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序言中指出，他和馬克思「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的知識」，而「馬克思是精通數學的，可是對於自然科學」，他們只能「作零星的、時停時續的、片斷的研究」。而恩格斯「零星的、時停時續的、片斷的研究」所形成的論文、札記等未完成的手稿，1925年以《自然辯證法》的書名用德文和俄文對照的形式首次全文發表，自然辯證法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自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傳播以來，《自然辯證法》已經逐步從一部手稿發展成一門內容豐富的綜合性學科，涉及疆界已從自然觀、科技方法論、科技與社會（STS）擴展到現代西方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技社會學、科技倫理學、工程哲學等廣闊領域。然而，在自然辯證法的版圖愈來愈大之際，以西方範式為圭臬的科技哲學卻令人不安地不斷「蠶食」著經典自然辯證法領地，其研究距離恩格斯的基本精神越來越遠。在恩格斯誕辰200周年之際，人類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興科技帶來的顛覆性革命不僅給社會政治經濟帶來了全新的挑戰，而且使哲學迎來了革命和重構的契機，當我們以新時代精神重新解讀恩格斯的理論遺產，欣喜地發現經典自然辯證法依然是解釋複雜多變的自然、把握波瀾壯闊的當代科技革命乃至走出生態困境的思想指南，更是當代科技哲學的「活水源頭」。
自然觀的「哥白尼革命」
如果說，康德實現了哲學認識論的「哥白尼革命」，那麼可以說，恩格斯實現了自然觀的「哥白尼革命」。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哲學就執著於追求永遠不變的「存在」，物質世界變動不居的現象不過是「幻象」而非真實，真正的世界在本質上是靜止的、永恆的。雖然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然而，即使偉大如牛頓，依然難逃「世界亙古不變」的古老形上學觀念。在牛頓經典力學的解釋框架中，世界不過是一臺製作精妙的機械，遵循著既定的、可計算的軌道周而復始地運轉，時間僅有物理學上可計算的意義，卻無任何發展的歷史意義。如恩格斯所言：「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樣產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麼它在存在的時候就總是這個樣子。」
然而，理論不可能永遠對變化這一事實視而不見。從19世紀中葉開始，細胞學說、能量守恆與轉化定律以及生物進化論的發現，為人類開啟新的世界觀提供了堅實的科學基礎。恩格斯敏銳地意識到這些科學發現的革命性意義，全面總結和概括了自然界和自然科學中的辯證法問題，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新的自然觀就其基本點來說已經完備：一切僵硬的東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作永恆存在的特殊的東西變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恆流動和循環中運動著。」然而，辯證法並非簡單的方法論，而是客觀辯證法與主觀辯證法的統一，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體現了自然觀與方法論的統一，它打破了傳統「非此即彼」以及「亦此亦彼」的形上學觀念。自然辯證法並非如黑格爾那樣把辯證法的規律硬塞進自然界，而是對自然界中抽象出來的一般規律的反映，扭轉了被傳統哲學顛倒的「理論和事實」的關係，以回歸生活世界的精神為人類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唯物史觀中的人與自然
恩格斯打破了西方世界長達兩千多年的形上學自然觀，然而西方學界似乎對於恩格斯的這一革命性貢獻視而不見。他們承認青年馬克思的人道主義，他們認可懷特海的「過程哲學」，他們賦予波爾「共生互補」理論崇高的敬意，現象學更是成為20世紀的思想運動，唯獨恩格斯被視而不見，偶有提及，也被認為歪解了馬克思的思想而大加鞭笞。比如A.施密特在《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指責恩格斯「超出了馬克思對自然和社會歷史的關係的解釋範圍， 就倒退成獨斷的形上學」。馬爾庫塞更是認為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絕對的反哲學的、機械主義的解釋」。質言之，在他們看來，恩格斯「見物不見人」，是典型的自然和物質決定論者，完全背離了馬克思的人道主義精神。
姑且不論馬克思是否是西方學者所謂的「徹底的人道主義者」，就恩格斯的文本來看，不僅沒有忽視人的存在，而且處處表現出對人的關懷與尊重。近代以來，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宣言改變了人順從於自然的傳統觀念，使人一躍成為自然界的主人，但無論人是主體還是客體，都蘊含著自然與人之間是主—客對立的關係。馬克思關於「自然史和人類史彼此相互制約」的思想，明確指出了人與自然之間渾然一體的關係，糾正了由來已久的觀念。與馬克思一脈相承，恩格斯嚴厲批評「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指出「它認為只是自然界作用於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在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恩格斯認為，傳統的自然科學與哲學忽視了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係，前者「只知道自然界」，後者「又只知道思想」，從而造成了人與自然之間不可彌合的鴻溝，實際上，「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單獨是自然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學會改變自然界而發展的」。與此同時，「只有人才給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記，因為他們不僅變更了植物和動物的位置，而且也改變了他們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氣候，他們甚至還改變了植物和動物本身」。正是基於這一基本認識，恩格斯明確提出了「今天整個自然界也溶解在歷史中了」的正確論斷。
沒有自在客觀與人無涉的純粹自然，自然與人須臾不可分離，自然總是打上了人的烙印的自然；人則總處於「世界之中」；自然是人「無機的身體」，人則是自然的「有機身體」。從而，長久以來被神秘化的意識，也不過「是人腦的產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並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這裡不言而喻，歸根到底也是自然界產物的人腦的產物」。恩格斯對於自然的探討，實際就是對人的探討，因為人與自然不可分割，他對於自然科學的深切關注，飽含著對於人的深情。在人與自然關係相對惡化的今天，重溫恩格斯關於「人與自然相統一」的論斷，深入研究「人工自然」「生態倫理」以及「生態文明」，既有助於繼承和發揚恩格斯的自然觀，又能夠為人類走出生態困境提供理論上的啟示。
科技服務於人類
人就在世界之中，要時時刻刻與周遭世界打交道，打交道的過程就是生活。而所謂生活，無論個人還是民族，其存在的前提是物質生產，生產的水平決定了生活的水平。對於物質生產而言，一個重要的決定性要素就是生產工具，即物化的技術。技術發展的程度決定著人們的生活水平，在這個意義上，技術蘊含著實現人類幸福生活的「善」的功能。
近現代以來，自然科學尤其是技術的發展，使人類走上了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快車道。面對這一前所未有的景象，年輕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感嘆道：「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的確，社會的發展似乎實現了啟蒙思想家們所期待的理性「千年王國」，黑格爾的話充分表達了這一樂觀情緒：「人獲得了自信，信任自己的那種作為思維的思維，信任自己的感覺，信任自身以外的感性自然和自身以內的感性本性；在技術中、自然中發現了從事發明的興趣和樂趣。」進步與樂觀成了這一時代的基本情調。然而，私人所有制所產生的異化勞動帶給個人和勞動者的並非快樂與幸福，相反，隨著工業（技術）對自然力的應用和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工人的生存狀況卻不斷惡化，過度勞動日益增加，群眾日益貧困，勞動者不斷喪失自身的價值而「被貶低為動物」。技術進步了，物質豐富了，工人的處境卻更加惡化了，科技的發展並沒有帶來人們所期待的理想福祉，機器反而成了工人們日益厭惡甚至意欲摧毀的枷鎖。究竟如何審視技術的限度？技術如何才能為善？
面對技術異化，恩格斯並沒有留戀前工業時代的生活。固然，在大機器生產出現之前，自給自足的紡織工在家裡，以自己的手工勞動進行相對散漫自由的生產，他們有微薄的收入，還可忙裡偷閒到園子裡和田間鍛鍊身體，或者與鄰居一塊兒娛樂和遊戲。然而，在恩格斯看來，紡織工人的這種生活雖然「很理想很舒適，但到底不是人應該過的」，因為歸根結底「他們那時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從前主宰著歷史的少數貴族服務的工作機」。工業革命的到來「促使這種情況達到頂點，把工人完全變成了簡單的機器，他們最後剩下的一點獨立活動的自由都剝奪了」。物極必反，如果說工業革命讓人們體驗到了最殘酷最痛苦的生活，那麼，這種生活也讓人們開始反思技術和機器的限度以及機器生產走向「善」的可能性。恩格斯就此指出：「如果說機器也給工人帶來某種好處，那只是它向工人證明了社會必須改造，使機器不再為害於工人，而是造福於工人。」
如何使技術不再危害人，進而使技術造福於人類？恩格斯不是從微觀技術本身探討其存在的技術缺陷，而是將技術作為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指出技術異化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社會大行其道的資本邏輯把剩餘價值看作生產和交換的唯一動力，進而以私產制度和資本為基礎，建構了可以獲取巨大剩餘價值的現代技術體系，而無視技術發展引起的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也即生態惡化與貧富差距。如果要想克服這些問題，僅僅「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的一致」是不夠的，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和馬克思一樣，恩格斯強調「只有消滅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技術異化的社會根源。只有共產主義這種「能夠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關係方面把人從其餘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一般生產曾經在物種關係方面把人從其餘的動物中提升出來一樣」。質言之，制度變革與社會改造是消除技術異化的根本方式。這意味著，新時代大力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既是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理論遵循，更是讓技術服務於人類美好生活的必然選擇。
（本文系陝西省社科基金項目「工程政治學的中國話語構建研究」（2019A01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