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人紛紛逃遁於道教佛門時，陸機仍然堅守聖人之道，成為「最後的儒者」，好比陳世驤在堅持他的人文主義信念。艾克敦更認為陳世驤因為與陸機同樣認為「文學」可以是「對抗黑暗的光」，才有信心面對「回去中國」還是「留在加州」的猶疑。
本文是筆者對港臺地區以至海外漢學界的「抒情傳統」論述的全面研究計劃的一部分，以陳世驤的學術歷程為研究對象，希望通過這個研究，一方面可以進一步理解「抒情傳統」這個現代的中國文學研究論述傳統的緣何而生，其論釋能力與其生成過程有無關係，其未來發展的前途如何；另一方面，試圖透過一位經歷大時代變化的華裔學人的學術心路，了解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政治，從而思考現今學人在障礙更多的學術路途上，應如何開展步履, 向前邁進。
一、前言
陳世驤（1912-1971）是臺灣香港以至北美學界常常提到的名字，尤其他的《中國的抒情傳統》一文，更是膾炙人口。在大陸卻一直沒有適當的介紹，以至簡單地以為他不過是芸芸北美漢學家之一。《陳世驤文存》雖由陳子善先生增編校訂，在大陸出版刊行，卻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大陸學界對陳世驤在中國文學研究的影響比較隔膜，也不理解其「抒情傳統」論述的意義。本文是筆者對港臺地區以至海外漢學界的「抒情傳統」論述的全面研究計劃的一部分，以陳世驤的學術歷程為研究對象，希望通過這個研究，一方面可以進一步理解「抒情傳統」這個現代的中國文學研究論述傳統的緣何而生？其詮釋能力與其生成過程有無關係？其未來發展的前途如何？另一方面，試圖透過一位經歷大時代變化的華裔學人的學術心路，了解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政治，從而思考現今學人在障礙更多的學術路途上，應如何開展步履，向前邁進。準此而言，本文離目標還很遙遠。本文只能充當這個研究的預備工程之一。
陳世驤，字子龍，號石湘。河北人，1935年北京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畢業，留校任講師。抗日戰爭爆發後離開北平，在長沙湖南大學任教，1941年轉赴美國，在哈佛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從事教研工作，1945年受聘加州柏克萊大學，曾任該校東方語文學系系主任，又籌辦比較文學課程。他的著述以中國古典文學為主，兼及中國當代文學以至翻譯研究，文章散見各學刊或論文合集。其中只有十餘篇中文著作和譯文輯入《陳世驤文存》，大部分以英文寫成的論文還未結集，因而流通不廣；其1941年離開中國以前的著作更罕見記載，以至問津不易。
二、陳世驤與現代文學
陳世驤的學術成就無疑是遠赴美國以後才漸漸顯現，但他去國以前的經歷，不僅是一位有影響力的海外華矞學者的學思道路的起點，更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學研究思潮如何在海外與臺港發展或者變奏的一個樣本，值得我們注意。可惜相關的記載比較少；最常被提及的是他與英國詩人艾克敦（Harold Acton, 1904-1994）聯合英譯了第一個現代詩的選本──《中國現代詩選》（Modern Chinese Poetry）。事實上，陳世驤在北京大學讀書以至擔任講師期間，非常積極參與當時的文學活動。他的先後同學輩包括「漢園三友」：同系的卞之琳、李廣田和哲學系的何其芳；他自己也有小說、散文和詩歌的創作，但至今已不易見了。從現存資料可知，他是當時在北平慈慧殿3號朱光潛家中進行的「讀詩會」的常客，與會者包括北京大學的沈從文、梁宗岱、馮至、孫大雨、羅念生、周作人、葉公超、廢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清華大學的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華，以至林徽因、周煦良等等；1935年12月6日《大公報·文藝》第55期還刊登了陳世驤寫給主編沈從文的信，題作《對於詩刊的意見》，由「讀詩會」的聚會談到大家關心的《詩特刊》問題，又表達了他的文學見解。
再考察陳世驤在北京大學所受的文學訓練，我們可以更好的理解其文學品味和思考方向的初貌。這裡先把焦點放在他的北大老師艾克敦身上。與陳世驤合譯《中國現代詩選》的艾克敦，是二十代開始在英國文壇崛起的牛津詩人；1932年任教於北京大學。他也常常參加北京的各種文學聚會，與溫源寧、朱光潛、梁宗岱等時相往來。從1933年7月開始，陳世驤就住在他家中，不久就開展了合作編選及英譯現代詩的工作。二人的翻譯陸續見載於曾為北大外文系主任溫源寧等主編，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 《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以至美國詩人哈莉特·蒙羅（Harriet Monroe, 1860-1936）在芝加哥出版的重要詩刊《詩》（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之上。艾克敦在北大初時開的課是「英國文學」、「莎士比亞悲劇」和「王政復闢時期喜劇」（Restoration Comedy）。第二年開始教現代英詩，他就堂而皇之的講授艾略特的《荒原》，以至勞倫斯的詩歌。陳世驤最少聽了他兩年的課。後來二人更日夕研討中國現代詩的英譯，據艾克敦回憶，他對現代中國文學的了解主要得自陳世驤。1935年11月艾克敦在《天下月刊》發表《現代中國文學的創新精神》；這是早期以英文論述「新文學」的一篇相當有見地的論文，當中不乏陳世驤的意見。
另一方面，陳世驤在討論翻譯的過程中，更熟習老師指導的文本細讀批評方法。他在《大公報·文藝》發表的《對於詩刊的意見》，與艾克敦的文章差不多同時完成。其中艾克敦的影響，也不難察覺。陳世驤提出討論新詩「應該注意許多似乎細小而極基本的問題」，他建議：
凡是現代出過詩集對新詩有影響的詩人都分開討論一下，以他們的作品為主，範圍不怕狹，甚至只選一兩首他的代表作來批判，從小地方推敲，把他們所用的工具檢討一下，用具體的例證判斷他的情調、風格，成功與失敗，總比空泛地講些「內容」、「形式」、「藝術與人生」好些罷。
文中他就以兩個具體例子說明他的觀點：一是卞之琳詩《朋友和菸捲》中間一段，另一是臧克家名篇《老馬》。卞之琳這首詩的英譯收入《中國現代詩選》，但並沒有在後來結集的《十年詩草》或者《雕蟲紀歴》中出現。照陳世驤看來，這首詩顯示卞之琳之「善用語言的自然韻律（Speech rhythm）和分行、押韻的技巧」。他從字數參差安排與樂音抑揚的關聯、詩行造成的圖案及其寓意、韻腳音色的錯綜效應，發現了這幾行詩的「字音與節拍能那樣靈妙地顯示樂音的和諧與輕煙的迴旋節奏，絕不是率爾而成的」。用以對照的《老馬》一詩，在陳世驤細意分析之下，顯得「意念空泛」、「用韻粗笨」，雖然作者「有意識地以吟詠人世艱苦為己任」，但詩中的「情感狀態（Emotional attitude）完全現得虛偽」。陳世驤最重要的論點是：
詩人操著一種另外的語言，和平常語言不同。……我們都理想著有一種言語可以代表我們的靈魂上的感覺與情緒。詩人用的語言就該是我們理想的一種。那末我們對這種語言的要求絕不只是它在字典上的意義和表面上的音韻鏗鏘，而是它在音調、色彩、傳神、象形與所表現的構思絕對和諧。
事實上我們可以把陳世驤這段話看作「詩言志」或者「詩緣情而綺靡」的一種現代詮釋：「我們的靈魂上的感覺與情緒」可以是指向內心世界的「志」或「情」的現代變奏，「音調、色彩、傳神、象形與所表現的構思絕對和諧」亦不外乎現代詩學意義下的「言」之「綺靡」。這篇文章所展示的文本細讀方式，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陳世驤後來在臺灣發表的著名論文《中國詩之分析與鑑賞示例》。後者以下的文字與上面的引文相近處非常明顯：
若只以為詩的文字之嫻熟只是字典和詩韻合璧的熟用，這雖然不差，但必然不夠。所以我們要進一步說，所謂形式form，決不只是外形的韻腳句數，而是指詩裡的一切意象，音調和其它各部相關，繁複配合而成的一種有機結構。
這篇1958年的文章後來成為臺灣以至海外文學批評的典範論文，影響深遠。《對於詩刊的意見》以為詩的理想是「音調、色彩、傳神、象形」與詩人的「構思」達至「絕對和諧」；這「和諧」也就是《中國詩之分析與鑑賞示例》所講的「一種有機結構」的表現，也是陳世驤文學思想中的理想的「秩序」。前後二文對照，可以見到陳世驤的批評觀念的淵源和發展。
陳世驤《對於詩刊的意見》一文很快就得到邵洵美為文響應。他在1935年12月21日《人言周刊》發表《新詩與「肌理」》，指出陳世驤的意見近乎英國女詩人西脫惠爾的主張，而西脫惠爾最重視詩的肌理（texture），以為「字眼的音調形式，句段的長短分合，與詩的內容意義的表現及點化上，有密切之關係」。邵洵美又運用這種「肌理說」來深入探討李白的《將進酒》的開篇三句：「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這氣勢的浩大，正像泛濫的狂濤在天心直滾下來。第一個「君」字是那樣的清脆與響亮，大有雲開見日的意象，使你有仰頭高盼的感覺：點示著後兩句的距離與接近。後面十四字，除了「之」字外，沒有一個不是表現著波濤洶湧的聲音，一瀉萬裡的境界；而最後那「回」字的悠長暗淡，十足給你一種越流越遠，「不復回」的意象。像這樣的絕妙佳句，怎不叫讀者擊節嘆賞，悠然神往呢？
邵洵美的點評比較著重欣賞感受，沒有陳世驤文所展示的拆解以作細部分析、再貫串綜論，那麼具體入微；但邵洵美在此只是解釋他心中要寫的《李太白評傳》的一些想法，以呼應陳世驤的文章，沒有完整的論析，不足為病。文章的結尾說：
陳世驤先生能在這時候提醒我們，實在是新詩的幸運；希望他多寫這一類的文章，新詩前途的光明可以預卜！
邵洵美關心的是「新詩前途」，但解說時藉助西洋的學理，範例卻是古典詩句；這種「現代」、「西方」、「古典」的結合方式，是當時詩學思潮中不可忽視的傾向。
邵洵美注意到陳世驤《對於詩刊的意見》一文的理論資源，可能從艾克敦而來；事實上，陳世驤文中稱揚卞之琳《朋友和菸捲》的一些論點，也見於艾克敦的回憶錄。艾克敦也以這首詩來說明卞之琳的風格──「直捷、韻律自然、善用日常語言」；其關注點甚至批評詞彙，明顯與陳世驤之文相似，看來這是兩人的共同見解。
此外，艾克敦的現代中國文學觀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面：現代文學與中國古代傳統的關係。他為《中國現代詩選》撰寫的《導言》以及在《天下月刊》發表的《現代中國文學的創新精神》兩篇文章，其主要內容就是從文學史的角度析述新文學的發展，並對各階段的作家作出毫不含糊的評價，又在適當時候作出中西文學的異同對照。從中我們可以見到他對中國文學傳統的觀察。比如說，他以為中國詩歌的特點在於「興發與含蓄」（evocation and suggestion），覺得法國象徵派詩人魏爾侖（Paul Verlaine, 1844-1869）所追求的「不著色彩，只存濃淡」（「Pas de couleur, rien que la nuance」），其實更像是中國的美學原則。他又說中國詩歌雖多常見熟辭滑調，但卻可輻湊成強烈的印象，英詩中只有少數「意象派」詩人才能臻此境界。他又認為何其芳詩擅於運用古典辭藻，有如濟慈借用史賓塞（Spenser）之辭。更重要的是艾克敦非常欣賞林庚的新詩，認為他的詩雖出之以現代口語，但富於傳統中國詩詞的的韻味（possessing many of the characteristic idiosyncras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有王維、蘇軾之風。《中國現代詩選》選入15人96首詩，林庚之詩入選最多，共19首，佔總數差不多兩成。艾克敦這個取向，其實可歸因於兩個基本因素：一是他抱持艾略特式的「傳統觀」，以為有成就的詩人必與傳統互動，既取資於傳統，又創新以豐富傳統。中國新詩除了承受西方的影響以外，還得活化傳統故舊，以建立現代的風格；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判定他對對中國傳統的把握，其實在於其中「抒情精神」的體會。
詩人張錯在評論艾克敦的選本時，特別點明當中「強烈的抒情偏向」（a strong lyrical bend），「特別見於他對卞之琳、何其芳、林庚、徐志摩等人詩（的選錄）」。張錯指出當時詩壇另有一個回應社會紛亂以及日本侵迫的寫實主義詩潮，但這個選本並沒有顯示出來。如果我們再參考艾克敦及陳世驤合撰的詩人小傳，以及本書附載的兩篇文章，這個選集的「抒情精神」偏向會更為彰顯。兩篇附載分別由廢名和林庚所撰。廢名的《論現代詩對話錄》主要從「詩感」（poetic feeling）去理解中國新舊詩的基因及其變化；林庚的《論詩》也認為新詩是以新方法來表達「新的感受與情懷」（new sensations and emotions）；換句話說，詩如何「言志」或者「緣情而綺靡」，以薪傳中國詩的精神，仍是他們的關懷所在。 艾克敦在一本以作品為中心的選本，特別劃出篇幅以載入兩篇從抒情傳統與現代之關係去理解新詩的論文，可見其重心的偏向。
當然，艾克敦對中國文學的理解，不無「西方本位」的嫌疑；於他而言，中國文化形象鮮明處，其光源往往是對西方文化得失的思考。然而，他把這種思考角度帶給對世界充滿好奇的陳世驤，卻足以催化這位年輕批評家的文學觀，於現代與傳統的關係作出反思。日後陳世驤對傳統文學的研究，對西方現代文學批評觀念的應用，都有可能與這段和艾克敦切磋琢磨的經驗有關。事實上陳世驤移居美國以後來的一些學術工作，如陸機《文賦》的英譯，仍然得到艾克敦的支持；二人在美國重聚時，更再次合作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完成英譯《桃花扇》的初稿。因此，艾克敦和陳世驤的文學因緣，就不僅限於兩三年短暫的大學師生間的學業授受；而陳世驤在學術上發展定位，亦可以循著這些痕跡而得尋見。
陳世驤早期文學思想所承受的影響，除了最親近的艾克敦以外，當然還有得自其它師友交遊，例如上文提到的「讀詩會」和相關活動。當時主其事的朱光潛也是北京大學的老師，1933年開始在外文系開設「西方名著選讀」和「歐洲文學批評史」等課。他還到中文系授課，講課的內容就是尚未出版的《詩論》初稿。陳世驤應該選過他的課，參加了他課外主持的文學活動。因此，朱光潛及其同群在三四十年代發表的論文，其鼓動的學術風氣，應該會對出國前的陳世驤有所薰染。即使陳世驤出國後，他還繼續與朱光潛聯絡。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第3卷第1期，就刊登了陳世驤的《法國唯在主義運動的哲學背景》；陳世驤在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上發表《文賦》英譯，當中也提到朱光潛和他通信，為他提供《文賦》版本的信息。夏志清《悼念陳世驤》一文提到：
世驤同朱光潛在治學上有基本相似的地方：即是他們對美學、對帶哲學意味的文藝批評、文藝理論特感興趣。
夏志清對朱光潛和陳世驤的師生關係似乎並不太了解，但他對二人在學術路徑相近的判斷卻是準確的。朱光潛和當時一群對西學有認識的學院中人，對中國文學和文化傳統都有重新體認的熱誠，希望從更寬的視野觀照世界，透過中西文化的同異反思當前的路向，於是開展了不離「現代」關懷的「傳統」研究。我們略為檢索朱光潛在這個時期的著作，可以見到不少從這種思考出發的文章，如《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1934）、《長篇詩在中國何以不發達?》(1934)、《詩的隱與顯──關於王靜安的《人間詞話》的幾點意見》(1934)、《從「距離說」辯護中國藝術》(1935)、《從生理觀點論詩的「氣勢」和「神韻」》(1935)、《從研究歌謠後我對於詩的形式問題意見的變遷》（1936）、《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1936）、《樂的精神與禮的精神》（1942）、《詩的普遍性與歷史的連續性》（1948）、《詩的意像與情趣》（1948）、《朱佩弦先生的<詩言志辨>》（1948）……。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研究朱光潛在二、三十年代的學術路向，指出朱光潛身在一座向傳統傾斜的塔往外望，與當時的澎湃左翼思潮方向迥異；但杜博妮也提醒我們朱光潛不是一位「頑固的保守主義者」（arch-conservative），反而是試圖把中國傳統放在多元的西方理論中來肯定其位置，這立場應屬於「普遍主義者」（universalist）多於「保守主義者」（conservative）。杜博妮這個精闢的觀察，可以提示我們重思當時的一群「京派學院批評家」的時代意義，也是我們理解陳世驤日後學術思想的重要線索之一。
現在回顧陳世驤的學術貢獻，無疑以他的古典文學研究最為重要。但他剛到美國時，還沒有跟中國現代文壇脫節。他一方面在美國的雜誌以英文發表中國現代詩壇的介紹，或者英譯卞之琳和艾青等的新作；另一方面還有文稿在中國的刊物發表，例如在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發表《法國唯在主運動的哲學背景》，在一份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新辦的周刊《新路》發表《美國文藝的後顧與前瞻》。楊牧在整理陳世驤文稿時曾說「《唯在主義》一文可能是中國最早談論存在主義的著作」，雖然不完全準確，但這篇文章的確是四十年代中國文學界引介存在主義的小浪潮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陳世驤此文雖似是客觀介紹一種新興的哲學思潮，但細看文中有不少重點都預示了他日後的學術著作的一些思考方向。例如他因沙特的「質性先於存在」之說，解釋「質性」（essence，現今通譯「本質」）和「存在」（existence）的關係，說明當中「個人存在的自覺」的意義，正是他後來討論「詩」字源起，以至中國文學的「文化質性」的基礎原則；又如文中對「時間」與「永恆」的關注，也是他晚年力作《論時：屈賦發微》的出發點之一。
三、《文賦》英譯的意義
陳世驤到了加州柏克萊大學以後，以陸機《文賦》之英譯正式開展了他的古典文學研究生涯。 翻譯的成果和相關論述發表在1948年出版的《北京大學五十周紀念論文集》（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Semi-Centennial Papers）。這一套大型紀念論文集的作者陣容非常鼎盛，除了當時校內的教授以外，還有與北大相關的學者；當中包括燕卜蓀（William Empson, 1906-1984）、房兆楹、孟森、陸侃如、賀麟、魏建功、容肇祖、瞿同祖、朱光潛、錢學熙、袁可嘉、夏濟安等。陳世驤之作共71頁；大概因篇幅較大，所以自成一冊（第11冊）；其題目是《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封面上還有幾行說明：
本篇研究陸機《文賦》與其生平、與中世紀中國歷史，以至與現代批評觀念的關係，並以詩體翻譯全文。
文章分三部分：一、《陸機生平與《文賦》之撰定時間考》（Lu Chi’s Life and the Correct Date of his 「Essay on Literature」）；二、《談譯文中部分概念和用語》（Discussion of Some Ideas and Expressions in the Translation）；三、《《文賦》英譯》（An English Version of the 「Essay on Literature」）。這個可能是《文賦》最早之英譯本，雖然由中國重要學術中心北京大學隆而重之地籌劃出版，但面世時適值中國政局劇變，其流通量似乎非常有限。有鑑於此，陳世驤於1953年把譯文單行出版，但刪去第一、二部分的研究論述；譯文前有張充和手書《文賦》原文，後加上《附記》（Supplementary Note）一篇，交代他和逯欽立就陸機撰寫《文賦》時間的討論。書前新撰《導言》（Introduction），從比較文學及文學史的角度申論陸機和《文賦》的意義；書名徑題《陸機文賦》（Essay on Literature: Written by the Third-Century Chinese Poet Lu Chi）。相對來說，1948年的譯本比1953年本有更多陳世驤對《文賦》的解說，故以為下文討論的主要根據；然而1953年本的《導言》亦深刻精要，將參酌採用。
《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以相當的篇幅論述陸機的生平，並考訂其創作《文賦》的年份。學界對陸機撰《文賦》的年代，以前多據杜甫《醉歌行別從侄勸落第歸》「陸機二十作文賦」一語，以為是他是年輕時期的作品。陳世驤則認定是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他的判斷其實與逯欽立同於1948年發表的《<文賦>撰出年代考》非常接近，主要證據同是陸雲《與兄平原書》「兄頓作爾多文」之說，以為「多文」包括《文賦》和《感逝賦》；後者可能就是見諸《文選》的《嘆逝賦》，其序有「餘年方四十」之句。陳世驤因此以為《文賦》和《感逝賦》同作於陸機四十歲，也就是永康元年；逯欽立則以為陸雲的信撰於永寧二年（302年），《文賦》應是永寧元年歲暮之作品。二人對這個問題有往返四封信討論，補充了論據，但結論沒有改變。
我們在此不必追問誰人的考證比較詳實可靠，值得一提的是兩人的考證過程所顯示出來的學術風格。逯欽立是非常嚴謹的安排數據，用平實的語言進行乾嘉考據式的推理。陳世驤則筆端常帶感情，解讀文獻時表現出敏銳的文學觸覺。例如他會從感情邏輯看陸機《吊魏武帝文》，哀憫「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於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以為兩年後陸機寫《文賦》，正是這個感慨的自然發展：以詩賦文章為人心之大用（the best of the mind），以超越生死界限而至不朽（immortality）。他非常在意把《文賦》之撰年考定於永康元年。這一年趙王倫誅賈謐，陸機因參預其事而獲賜爵關中侯；然而，曾賞識陸機兄弟而力加薦引的張華卻因此事而被殺。政治世情波譎雲詭，陸機身不由己，三年後就因身陷八王亂事而喪命。陳世驤指出陸機在永康元年突然爆發出強大的創作力，正是一個苦悶的靈魂在漆黑昏暗中尋覓光源的表現，所以陸雲信上說：「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陳世驤又以為「多文」中的《羽扇賦》和《漏刻賦》讓人聯想到人類如何面對「命運無常」與「時間」，《感逝賦》、《詠德賦》和《述思賦》是追思張華，感懷時世之作，尤其《感逝賦》所說：「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精浮神淪，忽在世表」，正是這深受折騰的心靈在昏暗歲月中掙扎和求索的表現；而《文賦》就是他的求索所得的正式宣告：以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
陳世驤的考訂，其實是一位敏感的批評家對一顆文學心靈的追蹤，是超越時空阻隔的知音感會。他和逯欽立討論雙方的論據後總結說：
任何考據，多難免臆測成分，惟以最近於良心，合於物證，故堅持之。
所謂「臆測」，所謂「良心」，最難把握；無論怎樣嚴謹的考據，都需要敢於冒險的想像力來推動。除了文獻功夫之外，陳世驤所倚仗的就那種心靈追跡的能力。同時此一考訂也顯示陳世驤對「詩」──或者說「創造性文學」（creative literature）──之為用的理解。我們回看他在1942年寫的《戰火歲月一詩人》（A Poet in Our War Time）一文，也會見到同一的信念的宣示。
這篇文章的論述對象再是他的好朋友卞之琳，大概是陳世驤作為現代詩評論家的最後演出。此後他的學術主要領域就是中國古典文學，對五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當代文學雖有論述，但性質已然不同。38篇中主要討論卞之琳於1940年在香港出版的《慰勞信集》。詩集各篇是應當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的號召而寫的「慰勞信」，功用是宣傳抗戰，這與卞之琳以個人私我作基調的前期詩歌大不相同。對這些作品最理所當然的評論就是指出卞之琳的思想轉向，走向人民大眾，宣揚愛國精神。可是，批評家陳世驤卻從詩人特有的魅力和感應力（inborn poetic charm and sensitivity）去閱讀卞之琳這一組寫於滄溟鼎沸的戰時詩歌；他眼中的卞之琳有如：
浮泛於崩石的浪濤間的一隻白鴿，它最能感應到其中的怒潮，但卻能翩然地舒展如雪的雙翼，溷濁不沾。
但他仍然臨顧人間，清楚聽到自己的脈動。
因為詩的力量，可以戰勝黑暗，可以感應滄桑；能不為物質世界所限囿，卻又不離人世；就如《文賦》所宣示的一樣。
因此，在陳世驤眼中，莊嚴深刻之作如《文賦》，只會是陸機這位深陷苦痛中的詩人方能寫出；其中對「文學創作的體悟」，是「在超離昏亂世局的升華時刻」才得達致（the contemplation of creation at a sublime hour of detachment from the world’s chaos and gloom）。
陳世驤在其批評和學術的著作中，以特有的敏感觸覺去體貼或遠或近的詩心，彰顯文學的創造力量，其實也有藉此抒發己懷之意。他的北京大學老師艾克敦在其後的回憶錄中，對陳世驤英譯《文賦》時期的境況有相當深入的記述。艾克敦看到從前的學生已成大器，更是一位已然啟悟的人文主義者（an enlightened humanist）。他又察覺到這時的陳世驤其實猶如身陷亂世的陸機。當世人紛紛逃遁於道教佛門時，陸機仍然堅守聖人之道，成為「最後的儒者」，好比陳世驤在堅持他的人文主義信念。艾克敦更認為陳世驤因為與陸機同樣認為「文學」可以是「對抗黑暗的光」，才有信心面對「回去中國」還是「留在加州」的猶疑。在這位「唯美者」眼中，回到中國比不上留在柏克萊，因為此間可以繼續薪傳中國文化的火光。因此，翻譯《文賦》可謂別具深義，艾克敦甚至認為為陳世驤之以現代英語去捕捉中世紀中國書寫的思想與意象，其實就是一次艱辛的歷險（exacting venture）。斯時兩人又合作英譯《桃花扇》，在陳世驤心內，黍離麥秀之感一定非常強烈。再參看陳世驤和逯欽立隔洋討論《文賦》繋年的第二封信所說：
且國內大杌隉，而兄能靜心澄思，鉤尋典籍，益見修養之深，不勝佩慰。
這封信寫於1948年12月27日，當時逯欽立尚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時局變化當然勾連思緒，陳世驤這幾句話應是他自己內心世界的反映。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陳世驤在古典文學研究的首航，我們需要究問的就不應停留在「純學術」的問題，例如：他的《文賦》系年是否確鑿不移？他的譯本是否符合「信、達、雅」的要求？反而，我們可以留心他為何對「文學」的「秩序」那麼重視？為何他會把「情」翻成 「ordeal」（試煉）？
以後者而言，陳世驤特別解釋他譯「餘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每自屬文，尤見其情」的後兩句作「When I compose my own works, I am more keenly aware of the ordeal」。他指出「情」是一個具備雙重意義的詞：同時指向「主觀經驗」及「客觀境況」，所以一般分別譯作「feeling」 或者 「situation」；而《文賦》此處討論的是作家寫作過程，譯作「試煉」可同時兼指作者嘗試處理的境況，以及作家感應情緒之激越。這是陳世驤嘗試以學理來解釋這個特殊的譯法。但若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去理解陳世驤之情，其實作為批評家或者隔世譯者如他，要貼近原作者的心靈，還不是要想盡辦法「得其用心」、「見其情」？正艾克敦說，這是一種「艱辛的歷險」，也是一種「試煉」。沿用陳世驤理解陸機的邏輯，我們如能體會陳世驤的心靈，就可以明白譯成「試煉」的真意。
至於文學中「秩序」之義，更是陳世驤再三致意之處。《文賦》中有「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兩句，從文意看來，不外指謀篇布局，如徐復觀所說：
寫作首須謀篇布局。「選義按部」兩句，皆謀篇布局之事，而以「選義按部」句為主；蓋辭附於義，辭之班次乃由義決定。
現代有學者對「選義按部，考辭就班」的比喻性感到興趣，以為這是政治官場的比喻，重點是「考」和「選」，而「選義」顯然比「考辭」重要。陳世驤卻對「按部就班」比較感興趣，因為橫亙於他胸中的是「秩序」的重要性。他譯「班」為「order」，然後引用柯立律治（S.T. Coleridge, 1772-1834）在《桌邊文談》（Table Talk）的話作解釋：
詩＝以最佳的秩序布置最佳的字詞（Poetry=the best words in their best order」）。
這個定義本身並非特別高深，但陳世驤再進而追問「最佳秩序」從何而來？以誰的觀點來判定？所以他再從柯立律治的《文學傳記》第十八章（Biograhia Literaria, Chapter XVIII）找答案。柯立律治在此非常熱心地細論「秩序」的意義，指出這「秩序」來自詩人的內在力量（inner power）；詩人必須有此能力「去措置其內心的經驗」（to order his inner experience）。陳世驤認為陸機對詩的理解和柯立律治一樣，所以「選義按部，考辭就班」的思考不僅止於修辭技巧的經營，而是源於內心世界的一種「秩序」的追求，源於所處世界一切崩壞和混亂所激發的熱忱。文學的理想「秩序」，包含了對新生的盼望，對光明的不斷尋索。
四、結語
以上對陳世驤早期文學經驗的追蹤，大概可以見到二十世紀中前期一位年輕敏慧的批評家如何養成他的文學信念。從三十年代中的一篇卞之琳和臧克家的作品評論看來，陳世驤表現出深刻的鑑賞能力，對詩歌語言非常敏感。他想著「詩人操著一種另外的語言，和平常語言不同」，而這語言「可以代表我們的靈魂上的感覺與情緒」。他關心的就是內心世界（「我們的靈魂」）與外在世界的關連，「文學」（以「另外一種語言」構成）在這兩個世界之間的作用。「文學」雖說是「理想」之物，但這理想卻是「內心」、「現世」之間最有效的中介。再參詳陳世驤的文學訓練，發覺到他的老師如艾克敦對「文學」的理想的見解，頗有向中國抒情傳統靠近的表現；至於當時對陳世驤有直接影響的京派學人如朱光潛等，亦在思考中國文學傳統可以為現代文學提供甚麼資源，國人應如何從更寛闊的視野理解傳統。這些論述對日後移居美國，在西方的東亞學系中從事教研工作的陳世驤，應該有啟發的作用。
陳世驤在美國再論卞之琳。時當抗戰歲月，卞詩主題亦毫不隱晦。在這個語境底下我們可以見到陳世驤的論述並不是脫離現實的玄想。他只是關心文學如何感應現實，呼應現實而又不為現實羈絆；甚而以其所具力量豐富現實。這種力量就是他的《文賦》英譯和詮釋所揭示的以文學為「對抗黑暗之光」。上文交代了陳世驤如何從感情邏輯去追蹤陸機寫作《文賦》的心情，再從《文賦》探視這一代天才的靈魂深處，體認其文心。事實上，從陳世驤的詮解過程我們得悉，他之書寫陸機和《文賦》，實在也寄寓了他的鬱結和探求對抗黑暗之光的盼望。
在此以後，陳世驤以古典文學為研究重心，先是1951年《探求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In Search of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接著《文賦》英譯開出的思路，從「詩」字意義，到「言志」、「緣情」到「情志」的觀念變化，去說明中國文學批評的思想方式。其它重要論文如1961年《中國詩字之原始觀念試論》，1966年的《早期中國的詩觀念》（「Early Chinese Concepts of Poetry」），1968年的《〈八陣圖〉圜論》（「To Circumvent 『The Design of Eightfold Array』」），1969年的《〈詩經〉在中國文學史與詩學的文類意義》（The Shih-ching: Its Generic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d Poetics」），與在他離世後刊布的的《論時：屈賦發微》（「The Genesis of Poetic Time: The Greatness of Ch』ü Yuan」）等，其思慮基點亦多牽及詩人心靈世界、內在力量，以至秩序的意義等，可說是陳世驤文學觀的一貫發展。至於他的拱鼎論文《中國的抒情傳統》中所說：
以字的音樂做組織和內心自白做意旨是抒情詩的兩大要素。中國抒情道統的發源，《楚辭》和《詩經》把那兩大要素結合起來。
兩大要素，也就是陳世驤一向關注的「秩序」的布置與「內在經驗」的宣示，出諸同向的思考。當然，陳世驤後期的論述絕對比早前的意見深刻而精微；其間浸漸發展之跡，還有待另文細論。
注釋因格式問題從略
來源：《現代中文學刊》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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