秋戰國之後走向了統一，而歐洲則保持了多國體系。許田波試圖找出上述演化差異的原因。
歷時性比較與瞬時性比較
按所研究的政治現象是否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可以分為歷時性比較與瞬時性比較。
歷時性比較：歷時性比較通常關注那些長期而持續發展變化的政治現象。很多政治現象在短期內可能無法看到任何變化，只有長期的觀察才能看到某種趨勢，因此需要對長期積累的數據進行分析。比如研究政治觀念的變遷、人口的結構帶來的政治影響等問題，通常需要跟蹤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看到明顯的趨勢或相關性。
史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用長時期的統計數據，令人信服地論證了人類社會中暴力逐漸下降的趨勢。平克從全球的視野比較了國家形態與非國家形態的戰爭死亡率，而且還從個案的視角比較了西歐5個地區（1300—2000）的兇殺率，來論證暴力下降的趨勢。此類研究發現是單靠比較兩個或幾個年份的數據就能實現的，因為戰爭的死亡率與兇殺率變化具有年份的波動性。
瞬時性比較：瞬時性比較選取兩個及以上時點（或時段）上的現象進行比較分析，而不考慮中間的發展時期。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歷時性比較相當於錄像機，連續性地記錄下持續的發展變化，而瞬時性比較相當於照相機，只抓拍特定的時點。例如復旦大學胡鵬博士對中國國民黨兩次政治轉型的研究，就屬於典型的瞬時性比較。胡鵬的問題是，「為什麼國民黨在面臨不同時期的政治挑戰時採取了不同的政治策略：1940年代與中國共產黨的談判破裂後選擇通過戰爭解決政治分歧；1980年代在面對新成立的反對黨時卻主動推動政治自由化和民主轉型。」為了解釋這個問題，胡鵬並沒有按照時間順序來描述國民黨在1940—1980年代長達40多年的發展史，而是選取兩個重要的時段1940年代、1980年代，分析這兩個特定時段上國民黨的基礎性能力差異如何影響政治轉型的不同結局。
除了案例內的比較，歷時性比較和瞬時性比較也可以應用於跨案例的比較。查爾斯·庫茲曼（Charles Kurzman）發現，很多跨越了不同文化單元與地理區域的國家，同樣都在20世紀早期爆發了民主革命，如俄羅斯（1905）、伊朗（1905）、奧斯曼帝國（1908）、中國（1911）等。在大致相同的時點，民主革命能夠在這些具有悠久歷史的古老帝國同時爆發，可能並不是巧合，而是當時的全球危機與民族意識覺醒的結果。庫茲曼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從知識分子與民主的命運這一角度切入並進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發現。
（作者單位：中南民族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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