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本身應有完備的理論支撐，它訴之於學術的，不只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工具，更應是一種理念、一種觀察問題的視角，只有這樣，它才能從形而下的「器」，升格為形而上的「道」。如此看來，問世不久的E考據方法在自身不斷完善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隨著圖書文獻資料數位化的不斷發展，利用數量巨大的電子資源進行學術考據研究給學者帶來了很大的便利，E考據在文本電子化時代應時而出，並在文史研究領域獲得廣泛應用。圍繞此一方法之是非得失所展開的爭論，一時間也熱鬧非凡，引人注目。是之者認為此一方法藉助高科技的力量，為傳統學術研究提供了極大方便，並帶來革命性的變化；非之者認為此一方法導致研究者不讀原著，貪圖捷徑，僅利用字詞檢索搜羅證據，拼湊成文，甚至敗壞學風。平心而論，這兩種說法都只看到了事物的一個方面，並沿著此一方面作了過度的誇張，從而形成一種貌似有理的深刻片面。
世間任何事物都包含利弊兩端，一把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傷人；發達的網際網路，可以傳播海量信息，也可以成為謠言家的樂園。所謂「甘蔗沒有兩頭甜」、「科技猶如雙刃劍」，說的都是這個道理。作為一種與高科技相伴而生的方法，E考據不可能不帶有母題本即存在的某些缺憾，認識不到這些缺憾而一味高度肯定，無疑是不明智的；但如果因為它有缺憾就無視其遠超傳統方法的優長，甚至拒絕使用，那就如同讓人從大機器時代回到手工作坊，其僵化、冬烘更是不可理喻。實際上，方法本身並無好壞，關鍵在於人如何運用而已。與其只圍繞方法說長論短，不如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如何提高使用者自身的學養上，以及如何更科學地使用此一方法上。
利用E考據進行文史學術研究，粗略想來，大致可分三個層面:
一是進行關鍵詞檢索，為研究積累海量資料。就筆者目力所及，當下已投入市場並可供檢索的大型電子文本就有《文淵閣四庫全書》(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四部叢刊》(北京書同文數位化技術有限公司、萬方數據電子出版社合作出版)、「國學寶典」(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公司研製)、「漢籍全文檢索系統」(陝西師大歷史文化學院研製)、「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製作)，以及多種多樣的網絡版文獻資料。這些電子文本包容量大(僅「中國基本古籍庫」試用版即有10000種古籍書目，300種古籍全文數據和382個版本的圖像數據)，排列方式多樣(如「漢籍全文檢索系統」就有四部序、時代序、拼音序)，檢索非常便捷(如在《四庫全書》電子版中輸入關鍵詞，在幾秒或數十秒時間內，即可在其3461種著作79309卷中找到所有與之匹配的資料)。利用這些電子文本，大大節省了時間和人力，一人一天的工作成效勝過此前千百人一年甚或多年的工作成效。由此我們看到:一種先進的技術手段，奠定了一個嶄新的學術研究背景，為研究工作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二是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從歷史語境出發，科學地提出問題，利用E考據方法進行多角度、多層面的詞語查詢。世間的事情都是有因果關係、彼此關聯的，這種關聯有些是直接的、顯性的，有些是間接的、隱性的。倘若只將注意力放在某一時段或孤立的詞語上，而忽視了它的來龍去脈和相互關聯，進行單一的線性搜索，固然也能很快得到某些數據，但這些數據對問題的真正解決未必有利，有的甚至可能南轅北轍，使人深陷片面化、非學理化的泥潭。E考據的提出者黃一農教授認為:在新的歷史情形下，問問題的方式將會很大程度上拉開研究者的差距。這話是有道理的。因為在電子化、網絡化的時代，只有想不到的問題，很少有做不到的事情；而要想做得到且做得好，首先要能想得到、想得好、想得妙。由此而言，如何強化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積累，培養對研究對象的認知度和敏感度，準確而多樣化地設置檢索關聯項，是用好E考據並取得成效的一大關鍵。
三是依據E考據，構建完整、全面的學術資料庫。建構資料庫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要求學者有一個較之一般證據搜集更為宏闊的目標，並潛下心來，在浩如煙海的資料堆裡摸爬滾打、排比統計、去粗取精、不斷更新。一個資料庫的建構，最初往往只是圍繞某些具有固定指向的問題進行的，但隨著數據的逐漸豐富，庫之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完備，其所指向的問題便已不局限在一兩個方面，從中還可發現此前未曾意識到的新問題，並對相關或相鄰的課題做出回應。在某種意義上，資料庫的建構過程，就是發現、細化和深化問題的過程。它一舉而多得，雖費力而成效顯著。
當然，一種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本身應有完備的理論支撐，它訴之於學術的，不只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工具，更應是一種理念、一種觀察問題的視角，只有這樣，它才能從形而下的「器」，升格為形而上的「道」。如此看來，問世不久的E考據方法在自身不斷完善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不少紙媒尚未電子化，也一定程度地限制了E考據功能更全面的發揮。
尚永亮(作者系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