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政治學到底是否「有用」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政治學的學術研究與實際世界政治的距離或鴻溝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學家們對於本學科的認識和態度決定的。
2010年9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的美國政治學年會上，一個為媒體所關注的現象似乎比高深的回歸分析、抽象的政治理論或複雜的理性模型，更能表現美國政治學研究與實際政治過程鴻溝進一步擴大這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反映或折射出美國政治學界面臨的社會認同感下降的學科危機。《華盛頓郵報》記者克萊因（Ezra Klein）不無調侃地講述了他的觀察：雖然這個會議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人數多達500多名的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卻沒有一個蒞臨會場，也沒有一個美國聯邦政府的行政要員撥冗光顧。這些削尖腦袋找各種機會拋頭露面的「政治從業人員」，常常是想方設法擠進各類聚會。連一個在美國首都召開的商會，甚至某個議題的小會議上都少不了的政客們，卻集體缺席了美國政治學家們最盛大的集會。也許有人會把這歸結為政客們害怕知識分子對他們本人和他們政策的批判。但是這種解釋無法說明同時發生的另一個現象：這些與會的學術權威們，也很少出現在與「美國政治學年會」同時或前後，在華盛頓舉辦的各式各樣的與政府政策有關的、種類繁多的會議和沙龍。這個現象不僅反映了政治學與美國的實際政治過程巨大的隔閡，也印證了美國朝野對政治學的一個熱門的非議：「政治學有用嗎？」（Is Political Science Relevant？）實際上，有一個同時在華盛頓召開，但少有大腕政治學家現身的研討會的主題正是「政治學有用嗎？」（見「Poli Sci 101」，載《華盛頓郵報》2010年9月12日）。
政府政策過程對美國政治學界的疏離反映政治學界與政界關係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美國聯邦政府對於政治學者的任用。美國的每一任總統都要在聯邦政府的各種諮詢和執行機構中任命一些學者。威廉和瑪麗學院國際關係理論與實踐研究所的調查表明：與20世紀70年代很多國際關係研究學者在美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任職的情況不同，現代的國際關係研究學者很少有在政府任職的經歷。以提出「軟實力」概念而著名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2009年撰文《學者們靠邊站》（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就歐巴馬政府沒有任命政治學者而只是任用經濟學者和律師進行探討。他指出，美國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都是由學有所成的經濟學者所組成，門外漢極難置喙。而擔任外交和國際事務的官員卻不需要政治學的學術背景。他認為這不是政府的偏見，而是政治學界同仁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從政府相關政策諮詢的角度來看，政治學者，包括公共政策研究學者在與政府關係中的尷尬地位也很明顯。美國政府經常就美國和世界的經濟問題向經濟學家們討教，就公共衛生問題向衛生專家諮詢，虛心聽取他們的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議。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政府官員很少向知名政治學家打電話討教。對他們提出的政策建議也相對的不太重視。即使在行政管理學和公共政策研究這些政治學的分支領域，情況也不樂觀。1990年代美國副總統戈爾主導的政府行政改革，其龐大諮詢和顧問班子中，基本上把主流行政管理學家排除在外，重視的是公共管理第一線從業人員、經理人、官員和新聞記者。1990年代的重大政府管理改革項目也與主流行政管理學者無涉。雖然經濟學研究狀況也很不令人滿意，特別是近年來的金融風暴更是暴露出了一些權威性經濟學研究的荒謬，但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們敬畏經濟學者的態度和給予的待遇，卻是研究政治學和政策科學的學者所渴望的。
從對待學術研究成果的態度來看，政府和社會大眾對政治學學術研究成果的關注相當有限。這突出表現在政府對學術期刊的重視程度方面。美國的政府政策制定者們很少讀政治學的學術期刊。這種現象可能並非像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因為政策制定者們的學術修養不夠，看不懂學術的數據分析和術語，跟不上學術思辨的邏輯。或者是因為政治學的學術論著語言晦澀深奧的問題。實際上比政治科學論文更富於學術特性，更多數據分析的經濟學學術期刊正是政府有關官員們時常瀏覽的。
社會民意對美國政治學誤解的加深美國社會對大學政治學家的知識性依賴也有逐漸減弱的趨勢。在網際網路和各種新聞媒體十分發達的今天，各種知識和觀點只需要點擊滑鼠便能知曉。CNN、BBC、阿拉伯半島電視臺和日本的NHK英語頻道不僅電視上能看到，在電腦上也能實時轉播。全球化使國家和地區間距離縮短、跨國跨地區旅行不再是少數精英的專利。很多人也不再像幾十年前那樣孤陋寡聞，或渴求政治學教授對政治迷津的指點。很多新聞從業人員、政治評論家、智庫學者，非政治學背景的知識界人士，乃至網絡寫手，都常常比大學政治學教授更受人們的歡迎。事事仰仗大學教授的智慧的政府與社會已經成為過去。
政治學在美國政府和民間重要性的下降嚴重影響到了政治學的學科形象。政治學的教學與研究中的各種與社會實際不相符合的特性也很快地為社會大眾所認識、所詬病。在美國這個多元的民主社會，人們的主張常常是由他們在國會中的代表提出來的。2009年10月參議員科伯恩（Tom A. Coburn）在美國參議院提案要求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停止所有對政治學研究課題的資助。他認為政治學研究課題既非科學研究，又沒有對國家和人民的福祉作出什麼貢獻。而那些受資助最多的美國國家選舉研究實際上可以由美國的大眾媒體進行。無論是媒體的民意調查質量還是新聞評論員的水平都不比這些政治學學者差，而且還不用納稅人掏腰包。根據2005年的數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撥出的研究基金高達37億美元，用於政治學研究的僅為900萬。全部削減下來可能也只夠一兩個化學或生物學實驗室一年的經費。但是，根據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主席布若德（Molly C. Broad）2009年10月8日給參議院的信中的估計，這筆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金卻佔到了整個政治學研究經費的95%，幾乎是政治學研究經費的全部政府財源。這一提案如果通過對政治學的打擊是災難性的。因為它不僅僅決定了政治學研究經費的多寡，還關係到政治學學科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地位，政治學專業在學生生涯規劃中的分量，乃至政治學教授在大學中的處境等問題。
美國政治科學學會進行了大量的危機公關工作，動員學界和教育界的各種力量遊說參議院，阻止這一提案的通過。在科伯恩參議員提出提案後的幾天，一位美國政治學家——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獲得了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奧斯特羅姆獲獎當然是實至名歸，但是獲獎的時機引得一些猜測。在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開獎前提供的競猜下注分析中，根本沒有奧斯特羅姆的名字。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包括在前一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克魯格曼，以及研究公共資源的政治經濟學家、《蘋果橘子經濟學》（Freakonomics）一書的作者、芝加哥大學教授史蒂文·萊維特都承認自己並不清楚她的研究。奧斯特羅姆是繼赫伯特·西蒙之後第二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政治學家，同時也是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得主。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雖然赫伯特·西蒙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博士，但長期師從挪威經濟學家特裡夫·哈維默與荷蘭經濟學家特亞林·科普曼斯這些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大師，其學術成果很多也是管理學和經濟學的內容。而奧斯特羅姆的學士、碩士和政治學博士學位都是在以重視理性選擇方法而聞名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政治學系獲得的，其學術生涯也立足於政治學和公共政策研究。她不僅屬於地地道道的政治學研究的業內人士，更為重要的是她的幾項研究項目都是在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下進行的。諾貝爾獎耀眼的光環、奧斯特羅姆作為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的經濟學獲獎者中第一個女性的殊榮，成為政治學界及其參議院的同情者阻止科伯恩提案的一個關鍵性武器，幫助美國的政治學度過了這次劫難。
美國政治學的自我定位和學術體制使學術遠離現實政治關於政治學到底是否「有用」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政治學的學術研究與實際世界政治的距離或鴻溝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學家們對於本學科的認識和態度決定的。很多在政治學界具有影響力的學者秉持西方知識分子理性思考、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文傳統，並不認為政治學，甚至公共政策的學術研究，必須有實際政策效用。主張政治學從「學術性」研究的、高於現實的理論角度考察問題，運用抽象的「科學性」原理來探索政治現象的規律性。近幾十年來，美國政治學對「科學化」的追求，突出表現在強調研究方法中統計學、博弈論和形式化建模（Formal Modeling）的成分。由於很多學術資源是由體制內的資深學者把持和掌控的。他們決定大學教職如何招聘、學者水平評估和終身教職的給予與否，以及學術成果的評估、學術課題的評審等等。他們的思想通過學術體制的獎懲機制體現了出來，在培養與社會現實漠不關心的政治學人才方面起到了某種關鍵性的作用。一個對學者成長影響最直接的制度設計就是學術論著發表的同行評議機制。由於強調政治學研究的「科學化」， 如果不用統計分析和數學模型，學者的文章就很難在一些主流學術期刊上發表。主流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偏好，將使用歷史方法、檔案研究、文化研究的政治學學者邊緣化。根據「要麼發表文章，要麼從學術界消亡」（publish or perish）這一大學研究體制的行規，這對於跟不上潮流的學者們的打擊是沉重的。
從政治學本身的構成來看，在近幾十年來政治學的學科發展過程中，由於多元化的壓力和「政治正確」的信念，美國的政治學鼓勵各種不同的觀點表達，哪怕這種不同之處非常的細微。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分工細密、研究領域狹窄的研究類別（subgroup）。政治學的教學和研究內容五花八門。很多政治學教授的學術交流局限在一個極小的學術圈內，對其他政治學家的研究既看不懂，也缺乏深入了解的興趣。美國的政治科學因而成為一門「斷裂的學科」。雖然都是掛在同一個「政治學」的名號下，一些政治學的學者除了自己研究的那一狹窄的研究空間以外，對政治學的其他領域都不甚了解，遑論對整個政治學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總體發展趨勢的把握。一個後果就是很多學者在學術研究方面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無法滿足政府政策和社會發展對政治學的要求。
政治學界的有識之士對這種情況也是憂心忡忡。2000年，一個匿名為「改革先生」（Mr. Perestroika）的政治學者發郵件給美國政治學會，要求改變美國政治學研究「把玩數學符號而漠視實質內涵」的現狀， 「恢復政治哲學在政治研究中固有的核心地位」。由此發端的美國政治學界的「改革運動」，影響方興未艾。但由於這場運動缺乏方法論方面的邏輯分析和理性論證，沒有能夠像19世紀末的國家主義（Statism），和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行為主義運動（Behavioralism）對美國政治學的發展的影響那樣，改變美國政治學發展的總體趨勢。今天，雖然有包括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內的一些政治學大師們為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鴻溝的擴大而憂慮、而疾呼，但是，對現代美國的政治學這一龐大體系的方向性改革可能已經超出了他們個人的能力。一些有限的措施也沒能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學發展軌跡的跡象。美國政治學的建立和發展已歷經百年。從大衛·伊斯頓1968年宣布美國政治學有學科認同危機到現在也有40多年了。然而，美國政治學對學科特性的探尋，對研究方法發展，以及對學術研究和現實政治關係的處理都還處於探索之中，其學科發展的前途上潛伏著巨大的危機沒有能夠得到消除。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侯俊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