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交響詩，不能不說李斯特，也不能不提他的《塔索》。儘管《塔索》是李斯特所寫13首交響詩中的第二首，但把單曲交響樂冠名交響詩，則始於《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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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秋，李斯特來到水城威尼斯。那天，像無數遊客一樣，李斯特坐著遊船在威尼斯河道上遊弋，船工隨口唱起義大利著名詩人塔索的《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中的一節歌，這立即讓李斯特想起了這位命運多舛的詩人形象，想起了歌德的戲劇《託爾誇託·塔索》和拜倫的詩《塔索的哀歌》。他請船工又唱了幾首塔索的詩，悲傷的曲調給李斯特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後他回憶說：「這首歌一下子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動機本身是一個緩慢、單調的悲哀曲調。船工曼聲歌唱，賦予它以一種特殊的色彩。悲傷的拖長的音漸飄漸遠。產生了夕陽光輝的長條映照在鏡子一樣的水面上的效果。」
託爾誇託·塔索（1544年-1595年）是生活在16世紀後半葉的義大利詩人。塔索出生在一個富有文化教養的家庭，志向遠大，才華橫溢，卻不被人理解。年輕時塔索是阿芬左公爵的屬下。浪漫的詩人愛上了阿芬左的妹妹菲拉拉，為她創作了許多情詩。阿芬左公爵當然不能允許妹妹與詩人交往，硬說塔索有精神病，把他監禁起來。塔索設法逃跑又被抓回。1586年，塔索終於逃出，開始浪跡天涯。當教皇克雷蒙斯八世聽聞塔索的詩歌后召他來羅馬，並贈與他榮譽詩人桂冠，而此時，塔索已去世。生前浪跡天涯，飽受屈辱，身後譽滿天下卻無法享受。塔索的傳奇觸動了250年後的德國詩人歌德和英國詩人拜倫。歌德創作了戲劇《託爾誇託·塔索》，拜倫寫了長詩《塔索的哀歌》。1849年德國各界熱烈慶祝歌德誕辰100周年，歌德晚年定居的魏瑪當然是紀念活動的中心。當時，李斯特也在魏瑪。他受命為歌德的戲劇《託爾誇託·塔索》寫一首序曲。8月28日，歌德這部戲劇在魏瑪上演後，李斯特又對它進行了多次修改，直至1854年才定稿。這一年，這首改定的交響曲在魏瑪上演，李斯特首次使用了「交響詩」三字，標誌著一種新的音樂體裁正式走上音樂舞臺。
李斯特在寫《塔索》時，從歌德的戲劇和拜倫的詩歌中汲取素材與靈感，他在這首交響詩的序言中有詳盡敘述：「最不幸的詩人的悲慘命運激起了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詩人歌德和拜倫的詩思；歌德屬於以輝煌的成就著稱於世的人物，拜倫的優越出身和他身受的痛苦遙遙相對。我們不能否認，當我們在1849年接受為歌德的戲劇寫一首序曲的任務時，拜倫對這位偉人的精神所寄予的尊敬和同情，比起這位德國詩人的作品來，給予我們的感召是更為直接的。可是當拜倫稍稍把塔索在獄中的呻吟傳達給我們時，也還沒有能夠把他在《哀歌》中這麼崇高而雄辯地表現出來的強烈痛苦的回憶和等待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的作者的勝利（雖然這勝利是姍姍來遲，卻是光芒四射的正義所帶來的）結合在一起。我們有意在我們的作品題目中指出了這一對照，並且但願能夠成功地體現這一巨大的對照——這位天才詩人在世時遭到虐待，死後卻促使迫害他的人無地自容的力量放射出萬丈光芒。」在李斯特看來，「歌德看到的是塔索生命中光彩奪目的一面，而拜倫則以為詩人受艱難困苦之困擾，喪失了上層高貴出身所佔的便宜」，他更認同拜倫對塔索的理解，在「塔索」之下加了一個副題「哀愁與勝利」，直截了當地概括塔索的人生，也明確標示這首交響詩分為「哀訴」和「勝利」兩大部分。
交響詩由引子和第一部分「哀訴」、第二部分「勝利」組成。引子中出現了李斯特在威尼斯河道上聽到的船工所唱貢多拉旋律，低音弦樂緩慢奏出悽涼憂傷的曲調，預示塔索悲慘的一生。當然，「哀訴」部分不全是憂傷的旋律，其間插入了優雅歡快的小步舞曲，弦樂與木管組互相應答，描述塔索在宮廷裡曾有過的歡快時光，與隨後而來的騷動不安旋律形成鮮明對比。第二部分「勝利」只佔這首20餘分鐘交響詩的五分之一，銅管奏出號角般的音調帶出樂隊奏出壯麗、高昂的旋律，象徵著塔索身後得到世人肯定，正義取得最後勝利。
《塔索》第一次冠上「交響詩」，被西方音樂史家認為改變了整個歐洲浪漫主義管弦樂的方向。這種自成一體的單樂章管弦樂體裁一經問世，就受到作曲家們的青睞，因為它是一種自由式體裁，取材廣泛，不受交響曲的種種模式限制，既可講述故事，又可抒發感情，創作更為自由。李斯特之後的作曲大家，幾乎都譜寫了交響詩：斯美塔那、德沃夏克、理查·史特勞斯、柴可夫斯基、聖·桑、西貝柳斯、德彪西、穆索爾斯基、鮑羅丁……聖·桑在提到李斯特的交響詩時就說：「這一光輝和豐富的創造，使他最有資格流芳百世。」
1969年，西德拍攝了一部塔索傳記影片《託爾誇託·塔索》，片中配樂當然少不了李斯特的這首交響詩。
（原標題：塔索的哀與榮）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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