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新聞和中國新聞史的人,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舊中國歷史上的新聞專制是怎樣一步一步建立的?對此,研究一下發生在1945年的國人反對國民黨新聞統制的「拒檢運動」,或許能從中獲得一些啟示。這是一場中外新聞史上著名的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其背景、經過和影響都值得今人注目。在很大程度上,它能告訴我們新聞專制的惡果和珍惜新聞自由的深層原因。
國民黨的新聞統制與新聞檢查
拒檢運動的背景是國民黨的新聞統制與新聞檢查制度的確立與加強。新聞統制是新聞檢查的總體法律基礎,新聞檢查是新聞統制的核心內容。
所謂的「新聞統制」,就是新聞專制,是反新聞自由的極端形態,是為配合一黨專政而建立的醜陋新聞「法治」。
中國國民黨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建立並領導的資產階級政黨。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蔣介石集團在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於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並迅即在南京另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打著孫中山及三民主義的招牌,實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與其一黨專政相應,國民黨的新聞統制思想、政策和法規也開始形成並不斷發展。1928年,國民黨提出了「以黨治報」的方針,要求國統區所有的新聞事業,包括非國民黨的新聞事業,都必須接受國民黨的思想指導和行政管理,即按照法西斯主義的原則改造新聞事業,將國民黨的新聞事業和非國民黨的新聞事業統籌規劃、統一管制,來實行所謂的「科學的新聞統制」。1934年1月,國民黨召開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明確規定中央宜傳委員會在新聞界的任務是「集中經費於少數報紙,培養有力量之言論中心」,「對全國新聞界作有效之統制」。為了學習貫徹這次會議精神,同年3月,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召開新聞宣傳會議,中宜委主任邵元衝在會議開幕式上進一步闡釋了所謂的「新聞統制」,那就是「一方面要希望自己的新聞宜傳發生有力的表現,一方面要應付反黨反宣傳的新聞」。國民黨作為執政黨,要強化其自身的「新聞最高領導權」,這是全部新聞統制的精髓和核心。邵元衝明確提出:「盡力增厚黨的新聞業(黨報及黨的通訊社)之權威,充分培養其本能,使之自動發揮偉大的力量,取得新聞紙新文藝運動之最高領導權」,「徹底完成新聞一元主義之任務」,也就是要對新聞界進行純粹的全面的黨化;要求一切思想言論和行動,不能「違反國民革命最高原則之三民主義」,小能」敢吹超越民族之理想與損害國家絕對性之言論」,即一律以國民黨的意志為準繩。
根據國民黨確立的「以黨治報」的方針和新聞統制的思想,南京國民政府制定與頒行了一大批實行新聞專制的法律、法令,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有關新聞檢查的法律、法令,它們是新聞專制的核心內容,其條文越來越細,其實施一步一步走向嚴厲,充分反映了國民黨新聞專制一步一步的加強,最終為人民所深惡痛絕。
國民黨當局最初實行的是出版後審查制度。1928年6月,國民黨當局開始建立起新聞宣傳審查制度,先後制定與公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導黨報條例》、《指導普通刊物條例》、《審查刊物條例》。根據這3個條例的規定,所有報刊均須絕對遵循國民黨的主義與政策,服從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的審查。這3個條例的頒行,是國民黨政府實行新聞統製法律制度的開始,其目的是為了杜絕一切不利於國民黨統治的新聞宜傳內容,標誌著國民黨新聞檢查制度的初步確立。1929年1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會議以3個條例為基礎,通過了專門的《宣傳品審查條例》,明確規定包括『:黨內外之報紙及通訊稿」在內的7類宣傳晶,均須接受國民黨中央及各級黨部宣傳部的審查;「各省、各特別市黨部宣傳部應負審查其所屬區域內一切宣傳品之責,並將審查意見檢附原件呈報中央宣傳部核辦」;「各級黨部及黨員印行之宣傳晶及與宣傳有關之刊物,均須一律呈送中央宣傳部審查」。
自1932年起,國民黨當局又將出版後審查制度改為出版前檢查制度。國民黨中央先後通過和頒布了《檢查新聞辦法大綱》、《新聞檢查標準》、《重要都市新聞檢查辦法》、《各省市新聞檢查所新聞檢查規程》、《各省市新聞檢查所新聞檢查違檢懲罰暫行辦法》等一系列有關文件。根據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的規定,「各重要都市遇有檢查新聞必要時,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核准,得設立新聞檢查所,受中央宣傳委員會之指導,主持各該地新聞檢查事宜」;「凡在各省、市印行之日報、晚報、小報、通訊社稿及其增刊、特刊、號外等,於發行前均須將全部新聞一次或分次送各該新聞檢查所檢查」;新聞檢查的範圍,雖「有限於軍事、外交、交通、地方治安及有關之各項消息」的規定,但在實際執行時則將一切新聞報導均列入檢查範圍之內。對於違檢的報社、通訊社,則予以忠告、警告、有期停刊、無期停刊的懲罰。據此,國民黨當局先後在上海、北平、天津、漢口等重要都市設立了新聞檢查所,由當地黨、政、軍三方機關派員組成。
1934年,即推出報紙、通訊社稿出版前檢查制度的第二年,國民黨當局又將這一制度推廣到圖書雜誌。4月5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會議通過《中央宜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6月1日,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發布《圖書雜誌審查辦法》,根據上述文件的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之書局、社團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圖書雜誌,應於付印前依據本辦法,將稿本呈送中央宜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申請審查」。國民黨當局首先在上海設立了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然後推向全國。在中央專門成立了新聞檢查處,由賀衷寒擔任處長,負責全國新聞檢查工作。
抗戰爆發後,鑑於中國進入戰時狀態,國民黨政府「名正言順」地頒發了一系列戰時新聞檢查法令,建立和健全戰時新聞檢查制度。1937年8月12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議修正通過了《新聞檢查標準》,對軍事、外交、地方治安和社會風化4類新聞規定了13項禁載內容,其中有些確與戰事有關,但也有些與戰事無關,如禁載「對於中央負責領袖加以無事實根據之惡意新聞及侮辱,以損害政府信用者」。這次會議還通過了《檢查書店發售違禁出版品辦法》,規定:「凡經中央通過查禁之出版晶,由各省、市政府印製禁售出版品一覽表,每周分發各書店一次,通知不得發行或出售」。1938年7月21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會議通過了《修正抗戰期間圖書雜誌審查標準》,把反對國民黨的主義、政綱和政策等8項內容認定為反動言論,把曲解國民黨的主義、政綱和政策等7項內容認定為謬誤言論。這次會議還通過了《戰時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規定國民黨中央組織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各大都市或省會成立地方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對圖書雜誌採取原稿審查辦法,對所有未經原稿審查的書刊一律予以取締。1939年,國民黨當局又頒布了《圖書雜誌查禁解禁暫行辦法》、《戰時新聞檢查辦法》等,規定原軍事委員會新聞檢查機構改組而成立的戰時新聞檢查局,各省、市,各重要縣市設立戰時新聞檢查所,重要縣、市設立戰時新聞檢查室。就這樣,國民黨建立起了一個從中央到縣、市一級,從報刊社、出版社到印刷所、書店的新聞出版檢查的羅網,使其新聞出版檢查制度得到進一步強化。
40年代後,國民黨當局還將黨的意志變為國家意志,將黨的新聞審查變為政府執法行為,開始以政府的名義管制新聞出版事業,於是有關新聞出版檢查的法律、法令的發布機構也不再是國民黨系統的機構,而是國民政府及其組成部門。1940年9月6日,以國民政府名義頒發的《戰時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出臺。這一辦法與1938年由國民黨中央發布的同名文件不同處是: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改而隸屬於國民政府行政院,地方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也改而隸屬於各地方政府。為進一步強化戰時新聞出版檢查制度,國民黨政府還根據歷年的執行情況,於1943年10月4日重新修正了《戰時新聞禁載標準》和《戰時新聞違檢懲罰辦法》,並由軍事委員會核准施行。國民政府還頒布了《國家總動員法》,明文規定:「本法實施後,政府於必要時,得對報館及通訊社之設立,報紙通訊稿即其他出版物之記載,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為一定之記載。」1945年,國民政府行政院頒布了《管理收復區報紙、通訊社、雜誌、電影、廣播事業暫行辦法》,規定國民黨當局在廣大收復區重新恢復同戰前大體一致的新聞統制局面,新聞出版檢查在收復區照樣施行。
這樣的新聞檢查制度在具體實施中充分暴露了這一制度的本質:國民黨的新聞檢查是一種利己的新聞檢查,也是一種媚外的新聞檢查,凡對自己一黨不利的新主編時,一開始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出發,力求通過《生活》「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幻想在國民黨統治下實現「政治的清明」和「實業的振興」,因此這份刊物為國民黨所包容。但鄒韜奮的這種改良主義思想,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而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32年上半年,鄒在《生活》上發表了《我們最近的思想與態度》和《我們最近的趨向》兩篇文章,指出:「我們深刻認識到,大多數民眾以供少數特殊階級享用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終必崩潰,為大多數民眾謀福利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終必成立」,「中國如有出路,必要走社會主義的這條道路」。這兩篇文章公開宣傳社會主義,立即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仇視,開始用各種方法加害《生活》,多次派人進行「指導」和檢查,最後以「言論反動,毀謗黨國」罪名,下令禁郵《生活》周刊,並將鄒韜奮列入暗殺的黑名單。鄒被迫於1933年7月出國流亡。半年後,《生活》被當局查封。國民黨利己的新聞檢查制度昭然若揭。 其二,《新生》周刊的被檢與查封 在《生活》周刊被封后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鄒韜奮約好友杜重遠挺身而出,創辦起《新生》周刊。杜重遠在他撰寫的《發刊辭》中明確表示:「本刊不顧艱困,不辭勞瘁,願與讀者諸君,共同努力,以求實現中華民族之新生。」《新生》還是《生活》的新生,不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和《生活》周刊一脈相承。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出版,主編艾寒松以「易水」筆名撰寫小品文《閒話皇帝》,泛論中外君主制度,也提到了日本天皇:「日本的天皇,是一個生物學家,對於做皇帝,因為世襲的關係,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雖也奉天皇的名義而行,其實早作不得主。接見外賓的時候,用得著天皇;閱兵的時候,用得著天皇;舉行什麼大典禮的時候,用得著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記了。日本的軍部資產階級是日本的真正統治者。」第二天(即5月5日),上海的日文報紙便故意以頭條刊載消息,聲言《新生》周刊「侮辱天皇」。接著,在日本僑民聚居的上海虹口一帶,日本浪人舉行示威遊行,並將中國人所開商店的櫥窗玻璃打碎多處。6月7日,日本駐滬領事以「侮辱天皇,妨礙邦交」為由,向國民黨上海市政府與南京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要求處罰《新生》周刊及文章的作者與編者。一貫對日本帝國主義卑躬屈膝的南京國民黨政府,立即訓令上海市政府立即查明,並向日本帝國主義賠禮道歉,撤換了上海市公安局長和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6月10日,國民黨政府又下了一道《敦睦邦交令》,規定「凡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為反日宣傳者,處以妨害邦交罪」,企圖對一切抗日言論進行檢查和封鎖。據此,上海市公安局奉上海市政府命令,派人封閉了《新生》周刊社,江蘇高等法院判決杜重遠有期徒刑一年零兩個月。國民黨的媚外的新聞檢查制度同樣暴露無遺。
「拒檢運動」的長期醞釀與正式爆發
正是由於人們逐漸認識到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制度是一種對新聞自由與新聞正義的摧殘,一些進步的報人、進步的政黨便採取各種手段抵制這種檢查、抗議這種檢查。如同國民黨的新?聞制度越來越嚴酷一樣,「拒檢運動」也有一個醞釀、發展過程,從間接拒檢發展到直接拒檢,從側面拒檢發展到正面拒檢。下面截取幾個歷史片斷,來了解當時的真實情況。
其一,偽裝封面的共產黨報刊
中共的地下報刊是在白色恐怖的惡劣環境中出版的。國民黨一再嚴令查禁、取締共產黨報刊,殘酷迫害編輯發行部門、承印機關、販報人和讀者,凡運送、傳閱共產黨報刊的人,一經查出就會被監禁或殺害。《紅旗日報》出版僅一周,先後被捕去發行人員四五十人,該報承印機關前後被封閉3次。《上海報》先後有10名送報人和特派員被捕,其中有的被判8年重刑。因此,共產黨的報刊經常偽裝封面、更改報名出版。如《布爾塞維克》就曾用過《少女懷春》、《中央半月刊》、《新時代國語教科書》、《中國文化史》、《經濟月刊》、《虹》等偽裝名稱。《紅旗》的偽裝封面有《快樂之神》、《摩登周報》、《紅妮姑娘豔史》、《佛學研究》等10多種。《列寧青年》用過《美滿姻緣》、《何典》等偽裝名稱。《中國工人》曾用《紅拂夜奔》、《南極仙翁》、《愛的叢書》、《性的知識》等偽裝封面出版。此外,為逃避敵人耳目,共產黨的報紙還常常仿照消閒小報外形,用紅紙印刷,第1版和第4版都刊滿商業廣告,標題也儘量趣味化,文章也常用隱晦曲折的手法。
其二,拒絕「指導」與「檢查」的史量才
史量才(1880—1934),又名史家修,上海青浦縣人,曾擔任過《時報》主筆。1912年買進《申報》後、,苦心經營,使《申報》成為國內著名的大報,他本人也成為上海報業巨頭。九一八事變後,他的愛國熱情高漲,政治態度發生很大變化,並主持了《申報》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副刊《自由談》的改革最為突出,確立了「務以不違時代潮流與大眾化為原則」的編輯方針,專登新文學作品,特別是雜文。據不完全統計,《自由談》從1932年12月1日開始改革到1935年10月31日被迫停刊,總共發表各種雜文近2000篇,這在當時的報刊中是絕無僅有的。魯迅、茅盾等左派作家利用《自由談》這塊園地,發表了大量針砭時弊、批評時政的雜文,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魯迅在為《自由談》寫稿的近兩年中,為逃避國民黨的言論檢查,用48個筆名共寫了143篇雜文,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忌恨。國民黨對史量才實施拉攏、利誘手段,給了他許多榮譽和職銜,但史都不為之所動。《申報》對國民黨當局的批評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日趨激烈。蔣介石終於對《申報》露出猙獰面目,於1932年8月令上海警備司令部禁止《申報》郵遞。史量才急派該報駐南京採訪部主任求見蔣介石。蔣說,《申報》可以恢復郵遞,但要撤換總編輯等人員,並由中央宣傳部派員去「指導」《申報》的編輯和發行,實際上是進行全面檢查和控制。史量才表示,總編輯可以由蔣所指定的張蘊和接替,但堅決不允許國民黨中宣部派員「指導」,並說,倘若政府一定要派員進館,寧可將報紙停刊。蔣介石的意圖難以達到,便暗中著手根除史量才。1934年11月13日,蔣介石親自下令軍統特務組成特別行動組,在滬杭公路上狙擊史的汽車,刺殺了史量才。
其三,隱晦書名的《紅星照耀中國》
《紅星照耀中國》是一本很出名的書,出版時書名為眾人所知,即《西行漫記》。它的作者是著名美國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出於職業的敏感,他對這樣一連串問題具有極大興趣;紅軍是一支什麼樣的軍隊?他們怎樣完成二萬五千裡長徵?共產黨的領袖是什麼樣的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前景如何?它一旦成功,對世界歷史進程將會產生什麼影響?1936年6月3日,經宋慶齡介紹,斯諾毅然前往陝北進行採訪,全程歷時4個月。同年11月14日、21日,上海《密勒氏評論報》首先發表他採寫的題為《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的長篇報導和他拍攝的毛澤東頭戴八角帽的照片,轟動了中外新聞界。接著,英國《每日先驅報》、美國《星期六晚郵報》、《亞洲》、《大美晚報》、《太平洋事務》、《太陽報》等報刊陸續刊登了斯諾寫的關於陝北之行的一組報導,計30多篇。1937年2月,美國《生活》畫報發表了75幅斯諾在紅色區域拍攝的照片。3月,斯諾將他的原稿、照片等交給北平一些愛國知識分子譯成中文,以《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為名出版。斯諾在所發表的報導基礎上,撰寫了30萬字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1937年10月由英國蘭戈茲公司正式出版。兩個月內再版4次,銷售10多萬冊。1938年1月,美國蘭登出版社也出版了此書。2月,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將此書翻譯成中文出版,為避過國民黨和日軍檢查,原書名被改為較為隱晦的《西行漫記》。這就是很多人知道《西行漫記》,而不知道《紅星照耀中國》的原因。
其四,「開天窗」抗議的《新華日報》
《新華日報》的報導受到國民黨政府的監視和限制,特別是遷移到重慶以後,國民黨想方設法對它施加壓力,企圖阻止它的出版。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新華日報》的全體工作人員同國民黨當局進行了長期的、堅決反對新聞檢查的鬥爭。國民黨以其制定的《戰時新聞禁載標準》和《戰時新聞檢查辦法》等法令,對《新華日報》的內容進行嚴格檢查,任意刪改和扣壓新聞稿件,給《新華日報》的報導造成很大困難。為此,《新華日報》就採取「開天窗」,改登「更正」或「啟事」等辦法,向讀者揭露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檢查制度和摧殘言論自由的行徑。有時也在報上發表言論,評論國民黨的所謂「新聞自由」,或者利用國民黨新聞檢查機關的內部矛盾,讓其自己「違檢」。除了進行合法的鬥爭外,關鍵時刻《新華日報》也進行「非法」鬥爭。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為了報導這次事變真相,《新華日報》決定發表周恩來為皖南事變寫的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新華日報》的工作人員把並未排有周恩來題詞的版面送交國民黨新聞檢查所,而實際印刷出版的正是有題詞的版面,等國民黨發覺,這一天的報紙早已傳遍山城。
透過以上歷史片斷可以看到,在國民黨執行壓制新聞自由的新聞檢查政策中,進步人士從未中斷過拒檢的行為,終於在抗戰勝利後,興起了聲勢浩大的爭取新聞自由的鬥爭——拒檢運動。
1945年7月1日,國民參政會的6位參政員黃炎培、褚輔成、冷通、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等應毛澤東主席的邀請去延安訪問。黃炎培回來後,將他在延安所見所聞寫成了《延安歸來》一書,書中翔實地記載了中國共產黨各項政策的實施情況和解放區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成就。為免遭國民黨書刊檢查官的刪改,國訊書店在其他進步出版機構的支持下,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員黃洛峰的建議,決定不將此書送國民黨當局檢查而自行出版發行。就這樣,此書稿沒有遞交國民黨檢查就於8月7日正式出版了。這是國民黨統治區第一本拒檢出版的書籍,至此拉開了拒檢運動的序幕。
《延安歸來》出版後,進步人士張志讓、楊衛玉、傅彬然3人起草了重慶雜誌界宣布「拒檢」的聯合聲明,在徵得《憲政》月刊、《國訊》雜誌、《中華論壇》、《民主世界》、《再生》、《民憲》半月刊、《民主與科學》、《中學生》、《新中華》、《東方雜誌》、《文匯周報》、《中蘇文化》、《現代婦女》、《戰時教育》、《國論》、《學生雜誌》等16家雜誌社的籤名後,於8月17日正式發表,莊嚴宣布自9月1日起一致不再送檢,並將這一決定正式函告國民黨中宣部、憲政實施協進會和國民參政會。同時,《憲政》月刊、《國訊》雜誌、《中華論壇》、《民主世界》、《民憲》、《再生》、《東方雜誌》、《新中華》、《中學生》、《文匯周報》等10家雜誌社還決定出版一份不向國民黨政府辦理登記手續、稿件全部不送檢的《聯合增刊》。8月27日,重慶雜誌界聯誼會集會,在拒檢聲明上簽名的雜誌社增至33家。9月15日,《憲政》月刊、《國訊》雜誌等10家雜誌社聯合出版,國訊書店發行的4開報紙《聯合增刊》第1期出版。9月18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機關刊物《群眾》雜誌也正式宣布自即期起不再送檢。
重慶16家雜誌社拒檢聲明一發表,立即轟動了整個文化界,並得到了各界的支持與響應。由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出版社、國訊書店等19家出版社組成的新出版業聯合總處,宣布堅決支持重慶雜誌界的拒檢聲明,不少進步人士發表文章予以響應。第二天,《華西晚報》的葉聖陶執筆起草了成都17個文化團體《致重慶雜誌界的一封公開信》,大聲疾呼:
言論自由必須是完整的,決不能是殘缺不全或僅為一黨一派所享有的特權。……從今天起,……共同舉起言論自由的大旗,宣告檢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壓迫言論自由的法令與制度的死亡!
9月9日,向來溫文爾雅的謙謙君子的書生葉聖陶在重慶雜誌聯誼會《聯合增刊》2號發表了怒目金剛式的短文《我們水不要圖書雜誌審查制度》。他論證了「圖書雜誌審查制度當然沒有存在的理由」之後,指出:
我們不要這個制度,並不因為我的思想言論曾經被禁被刪,你的思想言論曾經被禁被刪,他的思想言論曾經被禁被刪。即使我的你的他的思想言論都沒有被禁被刪,將來也永不會被禁被刪,我們還是不要這個制度。制度存在,總有我你他以外的人受著精神上的迫害,我們與他人精神上是共通的,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們受到迫害。……發表的自由成為公眾生活的要素,大家必須努力學習,使發表的自由收到充分的效益。一面爭取,一面學習,從今開始不算遲,可是非開始不可……這種自由,我國人以前沒有亭受過,從今起要享受它了,而且要絕對的享受它。
9月1日記者節這一天,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社評《為筆的解放而鬥爭》,反映國統區新聞文化界的意願與呼聲,抨擊國民黨當局實施的原稿審查制度,號召新聞文化界為爭取新聞出版與言論自由而鬥爭。9月4日,《新華日報》社論《走向和平的新中國》再次呼籲:「現時的一切束縛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的法令必須立即廢除。」9月8日,成都《新中國日報》、《成都快報》、《華西晚報》、川康通訊社、自強通訊社、國論社、《大學月刊》、《天風》、《開明少年》、《現代周刊》、《大義周刊》等16家新聞出版機構集會,一致決定以行動響應重慶出版界的拒檢鬥爭,宣布報紙通訊社自即日起、雜誌自即期起,自負言論報導之責,不再送交任何機關檢查,並發表《致重慶雜誌界聯誼會公開信》予以聲援。至此,由重慶出版界發起的拒檢運動擴展到成都,並由出版界擴展到新聞界。10月,成都參加拒檢鬥爭的新聞出版機構增至22家。9月17日,成都27家新聞出版機構集會,決定成立成都文化新聞界聯誼會,推舉葉聖陶、黎澍、沈志遠等7人為執行委員,並發表宣言,提出了爭取「發表的自由」的具體主張。此外,成都文化新聞界聯誼會還出版一份聯合刊物《言論自由》,9月25日創刊,雙周出版。與此同時,昆明《民主周刊》、《大路》雜誌、北門出版社、進修出版社等11個新聞出版單位也於9月15日集會,宣布一致響應重慶、成都兩地的拒檢鬥爭,並決定成立昆明雜誌界出版界聯誼會。22日,昆明《大路》周報等11個新聞出版單位聯合致函雲南圖書雜誌審查處,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送審。同時致函昆明市印刷業同業公會,請該公會轉告各會員印刷廠,此後一切付排稿件概由各單位自行負責,無須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致影響出版時間。此外,桂林、西安等地的新聞出版界也紛紛成立聯誼會,集體投入拒檢運動。四川大學、燕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學生編輯的刊物、壁報也通電響應拒檢,不再送交自己學校訓導處檢查。
拒檢運動的興起與發展,使正在玩弄「和談」陰謀的國民黨當局陷入被動局面。在國內,國共兩黨正在重慶舉行政治談判,國統區和平民主運動日趨高漲,而蔣介石集團發動內戰的時機尚未成熟。在國際上,各國政府紛紛取消戰時新聞檢查制度,無形中對國民黨當局形成了一種國際壓力。為了緩和國內外的矛盾,國民黨當局被迫於9月12日由國民黨中宣部長吳國禎出面,向外國記者宣布自10月1日起廢止戰時新聞檢查制度,但收復區在軍事行動尚未完成以前除外。接著,國民黨當局又指使中宣部新聞事業管理處處長馬星野撰寫《輿論政治之歷史基礎》一文,於9月15日發表在重慶《中央日報》上,以個人名義表態。9月22日,國民黨中央第十次常務會通過了廢止新聞出版檢查制度的決定與辦法。至此,國統區新聞文化界為之奮鬥多年的取消新聞出版檢查制度的鬥爭,經過為期兩個月的拒檢運動的洗禮,終於獲得了巨大的勝利。
為了鞏固和發展拒檢運動取得的勝利成果,爭取更大更多的新聞自由權利,國統區進步新聞文化界在歡慶勝利之時,進一步提出了新的鬥爭目標,將爭取新聞出版自由的鬥爭推向新的高潮。10月1日,即國民黨廢止新聞出版檢查的第一天,重慶《新華日報》為此發表《言論自由初步收穫》的社論,指出:「檢查制度的廢止,是言論自由的開始;但還不是言論自由的真正實現」,號召國統區進步新聞出版界為爭取更多的民主自由而繼續鬥爭。10月初,昆明《民主周刊》、《人民周報》、《大路周刊》、天野社、詩與散文社、北門出版社、孩子們社、進修教育出版社等10餘家新聞出版團體聯名發表宣言,提出了新的鬥爭目標,如廢除新聞檢查制度,「收復區不能例外」,「取消中央社的新聞壟斷政策,民營通訊社和報館有自由採訪、收發新聞和翻譯外國新聞的自由權利」,「保障民營出版機構」,等等。11月,上海新聞文化界91名人士聯名發表宣言,反對國民黨當局壓迫人民自由,要求廢止收復區的新聞檢查制度,實現言論出版自由。12月,上海30餘名新聞記者聯名發表宣言,反對上海市政府實行統制新聞的措施。同月,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雜誌社聯名提出廢止有關限制出版的一切法令等主張,並建議在新聞文化界開展一場拒絕登記的運動。1946年1月8日,重慶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出版社、大學印書局、交通書局等10餘家出版社聯名致函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提出廢止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記辦法、撤銷收復區檢審辦法,明令取消一切非法檢扣、取締寄遞限制等5項要求。
從拒檢運動的興起、發展到勝利的全部過程,可以看到爭取新聞自由的歷程是多麼艱辛。曾領導《華西晚報》參與拒檢運動的黎澍在後來回憶這一場勝利的鬥爭時,欣慰地說:「我們深感快意,因為這個萬惡的制度是由我們親手把它埋葬的。」郭沫若在1945年底為《華西晚報》題詩一首,詩云:
五年振筆爭民主,人識華西有燭龍;
今日九陰猶慘澹,相期努力破鴻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