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世紀中葉對於所有的人類科學來說，是一個理論的爆炸期。在博物館和學者中不斷增多的資料，逐漸促進了正在形成中的不同學科：對於史前史來說的工具與骨骼化石，對於體質人類學來說的顱骨模型和晚近的人類遺骸，對於社會人類學來說的近代工具、問卷調查的回答和當地文本的彙編。
挑選工作並不是一個預先設計好的計劃，而是伴隨著發現 和摸索而進行的。攝影術也引起了不安：它所記錄的是一個種族類型還是生活方式？19世紀初，在居維葉的理論足跡中，有著這樣一個假設，那就是野蠻人可能成為當今 人類的生物學祖先，這一假設在歐洲史前史發展之前，就已經被博物學家們嚴肅地檢驗過了。對人類在歐洲立足的最早的發現，當屬法國的雅克· 布歇· 德·佩爾特，他在1847至1867年之間，系統地發掘了索姆省的海灣， 並提出了對被切割的燧石的第一次分類。1856年，尼安德特人被偶然發現。
與他們相關的兩件化石分別已經在1830和1848年發現，但還要等到1908年，才發現了 他們相對完整的骨架，從而確認了他們是與當前人類不同的人種，他們在生活了好幾十萬年之後，於距今幾萬年前消失。作為達爾文好友之一的託馬斯· 赫胥黎，不僅是達爾文理論的宣傳者，還戲稱自己為「達爾文的哈巴狗」，他於1863年發表了一篇名為《人類在自然中的位置》的論文。赫胥黎試圖從遠方的某種人群中， 找到一個「消失的環節」，從而得以追溯從猴子變成人的譜系。
他特別將尼安德特人的化 石顱骨與仍然存在的原始人顱骨進行了比較，希望從中尋找物種演變的痕跡。這種關於進化的新理論，雖然遠離了人類多祖論的假設，但似乎還不足以擺脫這樣一種假設，那就是野蠻人的落後性，以及他們與猴子的相似性。自1887年起，荷蘭學者歐仁· 杜布瓦試圖在熱帶地區尋找「消失的環節」。他先是在印度尼西亞後來在荷蘭的殖民地擔任軍醫，在此期間，他並沒有去測 量仍然存在的原始人的顱骨，而是組織了多項尋找化石的系統考古發掘。
1891年，在構成 印尼的所有島嶼之一的爪哇島，他發現了一塊股骨和一片顱骨，他認為這些屬於「猿人」，其古希臘語的意思就是類人猿。這場發掘並不為1940年之前的學術界所熟知。這塊化石的主人從此就被命名為「爪哇人」，我們知道他們生活在距今好幾十萬年以前。史前史的進步使得處於中間階段的原始人的形象在猴子與人類之間形成了阻礙。在歐洲和世界各地，化石人相繼被發現。就像當前的歐洲人一樣，非歐洲的人們也遠離著他們 史前的祖先。在整個19世紀，顱骨科學激起了博物學家和旅行家的興趣，但也改變了重心。高爾和 巴爾扎克痴迷於特殊人的顱骨，這些人包括天才、瘋子或是罪犯。
探險者也因為所遭遇的 人群的顱骨特徵而激動不已。因此，1840年，迪蒙· 迪維爾在太平洋地區的科學考察中，探險者帶去了按照高爾的半身模型製作的50塊半身石膏像。一位院士曾向這一行為致敬：「對大西洋人的搜集使得人類學進入新的道路，因為不再去尋找這些人，而是這些人在某種程度上自己來見觀察者，這些觀察者包括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生理學家。」直到20世紀初，民族志的諸多博物館都堆滿了那些被搜集的顱骨， 而這些搜集從來沒有實現過被許下的科學諾言。
法國人類學家和醫生保羅· 布羅卡因為對大腦感興趣，所以也就對顱骨感興趣。通 過研究失語症，他在19世紀60年代發現了大腦中導致失語症的區域：這就是語言區，我們今天稱之為「布羅卡區」。1875年，他在巴黎人類學協會發表了《顱骨學與 測顱法教學》，該文隨後便在全世界的體質人類學界廣為流傳，並成為參考文獻。長期以來，「人類學」一詞在法語中都有著生物 學的內涵。例如，布羅卡的弟子、醫學與人類學家同時也是比較解剖學材料的保管人保羅 · 託皮納爾，在1876年出版了一本人類學教科書，該書在博物學家和旅 行家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他在書中給出了簡單的定義：「人類學是自然史的分支，處理的 是人類和人類種族的問題。顱骨科學的假設之一是頭腦尺寸與智力容量之間的關聯。或者說，在「才能」一詞的背後，也有著容積的含義，這就是為何在整個19世紀，大腦的尺 寸以及由此而來的顱骨的容積，完全說服了學者、醫生、犯罪學家和人類學家。體質人類 學先是發展了測顱法，隨後又發展了人體測量學，但這兩種方法既沒有成功地證明不同種 族之間的差異，又沒有預言出人類的命運。不過，這兩種方法卻對人類的呈現方式產生了 效果：我們從對單個的人性的呈現轉向對文化物種或人類的繪圖式的或成像式展現。
因此，自1815年起，處於太平洋的畫家們，開始去展現的，既不是理想之美，也不是現實人物，而是文化的類型，正如以下這幅雕刻畫的名字：《桑德威治島上土著人文身的方式》 。伴隨而來的是這樣一種觀 點，那就是之所以要去與那些人相遇，並非因為他們是有趣的，而是因為他們「代表」了 一種文化和生理的類型，這是一種介於畫家和他消失了的或是至少更為抽象的模特之間的關係。對觀看這些畫作的公眾們來說，這種關係同樣導致了對土著人的一種去人格化，甚至是一種去人性化。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一種抽象的窺淫癖，這是一種近似於公眾對待霍屯督維納斯的態度。從1840到1850年的半身雕像和1850年以來的攝影中，我們可以發現一種新的客觀距離的痕跡，這已經成了規範。
接近19世紀末期，其中一批攝影師是令人生畏的。發生在那些 被視為真正的人類「物種」的土著人身上的，是為了能拍攝他們，這些土著人被運送和組織到特殊的地點，通常是學校的課堂上和市政廳中。或者是這些土著人，被按照貝蒂榮 發明的人體測量模式，從不同視角進行拍照，這種拍照方式就像當時囚犯初入監獄和工人初入工廠一樣。這些被拍照的人們有著恐懼的眼神，就好像他們被所有人談論。土著人與旅行者之間的相遇、攝影和獲得姓名都不成問題。與他者的關係不再具有人性，而是轉變成了國家僱員和被管理者之間的匿名關係。
從繪畫到攝影作為科學輔助的轉 變，結合了學者和土著人之間關係的新氛圍。這不但改變了對圖像使用的慣例，而且改變了與遠方人類有關的想像。如果人類學家關於大腦和面容的科學調查，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已經過時了，這要歸功 於比較生理學自身的發展。事實上，自20世紀以來，醫學就擁有了測量人口之間生物近似性和判斷個體身份的新工具。建立在遺傳學分析之上的生物識別技術，替代了人體測量學，尤其是在警方對個體進行身份認定的領域。生物識別技術自21世紀以來還被運用在護照製作中。犯罪學使用血液分析來定位罪犯，它再也不需要去對容貌進行分析了。
血液分析，以及接下來對人類基因組的解碼，不僅可以被用來描述兩個人血緣之間生物關係的可能性，還可以被用來比較不同的人群，從而檢驗關於集體遷徙和內婚制之 下雜交混血的假設。遺傳學很少被擁有其他資源的歷史學家使用，去研究移民和跨國婚姻，但遺傳學對考古學家和史前史學家卻非常有用。沒有遺傳學，他們就無法重建譜系。 但需要注意的是：由於缺少書面材料，對遺傳學的使用，改變了以下這個親屬關係的社會 概念，那就是出於聯姻的合法血緣關係，被出於再生產的生物觀念替代，這似乎是令人擔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