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格隆匯
作者 | 諾勒圖吉
數據支持 | 勾股大數據
上周，今年的諾貝爾化學獎被頒發給三位得主：德國的John·B·Goodenough、英國的M·Stanley·Whittingham、以及日本的吉野彰（Akira Joshino）。
諾貝爾評獎委員會表示，這三人的研究使鋰離子電池的使用方式更加穩定，從而開啟了電子設備便攜化進程，為打造一個無線互聯的社會奠定基礎。
話說當代鋰電池的使用大國無疑是中國，全球最大的鋰電池生產商寧德時代、比亞迪電子等公司都在中國，然而中國人卻與這次鋰電池主題的諾貝爾獎無緣，這實在是令人遺憾。
雖然有了莫言和屠呦呦的突破，但是，在諾貝爾獎的基礎科學獎項方面，中國人還未能實現「零突破」。
相比之下，算上吉野彰，日本已經總共產生了27位諾獎得主，其中有三分之二（18位）出現在2000年之後，平均一年一位！那麼，究竟是什麼力量讓日本可以在新世紀迅速成為諾獎收割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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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三十年中，日本並沒有失去科研
提起日本，經濟學界經常會說到一個詞——「失去的三十年」。
在平成三十年中，日本誠然經歷了貨幣從升值到貶值、經濟從繁榮到衰落、樓市股市從泡沫到蕭條，但日本政府在對科研事業的經費支持上，一直是很捨得投入的。
上世紀60年代，日本提出「振興科學技術的綜合基本政策」，將國民收入的2%用於科學研究，1971年又將目標提到3%。到1975年，日本的研發經費總額佔國民收入的2.11%，明顯高於美、德、法等國。後來雖然遭遇經濟增長停滯，但日本的研發經費投入卻沒有下跌。在科研經費充足的保障下，日本的科研環境也更自由。
日本的科研申報課題採用課題註冊制，不用經過層層審批，保障其後續的研究的經費很快撥款到位。由於科學技術的基礎計劃由專業機構進行，高校老師不需過分擔心因沒有科研成果受到懲罰。
不受外界的幹擾，充足的科研經費和開放的科研環境為專注於科學研究提供了有利保障。而日本的大學多數是研究型大學，風氣開明、自由，不以一兩所高校為尊，每個學校都有獨特的底蘊和優勢。
舉個例子，成立於1897年的京都大學，是日本學術自由的一面旗幟；日本史上27位諾獎得主中，有9位來自京都大學。此次2019年獲諾貝爾化學獎的吉野彰，正是畢業於京都大學；而去年諾貝爾生理學獎/醫學獎得主本庶佑，也畢業於京都大學。
京都大學以「自由豁達」為校訓，百餘年來形成了一種自由的學術氛圍，而在這種氛圍之下，京都大學的師生行事往往汪洋恣肆，不拘一格。
有一個段子說，1960年代，某知名的經濟學教授懶得回學校上課，經常召集學生在京都祇園的青樓裡研習《資本論》。
日本著名經濟學者洪詩鴻曾於1991-1996年在京大本部進修，據其回憶，教授們經常是上課打盹，而下課之後，一定要來到居酒屋，三杯清酒下肚後才開始精彩講評。「對經濟學的學習和對學術江湖各個流派恩怨的了解，我們其實是在居酒屋裡接受到的。」洪詩鴻說。
這些事雖不可取，但京都大學寬鬆自由的氛圍可見一斑。
在2004年大學教改以前，日本大學的教員一經錄用全是終身僱傭，國立大學的教學工作相對輕鬆，教員更多的時間是用在自己喜歡的科研上，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申請基盤研究經費的長期資助，這是一種「研究者基於內在動機的課題研究」。
由於不必急於出成果，可以動輒十年二十年持續對同一課題進行研究，使得學者有穩定的工作和安定的研究環境，不必疲於奔命地應付一些流於形式的工作，這反而使研究更容易出成果。
長期在京都大學任教的本庶佑教授（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得主）就認為，沒有教務督導，教授不拘一格自由地教學和科研，科研極少有課題和結項的壓力和時間限制，這是他最終成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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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與「工匠」
在日本的諾獎得主中，沒有幾個是自帶光環的「明星」；相反，他們中大多數低調、平凡，是如假包換的普通人。
2008年，下村修陰差陽錯發現「綠色螢光蛋白」，並將其發展延伸成為理論，最後竟然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他在得知自己獲獎之後，平淡地說：「我做研究不是為了應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為什麼會發光。」
同樣地，今年的諾獎得主吉野彰，在1981年進入鋰電池領域時，沒有人能預見到未來IT行業的發展和可攜式設備的廣泛應用。
據他自己的說法，當初投身這個行業，只是「希望儘可能讓攝像機變得更小」。「最大的驅使動力，是自己的好奇心」。
說起日本諾獎得主有多麼平凡，就不得不提起2002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田中耕一的獲獎趣聞。
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發給了一個美國科學家John Fenn以及一個名叫「田中耕一」的日本人。報導一出，整個日本的媒體都陷入了「尋找田中耕一」的模式。
人們此前從未聽過「田中耕一」的名字，所有的資料庫裡也未曾錄入過與他相關的信息。並且當時網際網路技術不如現在這麼發達，搜索一個從未聽說過的名字，要花上不少的時間。
最終，人們找到了「田中耕一」。
田中耕一，1983年畢業於日本東北大學本科，後就職於京都市島津製藥所。擔任該公司研發工程師，分析測量事業部生命科學商務中心、生命科學研究所主任。
人們難以想像，生物大分子的「質樸測量法」，竟然出自這樣一個與科研幾乎不沾邊的人之手。
田中耕一的故事，傳奇且勵志，但更說明了一個簡單而古老的道理，發明與創新往往並不在實驗室的瓶瓶罐罐裡，而是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在我們身邊。
懷揣一個樸素簡單的想法，最終卻登上諾貝爾獎的高峰，中間的艱辛徵程，需要一種精神力量來支撐。對日本人而言，這種力量，便來自「匠人精神」。
專注、堅持、孤獨、守拙：「匠人精神」中的這些因素，使得日本人在做研究的過程中，更容易獲得成功。
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大隅良典，為諾獎足足等了二十年。
在此前長達二十多年的學術長跑裡，他經歷了種種挫折：博士畢業沒工作、研究得不到支持、被迫轉專業……但他仍堅持縮在實驗室裡專心致志於自己的研究，「十年如一日」熬過枯燥的學術生活。
正是匠人精神中矢志不渝的專注力量，才為創新發現時的靈光乍現提供可能，同時，為觀點的實現提供保障。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中村修二，也具有類似的經歷和體驗。
中村修二他出生在日本一個小漁村，從小就被別人叫「笨小孩」，高考考上了德島大學，畢業後進入日亞化學工業株式會社，一家小公司。
他在公司的研發成果，不受客戶認可，銷量一般。同事動輒嘲笑他是「吃白飯」的，就連上司都偶爾拿他打趣：「你怎麼還沒有辭職？」
笨小孩、吃白飯、還沒辭職……這些冷言冷語鬱結中村修二心中，滿腔怒氣的他，開始了瘋狂的努力。他開始挑戰一項看似無法達成的任務：開發高亮度藍色的LED。
他說：「憤怒是我的動因，如果沒有憋著一肚子氣，我就不會成功。我就是要證明給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看。」
當然，除了憤怒之外，由於不被主流認可而帶來的孤獨，以及身處孤獨之中所形成的專注，也是中村修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中村修二看來，保持孤獨，才能從內挖掘能量；專注於自身，才能縮短減少接觸到「事物的本質」的時間，幾十年如一日的專注，換來的恰恰是原創靈感噴發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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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的經濟成就已經無需多言，但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中國社會的整體精神卻若有所失。我們處在每天都在變動的世界中，我們有各種焦慮，我們做了很多事情，卻不能專注地做好一件事。
在東亞範圍之內，日本與中國是極其不同的兩個民族；然而放眼世界，中日的又有太多的相似性。儘管不是同文同種，但從來都是「一衣帶水」，隔海若鄰。
我們過去幾十年的的發展過程中，眼睛太多地盯著歐美，卻對身邊這個已經步入發達國家的老鄰居，關注甚少。
今天，在2019年諾貝爾獎頒布，且日本人「又雙叒叕」獲獎之際，反觀日本的成功經驗，擇善而從，對我們或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