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比較都是一個最核心的方法。政治學也毫不例外地強調比較方法的運用。事實上，比較政治學作為政治學中的一個分支一直處於政治學中的核心。但是，相比國際政治（含國際政治經濟學），比較政治學恐怕是我國的政治學學科體系中最為薄弱的環節。對於我國的比較政治學中存在的問題，學界已經有相當的探討。但是，我們認為這些討論並沒有注意到一些更加具體但卻是更加深層次的現實問題。
中國比較政治學存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目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比較政治研究。大部分所謂的比較政治學的中文文章都不外乎以下幾類：一、強調比較政治學的重要性，號召學界同仁共同推動該學科發展的文章（即「口號型」文章）。二、泛泛而談的評論或綜述。這些文章通常淺顯地介紹比較政治學的某個大家或流派，卻沒有批判性的研究發展，也不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三、概念辨析性的文章，對比較政治學的一些基本概念進行梳理。這些文章對於比較政治學在中國的起步是有一定價值的，但在今天，這些文章的泛濫表明我國的比較政治學仍停留在學科起步和草創的階段。
學者不願做真正的比較政治研究
造成中國比較政治學基本上沒有真正的比較政治研究的最根本問題是大部分學者不願從事切實的比較研究。連許多教授「比較政治學」課程的學者，乃至一些以比較政治學在學界安身立命的著名學者都沒有從事真正意義上的比較政治研究，至少是好的比較政治研究。
原因也許很多，但是，我們不能將這一結果全部歸咎於「意識形態禁區」。儘管可能存在一定的「意識形態禁區」，但這些禁區也不是全面的「禁飛區」。同時還應該警惕以「逆向意識形態化」來為自己不願意從事真正的比較政治研究找藉口。比如《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比較政治學的幾點思考》一文好像要和西方比較政治學分庭扎禮。但事實上，作者也是西方比較政治學的俘虜，因為文章給人的印象是好像西方比較政治學研究只研究民主化。民主化對西方比較政治學當然一直是一個重要話題，但西方比較政治學的研究範圍要遠大於這個範疇：現代化，族群關係、經濟發展、民生、政府績效，公民信任、不平等、社會穩定、勞工運動等等。這些話題，都是我們中國必須關心的話題。
不願從事切實的比較研究還有一個是心理層面的原因，那就是「中國例外論」。相當一部分的學者和科研管理者認為，對於當代中國而言，研究近乎絕對意義上的「中國問題」才是最必要和最緊迫的。但只有將中國經驗納入和其他國家的比較的視野之中，才能有效地理解和解釋中國現象，避免將中國「特殊化」或者將西方「普遍化」。如果沒有詳實的比較，死死抱住「中國特性」不放，反而會犯許多別人早就犯過的錯誤，最後，別人只會嘲笑我們的自大和愚蠢。
沒有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的支撐
要走向真正的比較政治研究，還要有具體的研究問題。而我們目前的既有討論基本上停留在花絮性的總結歸納、就事論事、甚至是「拍腦袋」的論斷上。就事論事的討論也基本上停留在基於一個國家說一個國家，沒有比較。絕大部分討論和史學幾乎沒有區別，而陳述又遠不如史學研究對歷史描述的詳實。因此，絕大部分所謂的「比較政治學」研究不倫不類。
有了具體的和可操作的研究問題，還必須有能夠解決問題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而我們比較政治學（包括整個政治學界）的研究方法訓練都遠遠不夠。說的不好聽些，中國的比較政治學是沒有研究方法支撐的。
在自然科學領域，因為實驗的可能，科學家可以通過「雙盲實驗」，通過實驗和沒實驗的樣本在實驗前後的結果，來檢驗和確立科學理論。在社會科學中，實驗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是不可能的。而正因為如此，社會科學中對比較，無論是小樣本的「比較案例研究」還是「大樣本的（統計）比較研究」的技巧都要求更高。
目前，確實存在一些基於質性方法的比較研究，但這些研究在研究的質量上仍然亟待提高。一段時間裡，學界對定量方法的介紹和強調使得許多人認為定性研究是非常容易的。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事實上，要做好「比較案例研究」並非易事。而因為這樣的誤解的存在，許多案例研究是「信手拈來」，隨意性極強。即便是有一定意義上的比較，也沒有做到「結構化的、聚焦的比較（structured and focused comparison）」。而沒有「結構化的、聚焦的比較」的比較研究至少是不嚴謹的和不科學的。
如果說還有一些質性方法的比較政治學研究，只是在案例選取和形成解釋上需要進一步規範化的話，那麼基於統計分析（定量方法）、博弈論等的中國的比較政治學研究中就幾乎看不到了。即便與其他領域的國內同行（如經濟學和社會學）比，定量方法在政治學的應用也是極其落後的，這不能不讓（比較）政治學產生嚴重的危機感。
最後，絕大部分社會科學家都已經認識到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各有優勢，各有缺陷。因此，一個趨勢是將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結合起來，發揮它們各自的優勢，彌補劣勢。而因為我們對定量與定性的方法都掌握不夠，所以幾乎見不到定量與定性結合起來的研究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如何做好比較政治學研究
熊易寒 李輝 唐世平
好的比較政治研究不一定需要依賴一手資料。大家所熟悉的摩爾的《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幾乎全部是基於二手的研究成果資料而成。在現階段，中國學者要通過跨國抽樣調查，甚至通過對其他國家的一定時間的實地調研（半年以上）來採集數據恐怕都還很困難。相比之下，利用二手的研究成果資料和現成的資料庫資源是較為理想的選擇。基於二手的研究成果資料做進一步的研究，需要更多的思想創新。也就是說，必須問出新的問題，提供新的思路，創造新的變量乃至資料庫。目前，大部分所謂的比較政治學研究都僅僅是把一些二手資料順手拈來，點綴一下，基本沒有對現有的研究成果和資料有進一步的加工和處理。
要想做到以上提出的要求，有兩項基本功必須要紮實：一是對文獻的關注，尤其是英文文獻；二是要儘快進行方法論上的補課。
學者引用文獻存在誤區
在國內發表的大量比較政治學的論文中，根本沒有文獻回顧部分。即便有一些做了文獻回顧，所回顧的文獻要麼完全忽視西方的研究，要麼所引用的英文文獻有很強的隨機性，並沒有完全掌握其所涉獵的研究問題領域中最重要的理論和範式。還有一些雖然是專門的文獻綜述文章，但是他們所涉及的文獻依然以中文翻譯資料居多，大量相關度非常高且無法被忽視的文獻，卻都沒有被引用。
在介紹和引進（比較）政治學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缺失和誤區。雖然國內已經翻譯出版了不少比較政治學的經典著作，但缺乏系統化的引介。Munck認為，比較政治學一共經歷了四次重大變革，分別是比較政府或憲法階段(1880-1920)、行為主義階段(1921-1966)、後行為主義階段(1967-1988)、第二次科學革命階段(1989-迄今)。而我們引介的滯後性卻十分明顯。一些比較政治學的教材仍在主推阿爾蒙德、亨廷頓、李普塞特、摩爾等第二代比較政治學家、以及少數第三代佼佼者（如帕特南、蒂利、李普哈特、斯考契波、Przeworski）的學術觀點，而第三代和幾乎整個第四代的比較政治學還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再者，國內學界有重專著、輕論文的傾向。經典和新的重要著作當然依舊值得關注，但對於研究而言，《世界政治 (World Politics) 》、《比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 》和《比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等一流比較政治專業學術期刊上的最新論文應該更為關鍵。因為這些成果往往是最前沿、也代表著學術發展的趨勢。
再次，在國外研究成果的引介方面有重歐美而輕其他之嫌，對拉美、非洲、東南亞、東歐等地區的關注度明顯偏低，而事實上對於第三世界的比較研究一直是比較政治學的熱點和亮點。而在中文比較政治文獻中，基本上看不到對這些文獻的引用。
最後，必須儘快補上方法論的訓練。大多數高校政治學專業的研究生，在方法與方法論上的培訓都遠遠達不到國際的標準。這其中恐怕最大的缺口是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是，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研究生都要求掌握統計等基本的定量研究方法，且從本科階段開始就有系統的培訓課程，但是政治學卻沒有。我們的政治科學訓練必須包括至少2到3門的方法論課程，而且還必須不斷跟蹤方法論的進展，比如，最近有很多發展的反事實分析、QCA等方法。
推動中國的比較政治學研究需要制度安排
中國比較政治學研究的進步不僅需要宏大的學術視野、科學的研究方法，也需要相應的制度安排。通常而言，真正的比較政治研究科研周期相對較長，需要投入相對多的科研經費和研究資源，常常需要團隊合作。因此，除了學者通過自身努力可以改善的方面之外，一些重要的外部因素和制度激勵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認為兩個方面的制度改進最為重要。
其一，修正研究基金發放的取向，鼓勵真正的學術合作研究。各項研究基金的發放是引導學者研究取向的重要制度之一。就國內目前的狀況而言，研究基金對於鼓勵學者從事真正的比較政治研究來說意味著兩層含義。一方面，目前國內學術界習慣單兵作戰。如果要真正推動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必須提倡團隊研究與合作研究。而國內目前的學術體制基本不鼓勵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之間的合作，因為只承認第一作者。另一方面，比較政治研究因為涉及至少兩個國家的比較，難度比起純粹研究中國國內問題要更加困難。這也就意味著對比較政治的研究經費支持必須周期相對長一些（比如5年為一期），資金量也要比純粹的研究中國國內問題的經費更多一些。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各類社科基金撒胡椒麵式地劃撥經費，周期也很短。這基本上意味著大規模的比較研究難以為繼。
其二，修正期刊論文發表的取向，乃至整個評價體系。前面已經提到，國內的比較政治學研究多為口號式文章和介紹性文章，但是真正紮實規範的實證性的比較政治學研究成果非常少。這背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前者易寫易發，後者則難寫也難發。要解決這個問題，高端的學術雜誌必須鼓勵真正的實證比較政治研究文章，稍有檔次的學術雜誌應該從此不再刊發「口號型」、「標籤型/判定型」、「偽裝是知識」型的文章，以及膚淺的評價和介紹文章。這些文章只能阻礙佔用學術資源，阻礙真正的比較政治研究在中國的成長。相應地，就評價體系來說，我們的評價不能仍是停留在看文章數量上，甚至發表在什麼樣的雜誌上，而是要看文章的具體內容和水平。
中國學者必須問出和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切實相關的問題，並且從事真正的比較政治研究。而只有有了真正的比較政治研究，我們才有資格和可能談論所謂的理論和實證的突破，從而才有可能談論「馬克思主義的比較政治學」，「中國的比較政治學」，「中國學派」，「中國經驗」等等這些大的嚇人而特別沉重的話題。否則，這些都只是空喊口號，聊以自慰，自欺欺人。
（責任編輯：孫建楠 HN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