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華（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如何理解新時代政治倫理學的學科身份，決定了我們採用何種方法研究政治倫理學的基本問題，而如何選擇一種合適的研究方法又決定著我們是否能找到解答這些問題的答案。然而，政治倫理學本身的「身份」、性質和定位就是其最基本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可以歸之於關於政治倫理學之研究方法的討論，即「方法論」問題。我們在此討論政治倫理學的方法論問題並非倡導某種理論或某一種方法，而是希望通過深入思考促進政治倫理學的建設，共同關心和提高大家的方法論的自覺意識，不斷地思考政治倫理學應該研究什麼、為何研究、如何研究等基本問題。對政治倫理學的學科身份和研究方法的理解大致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政治倫理學並非一個獨立的學科，而是從屬於政治學。在古希臘時期，亞里斯多德認為政治學和倫理學都屬於實踐科學，他並沒有明確地區分政治和道德、政治學和倫理學的學科界限。亞里斯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指出，政治學追求人類共同體的最高善，因而在知識體系中居於最高的主導地位，其他一切知識都從屬於政治學並為之服務。但是，他認為對於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經驗研究有助於我們了解並判斷城邦及政體的好壞，同時也可以避免壞的政體並實現好的政體。亞里斯多德進而認為《政治學》涵蓋的主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尼各馬可倫理學》業已進行的研究，倫理學為政治學提供了某種預備性的知識。顯然，政治學和倫理學在亞里斯多德那裡實際上是同一個領域，只不過倫理學是用「道德的」方式來理解政治學。然而，在義大利學者馬基雅維利那裡，政治學和倫理學似乎實現了徹底的分離，他把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予以嚴格的區分，認為政治無關乎道德，這種政治現實主義認為，為了實現政治目標可以不考慮手段的道德性。很多人據此認為倫理道德僅僅是現實主義政治學中可有可無的問題，無所謂專門的政治倫理學。實際上，持上述觀點的人很可能誤解了馬基雅維利，因為馬基雅維利提出的政治目標本身是良善的，只不過他更多強調運用「國家理性」去實現統治者的利益，追求的是一種赤裸裸的利益政治和權力政治，政治不再是通過正義和追求美德而維繫政治生活的藝術，而是一種追求、保護和擴張權力的技藝。康德顯然不同意這種完全脫離倫理道德的現實主義政治觀，他在《永久和平論》中委婉地批評了那些所謂的「政治的道德家」和「道德化的政治家」，因為他們會尋求各種藉口來破壞權利，從而破壞了要使政治與道德相協調的目標。顯然，康德也不認可道德為政治服務的觀點，所謂「政治的」倫理學也不被康德所接受。因此，如果政治倫理學僅僅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僅僅從政治學的角度來關注某些道德問題，那麼倫理學無助於政治所追求的目的，道德本身也無法真正做到對政治的反思和節制，與此相反，政治會對道德領域進行滲透，甚至會將道德完全置於政治的控制之下，從而使得道德政治化，而政治卻不會道德化。對政治倫理學的這種理解無法讓政治變得更好，也無助於我們對政治與道德二者關係的理解。
第二種觀點認為，政治倫理學屬於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就是把倫理學的基本理論或原則應用到政治領域。根據這種觀點，政治倫理學屬於應用倫理學的分支領域，其主要研究任務就是對政治領域中出現的各種緊迫的倫理道德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倫理學理論在政治實踐中的應用，既包括系統的也包括部分的理論的應用。美國學者羅爾斯的《正義論》就是把一種契約主義的道德理論系統地應用於社會基本制度的經典範例。當然，大多數情況是部分地應用倫理學理論，這種模式相較於系統地應用倫理學理論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可以根據不同應用主體如國家、政府、政黨和公民的性質援引不同體系中的有關道德理論作為某種政治立場或主張的根據。實際的情況是，人們往往會混合使用美德論、功利論和義務論等道德理論分析某種政治立場或主張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然而，多種道德理論的混合使用常常會導致實際政治問題的分析陷入某種理論困境，甚至導致道德相對主義的出現。因此，如果將政治倫理學僅僅理解為將某種道德理論應用到具體的政治領域，很有可能將政治倫理異化為一種狹隘的工具性道德或政治行為倫理。顯然，政治倫理學應該有更深層次或更高的價值目標和價值追求，甚至能夠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出終極的價值目標，從而促進人類普遍的福祉。
第三種觀點從建構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理解政治倫理學，認為政治與倫理的相互建構完全可能產生一種新的理論，它既可能超越倫理學對政治學的從屬關係，也可能超越對倫理學理論的簡單或機械應用。因此，這種意義上的政治倫理學具備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形態，而不僅僅是關於政治倫理的知識，更不是關於政治活動中的道德說教。然而，我們究竟如何理解這種建構主義的立場或方法呢？關於政治倫理學的建構主要採取道德建構主義抑或政治建構主義的方法呢？或者採用融合了政治和倫理兩個不同領域的建構主義呢？我們認為，主要從道德建構主義的立場來理解政治倫理學更有利於其學科身份的確立。一般而言，道德建構主義是介於倫理實在主義與道德相對主義解釋之間的一種理論。換言之，它既反對倫理實在主義也反對道德相對主義的論證方法。在道德建構主義看來，道德原則並不是先驗的或者超驗的，而是人類從某種特定的視角或立場建構出來的，諸如平等、自由、公正、法治等原則都是人類根據特定的社會事實建構的，這些原則規定或指引著人類的政治實踐。
政治倫理學的建構必須具備一些為這種建構提供基礎或前提的原始材料。在我國當代政治倫理語境中，這涉及我們如何正確地對待中國傳統尤其是儒家的政治倫理學、西方政治倫理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倫理學，在上述三種傳統的基礎上，如何創造性地建構新時代中國政治倫理學話語體系。毫無疑問，我們必須從中國當下的政治倫理事實出發，但又不能局限於這些現實，我們可以對這些事實進行一種道德化的詮釋，重視對不同政治倫理傳統的話語辨析和吸納，相互借鑑，堅持話語繼承與話語創新的統一、話語創新和學術創新的統一，從而提煉出用作建構政治實踐規則的核心價值觀念。例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構出來的一種全新的政治倫理學，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作為國家之德，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為社會之德和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作為個人之德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的政治倫理學的價值觀念體系，既傳承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又改造了西方政治倫理文化的觀念，更吸收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倫理學的內核。
偉大的時代既需要理論創新，也需要實踐創新，偉大的理論創新必將引導偉大的實踐創新。政治學和倫理學作為實踐性都很強的學科，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建構，其中倫理對政治的建構，使得政治朝著更加道德的方向發展，從而有利於實現政治的最高目的。而政治對倫理的建構則使得政治倫理學更具有現實性、實踐性和問題性，政治倫理學不再是象牙塔中的純粹的形上學，而是可以指導新時代中國偉大政治實踐的科學。
《光明日報》（ 2017年12月1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