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體質人類學（Physical Anthropology）的發展和演進，及其與考古學的關係不斷加深，學界最近針對考古遺址出土的人類遺骸的研究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名稱，即「人類骨骼考古學」（Human Osteoarchaeology）。那麼，體質人類學和人類骨骼考古學的定義及研究內容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處呢？
理清概念與研究範疇
體質人類學是人類學的一部分。人類學的定義和研究範疇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含義，一般分為廣義人類學和狹義人類學兩種。
廣義人類學認為，人類學是研究人類的科學，其研究領域包括人類的體質、心理、文化、社會、語言、民族、民俗等方面，內容龐雜，分為研究人類自身體質特徵的體質人類學和研究人類社會文化特徵的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兩大部分。持這種觀點的以英、美兩國和其他英語國家的學者為代表。目前，北美地區的多數學者傾向於人類學應包括四個分支學科：體質人類學、考古人類學、文化人類學和語言人類學。
狹義人類學即指體質人類學，認為人類學是專門研究人類體質的，甚至包括對靈長類動物的研究。持該觀點的以歐洲大陸的一些國家，如德國、法國和俄羅斯的學者為代表。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學者採用的是廣義人類學觀點，如人類學家林慧祥在其《文化人類學》中提出：「人類學是用歷史的眼光研究人類及其文化的科學，包含人類起源、種族的區分，以及物質生活、社會構造、心靈反應等的原始狀況之研究。」新中國成立後又接受了狹義人類學觀點。
《中國考古學大辭典》對體質人類學是這樣定義的：體質人類學是研究人類體質特徵與類型在時間、空間上的變化規律的科學。它探討人類自身的體質特徵、人類種族的起源、發展和變異以及人類起源演化等，屬於生物學科，也稱為「生物人類學」（Biological Anthropology）。其研究範圍主要包括現代人體質特徵和類型研究、人類起源問題以及人種學這三大領域。
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哺乳動物、靈長類（現生和化石）、古人類（化石和骨骼），研究內容和許多學科都有關聯，如涉及古人類學、今人類學、形態學、生理學、生態學、行為學、遺傳學、人種學、血型學、皮紋學、人體測量學、人體解剖學、病理學、民族學、考古學、法醫學，等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體質人類學研究一直以考古遺址出土的人類遺骸為研究對象，雖然我們研究的是古代人的遺骸，但並不等同於古人類學。後者的主要研究對象是靈長類（包括人）的化石，如南方古猿、祿豐古猿、北京猿人等，目的是研究人類的起源和發展，而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內容要比古人類學豐富得多。
過去對古代人類遺骸的研究主要依靠人體測量學的方法，即通過對頭骨的形態觀察和測量性狀的分析，來追溯古代人群的遷徙、分化、融合，以及人群之間的親緣關係。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和各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體質人類學不斷發展，很多新方法被應用到古代人骨的研究中，尤其是骨骼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的應用，對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研究帶來極大的推動作用。
注重多學科相結合
中國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大體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至40年代末為草創階段。這一時期，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工作進展比較緩慢，多數成果是由外國學者完成的一些零星的調查和研究報告。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是體質人類學研究的發展階段和原始資料的積累階段。古人骨標本在數量、質量和時空分布上的積累都迅速增加，不過大多數研究都是關於種族人類學方面的。90年代以來，體質人類學研究進入方法論的變革階段。除傳統的依靠形態觀察和人體測量來進行種族類型鑑定和人群親緣關係及種族來源的研究外，還出現了一系列的新方法和其他學科的應用。如組織學、生理學、病理學、分子生物學和生物化學等多學科的應用，包括古代人骨的斷代、古病理和創傷現象、人類遺骸再現的風俗習慣、頭骨小變異的研究、牙齒人類學研究、古DNA研究、食性分析及鍶同位素方法探討人群遷徙等多角度的研究。
近年來，對古代人骨的研究更加重視與考古學研究目標的統一，注重探討古代人群與環境的互動關係，注重體質人類學與遺傳學、古病理學以及化學等多種研究方法相結合。在進行古病理調查時，不再是單一的病理現象描述，而是從群體病理的調查獲取古代人群的生活方式、食物構成、疾病狀況、生存壓力、經濟模式、行為特點、社會組織結構等多方面信息，並注重探討古代環境、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對人群生活和健康的影響，更加注重解釋古代人類的行為和生活方式。
首先，研究方法上有了突破和創新。如2001年在《考古》上發表的《從頭骨非測量特徵看青海李家山卡約文化居民的種族類型》一文中，筆者提出了利用多項頭骨非測量特徵研究古代族群的起源和演化的方法。該方法的應用不僅突破了以往只利用測量特徵進行種族分析的單一性，使對考古發掘過程中經常遇到的破碎頭骨材料進行種群親緣性分析成為可能，在探討古代人群起源、演化和由此帶來的文化交融等問題上開闢了新的途徑。
其次，注重多學科研究相結合。例如，2008年發表在《世界歷史》上的一篇探討日本人群種族形成問題的文章中，筆者除了依據人骨形態學研究結果，還綜合了植物學、動物學和遺傳學的最新研究內容。在探討有關古代人群遷徙和帶來的文化交流之間的關係時，注重形態學的研究和古DNA研究方法的相互結合，並在古DNA研究的課題設計和如何利用古DNA的研究結果來解釋考古學的問題上，提出了相當重要的建議，強調古DNA的研究應該注重考古學的背景。
最後，關注國際上體質人類學研究領域的發展趨勢，在國內推廣和介紹古病理的研究。在2008年的全國科技考古學會議上，筆者以「體質人類學研究的新視點」為題做了發言，在國內首次介紹了以往不為國內同行認知的骨骼病理現象（如篩狀眶、多孔骨肥厚等），並率先開展了古病理的調查，即從人骨古病理角度推測當時的生活環境、社會發展水平、經濟形態類型和飲食結構等，從人骨的研究角度關注古代人群的生業模式。例如，通過對內蒙古興隆窪新石器時代人的貧血現象的古病理調查，推測其農業發展程度不高，以及男女飲食結構無明顯差異等結論，不僅為體質人類學研究開闢了新的路徑，更加強了人類學研究在考古學中的作用，同時推進了國內體質人類學研究方向的國際化。
人類骨骼研究成為熱點
和體質人類學相近的詞是人類骨骼學或人骨學（Human Osteology），即研究人的骨骼。除了解剖學和醫學外，人骨學還會應用到三個主要領域，一是法醫骨骼學（Forensic Osteology），二是古代的、純粹的古生物學（Paleontology），三是稍晚一些有考古記錄的材料，對那些有考古背景的人骨遺骸的研究又可稱為生物考古學。
生物考古學從詞義上看是對考古遺存的生物學研究。它最早被應用到考古發掘出土的動物遺存研究上，但後來的生物考古學研究基本都是針對考古發現的人類遺骸的。生物考古學可以幫助我們重建和解釋過去，可以從骨骼上的一些現象來解釋人的行為，如從骨骼上的創傷來理解人群的暴力方式、發生頻率以及對一個社群的人口變化和人的健康的影響。在這裡，生物與文化緊密聯繫，缺一不可。
人骨考古學亦稱人類骨骼考古學，是近一兩年我們經常使用的名詞。它實際上是人骨學在考古學上的應用，即對出自考古遺址的人骨的研究。它以考古遺址出土的人類骨骼遺存（包括牙齒）為研究對象，採用形態學、解剖學、功能學、病理學、創傷學、生物學、物理學、化學、遺傳學等分析手段，探索研究一系列考古學問題，包括人類的起源與進化、古代人類的體質特徵、生長發育、生活方式、健康狀況、飲食結構、社會經濟、人口結構、遷徙行為、社會衝突以及人群親緣關係和遺產結構等。
人類骨骼考古學和體質人類學及生物考古學在研究內容上都是很相近的，甚至是一樣的，只是側重點略有不同。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對象除了人的骨骼外，也可以是活體（即活著的人）。生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有時也可以是皮膚、毛髮或軟組織。而人類骨骼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只針對人體保留下來的骨骼（包括牙齒）。所以，具體到我們的工作性質，我們的研究對象是考古遺址出土的古代人骨，所以使用人類骨骼考古學更為貼切。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文章來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