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跨民族研究是否是比較文學

再論跨民族研究是否是比較文學

韓曉清

摘 要 自比較文學學科誕生以來，法國學者與美國學者始終堅持跨國研究。中國學者在否定了跨國研究之後，提出了跨民族研究。跨民族研究一直是比較文學界爭議較大的一個話題。許多學者在比較文學研究中仍局限於跨國或跨文明研究，而不包括跨民族研究。中國有55個少數民族，佔中國總人口的8.5%(1.13億)，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學傳統和文化遺產，中國少數民族寫作在民族文學經典中也未得到充分體現。大量的事實材料證明跨民族研究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將之納入到比較文學學科中來。

關鍵詞 跨民族研究；少數民族文學；比較文學

自比較文學學科誕生以來，法國學者與美國學者始終堅持跨國研究。中國學者在否定了跨國研究之後，提出了跨民族研究。跨民族研究一直是比較文學界爭議較大的一個話題。許多學者在比較文學研究中仍局限於跨國或跨文明研究，而不包括跨民族研究。中國有55個少數民族，佔中國總人口的8.5%(1.13億)，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學傳統和文化遺產，中國少數民族寫作在民族文學經典中也未得到充分體現。大量的事實材料證明跨民族研究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將之納入到比較文學學科中來。

一、民族與民族身份認同

一個國家的民族文學的形成是培養和發展統一的民族主義文化集體意識的重要一步，儘管近年來對民族文學提出的所有定義都傾向於在一個要點上達成一致：民族文學的概念是一種虛構與身份，是出於形成一個國家集體傳統意識的政治願望而產生的。正如查爾斯·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指出的那樣，「沒有什麼比全國文學部門更能構建出更多的東西，不僅因為『民族』是虛構的，它的聲音比它的曲調要大得多，而且還因為文學自身具有不可抑制的混合性、立體性、通透性，它以交流和影響為特徵，且具有國際性。」[注]的確，即使是「民族」這個詞也是一個模糊而抽象的概念，相比之下，「國家」的概念則更為具體。喬安娜·沙利文(Joanna Sullivan)對此的釋義是：「在國家的定義中，客觀和主觀的標準將其劃分為兩個完全不同的實體：政府和國家。國家的標誌是一套有形的、可觀察的、可識別的事實。國家有邊界、中央政府、人口、經濟和官僚機構，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維持和延續。另一方面，國家自身是通過國家公民的意志和想像形成的。」[注]

然而，「種族」和「少數民族文學」的概念幾乎與「民族」和「民族文學」一樣模糊，實際上，現代意義上的種族與民族的關係不大。事實上，在英語中，「民族」一詞相對來說是新的，最初是在20世紀70年代作為「種族」的替代品，因為它以前與納粹意識形態有關。[注]現代意義上的民族的概念僅僅是指一個社會群體之間的共同性，可能取決於諸如地理環境等的任意性。例如，在美國，阿巴拉契亞人被認為是一個獨特的族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居住在美國東部的阿巴拉契亞山脈，不管他們是否保持著某些語言和文化特性以及共同的遺產和傳統感。在阿巴拉契亞族群範圍內，除了白人阿巴拉契亞人，一般是愛爾蘭人或蘇格蘭血統，還有許多其他少數民族，如美洲土著、非洲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在中國，由於移民政策的不同，民族多樣性的概念與美國有很大的不同。儘管有一些未被官方承認的族群私下將自己認定為少數民族，如猶太、圖瓦、瓦剌和伊犁突厥，但外國人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化公民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能獲得公民資格。而最終被授予公民身份的一個著名例子是1947年至2014年居住在北京的美國猶太裔學者西德尼·夏皮羅(Sidney Shapiro)，夏皮羅由於翻譯了中國四大經典小說之一的施耐庵的《水滸傳》而聞名。

相反，大多數西方國家的移民都定期獲得公民身份，從而促進了文化的同化。因此，在美國，入籍公民有時會自我認同為義大利裔美國人、愛爾蘭裔美國人、華裔美國人等，但是外國移民，即使他們在中國居住了很長時間，也很少會自我認同為美國華人、英國華人、澳大利亞華人等。朝鮮族在中國是公認的移民少數民族。一般說來，民族差異產生於將自己與某一特定群體聯繫在一起所取得的戰略利益。約翰·M·賴利(John M. Reilly)聲稱：「民族不僅是身份，而且也是戰略。將自己命名為一個群體的成員的行為是必要的。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群體與其他群體不同，它的福祉是由其直接控制之外的事件決定的。身份可以不經過思考就被假定出來，但身份聲明涉及意識，它是努力在歷史中看到自己並成為歷史進程的主體為前提。」[注]只有當人們認識到民族的重要性時，民族才會起作用。誠然，有時作家依賴於自己的民族認同及其潛在的市場性，而有些作家則完全利用了這個概念。桑德·L·吉爾曼(Sander L.Gilman)指出，「民族」這個標籤是一種有價值的商品嗎？在今天的德國，猶太作家經常自認為是猶太人，或者被他們的作者定義為猶太人。這個標籤通常與宗教無關，它可能與某些民族的市場性有關。一位德國重要的猶太作家，是在羅馬天主教環境中長大的美國婦女，她用英語寫作。同時，自封的少數民族作家抱怨說他們沒有廣泛的聽眾，或者他們的聽眾太廣。誰是民族作家或者實際的或隱含的讀者，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最近，德國、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醜聞顯示，「少數民族」作家是用民族化名寫作的白人。[注]

在2015年版的《美國最佳詩人選集》(Best American Poets Anthology)中，一位名叫麥可·德裡克·哈德森(Michael Derrick Hudson)的白人作家用周一峰(Yi Fen-Chou)的筆名提交了一首詩，後來該詩在一本著名的詩集上發表了。此前，哈德森曾將這首詩提交給許多其他刊物，但多次遭到拒絕。這一事件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爭議，確實使人們對民族認同的概念及其合法性產生了質疑。

民族認同確實有其戰略優勢和劣勢，因為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將族裔政治化。例如，在美國和中國，少數民族身份的學生在大學招生過程中都得到了優惠待遇。在美國，申請人可以表明一個少數民族的歸屬，如土著美國人、西班牙裔、亞洲人等，並獲得優惠待遇，因為大學和學院一般都在尋求在其機構中培養「多樣性」。此外，美國最大的原住民部落之一的切羅基族(Cherokee)等土著美國人可能會獲得相當大的福利，比如特別獎學金以及其他政府福利。通常情況下，申請書仍然把此列在「民族」的標題下。在中國，情況也是一樣的。Maja Veselic評論道：

隨著文革後官方言論從階級向發展的轉變，以及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實施，政府在教育(高考加分/大學錄取分數較低)、計劃生育(免除獨生子女政策)和刑事司法(對類似罪行的處罰較輕)等方面實行了少數民族優惠政策。[注]他們的目標是幫助少數民族趕上現代化進程，並確保民族團結和穩定。此外，作為西部大開發項目的一部分，政府向少數民族地區提供了大量補貼，這些地區往往是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注]

自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以來，隨著革命的勝利以及清政府的垮臺，中國政府關於少數民族權利和自治的政策一直是管理多元文化國家所必需的核心政治問題。孫中山最初制定了「五族共和」政策，承認五個不同的民族，包括漢族、藏族、蒙古族、滿族和回族。隨著中華民國的垮臺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共產黨政府在蘇聯馬克思主義政策的基礎上，將「民族」政治化，要求進行民族分類和登記。在所有公民中，政府隨後向某些群體提供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並給予某些地區「民族區域自治」，這些地區的人口主要是少數民族。[注]

中國少數民族中壯族、滿族、回族、苗族、維吾爾族、彝族、土家族、蒙古族、藏族、布依族、瑤族，都有大量的人口，但是只有西藏和新疆的少數民族人口超過了漢族人口。中國10%的少數民族，如回族、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居住在新疆。[注]一些少數民族居住在「民族自治區域」，這些地方允許保留民族語言和社會習俗，因此，政府促進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持續增長和發展，以維護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那麼，為什麼主張統一民族文學的人與提倡將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納入比較文學的人之間會有這樣一場兩極分化的辯論呢？為什麼一些中國學者反對將跨民族研究納入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研究領域？

二、民族文學與跨民族研究

沒有人會否認，今天的中國已經形成了一種完整的民族文學，本文的目的絕不是挑戰民族文學，相反，我們提倡一種非漢族中心主義的，更多地包含被稱為是「邊緣文學」的少數民族文學的民族文學。一個民族的文學主要是通過經典化來建立的——這是一個高度選擇性和還原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所謂的「偉大」作品，在主流受眾中傳播，最能代表一種文化的主流價值觀和習俗。這絕不是對民族文學的威脅，而是以多元文化主義豐富了西方傳統文學經典的方式，極大地增強了民族文學的典雅性。這很容易實現。就像民族文學的形成是為了創造民族認同和集體傳統一樣，民族文學也是如此，在較小的邊緣範圍內尋求對共同身份和傳統的聲明、承認和肯定，以此作為對中國民族文學的貢獻。一旦一種民族文學得到了牢固的確立、承認和傳播，將更多的少數民族文學納入國民文學的傳統之下，就進入了建立民族文學的下一個階段，這同時也表明了文化的多樣性和傳承性。就像美國，隨著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宗規戰爭，民族文學擴大到包括了其公民的多元文化聲音，這是顯而易見的。在幾乎所有的美國文學選集中，就像W.諾頓(W. W. Norton)或貝德福德(Bedford)出版社出版的那些文學選集，其中包括了非裔美國人、西班牙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和美洲土著作家的很大一部分文學作品。許多傳統學者認為，這種多元文化的包容並不是以犧牲傳統的美國文學為代價的。誠然，選集的涵蓋範圍已經足夠大了，但處於美國經典中心的文學巨擘，如霍桑、愛倫·坡、惠特曼、馬克·吐溫、福克納、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在選集中並沒有被遺漏，而且仍然保留在高中和大學課程中必讀的重要位置。

不管是中國古代文學選集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選集，都是以漢族文學作品為中心，很少努力將中國少數民族的文學包括在內。在199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較為流行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下)中，共收錄了50位詩人和28位散文家的作品；然而，在這78位作家中，只有5位是少數民族作家，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在選集中僅佔6.4%。這五個少數民族包括白族、蒙古族、維吾爾族、彝族和壯族。選集以一首彝族無名氏的長篇敘事詩《阿詩瑪》最為特色，但是，諸如回族和藏族等少數民族的作品並沒有出現在選集中。但應該注意的是，這一選集在卷末的「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獲獎作品」的標題下確實包含了一個參考書目。[注]在另一本於1999年出版的重要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1919—1949)中，少數民族作品根本沒有被提及。[注]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有代表性，因為許多選集和彙編都是以少數民族寫作為特色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似乎又與漢族文學經典相分離，並被單獨對待。

一般來說，中國的比較文學學科比其他國家的學科更為保守和狹隘。與大多數西方大學不同的是，中國大陸的比較文學系一般不設立在外國語學院，而是歸屬於中國語言文學系。[注]儘管比較文學在中國是一個蓬勃發展的領域，它吸引了大量學者，並獲得了大量的大學資助，但是中國的傳統學者仍然將這門學科視為一種危機狀態；危機是由於焦點從「文學性」和文本分析轉向了非文本性的文學和文化理論，並超越了新批評和形式主義。[注]此外，還有一些中國學者仍然反對將跨學科性充分納入比較文學學科，反對納入跨民族研究，而堅持跨國研究，這並不令人驚訝，這也暗示了當今中國的少數民族所面臨的更大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問題。

主張種族完全非政治化和徹底廢除少數民族權利的中國著名學者、社會學教授馬榮指出，「民族」和「族群」這兩個經常被交替使用的詞在中文術語上存在混淆，它們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注]「民族」一詞可以被翻譯為「nationality」，而「族群」可以被翻譯為「ethnic group」或「ethnic minority」。顯然，這個區別是非常重要的。馬榮建議從現在開始，在指稱56個不同的民族時，應使用「族群」，而不是「民族」。理由如下：

第一，中國的蒙古族、滿族、藏族、維吾爾族和回族等少數民族的社會文化內涵與美國的美洲印第安人、非裔美國人和西班牙裔等其他國家的「種族和族群」相近，因此，「族群」一詞更準確地反映了中國的民族結構。第二，區分這些術語可以避免同一詞的兩個不同含義(「中國的民族」與「族群」構成「中華民族」)在漢語中造成的概念混淆。最後，如果我們把中國的56個少數民族翻譯成56個「民族」，並將他們所代表的經濟和文化利益的請求命名為「民族主義」，我們就會嚴重誤導講英語的讀者，他們可能會把這些群體與獨立的政治實體聯繫起來，這些獨立的政治實體就有權進行「民族自決」，並建立自己獨立的「民族國家」。[注]

在界定比較文學的研究目標時所遇到的問題，遠比探析跨國、跨民族、跨文明這些簡單的術語要深刻、複雜得多。「跨國」的特權與對「跨民族」的漠視，在中國的民族文學和比較文學學術中，都顯示了對中國少數民族寫作的漠視或低估。這些術語揭示了一種偏見，就像美國過去的學術著作一樣，曾經被忽視使用性別中立的術語，比如「人」，作為「人性」的象徵。在美國女權運動之前，重男輕女的偏見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之前的學術修辭所造成的。正是在此基礎上，跨國比較文學學術中的「跨國」一詞過於簡單化，也不完全恰當。這種排斥中國民族間比較的術語和原則與比較文學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斯蒂文·託託西·德澤佩特尼克(Steven Totosy de Zepetnek)說：「比較文學有一種包容他人的意識形態，是一種邊緣文學，它具有邊緣性、體裁性、多種文本類型等多種含義」。[注]此外，在託託西的「比較文學一般原則」的基礎上，一些中國學者對民族間比較的忽視，違背了比較文學的第七條一般原則，即「它的理論、方法以及思想政治都包括在內。這種包容延伸到了所有其他民族，少數民族和邊緣民族，它既包括形式，也包括實質」。[注]無論是少數民族還是少數民族文學，各民族都應該具有包容性。

將跨民族研究納入中國比較文學領域是當前一個具有爭論性的話題。陳惇和劉象愚共同撰寫的《比較文學概論》(2000年)，給出了一個國內較有特色的比較文學的定義，並提出了一些具有創新性的觀點。他們在書中詳細區別了國別文學和民族文學之後，提出：「比較文學是一種開放式的文學研究，它具有宏觀的視野和國際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界限的各種文學關係為研究對象，在理論和方法上，具有比較的自覺意識和兼容並包的特色。」[注]以中國的標準來衡量，陳、劉對比較文學的定義是極其進步的，因為它沒有提到「跨國」，而是提出了一個「跨學科」的目標。相比之下，曹順慶教授給出的比較文學的定義則更具特點。曹順慶是中國著名的比較文學學者之一，也是《比較文學變異理論》(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書的作者，該書於2013年在美國出版，書中提出的比較文學的「變異學」理論，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曹順慶在《比較文學教程》中明確了「中國比較文學」的宗旨。他提出的比較文學的定義是，「比較文學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懷來從事不同國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學科之間的跨越式文學比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種跨越中文學的同源性、變異性、類同性、異質性和互補性，以實證性影響研究、文學變異研究、平行研究和總體研究為基本方法論，其目的在於以世界性眼光來總結文學規律和文學審美特徵，加強世界文學的相互了解與整合，推動世界文學的發展。」[注]

曹順慶在比較文學的定義中提到的只有「跨國」與「跨文明」研究，並沒有提到「跨民族」研究。他的定義與陳惇、劉象愚的定義有很大的不同，因為他不僅提到了「類同性」，而且提到了「異質性」，即文化之間的差異，而且還提到了「跨學科」研究的問題。曹順慶的變異學理論與西方傳統的比較文學理論相比，更加偏重於同質化，而不是異質性。當然，曹順慶並不反對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一般來說，中國的大學對少數民族的研究是十分包容的。例如，四川大學開設了關於藏族文化研究的課程。中國還有很多「民族大學」，專注於一個或多個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然而，曹順慶在比較文學研究中仍然對跨民族之間的比較研究持否定態度，他認為應該將之放在民族文學的範疇之下。

曹順慶在《比較文學概論》一書中對「國民文學」和「民族文學」的論述闡明了他的立場。他在書中指出，國民文學發展的自然規律是從「民族文學」發展到「國民文學」，再發展到「區域文學」，最後發展到「世界文學」，這是人類文學橫向發展的基本規律。[注]曹順慶說，在民族文學發展的過程中，當民族文學發展成熟為國民文學時，民族文學最終會「過去」。[注]雖然總體上來說，曹順慶對民族文學發展的概括是足夠堅實的，但民族文學在國民文學面前「過去」的說法實在有些簡單了。例如，在今天的美國，大量的民族文學，如美國土著文學、西班牙裔美國文學、亞裔美國文學、非裔美國文學、猶太裔美國文學等，在國民文學面前肯定還沒有消亡，儘管美國在英語的共同語言中基本上是統一的。此外，在諸如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家，某些民族之間的文化和語言差異相當大，同質國民文學的概念其實也是虛幻的。

三、跨民族研究是比較文學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比較文學成為一個新興領域。中國比較文學的興起，為中國民族文學研究帶來了契機。中國民族文學研究在現代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大學課堂上，教師們開始普遍使用諸如「少數民族比較文學」、「少數民族文學是比較文學」的術語，有些研究者不但將對史詩《格薩爾王》的研究看作是比較文學研究，而且將史詩中的人物形象(如格薩爾)的分析看作是比較文學的形象學研究，少數民族文學文本的翻譯也被看作比較文學譯介學研究。湯曉青撰文說：「中國各民族文學關係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屬於比較文學的範圍」。[注]一些學者甚至主張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屬於比較文學範疇，它是中國比較文學不可或缺的分支。

在中國，比較早地將比較文學的思想與研究方法應用到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去的學者是季羨林與賈植芳。他們是這一領域的傑出代表，其成就也是最高的。季羨林早年出國留學，精通英語、德語、梵語和巴利語，能閱讀俄語、法語和託卡裡安語(獨立的印歐語系的一種語言，在現代世界中分布最廣)。他同時對佛教、中國文學、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在1935—1945年期間，在德國的十年，不僅是因為他對印度文化的長期興趣，而且也是因為他對印度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的研究。他的研究方法反映了對現代學術的理解。賈植芳是中國著名的作家、翻譯家和學者，也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他赴日留學時，在東京大學從事文學創作和翻譯工作，他也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20世紀90年代初出版的論文集《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中，賈植芳認為，應該將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納入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賈植芳先生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關注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在國內學者中，他是最早開始招收比較文學專業的少數民族研究生的專家之一。他們二人均將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納入比較文學的研究範圍，並試圖建立少數民族比較文學體系。

本世紀初期，陳惇和劉象愚在《比較文學概論》(修訂本)中說，跨越民族界限的內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將比較文學和民族文學研究加以區分，所以他們認為李白與杜甫、華茲華斯與柯勒律治、《紅字》與《白鯨》《羅摩衍那》與《摩訶婆羅多》之間的比較不是比較文學，因為比較者只是運用了比較的方法在同一民族範圍內做了比較；二是多民族國家之內的各民族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理應屬於比較文學，所以加拿大文學中英語文學與法語文學，中國蒙族文學與藏族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就是比較文學。扎拉嘎在專著《比較文學：文學平行本質的比較研究——清代蒙漢文學關係論稿》中，回顧了比較文學學科發展史之後，提出從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來看，應當「將一國之內各民族文學關係研究，歸入比較文學的範圍」。[注]作者認為，比較文學和一般的文學比較，有著本質的不同，比較文學是研究文學平行本質相互關係及其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在它關注的幾種文學關係中，不同民族文學關係研究是比較文學概念的基石。楊榮、徐其超在文章「四川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聯姻三十年」中說：「文學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較文學的性質和特徵，決定了多民族國家內部自成體系的不同民族文學的比較屬比較文學範疇，從而內在地決定了民族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聯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或許多民族國家內部自成體系的民族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將成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理論主張的一個亮點。」[注]以上學者都認為，少數民族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屬於比較文學的範疇。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可將少數民族文學與比較文學之間的研究分為兩部分：一是比較文學的理論方法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的運用；二是各民族文學之間關係的研究。將比較文學的思想和方法運用到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將少數民族文學與外國文學進行比較研究也是可行的，但是，少數民族文學是民族文學的一個分支，應該把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納入到一個國家文學的內部研究之中去，當然其中也包括各國多民族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中國有三大少數民族史詩：藏族的《格薩爾》、蒙古族的《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希臘人也有《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大史詩。不僅如此，早在中世紀的歐洲就誕生了英雄史詩《貝奧武夫》；法國的愛國英雄史詩《羅蘭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國的《尼伯龍根之歌》。在文學研究中，研究者研究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對這些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和史詩之間的相互比較研究上。荷馬研究、中國三大英雄史詩的西方研究、中西史詩的比較研究都是很好的例子。雖然這些研究涉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但我們不能否認這些研究屬於比較文學的範疇。民族文學作為文學的一個分支，應歸入一個民族文學的內部研究領域，屬於民族文學的範疇。它包括不同國家民族文學間的比較研究，蒙古族文學與藏族文學的比較研究，蒙藏文學與漢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這些都應屬於比較文學的範疇。目前，學術界的一些研究者仍習慣於將一國各民族文學間的比較視為國內的民族文學研究或民族文學研究，拒絕將其納入比較文學的研究範疇。民族文學是一個國家文學的內在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國家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體現了不同民族和一個民族內部文學的多樣性和異質性。

比較文學的定義包括跨國和跨文明研究是可以接受的，但在中國比較文學中排除跨民族研究是不能接受的，因為中國許多民族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種族差異和區別。除了無關緊要的種族差異、地域差異、某些情況下的宗教差異以及某些族群之間的語言差異之外，還存在足夠多的不同，值得進行比較文學研究。以藏蒙文學為例，它們是中國民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民族之間的文學本身也是獨特的「織錦」，其傳遞著獨特的文化身份，當然值得比較研究。

作者簡介： 韓曉清，文學博士，西北民族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基金項目：2017年度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比較視域下的甘肅少數民族神話研究」(項目編號：YB04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