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建設中國本土的、具有普世性的政治學知識體系成為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相似的經歷在美國崛起的歷史中同樣存在。文本通過比較閱讀《政治學手冊》和《政治科學新手冊》，梳理了美國政治學「脫歐」而獲得主流話語權的過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表現出的特徵和問題，有助於為我國政治學知識體系建設提供一些啟示。
王向民，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作為地域性政治經驗的知識總結，美國政治學何以成了西方政治學甚至政治學本身？美國政治學如何實現與歐洲政治學的區隔？如何將教學、政治教育與經世致用排除在外而僅僅成為（專業化科學）研究的跛足巨人？又是如何將歷史分析驅逐出政治學的方法論領地而書寫政治學史？這是我們比較閱讀《政治學手冊》與《政治科學新手冊》看到的一系列問題。
政治學的身份建構，無疑應當從政治學史的考察中加以探尋。從歷史流變的細緻敘述中，我們才能窺知諸因素的常與變，從而彰顯其身份特徵。美國政治學亦然。回到美國政治學史的敘述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今日美國政治學作為具體地域經驗在政治學「純粹形式」（佩裡·安德森語）中的具體方位及其未來趨勢。
身份建構一般是通過常與變的比較研究而呈現的。所謂「常」，指歷史形態中的共識、延續與堅持；所謂「變」，指歷史形態中的變動、斷裂或新舊更替。對於美國政治學而言，「常」與「延續」表現為美國政治學史對政治學學科界定的自我意識與同一性的認知，而「變」與「斷裂」則表現為美國政治學與其相關比較變量的變動。常與變、延續與斷裂，一正一反、一推一拉，共同構成美國政治學的身份建構。
「政治學手冊」是美國政治學界對政治學學科歷史與研究領域的權威著作。1975年出版的《政治學手冊》中由德懷特·沃爾多編寫的「政治學：傳統、學科、專業、科學、事業」和1996年出版的《政治科學新手冊》中由古丁、克林格曼、阿爾蒙德撰寫的「學科概況」兩章（分別是「政治科學：學科概況」、「政治科學：學科歷史」），是美國政治學史的兩篇經典文獻，全面回顧了政治學尤其是美國政治學的歷史演進、研究領域及其學科特徵。阿爾蒙德出生於1911年，沃爾多出生於1913年，二人都經歷了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政治學自然科學化階段。所不同的是，阿爾蒙德在「科學主義」大本營「芝加哥大學（學派）」中獲得博士學位，並一生以政治學家身份行世，而沃爾多則在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雖以公共行政研究專家著名，卻一直認為公共行政「應該屬於一種政治學理論」。相隔20年，這兩篇文獻經歷了從美蘇冷戰到美國獨霸世界的後冷戰時代，從中可以看到，不同時代境況下，美國政治學家對待自己學科傳統的不同心態：從躊磨到自負，從雜多到唯一，從地域性政治知識到普遍性政治知識以及美國政治學科學主義的世紀信仰。因此，這兩篇文獻可以作為我們討論美國政治學身份建構的討論文本。當然，為了對勘這兩個文本的觀點，我們也會引用美國政治學史的其他研究著作作為補充。
在沃爾多「政治學：傳統、學科、專業、科學、事業」一章中，「自我意識的成長和尋求同一性」列在「美國政治學的發展：基體的形成」之後。因此，「自我意識」和「同一性」的主體是美國政治學而不是歐洲政治學（沃爾多將其界定為「政治學的傳統」），而且「自我意識」和「同一性」的問題意識出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而此後的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政治學」）及現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政治學」）則意味著「自我意識」和「同一性」的學科焦慮逐步得到解決，至少是已經緩解。然而，在《政治科學新手冊》中，古丁、克林格曼撰寫的「政治科學：學科概況」與阿爾蒙德撰寫的「政治科學：學科歷史」中，這種學科焦慮已經完全消失，轉而是信心滿滿甚至自負的「自我意識」和「同一性」的獨白。
何為（美國）政治學的「自我意識」和「同一性」沃爾多的思考前提是政治研究的「爭議性」，「關心政治事物的意識可以有許多不同方向……政治科學的想法是複雜而有爭議的，那些獻身於政治學研究的人的學科感或職業感本身，對於重要的結果來說並不是決定性的」。這是一種自信而又頗為躊磨的神態。然而，沃爾多很快指出政治學的新趨勢，「學術紀律和專業感在美國的出現，在政治研究史上是一個重要的事件」。沃爾多強調「政治學的創立」與美國國家建設的緊密關聯，「政治學的起源反映了美國民族的經歷，而『政治學的創立』在20世紀向前演進時也與這一經歷的形成相互影響，而且對世界上大部分的政治學研究都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換句話說，美國的模範榜樣決定了美國的獨特性，而這種獨特性必然使其研究形成某種獨特的觀念主體性，自我意識和同一性皆由此而來。進而，「自我意識」和「同一性」的具體含義體現為一種學科「紀律」，主要指「以大學為基礎的政治學」系科設置、研究生的培養與訓練、科學主義的研究信仰（「政治科學」的稱謂正來源於此）以及教學在學科中的重要地位。
「紀律」是通過所謂的「專業化」與「專業主義」形成的。按照沃爾多的說法，現代政治學誕生的標誌有兩件事：第一，1880年哥倫比亞學院中「政治學院」的系科設置；第二，1903年美國政治學會的創建。我們看到，二者的共同特徵在於，通過專業主義的窄化，將大量傳統的政治研究者（例如官員、市民領袖、律師、記者、改革者、政治評論員）排斥在「政治學家」之外，無論政治學系的教學研究人員還是政治學會的成員都是職業政治學研究者，《美國政治學評論》在此過程中充當了學科把門人的角色，能夠在《美國政治學評論》上發表文章的人，才是真正的政治學家，其他人即使有精深的政治研究則不是。因此，政治學作為「學科」或者「專業」體現的是基於「科學」的「事業」，亦即「我們通過時間、經驗和研究，獲得了更多的關於政治的知識」。
沃爾多的學科紀律，在《政治科學新手冊》中已經變成了學科「自我意識」與「同一性」的自信甚至自負，「本章的核心觀點是，作為一門學科，政治科學目前正變得日趨成熟、日趨專業化」。政治學的「學科本質」是福柯意義上的「規訓」與「懲罰」，古丁、克林格曼認為儘管似乎二者「相距甚遠」，「然而，構成某一門學科的學者群體通常具有嚴格的監督功能，這包括群體內部的監督以及特別對於有志於加入這一學科的研究者的監督。……對於學科中哪些成果能算作優秀的成果，學者們通常能進行比較明確的判斷；同時，在掌握學科的過程中，一定量的機械式學習也是很有必要的」。二人引用沃爾多在前文中的觀點，「科學認識世界，專業表達觀點」，以表示這是兩代政治學家的歷時性共識。
二人論述了政治學的「專業的成熟過程」，然而這與其說是「學科/專業」或「專業化」的成熟過程，毋寧說這是對二戰之後行為主義、理性選擇理論及當下新制度主義三個美國政治學發展階段的前沿介紹。更重要的是二人按照專業主義的方式確定了政治學的「學科標準」，即「經典教材」、重複的主題（各種以新制度主義為標題而行的舊主題分析）、新的議題（例如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以及從文獻計量學角度確定的「專業的定型」，即「經典著作」「被引用的作者所出現的頻率」「整個學科中最常被引用的作者」「最常被引用的書籍」「學科帶頭人」。顯然，在古丁、克林格曼看來，政治學的學科認證已經不再是沃爾多的小心翼翼，而是定量研究的自明對象。
阿爾蒙德的「政治科學：學科歷史」並不把重心放在「學科歷史」上，儘管他在學科歷史的介紹上一騎絕塵，他似乎更關注學科史中「進步折中」的解釋主題，而且像古丁、克林格曼一樣，「教學」、公民教育/政治教育、經世致用等政治學行動方式受到忽視甚至消失了，只剩下專業化的研究行為，「政治科學的本質目標在於創造知識：即從大量的實證中對政治進行推理和歸納」。按照「證據推理」的方法論，阿爾蒙德不但檢討了自古希臘古羅馬至20世紀政治科學的專業化歷史，更重要的是按照是否同意「進步折中」觀點，將以下四類研究者劃列入反對陣營：反科學（施特勞斯學派）、後科學或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理性選擇理論研究者。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施特勞斯、後科學或解構主義抑或（新）馬克思主義大概都不屬於政治學「專業主義者」或政治學家陣營，從而迂迴地消解了前述的「專業化」學科標準。
顯然，從謹慎措辭的沃爾多到自信自負的古丁、克林格曼以及阿爾蒙德，短短二十年間，美國政治學的「自我意識」與「同一性」已經取得了絕對勝利，政治學的學科身份證已經從一個有待認證的雜多，變成外部指標自明的前提。而且，在阿爾蒙德看來，「美國政治學科對於歐洲和國際政治科學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中外國會員的數量來衡量的」，會員結構的國際性說明美國政治學的身份證並不局限於「美國」的地域性經驗，國際性的壟斷性敘述意味著美國政治學就是西方/現代政治學，西方/現代政治學就是美國政治學，甚至可以去掉限定詞而成為「政治學」本身。然而問題在於，這個替代過程是如何發生的？美國政治學是如何消弭歐洲政治學傳統並將二者合二為一而彰顯自己的呢？比較美國政治學在「政治學手冊」中的政治學史敘述，能夠探尋出區隔、自我標籤化與替代的歷史痕跡。
儘管「與舊手冊相比，新手冊的國際化程度要深。在新手冊的42位作者中，一半來自北美以外的國家」，然而，《政治科學新手冊》幾乎看不到美國政治學的歐洲底色，「政治科學：學科概況」中沒有任何歐洲傳統或者歐洲當代政治學的論述；「政治科學：學科歷史」的四個發展階段中，前三個都是歐洲政治研究遺產或「史前史」（古希臘古羅馬、歷史上的混合政體和自然法則理論、19世紀），然而前三者的篇幅加起來還不及「20世紀政治科學的專業化」，前三者共16頁,後者20頁，而且「20世紀」的政治學專業化幾乎完全是美國政治學的獨白，「芝加哥學派」、「二戰及戰後的行為主義革命」佔絕對篇幅，「歐洲的政治科學」的論述重點在於「美國的政治科學對於歐洲的政治科學所產生的極其重大的影響力」，以及歐洲作為美國政治學的呼應，「其實早在二戰前歐洲就有研究行為主義選舉的傳統」，「二戰後的頭10年，隨著歐洲開始復興……社會科學領域所出現的新事物都源於美國……美國學者成了復興歐洲學術、同化美國實證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傳教士』」。或許在阿爾蒙德看來，20世紀的歐洲政治學像戰後歐洲接受美國援助一樣，成為美國政治學的海外分支。而所謂的美國政治學的國際化或美國政治科學對於歐洲和國際政治科學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中外國會員的數量來衡量的」。然而，20年前沃爾多的回答更直率,「目前（1972年）個人成員有大約450人。雖然其個人成員來自許多國家，但其中大多數是西歐人和美國人。事實上，幾乎一半是美國人」。
阿爾蒙德和沃爾多的敘述形成了某種張力。阿爾蒙德的自然推論是美國政治學就是西方政治學或政治學，相反的表述，亦然，因此，歐洲並不是（現代）政治學的自然景深。順便插一句，歐洲有可能反而是美國政治學的敵人，因為阿爾蒙德列舉的四種不同意「漸進折中」視角的研究者大多是歐洲人，而且未必是職業政治學家。
相較之下，沃爾多的敘述則謹慎很多，豐厚的歷史分析不但描繪了美國政治學的諸多細節，而且使美國政治學與歐洲傳統的糾葛顯得更為溫情。儘管沃爾多言明其「側重點將是當代美國」，但是卻「有一個堅定的意圖堅持運用宏觀的看法，即一種『世界範圍』的方法」。之所以如此，他認為政治研究的「溫和看法」，在理智上是「值得尊重」的，在社會政治方面也是有用的，而且沃爾多承認「政治知識，即政治學，是積累的。這一前提是一個常識。但根據對歷史記錄所作的合理解釋，這樣說並非沒有意義」。尊重歷史、知識累積是沃爾多政治學史分析的思維起點。
因此，即使在美國政治學「基體」形成的歷史過程中，沃爾多也把美國政治學的早期追溯到美國獨立與內戰期間，那時政治研究的中心是歐洲。他記錄下歐洲政治學對美國政治學的影響，「從開始起，當代歐洲的影響一直起重要作用，而且一直如此。它以幾種方式對美國社會科學施加了影響通過著作和榜樣（例如巴吉浩特、迪爾克海姆、馬克思、米歇爾斯、帕累託、韋伯）；美國人在國外學習（例如在政治學方面有伯吉斯、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古德諾和鄧寧）；歐洲學者在美國舉辦短期講座或進行教學（例如政治學方面有布賴斯和拉斯基）；以及成熟的和訓練有素的學者移居美國（例如在政治學方面有從利伯到弗裡德裡克一系列傑出人物）」。
沃爾多還謙虛而細膩地分析說：「政治學尤其在其起源和早期的發展中，極大地和無可懷疑地受益於歐洲的影響。德國的國家學以國家概念為中心、注重主權概念、重視體現國家意志和最高權力的法，它的這些刺激和榜樣的作用在大多數富有創新精神的早期著作中非常明顯。法國的影響的滲透性較少，但是達到了同樣的重要性和效果。國家、主權、法和歷史處於西歐研究政治的一般方法的中心地位。約翰·斯圖亞特·米爾、赫伯特·斯賓塞、沃爾特·巴吉浩特和詹姆斯·布賴斯的影響，在早期的著作中常常是明顯可見的。英國的影響（現在僅就政治學而言，不談總體的社會科學）的確可能同歐洲大陸的影響同樣重要。如果算上過去，英國的影響也許更為重要，因為布萊斯與當代政治學的關係比布隆特施利更密切，沃拉斯與當代政治學的關係比沃彭斯更密切，但是評價英國的影響是比較困難的。歷史、文化，首先是語言方面的密切聯繫，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清晰程度。」
沃爾多將美國政治學視為西方政治學或政治學本身，具有強烈的思想史感召基礎。作為人類理性的完美設計，美國是18世紀歐洲的榜樣,託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緒論」中指出：「當我把視線轉向我們的半球時，我覺得我們這裡的情況也有些與我在新大陸見到的類似。我看到，在我們的半球，身份平等雖然沒有達到美國那樣的極限，但卻日益接近它，而且，支配美國社會的民主，好像在歐洲也正在迅速得勢。……我毫不懷疑，我們遲早也會像美國人一樣，達到身份的幾乎完全平等。」也正因為託克維爾將美國與自由民主「神聖」般地聯結起來，約翰·密爾將《論美國的民主》視為「這是有關民主政體的第一本哲學著作」，美國政治學家則將託克維爾視為「自由民主政體的第一個哲學家」，「『我們的』政治理論家」。在歐洲人的這種觀念影響下，美國人有一種「天降大任」的神聖觀念，政治學亦然。沃爾多寫道：「自民族獨立時期開始，就有一種經常性的有時是強烈的情緒：美國政治學（這裡無論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解釋）是獨特的，也許對於全世界都具有獨特的意義，其知識類型和範圍值得輸出或仿效。」
進而，沃爾多指出美國政治學如何在歐洲底色上繪製新的圖畫。儘管政治是整個社會領域的一部分正如市場與社會也是整體社會的一部分一樣這一觀點來自19世紀末的歐洲，但是，美國政治學卻找到了它「獨一無二的形式」政治科學，「政治科學的採用標誌了觀點和用法方面的變化。所選擇的樣式政治科學，既顯示了贊成對科學方法要求的深入理解，又顯示了同歐洲的，尤其是高盧的『一些政治科學』的觀點相背離，這些政治科學被設想為與管理國家事務的技能有關的各種學科」。換言之，正是無以復加、推到極致的「科學主義」塑造了美國政治學而不是歐洲的Politics。政治「科學」，這就是美國政治學的「自我意識」與「同一性」，亦即經驗領域的科學主義的專業化方向的發展。
公允地說，美國政治學掙脫歐洲政治學的努力，體現在美國政治學研究議題、方法、語言等各個方面。就議題而言，歐洲政治學關注國家、主權、法律，美國政治學則關注「活生生的政治生活」，例如選舉、投票、政黨活動等經驗現象；就方法而言，相較於歐洲政治學的先驗、演繹與歷史、制度分析方法，美國政治學大力引進自然科學的「科學方法」，這一趨勢在「芝加哥學派」期間，在梅裡亞姆的帶領下，甚至發展出令今天學者啼笑皆非的「異花授粉」「共同作業」的生理政治學、物理政治學等自然科學與政治學的交叉研究。所有這些，被歸結為「科學」的語言，與之相對的則是希臘城邦時期的「哲學」語言、羅馬世界帝國的「法律」語言和封建時期的「宗教」語言。在這些維度中，儘管議題最有地域研究的特徵（「以美國為對象」），然而研究方法尤其是對科學方法的推崇備至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演繹出某種客觀的、具有普世效應的知識體系，因此將其理解為基於方法的「政治學」而非地域限定詞的政治學類型，也未嘗不可。
然而，美國很快就生產出自己的政治學家，從接班人再生產的角度開始脫歐歷程。在沃爾多所說的「四代美國政治學家」的譜系中，第一代政治學家大多留學歐洲尤其是德國，因此，早期美國政治學著作有很強的國家理論痕跡。但是，隨著美國在大學體系中建立單列的政治學系科尤其是開始博士研究生的自我培養之後，人事上的脫歐進程就開始了，「很少有政治學家在其學習期間還要留學一年。學科的興趣轉到了國內。伯吉斯的比較政治學的宏偉計劃被忘卻，注意力傾向於集中在美國行政管理中的實際問題上」。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博士生是「眼界最為狹窄的」一代美國政治學研究者，前不及德國培養的第一代美國政治學家，後不如逃避納粹迫害而移居美國的歐洲政治學人，然而它卻形成了美國政治學家再生產的連貫鏈條。
假如說193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科學主義」政治學研究加速著美國脫歐的徵程，那麼美國政治學凌駕於歐洲政治學之上的標誌，則是範式齊整的行為主義、理性選擇理論兩種美國本土政治學理論。沃爾多說：「用幾乎任何尺度衡量，二次大戰後政治學的最重要的方面是『行為主義』的出現……行為主義運動可以被解釋為重新進行努力和加強努力來認真地對待政治學中的『科學』，使政治學成為一門真實的或真正的科學。」理性選擇方法是阿爾蒙德所謂的「科學的最大主義……在對學科未來的展望上，理性選擇理論認為未來出現的將是一個形式理論，這個理論內部合乎邏輯、前後一致，用較少的原理和假設就能夠解釋政治現實」。比較而言，行為主義與理性選擇理論是美國政治學的兩次革命與高峰，新制度主義就像一個混沌的「大雜燴」，尤其是彼得斯列舉的8種新制度主義派別（規範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經驗制度主義、話語和建構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利益代表制度主義、國際制度主義）就像給幾種傳統政治研究穿上了「新制度主義」的新裝。
同樣，在職業研究者組成的協會組織上，美國的「國際性」也逐漸發展起來。儘管國際政治學會的成員主要是美國政治學家，然而，會員的國際性，即使某個國家或許一名會員也沒有，但這並不妨礙其國際性，更不要說它的創立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倡議。
文化發展有其地理政治學，美國政治學是美國政治崛起的知識表徵，它帶有強烈的「以區別而獨立」（於歐洲政治學）、「以外交而政治」（全球霸權與比較政治學輸出）、「以科學而調適」（謀求科學解釋而推動研究範式轉型）的特徵。就其本身而言，顯然有一個「以美國為對象，以美國為方法」的過程。「以美國為對象」首次表現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文件、政治家的演講以及市民文學（例如《聯邦黨人文集》）成為美國政治學研究的對象，其次表現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將「活生生的政治現象」作為美國政治學研究的對象，投票、選舉等具體議題更是美國政治的結構性現象，至於公共管理與政策學更是美國國內政治研究的取向結果；「以美國為方法」的最大特徵在於科學主義的追求，以及對歐洲史學、法學、哲學方法的拒斥。
美國政治學的經世致用，一方面在於國內的公民大眾的政治教育和為政府決策服務的公共責任（下文詳談），一方面在於為特定的外交政策服務。就第二個方面而言，伊多·奧倫的美國政治學史研究認為，美國政治學既不是所謂「自由民主的事業」，又讓人質疑其客觀中立的「科學主義」原則，而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產物，他從美國與德意志帝國、納粹德國、史達林時期的蘇聯、冷戰政治四個政權或階段的相關議題及其研究者觀點的前後遊移，論證說美國政治學實質上是一種意識形態。
三、精英培訓、政治教育、公共責任、教學與專業發表：政治學的五種行動方式
比較新舊《政治學手冊》學科論述部分，最觸目的當是《政治科學新手冊》完全隱遁了精英培訓、大眾政治教育與「學界政界」身份互換三種政治學行動方式，甚至教學在政治學中的地位也消失了。1996年出版的《政治科學新手冊》幾乎完全著眼於職業研究者的研究發表行為,它以論文與專著的發表為指標，美國政治學史淪為政治知識生產史，政治學的其他行動方式被忽略或者被抵制了。
然而，沃爾多論及1880年前的學院政治學時,針對政治學中以美國為對象（國家文件、市民文學、《聯邦黨人文集》、政治家的信件演說詞等）的「美國化」現象，指出「既然市民教育和為公共服務進行培訓是教學的中心目的，當政治學企望成為『真正』科學的學科時，使其含義模糊和緊張狀態的楔子就被安下了」。沃爾多實質上在宣明政治學具有「公共責任」與「科學研究」的雙元使命，同時也在預示二者在政治學史中的緊張，「它們將成為令人煩惱的東西」。確實，在後來的「科學主義」專業化過程中，作為政治學家「公共責任」的公民教育/精英培訓的使命隱沒不見，教學也淹沒於專業發表的耀眼光芒之中，至於「學界政界」身份互換的公共責任倒是一直存在，只不過不太出現於政治學史的研究中。因此，從沃爾多「政治學：傳統、學科、專業、科學、事業」的平和歷史敘述中，本文試圖打撈政治學的精英培訓、政治教育、公共責任與教學等行動方式，以平衡「專業研究（發表）」的跛足巨人形象。
在政治學成為美國形態之前甚至在美國發展的初期，政治學的主要使命是公共責任，即培養公民德性與訓練政治人物。「創建於1872年的法國政治學院,旨在為政府機構培養候選人。它所樹立的榜樣對政治學的奠基者並非不起作用」。1880年以前的學院政治學（包括英國殖民地時期的北美，發生革命和制定憲法的美國以及18世紀和19世紀的美國時期），「教學的目的或許首先是為培養（私人和公民的）道德品質，其次是為參與公共生活進行訓練，即擔任部長、地方長官或諸如此類。政治學的教學過去不是在大專院校的政治學系進行的。確切地說，它被放在『古典』的課程表中，這或多或少仿照的是當時英格蘭大學的模式」。「學院政治學對所發生的事件的貢獻是有限的。它的貢獻包括通過教學而使西方的政治傳統永久化，而且越來越多地使這一傳統的美國品種永久化；在相對少量的佔據著超出一般影響力的職位的公民當中，灌輸這一傳統」。相比於教學與知識傳播，「在三百多年之間，學院中沒有產生過一本關於政治思想的力作，沒有設計和發動過任何重大的政治改革，沒有進行過任何導致當代政治學家視為有價值的政治學成果的研究」。換言之，在1880年以前的學院政治學的重點在於知識傳播和政治訓練，而不是20世紀作為大學系科的專業化知識生產的職業研究行動。
獨立的大學濫觴於德國洪堡大學，以精神獨立為鵠的，然而，現代意義上的知識生產大致發生在美國大學「真正」形成之際。「真正」的大學是為「新」知識的生產、匯聚與傳播而存在的，換言之，它主要是作為學科再生產的鏈條而存在，儘管學科再生產是精神獨立的重要條件，然而它卻有可能游離精神獨立，自成邏輯，教學由此成為現代大學的核心。美國大學系科中的教學，從歷史上看，具有前後相繼的兩種形態與功能：首先，大學教學意味著職業研究候選人的再生產。相較於美國第一代政治學家大多是從歐洲尤其是德國獲得博士學位，正是博士生的自我培養，使美國逐漸擺脫了歐洲政治學的學術訓練依賴，職業研究人員可以由國內提供而不是非得留學歐洲，「由於有了美國培養的政治學家，外國的培養便逐漸減少。外國培養變得不那麼時興和必要了」。當然，美國本土培養的第一批政治學家，前不如第一代學自德國的政治學家，後不及受納粹迫害移民美國的歐洲研究者。其次，大學教學形成了職業研究候選人的學術培訓或學科紀律的規訓，「制定標準，評價能力，接納入『門』，實施規範」。正是在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學位的系統訓練中，以「規訓」與「懲罰」的方式形成了學科「紀律」，由此生成了源源不斷的具有「自我意識」和「同一性」的職業研究者，也使大學成為「新的、深入的學術專門化的中心、職業化的中心和研究的中心，即創造新知識的中心」。
即使如此，教學仍未徹底擺脫傳統的「公共責任」而成為獨立的政治學行動方式，大眾政治教育仍然是教學的職能之一。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美國高等教育制度上，公民或公民教育，其重點是向大學生傳授關於美國政治機構和公民權利和責任的知識（在某些公立大專院校中，這是一個法定要求）。而對於大學政治學教師而言，「教學的目標（尤其是在大學水平上，大部分教學是在這一水平上進行的）主要是為學生擔任公職或成為實際的民主公民作準備。……在美國的環境中，對於大多數大學中的政治學家來說（而且大多數政治學家是大學教師），教學必須優先於研究。這種教學的目的不是培養研究能力，無論是科學研究還是其他研究」。在為「作為專業的政治學」作結論時，沃爾多再次申明「政治學的中心是大學。……無論政治學的研究成果在學術界的規模有多大或多麼重要，教學是受聘於大學的政治學家最主要的『工作』。……公民教育，解釋和反覆灌輸市民文化，政治的社會化（無論這些問題會怎樣稱呼）佔用了政治學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相較於大學教學，公民教育或精英培訓作為政治學家「公民責任」的傳統則更為久遠與深厚。如前所述，歐洲政治學及早期美國政治學的政治學院大多著眼於個體德性培養和政務人員的政治訓練。美國建國以後，雜亂的人群，陷入了魯恂·派伊針對轉型國家所說的五大危機（合法性危機、認同危機、貫徹危機、分配危機、整合危機），為此意識形態的知識傳播與整合成為時代任務。沃爾多就此論述道：
1790年以來，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與民主思想和民主期望的傳播同步進行，共和國已成為一個民主政體。它已不能滿足對教士、律師、商人和有教養的農場主的政治教育的保證。政體的命運如今取決於眾多的佔有宅地者、勞動者、店主以及甚至不懂他們所選擇的國家的語言的移民。……正如1867年改革方案之後在眾議院所提出的那樣：「我們必須教育我們的主人。」那麼應當怎樣來做到這一點呢？……難道高等教育不具有一種重要作用嗎？尤其是，這不是接受政府增地的剛剛出現的大學的責任嗎？它們本身的存在就歸功於共和國。
對於政治學家而言，政治學是公民教育或政治教育的工具：
它是一個主要的使命、甚至是一個傳統性的任務。政治學不被看作是對深奧知識閉門造車式的追求，而被看作是在公民中灌輸共和國原則的工具和通過發現適合於變化了的條件的新知識來加強這些原則的工具。教授「美國政府」是首要任務和主要責任。這並不是政治學家獨自決定的事情。……最主要的手段是通過不斷的立法，要求公立大學以及中小學必須講授美國政府（有時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因此，沃爾多認為，政治學是進步時代政治改良主義的組成部分，「政治學僅僅提供批評政府的『明智批評家』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為政府機構準備更好的官員』」。沃爾多特別介紹了二戰後成立的「公民情報交換所全國政治教育中心」。儘管它的起源旨在刺激政治學家更多地參與政治，通過政治學為政治職業進行更有效的教育準備，但是其目的更一般的表示是「政治教育」，它是託馬斯·裡德曾經主持的美國政治學會政策委員會的繼承者和後裔，而這個政策委員會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公民教育與政府培訓」為旨趣。
就公民教育或政治教育的「公共責任」而言，裡德代表美國政治學家中的實踐派。在科學主義與研究專業化的「自我意識」膨脹之時，他在哈佛大學堅決反對芝加哥學派的「科學主義」專業化導向，他「提出並強有力地論證了市民教育和為政治政府職業作準備」，他利用政策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獲得可觀的資助，「得以在幾年中發動了一場戰役，旨在使學會建立在更廣泛的基礎上（例如較少學科職業性），並使政治學對政治生活有更直接的影響。這場戰役除了其他活動之外，還包括一個全國廣播節目：『你和你的政府』」。
需要指出的是，裡德跟對手的分歧僅僅是堅持「科學主義」的進路與否，政治學的公民教育與政治訓練任務是二人的共識。這就是赫赫有名的查爾斯·梅裡亞姆領導的「芝加哥學派」的「公民訓練」與「公民教育」的龐大研究計劃。「公民訓練」研究計劃是梅裡亞姆1920年代後期學術工作的中心，他為此撰寫了一系列以國家分類的專著，並在《公民的形成》—書中綜合了各方面的成果。之所以是公民「訓練/教育」是因為他認為「宣傳」技巧可以很好地用於國內建設，從而解決國內雜多群體的意識形態整合，是改良主義政治學在公民教育領域的體現。
梅裡亞姆的學生將這種取向進一步專業化，拉斯韋爾發揚了梅裡亞姆在宣傳方面的興趣並對技術層面的社會控制論作了孜孜以求的研究，發展出「政治宣傳」與「公共輿論」的研究領域。在《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術》及後來的一些分析中，拉斯韋爾認為和平時期，政府也應該掌控自己民眾的輿論，宣傳成為輿論控制不可或缺的工具，「就像唧筒炳一樣，它僅僅是個工具，無所謂道德不道德」。此後，拉斯韋爾轉向心理分析理論，在《精神病理學與政治》中認為「政治活動的動力源於人們私人癖好對於公共目標的置換」，「政治危機複雜化的原因是某些原始衝動同時被再激活了」。為了戰勝病理學，拉斯韋爾提出傳統的政治學應讓位於「預防政治學」，熟練運用標誌、符號來傳導人的性格中的潛意識的力量，並導向社會目的，「通過適當減少社會的緊張來避免衝突」。顯然，這些「公民訓練」研究能夠化解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新移民的認同危機，以及蘇聯和軸心國對美國的宣傳攻擊，因此拉斯韋爾被授予「戰爭部戰爭計劃處首席心理學家」的職位。也正是在這條線索上，奧倫認為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曾經以拉斯韋爾為導師並與其合作出版了第一本書的阿爾蒙德及其《公民文化》一書，是梅裡亞姆「公民訓練」研究項目的延伸，看似「公民文化」或「政治文化」研究實則冷戰期間心理情報戰的學術產物。
至於美國政治學的另外一項「公共責任」將政治知識授予律師、記者等社會人士，為尋求和擔任官員的人提供諮詢，為被任命的官員或僱員提供知識培訓與政治訓練，提供政策指導以及在「學界政界」轉換身份的「旋轉門」，學界已經有很多論述了，此不贅述。
換言之，作為具有強烈實踐屬性的政治學，具有經世致用和專業發表的雙重功能，其中經世致用既包括傳統的對政治精英的培訓與訓練，又體現為現代對社會大眾的政治教育以及為共同體提供專業政策服務的公共責任。而專業發表固然符合知識專業化的邏輯，可以生產出更為專業化、更為精深的政治知識，然而這種專業化也意味著受眾限制，成為小圈子的文字遊戲，而喪失它原本具有的政治與社會影響力。美國政治學定量化的極端發展，甚至使定量研究之外的政治學家也難以閱讀其作品，更無異於畫地為牢，自我設限了。
就內容來看，阿爾蒙德的「政治科學：學科歷史」更像被他視為「反科學」的施特勞斯的純粹文本解讀，除了歷史流水帳之外並未分析政治學「之所以然」的歷史根源，而沃爾多的「政治學：傳統、學科、專業、科學、事業」則更像年鑑學派的思想史分析，政治學史的影響因素在歷史敘述中得到呈現。
二者的區別或許在於沃爾多採用了「歷史比較」分析方法，儘管他一再說明「歷史比較」分析方法在二戰後就衰落乃至消失了。而阿爾蒙德則更多接受了戴維·伊斯頓提出的政治學「理論化」的號召。「理論化」的呼籲表明政治學家對研究現狀的不滿，即政治學只是赤裸裸地「收集事實」的經驗主義，然而「何為理論」「如何理論化」卻並未取得共識，但是，它要反對的對象卻很清楚，即向後追溯歷史和向外靠攏哲學和純文學的傳統政治理論研究方法。因此，將阿爾蒙德的「政治科學：學科歷史」理解為政治學史的「理論化」成果就容易理解了，「進步折中」的分析框架也可以得到理解而不會顯得突兀。
沃爾多顯然不是這樣。在寫作原則中，他就聲明：「使用的基本方法將是歷史的和解釋性的。它假定，人們要了解政治學，就必須注意到它的起源、它的發展以及它的外界環境。」沃爾多在美國政治學史的敘述中，很好地貫徹了「歷史的」和「解釋的」的原則，亦即將美國政治學（發展、議題、方法論以及行動方式）置於美國獨特的國家建設歷程中加以解釋，美國政治學的不同階段及其特徵均是美國內政外交的知識與行動因應。例如上文所述的「教學」行動方式的精彩論述，是與20世紀初美國社會群體的多樣化及政治化緊密聯繫的，甚至1930年代梅裡亞姆「芝加哥學派」的「公民訓練」研究計劃以及裡德的「你和你的政府」的公民教育和政治訓練都可以視為美國政治社會化的延續。今天我們在亨廷頓《我們是誰？》的著作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跨時代迴響。
知識與行動脫離不開歷史背景，這是歷史研究的原則。政治學史亦然，政治知識的生產與政治學行動方式是政治社會的呼喚，美國政治學儘管一直糾葛於「科學事業」與「政治服務」的緊張之中，然而假如二者引起衝突，那麼，美國政治學不惜放棄「科學的利益」。比如在美國政治學的早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歷史為政治學活動者提供了舞臺、布景，在某種程度上還提供了路線：怎樣處理產生於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使民族達到完善』，大量移民和城市發展的緊張態勢？怎樣把18世紀共和黨人建造的，被傑克遜的民主大大改變了的政治制度，調整得適合於新的民族經驗？」換言之，政治學的「科學主義」可以實現於具體的研究細節，然而選題卻未必有「科學依據」，甚至權力設定了選題的意識形態屬性。比如公共管理研究中「個案研究」運動的出現，就是二戰後政治學家的政府工作經歷使其試圖彌合理論與現實差距的學術嘗試。
沃爾多對政治學史的美國屬性有清晰的認識。他在政治學史論述伊始，單列一個標題「美國的政治經歷」討論美國政治學的影響因素，「美國的政治學可以實現（或者可能已經實現）它的一些普遍抱負，不過顯然它的起源和發展同美國歷史聯繫在一起，就像一個民族的文學（無論它如何受外國起源和潮流的影響）同這個民族的經歷聯繫在一起一樣」。
（美國的）政治經歷將大大有別於西方政治歷史所呈現的任何東西。這一政治經歷的重要特徵包括：以主權在民原則為特徵的憲法、權利法案、領土上的權力分立、權力的職能相互獨立；自由主義思想和社會精神氣質繁榮興盛。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源於歐洲的，但是擺脫了歐洲以往的制約權力；源於以經驗為基礎的個人獨立感和地方自治感；持久的兩黨制和由於組成了一些政治協會才有的豐富的團體生活；源於生氣勃勃的民族主義以及有關的民族「使命」觀念的興起，儘管這一興起可以收到各種、甚至相互衝突的解釋；源於民主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對原先的共和國設計施加了影響；以及美國的經歷是或將成為整個人類的那種深刻而有勸誘力的感覺的經歷。這些事情已被如此深入地寫進美國政治學，以致那些把它們看作是理所當然的美國人可能都沒有加以留意。
沃爾多的歷史意識表現在，首先，遵循學科與歷史的因應互動而不是單純的學科史敘述，這些歷史意識甚至洋溢在每一個觀點的論證中。其次，遵循歷史學的寫作線索，呈現出每個階段的來龍去脈、起承轉合。在每個政治學史發展階段上，他大致沿用如下敘述線索：歷史因素、「專業學科」的發展以及政治學發展相關領域的發展、問題困境、新的發展。再次，沃爾多的敘述是描述性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政治學的「專業學科」狀況包括「發展和組織的變化」（政治學會成員人數變化、政治學會形態、地區性政治學會的創建、州政治學會）、「政治學的出版物」（《美國政治學評論》和《PS》及地區性政治學會創辦的專業期刊、專業著作）、「學院化和專業化」（職業化的大學教師在政治學會中的佔比）。這些外部建制的敘述，儘管不能窮盡政治學的學科範圍，但是至少比「專著」告訴了我們更多「政治學是什麼」的信息。
沃爾多特別強調，「比較政府」在二戰後之所以更名為「比較政治（學）」，反映的是世界地緣政治（尤其是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及戰後非西方國家的迅速增長）的變化與美國外交政策的因應。雷迅馬指出，不僅比較的範圍從地理上擴展到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而且研究議題也從單純的政府比較拓展到意識形態、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文化觀念等諸領域。這是真正的歷史研究，研究議題與觀點的背後有其特殊時代的國家需要。與此呼應的是，美國政治學歷來受到外交政策的影響，這一領域的經典著作當屬奧倫撰寫《美國與美國的敵人：美國政治學的形成》以及雷迅馬撰寫的《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的第三世界政策》。而造就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政治學形態的概述中，沃爾多還提醒我們注意自60年代中期和後期以來發生的重大事件、潮流的轉向和情緒風氣的變化。它引起的一系列議題直到今天仍然是美國政治學的主流：反思戰爭、種族權利和身份政治、國內混亂與社會運動、「反文化」研究、汙染與環境治理問題，甚至行為主義的出現，也是對起自美國新政乃至冷戰期間試圖「充分解釋、預測和控制」真實的政治世界的學術抱負。
「科學的政治學」，客觀上是排斥歷史學的，沃爾多分析了政治學研究方法論庫中一降一升的過程，歷史學、法學、哲學等歐洲傳統分析方法逐漸下降，生理學、物理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方法日益成為主流。曾經，政治學和歷史學具有天然的聯合，歷史學是政治生活尤其是權勢人物的歷史，政治經驗與政治知識在歷史講述中得以呈現和傳遞。19世紀中葉，歷史學不再被看作是政治「法則」或甚至不再是政治「理解」的主要來源，而被看作是各種「來源」之一。歷史分析方法衰落的背後當然是古今之變在西方世界的解決，現代國家的框架（主權國家、現代政府、大學制度）已然完備，剩下的只是具體細節的「改良」與「修正」，解決具體細節問題更需要社會科學而不是歷史智慧。因此，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歷史比較分析方法」衰落了，相應地，政治學的子領域，例如公共管理與政策分析，作為首先得到承認的「領域」而出現。如此邏輯的自然推論，終有一日，政治學也會衰落，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研究會替代政治分析而獨霸天下。
在細化、分化的「理論化」研究邏輯下，「來自哪裡」「如何生發」「去向何方」的政治學史問題無從解答。相反，我們在沃爾多的歷史敘述中，美國政治學史的諸多命題都或多或少得到了解釋，給讀者以豐滿甚至充滿張力的形象。
歷史是通向自我理解的大道，政治學史是理解地域性政治經驗的可靠途徑，也是抽象人類政治生活「純粹形式」的來源之一。美國政治學的身份構建，不但能夠讓我們反思「知識與權力」的具體歷史實踐過程，而且能夠讓我們思考「作為學科的政治學」的「純粹形式」。所謂「純粹形式」指超越地域性經驗和歷史限制的真正客觀、具有普世性的知識體系。
從政治學的具體形態來說，美國政治學實現了它的「自我意識」與「同一性」，這也是它能夠成為世界範圍內政治學範式的原因。然而，思想界對美國政治學（更準確地說是整個社會科學）的質疑與批判卻一點都沒有減少。總的來說，根本性的挑戰來自兩條戰線：第一，福柯從「知識與權力」的角度指出其規訓屬性；第二，年鑑學派和華勒斯坦反思19世紀學科制度化的前提,指出學科的人為分割反而不利於對人類生活的認知。
福柯對政治學的挑戰（「知識與權力」）發生在兩個層面：第一，政治學的形成是一種學科紀律的規訓與懲罰過程，其結果是使政治學學科表現為系科、出版、協會、圖書分類系統等外部建制指標，政治學的「自我意識」和「同一性」也是學科紀律的規訓結果；第二，美國政治學實質上是美國政治社會實踐的產物，而且其學術精緻化往往掩蓋了現實問題，它滿足於學術舞蹈而不是解決政治社會困境，正如當代激進左派的明星化卻龜縮在象牙塔一樣。
年鑑學派和華勒斯坦的批判，則回到了19世紀的現代學術分科制度時期｡年鑑學派運動的誕生，是為了反對19世紀制度化了的社會科學背後的主導思想，在19世紀後半部（約在1850—1914年），有三種主要方法把人類學、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制度化：大學以這些學科名稱設立學系（或至少設立教授職位），成立國家學者機構（後來更成立國際學者機構），圖書館亦開始以這些學科作為書籍分類的系統。這種學科分類法成功地傳遍了整個歐洲和北美洲，並且（主要是在1945年後)散播至世界各地。布羅代爾開創的年鑑學派主要想打破「普遍特殊的二元對立」的研究範式，並開出「多學科研究」的藥方。
華勒斯坦同意年鑑學派的病症診斷，但是卻認為「多學科研究」的年鑑學派藥方恰恰預設了「固有學科的存在」「學科知識可以個別獨立地存在」，這個藥方不但不能削弱或達到打破「普遍特殊二元對立」的學科改革目的，反而可能增強現有學科的內在堅固性。華勒斯坦「要更近一步取消19世紀那種在學術上神聖的三位一體概念把人類行為分割為政治、經濟、文化三個獨立自主的學術領域，並認為其中存在著不同的邏輯和進程。我們必須要創造一些新詞彙，以讓我們可以談論有關所有社會進程中無窮極的、瞬間的和連續的動態，不管這些社會進程是在這三個被分割的領域之內，還是在它們之間。……最後，我們要推行這種新概念所指涉的組織含義，就是要重組大學的學繫結構和學術會議的協會組織」。換言之，華勒斯坦要求以「社會進程」的重大議題作為研究問題，而不是按照現有的學科制度出發進行研究。
美國政治學是以明顯的美國視角書寫的，對於美國而言，這是自然而然的。美國研究必然「以美國為對象，以美國為方法」。然而，在比較政治研究中，它卻將地域性政治經驗普遍化，試圖建構一種超越具體國家形態的政治學理論，走向一種絕對主義與普世主義，這超越了美國政治學所能承載的「重量」。話題回到中國，伊多·奧倫的提醒是可取的：「假如中國的確成為世界頂尖的政治學研究國家，那麼中國的政治學亦將產生美國那種傲慢感。中國的政治學家將設法把他們的學科描述成一種真正客觀、具有普世效應的知識體……我希望他們抵擋這一誘惑，希望中國的政治學比它的美國對手更多一份知性上的卑微，更敢於反省，更清醒正視韋伯的警告：社會科學知識『總是來自特定觀點的知識』」。
責任編輯：馮雅靜
一審：王智睿 二審：張辰茜
文章來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