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傑:當我們說理想主義的時候,我們在說什麼

王東傑：當我們說理想主義的時候，我們在說什麼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王東傑

2020-09-20 10:52 來源：澎湃新聞

《師道》，高同祥、高曄著，河南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

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師道尊嚴」四字，在今天很多人心中，已經成為一個需要打倒而且已經倒掉的對象。在這種情勢下，還有人給自己的小說取名「師道」

（高同祥、高曄著，河南文藝出版社，2020年）

，不用說我們也知道，作者是個理想主義者；如果我們還知道，作者是一位退休老教師，或者也很容易猜到，其中必會講述最近三十年理想主義的失落。的確，這是一部散發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氣息的小說，描寫了一位中學老師對教育事業的忠誠與堅守，時間跨度從1977年恢復高考，直到商品經濟大潮衝刷校園，正是中國歷史上變動最劇烈的時段之一。從表面看，這二十年的校園氛圍雖有改變，大體仍算秩序井然。但靜謐之下，斷裂之聲仍清晰可聞。隨著當年一起高唱《教師之歌》的友朋星散，即便最堅定的支持者，勇氣和信心也在逐漸流失，那個最終選擇留守的人，儼然已成另類。然而，如果生活按照當初的軌跡一路前行，這個「另類」本來才是「正常」。由是，小說中特意安排了一幕場景，讓眼下活得最得意的人，回首前塵，亦不禁生發出幾分悵惘，甚至愧怍。

可是，「師道」與「市道」是否真的就截然相背，一條通往理想，一條通向的只是世俗？小說提供的思考比這要來得複雜。主人公拒絕老友為自己安排的仕途，理由不是那樣做才高尚，而是因為自己喜歡：「我不是被生活所迫才當教師的，是覺得快樂又有意義才當老師的。你還記不記得大學時我們學過的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他曾當過鞋匠、教師和農場主。當了詩人之後，他的生活十分拮据。有人勸他再去經營農場，他說，窮就窮吧，還是寫詩吧。一個人為了自己喜愛的事情就不怕窮。」主人公的選擇並不全然出自價值的考量，而是受到他自己感受的指引。教師造福社會，也是一樁苦差。大人物會告訴我們，這份苦可以從造福社會中獲得心理的補償。然而，這和這本小說的主人公不同。我們看他引用的弗羅斯特的話可以知道，他不是在追求「以苦為樂」，他要的就是快樂。再引一句孔子的名言，或許能更準確地表達這層看法：「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將「快樂又有意義」作為標尺，意味著作者並沒有否定另外的生活方式。他明白也理解他人所走道路的合理性，絕沒有一廂情願、唯我獨尊。事實上，我正是在這裡看到了來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的光輝：那是一個發現「人」，也發現了「我」的時代，並因此而使每個中國人重新擁有了「從吾所好」的權利。主人公堅守師道不移，是這個理想的結果，不是理想本身——它從未規定，自我犧牲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如果我們承認，「市道」也是「世道」之一種，那它和「師道」的區別，就只是「快樂又有意義」的方式的不同。在此前提下，關鍵就不在一個人選擇了什麼職業，而在他選擇了什麼行為。這是主人公提到的「底線」問題，而不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問題。

這是兩個不同的層次，但今天許多人似乎已將之混為一談，除了造成對理想主義應有位置的誤判，也使我們徒勞地迷失於症狀的叢林。如果我們認為，今天理想主義面臨著危機，那這種危機究竟何在？是因為沒有人願意為了利樂他人而犧牲自我，抑或是人倫「底線」的喪失？其實，在我看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物慾橫流，而是我們忘記了自己本應具有「快樂又有意義」地生活的權利。用莊子的話說，我們要「物物而不物於物」，而「物物」並非「棄物」，是「有物」。所以，解決問題的方案不是號召大家以苦作樂，而是要培育給予個人更大空間、更能鼓勵每個人都能「從吾所好」的社會環境，也幫助每個人找到真正的自我。

當然，也許會有人覺得，小說的主人公過於「完美」。這也沒錯，但他並不因此而不可信（我自己就曾經受教於這樣的老師），因為他的「完美」仍是普通人的。他和我們面對同樣的日常瑣屑，也就為我們突破日常生活的邊界帶來了可能：其履及之處，即是我們這些普通人能夠抵達的地方。他是哲學家赫伯特·芬格萊特認知中的儒家君子——「從不發號施令」，只是透過自身行為的感召力量，創造出一種「互相尊重的和諧氛圍」，使每個參與者皆「自願合作」。也許無需再次申明，他這樣做，首先為的不是他人，而是為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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