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偕「國民政府」要員自四川成都機場乘飛機逃往臺灣，到1987年11月2日，臺北當局正式允許臺灣居民赴大陸探親時止，臺灣海峽兩岸在長達38年的時間裡，一直處於緊張的軍事對峙狀態之中。其間，雖也曾有過高層間多次秘密接觸，但最為轟動一時的，要算1975年3月最後一批特赦國民黨戰犯時，有10人申請去臺灣而被拒絕接收的事件。
最後特赦戰犯前的海峽兩岸態勢
12月23日，重病中的周總理在公安部送來的末赦323名戰犯情況表上批示： 「請謂公安部分類處理，進行準備，以便在人大會後送中央、主席審批。」
公安部送來的處理方案，按立即特赦、刑滿釋放、提前釋放（刑期未滿者）、保外就醫和繼續關押等不同類別分別列出了名單。儘管周恩來看了名單一再指示，這次特赦要儘可能放寬，但經各地管教單位和主管部門反覆研究，還是有13人要繼續關押改造，理由是「他們確無改惡從善表現」。
據羅青長同志回憶，中央決定最後一次特赦釋放戰犯的大致經過是這樣的：1975年1月13日至1月17日，四屆一次全國人大會議在北京召開。在此之前，「四人幫」經過密謀策劃，由王洪文到長沙向毛主席告狀，企圖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由「四人幫」出面「組閣」。周恩來不得不抱病同王洪文一起到長沙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期間，毛主席提到要清理仍然在押的一批國民黨戰犯，包括解放後被我俘獲的美蔣派遣特務。
羅老說：「總理剛從長沙回京後，12月28日（1974年）中午，通過保密電話通知我：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調查部與統戰部、公安部配合，組成一個小組，清理一下在押戰犯名單。當時，我任中央調查部部長，兼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接到總理的指示後，我們就開始著手這項工作。
記得當時幾個戰犯管理所的所長都被關了起來，戰犯們被關在什麼地方也不十分清楚。後來，好不容易地從牛棚裡和五七幹校裡找回來幾位老所長和老管教幹部，總算查清了仍然在押的戰犯的人數及其現實政治表現、身體狀況等等，列出了準確的名單。當時尚在關押的戰犯還有293名，其中，國民黨戰犯29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戰犯ｌ名，這些戰犯將全部釋放。討論研究這批戰犯的名單及釋放後的安排、待遇等問題有好幾個月。經與當時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公安部軍管幹部負責人施義之等反覆商討，最後形成了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報告《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
據檔案資料記載，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病重時批閱的那個在押戰犯名單（表）是323名，1975年2月27日毛澤東正式批示時，因在此期間又病故5人，因而實際人數成為318名。經核心小組填重研究，又將其中的25人單獨提出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給落實政策。所以，經核心小組反覆清查結果，最終列入仍在押戰犯名單的是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澤東看到公安部核心小組《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和準備送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說明書後，作正式批示。
當時在長沙的毛澤東在聽秘書讀報告時說道：「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要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當秘書談到，報告中提出仍要繼續關押改造13人時，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道：「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害怕。這些人（註：指戰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麼！所以，一個不殺。」當談到報告中提出安置在農村的釋放人員每人每月發放生活補貼費15元至20元時，毛澤東明顯地表示出不滿意，說道：「氣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澤東又說：「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華國鋒在獲悉毛澤東主席的批示後，立即主持召開核心小組成員及公安部主管戰犯工作的負責人員會議。關押戰犯最多的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負責人員也被召來列席了會議。幾乎所有與會人員，都對毛澤東的指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長時間準備的大量分類處理在押戰犯的材料一律作廢，所有在押戰犯則不分有無「改惡從善表現」一律特赦。釋放後也不分他們原有的級別與表現，都一律安排在城鎮。複雜的事情竟然變得如此簡單。 會議期間，華國鋒對毛澤東在審議時提出的「錦州、大虎山、瀋陽、長春還有戰犯，為什麼沒有放」的問題，反覆同撫順戰犯管理所來人進行訊問調查，會後，又指派專人與解放軍總政治部一起查明了在錦州、大虎山、瀋陽、長春被俘獲的國民黨戰犯確實都已特赦安置完畢，現押的戰犯多為在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等地被俘獲者。在清查過程中，又發現在全國各地的勞改機關（監獄）還關押著大批被俘的國民黨人員，有的還是將軍級別。
據統計，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戰犯之前，正式聽候處理的在押國內戰犯總數為856名。至1975年3月19日第7批全部戰犯被特赦止，共特赦釋放589名，刑滿釋放65名，另案處理釋放10名，經審查按起義投誠對待、立即釋放的25名，病亡167名。這些人員，除病亡的外，都按黨的政策作了妥善安置。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在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中，對已處理的前戰犯（如沈醉等）經複查並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糾正，又按起義政策對待。
中共批准10名戰犯申請去臺灣的請求
中國政府7次特赦國內戰爭罪犯，引起國內外的巨大反響。尤其是在1975年3月釋放全部國內戰犯，更引起了轟動。在這些戰犯中，有10名前國民黨軍官提出回臺灣的申請被批准。他們是：王秉鋮，原國民黨第五十一軍中將軍長；陳士章，原國民黨第二十五軍中將軍長；蔡省三，原國民黨青年救國團贛東青年警務總隊少將總隊長；周養潔，原國民黨軍統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局長；王雲沛，原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將副司令；段克文，原國民黨軍統局少將專員；楊南郵，原國民黨一五0師上校團長；趙一雪，原國民黨二八一師上校團長；張鐵石，原國民黨六十八軍政工處上校處長；張海商，原國民黨青年軍二0四師上校團長。 在這10名願意回臺灣的特赦人員中，除蔡省三外，其餘9人都有直系親屬若干在臺灣島內。
據檔案資料記載，早在1956年3月14日，兼全國政協主席的周恩來在主持召開的全國政協第二屆19次擴大會議上，就已建議中共中央並經採納同意，已正式實行對在押的國內戰犯一律實行「一個不殺，分批釋放，來去自由，言論自由」及「集中管理，不審不判」的處理方針。1974年12月末，在中央決定全部釋放在押的國內戰犯之前，毛澤東主席又一次重申：「國民黨那些戰犯放出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願意回臺灣的可以回臺灣嘛！」為此，1975年3月20日，由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共同擬定，並經中共中央同意，向各地下達了《關於安置特赦釋放人員的實施意見》，其中第6條即明確規定：「凡願意回臺灣的，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辦理。」在前三天的3月17日全國人大四屆二次常會上，審議全部特赦在押戰犯議案時，華國鋒副總理到會作說明，代表國務院明確宣布：「願意回臺灣的，可以回臺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但由於考慮到海峽兩岸多年的敵對和隔絕，擔心此舉會對臺灣當局造成猜忌與衝擊，遂經中央審慎研究，臨時組成了一個「專責小組」，具體負責處理有關10人回臺事宜。當時，專責小組的直接領導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華國鋒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吳德。專責小組由中央統戰部、調查部、公安部組成，統戰部牽頭。小組負責人是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工作人員有統戰部的焦琦、劉小平，調查部的楊蔭東、耿文卿，公安部的胡治安。在香港，同時也組成了專責小組，負責人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一副社長李菊生及該社研究室臺灣研究組組長黃文放。黃直接領導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總經理方遠謀、副總經理黎汝湛，以及兩名工作人員。他們負責去臺來港人員的歡送等項接待工作。 4月12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在著名的北京烤鴨店，為王秉鋮等一行10人即將離開北京前去臺灣餞行。為了打消獲釋人員的思想顧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再次重申了中央的有關政策，並滿懷深情地說：「政府對你們沒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給你們任何任務，只希望你們能早日回到臺灣，同自己的親人會麵團聚。」在場的所有申請去臺人員，因受到政府的各項厚遇，又聽到童小鵬如此坦誠、親切的話語，無不感慨萬分。
4月13日，王秉鋮等10人啟程離京時，中央統戰部負責人童小鵬、喬連新、彭友今，以及愛國民主人士杜聿明、宋希濂、鄭洞國、龐鏡塘、黃維、文強等均到機場送行。當送行人員與之緊緊握手，依依惜別時，杜聿明、黃維等人還一再囑託去臺人員給在臺的舊部、故友問好。 在登機之前，蔡省三還笑著問童小鵬：「副部長，我的親人都在大陸，我到臺灣後，若是讓我的親人申請去臺灣可以嗎？」
童小鵬肯定地回答：「黨的政策是儘可能照顧親人團聚，在政策許可的範圍內，能夠做到的，當然可以。」
4月14日上午，王秉鋮等10人由廣州乘91次特快到達深圳，在這裡每人領到路費港幣2000元、新制服裝ｌ套，及往返通行證一張。通行證有效期半年，半年後隨時都可申請辦理入境籤證手續，陪同人員中央統戰部一局局長焦琦一再重申：各位先生到達香港後，已委託由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負責安排日常起居，但辦理回臺灣的手續、打電話、發電報、找親友、見記者等等，均由各人自便；發表談話，對各方表態，也請各位自定。
中午12時30分，在有關方面負責人的熱情陪伴及中旅社香港分社前來迎接的工作人員的引導下，王秉鋮等一行10人來到通向香港的門戶--羅湖橋。下午1時25分，他們在羅湖橋畔依依道別，去臺人員眼含淚花，不停地回頭招手，連連喊道：「謝謝！謝謝。」 去臺人員跨過了羅湖橋進入了香港後，大群記者蜂擁而至，把他們團團圍住。在他們乘上從羅湖開往九龍的列車後，記者們把車廂過道擠得水洩不通。一路上，記者們或站或立或蹲又在地板上，不停地進行採訪，相機「咔擦」之聲也不絕於耳。據香港報紙報導當日前來羅湖跟隨採訪的香港的中英文報紙、電臺、電視臺以及外國通訊社派出的新聞記者超過100多名。翌日，全香港中英文報及其他媒體無不以大篇幅報導有關新聞，部分報紙還發表社論等。美聯社記者羅德裡克就此評述說：「這可能是預兆對臺灣作一個新的姿態。」合眾國際社高級編輯史密斯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表示願為凡是希望去臺灣的人提供路費，是這一舉動中真正讓人感到驚訝的事。」
臺灣當局拒絕10人去臺，張鐵石自縊身亡
但是，臺灣島內的新聞輿論對中共特赦戰犯及允許前「國軍」軍官申請去臺之舉緘口無言，甚至刊載此類新聞的港澳等地的報紙運抵臺灣之後，也一律予以查禁。後來，迫於形勢，也僅有簡短報導。據港澳地區報紙披露，臺灣輿論界之所以先對特赦戰犯消息避而不登，隨後雖有簡略報導但並不刊登獲釋人員名單，是有其難言苦衷的。因臺灣當局一直把有些在押戰犯當做「烈士」，並把他們牌位供奉在臺北的「忠烈祠」內，如已「慷慨就義」的周養浩等人。在島內外輿論的壓力下，3月20日，臺北的《中央日報》上發表一篇題為《毛共釋放所謂「戰犯」的動機和陰謀》的社論，
特赦戰犯「除了試圖搖惑我們心防之外，至少還有三重動機：第一，對內佯示'寬大＇……第二，對外偽裝'安定'；第三，說得遠一點是為將來可能對臺灣進行武裝冒險時，布下一段伏筆。」
還在10名獲釋人員即將離開北京往香港之際，在臺灣島上，重病在身的蔣介石突然驚叫了一聲：「毛共是在要我的命！」便撒手西去。其公子蔣經國剛接管了政權，便面臨著中共釋放國民黨戰犯，並有10人要求去臺的棘手難題。一方面，王秉鋮等10人都是國民黨軍事將領，在內戰戰場上被俘，現在獲得特赦，要求到臺灣同自己的親人會麵團聚，在情在理，不能拒絕接受。而且，在國際上也沒有對對方寬大釋放的人員拒絕接受的先例，如果執意拒絕，恐難避免國際輿論的譴責；但另一方面，如果準許這10人進入臺灣島內，又勢必會引發各界民眾的轟動，進而戳穿了國民黨長期製造的種種反共謠言與神話，衝擊和動搖島內的「民心」和「軍心」，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將要陷入極大的被動。 此時臺灣當局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以臺灣的所謂「大陸救濟總會」會長、國民黨元老谷正綱為首的一部分政界人士，包括原「行政院長」張群等人在內，極力主張應立即接受這10人赴臺，以消除臺灣當局已在國際上造成的惡劣影響；但島內掌握實權的少壯派軍官，以及軍警特部門的首腦，則堅決反對讓這10人進入島內，認為只有如此，才能使長期營造的反共心態不致潰散，軍隊的士氣也能得以維持，在激烈的分歧與爭吵中，蔣經國一時難於作出決斷。於是，先由「中央社」社長曾恩波出面，於4月初發表談話稱：「中華民國政府歡迎該批前國民黨軍官及黨政官員重投'祖國'懷抱。」 隔幾日，於4月18日，繼任「總統」嚴家淦在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則你：「政府歡迎一切反共分子到臺灣來，但不讓共產黨間諜和統戰人員進來。」嚴家淦還說：「中華民國政府歡迎任何向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求援的人。」4月22日臺北消息改稱：「臺北政府對宗事件，將採取堅定立場。除非該10名中共釋俘，在香港發表其反共態度，同時自動向自由中國救濟總會申請，否則國府沒有讓步餘地。」但當10名獲釋人士在香港拒絕以「難民」身份申請入境，並嚴詞拒絕「發表反共聲明」之後，香港《明報》6月6日卻又發表專訪稱：
臺灣「救總」理事長谷正綱，最近致函「救總」辦事處（注，指在香港九龍），轉達國民黨最高當局處理戰俘入臺方案的要點，並不要求戰俘公開發表《反共宣言》……「谷正綱函件」僅要戰俘補呈現《申述信》作為入境申請表格的附件。該信包括三項內容：ｌ、說明入臺動機；2、表明入臺是無條件的（不提任何條件）；3、入後願意遵守法律，如果言行上有違法律，願接受法律制裁。此間「救總」負責人謝伯昌，曾電召戰俘前往辦事處，將「谷正綱函件」給他們看，有九名戰俘看完函件，覺得沒有什麼為難，即呈交「申述信」，只有蔡省三拒絕呈交。谷正綱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十個常委之一，系國民黨決策機關的權要，但他主持的「救總」，只是民間團體，沒有黨政機關的權力。10戰俘入境手續的文件傳送，雖由「救總」辦理，奉命負責審核者，卻是「總統府」的「國家安全局」。
但是，臺北「救總」卻又出爾反爾於6月17日在國民黨機關《香港時報》登出啟事：「查本會谷正綱理事長從未對港九救濟機構有過上述函件，所載全非事實。」 另據港澳報紙披露，無計可施的實權人物蔣經國，採用「大化小，小事化了」的「拖」字訣應付局面。香港《明報》披露：「權威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說，上月他赴臺參加已故蔣介石總統的喪禮時，蔣經國先生曾親口對他說：國府對十名戰俘申請赴臺所採政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蔣經國對這八個字並無進一步地解釋。權威人士個人認為臺北顯然並不歡迎他們前往，決定用'拖'字訣來應付問題，拖得一時算一時，和中共實行比鬥'忍耐力'，直至一方忍無可忍，自動召回十名戰俘為止。」
事情的發展果然如此。當10名申請去臺人員抵港之初，蔣經國讓谷正綱、謝伯昌等在前臺敷衍，接著，便讓國民黨「大陸工會」、「海外工作會」、「情報局」等機構的特工人員與「反特專家」組成「特別小組」進駐香港，連同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的成員，對大陸展開所謂「反擊行動」：一方面全力組織反共輿論，污衊中共釋放ｌ0人去臺，為的是向島內「滲透」及施展「統戰陰謀」；另一方面，又多方私下接觸申請去臺的10人，讓他們離開中旅社安排的帝國酒店和蘭宮酒店，「擺脫中共控制」，進行離間分化，終於將張鐵石誘騙到國民黨特工人員徐亨開設的富都酒店。而後，張鐵石的路費全被騙走，其在臺灣的家屬因受特務之恐嚇而不敢為張擔保，致使張鐵石完全絕望，並自縊身亡。 6月4日午間，香港「麗的電視」，突然爆出一則重大新聞：「現時滯留本港等候前往臺灣的前國民黨戰俘之一張鐵石，今日1時被人發現在他的酒店（註：指富都酒店）房間內留下一張字條，表示對前往臺灣會晤家人的機會感到絕望。張鐵石現年65歲，曾任國民黨第六十八軍政工處上校處長。死後遺下妻子和三名子女，他們現時仍然居住臺灣。」 張鐵石自縊身亡的噩耗傳出後，所有獲釋申請回臺人員無不震驚與悲憤至極，紛紛發表談話或聲明，一致譴責臺灣當局絕情寡義。港澳地區的新聞輿論更是一面倒地痛斥臺灣當局拒絕接收10人回臺的喪失人倫之策，甚至海外的媒體也紛紛發表評論譴責。紐約《華僑時報》6月18日刊載題為《蔣幫採取特務手段逼死張鐵石消息傳到華埠》、《僑界人士指責臺灣當局手段狠毒》的報導，用了4個小標題介紹事件發生之經過：（1）不打自招，賊喊捉賊（註：指臺灣當局污衊張為中共所害）；（2）蔣特誘騙張上當入黑店；（3）弄巧成拙，眾叛親離；（3）親蔣幫報章表怨懟。其中稱：「向來為蔣幫說話的幾家本地華文報紙，這次也不得不抨擊蔣幫處理獲釋人員及張鐵石之死的手法。某報社社論中說張鐵石不是死於戰場和監獄內，而是因為希望與在臺家人團聚而喪命，可謂慘絕人寰。」
中旅社香港分社在出面接待10人經港赴臺過程中，始終按照中央的有關指示給予充分關懷和照顧，但不幹預他們任何人的自由活動，這種既關懷又寬鬆的接待方式，不僅使回臺人員滿意，又爭取了各方輿論，還廣泛地贏得了人心。相反，臺灣國民黨統治當局由於絕情寡義，卻在國際輿論上陷入了空前的被動和孤立。
被拒去臺人員的歸宿
為了更加要妥善地處理好獲釋人員的回臺事宜，在張鐵石被逼自殺後的第三天，新華社香港分社研究室臺灣研究組組長黃文放，奉命回北京向中央專案小組匯報情況，對其餘9人今後的去向進行了研究與安排。決定：中央的指示是要以更高的姿態處理9個人的去向。由於已經確悉國民黨當局不讓10人回臺的決策已定，留港的9個人可以自由選釋，願意回內地的，歡迎，回來後由內地安排工作；願意赴外國的，繼續給予協助，幫助旅費；願意留在香港的，國家長期照顧他們的生活。至於張鐵石的遺體，讓國民黨人員領取。最後，張鐵石的遺體是由他的兒子自臺來港處理，火化後把骨灰帶回臺灣。
被拒的9人中，趙一雪自香港返回大陸後在上海安家落戶，因其妻子、子女均在上海，即被中共統戰部和上海市政協聘為上海市政協委員。同他一起自香港返回內地的張海商和楊南郵，因他們在湖北和四川有親人，則根據本人意願，被分別安排為湖北省和四川省政協委員。其餘6人的歸宿，陳士章於1975年7月4日由女婿接往美國住印第安納州女兒家中，他的夫人及兒子仍住臺灣。7月14日，段克文經向「國際救濟總會」申請，離港去了美國紐約。段在美國無親人，靠給一家親臺灣的中文報紙編寫《戰犯自述》餬口謀生，期間曾秘密去了一趟臺灣，1991年客死美國。王秉鋮因有兒子、女兒和侄女在美國，於1975年9月26日離港赴美，居住在女兒家中。1979年，正在臺灣任「國大代表」的夫人李志衡，留赴美國與其聚了兩個多月後又返回臺灣。後經其夫人多方周旋，終使王秉鋮由美國轉道秘密去了臺灣，但不得長期居留。周養浩直到1975年11月12日乘飛機到了美國住在一個女兒家中。周在美國有三子二女，但他的妻子卻因思念丈夫不久即在臺灣病故。
最後，在香港只留下了王雲沛和蔡省三。住在蘭宮酒店的王雲沛，為急於去臺灣，離店另租房屋居住。他的夫人為了同其會面，急急與兒子由臺灣移居美國，王則在香港向美國領事館申請去美國會親，竟然不予核准。無奈中，1978年5月，王雲沛的夫人張佩霞則由美國來到了香港同其團聚了一段時間。可惜好景不長，1979年10月8日王雲沛先生即因病故去，骨灰由在家鄉的長子王敏惠專程自內地來港領回，葬於浙江省相廬縣原籍。至此，滯留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一人，他決定一面以寫作為生，一面主動從事海峽兩岸的溝通工作。到90年代初，蔡省三曾多次赴臺灣參觀訪友。至此，10人申請去臺受阻事件，始由沸沸揚揚的高潮，轉而成為風平浪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