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確診人數破千萬 四位諾獎得主提供「解題」新思路

截至北京時間6月28日，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統計數據，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人數已破千萬。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羅漢堂連線四位諾獎經濟學得主和羅漢堂學術委員——麥可·斯賓塞（Michael Spence）、拉爾斯·漢森（Lars Peter Hansen）、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om）以及阿爾文·羅斯（Alvin E. Roth），探討了世界經濟和社會結構可能面臨的根本性轉變、新的解決方案思路，以及我們從本次疫情中可以和必須學到什麼經驗，才能更好地應對不斷蔓延的新冠疫情，和未來可能出現的其他大流行病。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麥可·斯賓塞：1000萬不是最後的裡程碑，人類戰疫遠未結束

千萬大關不是最後一個裡程碑，人類對陣新冠病毒的戰鬥遠遠沒有結束。由於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可能出現較輕病症或無症狀，所以仍有大量病例尚未確診，目前看實際病例數比確診病例數預計高出5或10倍。確診病例往往已經嚴重到需要進行住院治療，因此受到的關注更多。但實際上，這兩個數字都很重要。輕度和無症狀病例具有傳染性，掌握這些人群的信息是指定有效遏制疫情對策的關鍵因素。

我和羅漢堂共同開發的全球疫情經濟追蹤體系，用全球人流大數據衡量經濟收縮度，可以近乎實時地追蹤132個國家和地區的疫情發展和經濟狀況。

整體來看，疫情以不同波次襲擊全球。首當其衝的是中國和幾個東亞國家，他們採取了非常快速果斷的措施控制了疫情，經濟雖經歷了大面積停滯，但時間短暫。第二波爆發在歐美等發達國家，他們的行動較為遲疑，導致病毒在爆發前已經在人群中大量傳播。這些國家的經濟不但收縮幅度較大，且持續時間長，政策制定者必須在重啟經濟與病毒加速傳播的風險之間做出艱難的權衡。

第三波疫情正在發展之中，深受其害的是眾多發展中國家。第三波疫情的模式與第二波類似，但令人擔憂的是，疫情在這些窮國難以得到遏制。這意味著，限制人流的措施沒有起到作用，或者由於這些國家的經濟非常貧弱，導致隔離措施無法在這些地區實行。

出乎意料的是，美國一些州和第三波疫情曲線非常相似，經濟尚未復甦，新確診病例增速超過治癒數。這是重啟經濟操之過急以及民眾不遵守甚至放棄隔離政策所導致。

儘管全球確診人數已經突破1000萬，但這場戰役還遠未結束。大多數發展國家還未進入平穩恢復期，但他們很可能不得不在病例加速上升的情況下重啟經濟。

2012諾獎獲得者 阿爾文·羅斯（Alvin E. Roth）：必需更好地解決勞動市場的問題

新冠疫情是人類是社會前所未見之危機，也給我們帶來許多全新的信息和啟示。例如看似高效的全球供應鏈是脆弱的，當疫情剛開始爆發時，發達國家的醫院都出現了醫療物資和防護裝備的大面積短缺。疫情打斷了全球供應鏈，特別是湖北是眾多防護設備的製造業基地。另一方面，一些經濟學家達成了共識，救命的關鍵物資不應該按市場的價格進行分配，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就認為：政府應該按市場價格收購這些物資，並按需求緊急程度進行再分配，而不是按支付能力。

同樣，勞動力市場也產生新的啟示。政府出臺的大量保障就業的措施是有效的，它可以維持僱主與員工之間聯繫，當疫情結束後，就業就能快速恢復。以科技企業為代表，大量員工利用數位技術遠程辦公。但負面影響是，傳統的尋找新員工的面試和入職培訓沒有得到更新，企業必需重新設計這些流程。特別是對於新畢業的大學生，他們也面臨這些挑戰。

疫情對勞動市場衝擊巨大，美國許多地區提前解除封閉的一個原因是，封鎖非常痛苦且代價高昂——幾乎擾亂了每個人的正常生活，並大幅增加失業率。然而一項研究表表明，不同地區人口結構和物流情況對隔離政策的實施會有影響。例如，在芝加哥這樣人口稠密的城市，只允許必要工人工作的政策可大大降低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但在人口更稀少的地方，對死亡率幾乎沒有影響。地區當局應明智地考慮以上發現。

下一次，我們必須更好地處理勞動力市場問題。

2016諾獎獲得者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減少恐懼，做好與病毒長期共存的準備

很多西方人最開始以為新冠病毒就像SARS和MERS一樣在亞洲傳播，但之後一個多月才發現，新冠病毒並非大號流感，而疫情已經愈發不可控制。3月初，人們開始用手肘和拳頭打招呼，一個月後，封鎖、社交隔離和戴口罩政策施行，如今大部分經濟已經關閉。

為遏制病毒而徹底關閉經濟似乎有些極端，我們應更多關注恐懼造成的負影響。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Austan Goolsbee和Chad Syverson（2020）發現，在封鎖期間，恐懼是導致人流放緩的主要原因。僅有7％的放緩是由封鎖造成，其餘大部分是由於恐懼（當然，不能排除其他原因）。

政策的重點應該放在減少恐懼上；具體來說，就是減少人們對感染病毒而死亡或受傷的恐懼。將最終目標定位為消除恐懼有助於協調減少恐懼的多種措施，包括政府通過透明和清楚地傳達其政策來減少恐懼；幫助民眾更多地了解傳播途徑，從而了解如何避免感染；嘗試用檢測和跟蹤來遏制病毒等等。

承認恐懼的關鍵作用，了解恐懼的來源，並專注於如何減輕恐懼，可能是協調抗擊疫情的更有效方式。病毒可能永遠不會被消滅，但將恐懼降低到可容忍的水平應該可以實現。只有當恐懼已大幅減少，經濟才能準備好恢復正常。

最後，疫苗可能不是最終的解決方案。在我們獲得疫苗之前，我們不得不盡最大努力與病毒共存。歷史表明，有些病毒 的疫苗可能永遠不會被發現。即使發現了，也不會長久有效，或者風險太大，甚至適得其反（SARS就是明證）。因此，如果有治療方案和藥物能將新冠病毒降至可耐受、無生命威脅的疾病，那會是更現實、更快速和更長期的解決方案。當然，沒有理由放棄對疫苗的探索，但應該記住， 一個成功的治療方案可以顯著降低感染新冠病毒後出現嚴重病症的風險，也可以大大減少恐懼，並恢復正常經濟社會秩序。

2013年諾獎獲得者 拉斯·彼得漢斯（Lars Peter Hans）：在不確定的海洋上艱難航行

全球疫情確診數突破1000萬大關，全球各大經濟體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面臨艱難權衡。雖然我們看到一些國家的疫情得到控制，但我們必須保持警惕。隨著經濟重啟，日常活動恢復，復發的風險仍在。

我們對新冠病毒的了解太少，不確定性巨大。如何快速有效確定無症狀感染者？免疫測試有多可信？確診病例數量的數據有多大誤差？感染了這種疾病並成功戰勝它的人免疫力有多持久？何時才能獲得疫苗，可靠性如何？這些不確定因素不僅讓我們更難預測疫情的未來走向，但也讓設計開放經濟的"最佳"方法變得困難。審慎的政策必然要在這片"不確定性的海洋"中航行。

在應對經濟與健康之間的權衡之時，多方因素都要考慮進來，單靠流行病學家的知識是不夠的。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邊做邊學的行動學習法是必需的，我們要不斷探索，如何在維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保持社會的生產效率。今後的幾十年，人類如何重構經濟、社會和個人交往，我對此拭目以待。更重要的是，在如火如荼的抗疫之中，我們也不要忘記，要為未來可能的疫情和危機吸取經驗。

儘管當前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不斷攀升，二次反彈的跡象越來越明顯，經濟前景撲朔迷離。但四位學者認為，如果我們從過去幾個月的成功和失敗中吸取各種教訓，我們就能取得進展，並獲得應對下一次危機的長期能力。

本文源自金融界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