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涉及對馬克思哲學本質和理論本性的追問、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問題的研究和對當代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探尋三個方面問題，對這三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不僅使他們提出了對馬克思哲學的一種新的闡釋，而且提出了諸如異化、技術理性批判、消費主義文化批判和空間理論等新的理論論題，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晚期馬克思主義和文化研究思潮的理論建構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彰顯了他們在當代西方的理論效應。由於社會歷史條件和研究範式的限制，我國學術界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還存在著若干不足，甚至空白點。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性和其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理論建構的影響，決定了我們必須重新深入研究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並重估其價值，並在深化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強化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的追蹤研究的有機互動中，深化我國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關鍵詞：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外馬克思主義/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理論效應
作者簡介：王雨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文化發展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我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發展經歷了從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到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轉換。筆者已經在《從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到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問題與反思》一文中對轉換的原因作過系統分析[1]。這一轉換的結果是使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新流派的追蹤成為學術界的一種潮流，並被認為是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前沿問題，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則顯得相對冷落，甚至認為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已經無話可說和無新意可言。在筆者看來，上述看法既不客觀，也存在很大的缺陷。為了論題的集中，筆者擬通過論述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當代西方的理論效應，來闡明重視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筆者在學術界最早提出「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主要是指從盧卡奇到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理論[2]。
一、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
英國學者佩裡?安德森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一書中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看作是西歐革命失敗的結果，並從世代性、地域性和理論主題等視角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發展和特徵作了系統描述。在他看來，與馬克思不斷從哲學研究走向政治學、經濟學研究相反，西方馬克思主義則把理論主題轉向了哲學研究，特別是轉向了文化和藝術研究。他們的理論主題可進一步具體化為對馬克思哲學本質和理論本性的追問、從哲學本體論的維度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問題的研究和對當代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探尋三個問題。
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把對西歐革命失敗的反思，上升到對馬克思哲學的本質與理論本性的追問。在他們看來，第二國際以及蘇俄馬克思主義立足於近代自然科學和近代哲學的立場，把馬克思哲學解釋為一種經濟決定論、機械決定論，混淆了歷史規律與自然規律的區別，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無法發揮馬克思哲學的批判價值功能，使西歐工人階級屈從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市場經濟物化意識的束縛，體現為階級意識和人的主觀意識的危機。只有立足於現代哲學的立場，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馬克思哲學革命道路和哲學革命的實質。這就意味著馬克思哲學的哲學原則、研究對象、哲學功能與理論本性等問題都應當重新解釋。
儘管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流派在具體理論觀點上存在分歧和爭論，但他們在如何理解和闡釋馬克思哲學的問題上存在如下三個共同點。
第一，都把馬克思哲學看做是一種現代哲學，反對立足於近代哲學的立場來理解和闡釋馬克思哲學，批評那種立足於主、客二分的近代認識論立場對馬克思哲學的解釋只能導致舊的形上學和機械唯物論的復活，破壞理論和實踐的辯證關係。人本主義流派代表人物中的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等，或者從哲學方法論轉換的視角，或者從區分哲學與科學的不同，來強調馬克思哲學是超越近代哲學的關於人與人、人與自然關係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強調的是以人類實踐為基礎的主觀因素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科學主義流派的代表人物阿爾都塞則立足於反對對馬克思哲學的經濟決定論、技術還原論的解釋而提出了「斷裂說」，指認馬克思是通過與支配包括黑格爾在內的近代哲學理論思考的人道主義理論總問題而實現哲學革命變革的，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科學是一種包括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相互作用，在肯定經濟因素的最終決定作用的前提下，也肯定文化上層建築因素作用的「多元決定論」。
第二，都反對從知識論哲學的角度理解和把握馬克思哲學的研究對象、功能和使命，強調馬克思哲學的研究對象只能是人類社會歷史，其功能和使命不是把握世界的普遍規律和絕對本質，而是如何尋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盧卡奇等人批評對馬克思哲學知識論的解釋模式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學實證主義方法論基礎上的，必然會無批判地看待它的研究對象，把馬克思哲學的研究對象看作是整個世界，其功能和使命就是把握整個世界的普遍規律與絕對本質，無法發揮馬克思哲學的批判價值功能，並由此強調馬克思哲學的哲學方法論是「總體性辯證法」。由於「總體性辯證法」既是一種以人類實踐為基礎的主體性辯證法，又是一種歷史辯證法，這就決定了馬克思哲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歷史和包括進入實踐領域的自然界，其功能和使命是如何求得人的自由和解放。
阿爾都塞則始終反對對馬克思哲學的目的論和知識論的解釋，他在《保衛馬克思》一書中，在批評青年馬克思思想爭論中流行的「未來完成式」的哲學史研究方法論時就暗含目的論的解釋，不能真正把握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性質，必須代之以「理論總問題」研究方法。他在《相遇的哲學：晚期著作(1978-1987)》一書中又提出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偶然相遇的唯物主義」理論，並把那種探尋世界開端、本質和意義的知識論哲學斥為「本質論」和「目的論」哲學，認為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屬於另一種，與這種強調本質、開端、目的的理性主義知識論哲學傳統偏愛本質、開端、目的相反，它更加偏愛分散和紊亂，強調「偶然性」「可能性」的重要，其核心思想就是要通過重新解釋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哲學的內涵，打破那種歸因於必然性的規律，以便使馬克思哲學在無限可能和充滿偶然性的世界中，實現它與政治實踐的「相遇」，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政治的有機聯結。
第三，都比較重視發揮馬克思哲學的意識形態和批判價值功能，力圖實現馬克思哲學的科學性與價值性的有機統一。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探索，或者是為了尋求作為整體的無產階級的自由解放，或者是為了尋求西方個人的自由和解放。由於他們都指認西方革命的最大阻礙或者在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不成熟，或者在於個人被社會所吞沒而喪失自主意識和批判否定能力，因此，他們都強調發揮馬克思哲學的意識形態和批判價值功能的重要性，人本主義流派因此提出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以實踐、辯證法為基礎的實踐唯物主義，強調歷史發展進程中主觀因素的作用；科學主義流派的代表人物阿爾都塞既反對蘇俄馬克思主義從對馬克思哲學經濟決定論式的解釋出發，又反對那種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實用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做法，以及如何在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科學性的基礎上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意識形態職能作為他一生的理論探索的目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與價值性的關係問題，是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反覆探討卻又沒法科學解決的理論問題。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僅重視對馬克思哲學本質和功能的探討，而且也注重從哲學本體論的維度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及其對實現當代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影響。
為了探索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重視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問題和人的生存境遇的研究。在他們看來，如果說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資產階級維繫其統治主要是依靠政治暴力的話，那麼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則是包含政治暴力統治和文化意識形態統治在內的「總體統治」，其政治暴力統治越來越讓位於文化意識形態統治，使得無產階級和當代西方人的內心世界越來越被資產階級文化意識形態所支配，體現在工人階級階級意識的危機和當代西方人自主意識的喪失，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已體現為社會發展總體化、一體化與個人個性化自由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意味著西方革命成功的前提是使工人階級和當代西方人從資產階級文化意識形態的束縛中擺脫出來，形成無產階級成熟的階級意識和當代西方人的獨立人格，這在客觀上要求注重發揮馬克思哲學的批判價值功能。正是在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新變化和對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道路探索的過程中，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以下一系列新的理論論題。
一是異化論題的提出和西方人生存境遇的揭示。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最早提出了「異化」論題，揭示了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所造成的物的價值上升、人的價值下降這一困境。盧卡奇之後的法蘭克福學派、列斐伏爾、薩特等都繼承和發展了盧卡奇提出的異化論題，並把異化作為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工具。
二是技術理性批判是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提出的又一個富有創新性的論題。技術理性批判開始於盧卡奇，他把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現象的發生歸結為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技術理性的盛行，法蘭克福學派進一步從哲學世界觀和資本追求利潤的現實角度，分析了技術理性的內在缺失和盛行的根源，提出了用藝術審美來消解技術理性盛行的烏託邦方案，並深深影響了後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
三是文化意識形態批判是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點，並最終形成了他們系統的文化意識形態。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理論先後經歷了盧卡奇的階級意識理論、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和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等。
四是空間理論問題的新開拓，構成了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又一重要的理論貢獻。在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空間問題」最早由阿爾都塞凸顯，列斐伏爾則提出了系統的空間理論。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一書中提出了以「多元決定論」為基礎的社會結構理論，用來描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諸因素對社會空間的再造，為後來的理論家從空間理論反思社會關係提供了啟示。他之後的列斐伏爾則在《空間的生產》一書中進一步把空間看作是一個社會生產的概念，強調生產方式的更替實際上是一個新的社會空間的生產過程，並提出了以空間生產為基礎的歷史辯證法，從而將歷史唯物主義空間化，對當代西方的空間理論和空間批判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歸宿是探索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實現當代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在他們看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上述新變化，意味著當代西方革命應當採取一條不同於蘇俄十月革命的道路，這條道路總的看就是採取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總體革命」，並由此建立另一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即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哲學的本質和使命、對當代資本主義研究而提出的新論題以及對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探索，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晚期馬克思主義和文化研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充分彰顯了其在當代西方的理論效應。
二、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建構的影響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產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新流派。其理論建構既受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人與自然關係學說和歷史分析法、階級分析法的影響，同時也深受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他們與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間是繼承和發展的關係，這主要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開啟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維度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自盧卡奇開始，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就堅持以實踐為基礎來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最終形成了實踐自然觀，其核心是反對脫離人類實踐抽象地談論自然，強調馬克思雖然承認自然的優先地位，但馬克思哲學的目的並不是去探討脫離人類實踐的自然的本質和規律這類近代哲學本體論問題，而是立足於人類實踐去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因此，馬克思哲學所講的「自然」總是社會歷史中的「自然」。在解釋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問題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與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只不過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的主要對象是蘇俄馬克思主義理論，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所批判的對象則是在包括蘇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更主要是針對西方綠色理論。
為了反對西方綠色理論把歷史唯物主義簡單地歸結為經濟決定論、技術決定論，進而把歷史唯物主義同生態學對立起來的誤讀，福斯特在《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和自然》一書中通過考察唯物主義哲學的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兩種理論傳統來闡明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特質。在他看來，德謨克利特堅持嚴格的決定論，伊壁鳩魯則是一種辯證決定論。馬克思繼承的是伊壁鳩魯的唯物主義理論傳統，從而和機械決定論、技術決定論劃清了界限，並在此基礎上通過對近代科學革命的哲學反思，強調人類史與自然史的內在一致，從而把唯物主義歷史觀和自然觀內在地統一起來了，為展開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批判奠定了哲學基礎。
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一書中不僅反對那種對馬克思哲學的技術決定論、經濟決定論的理解，而且也批評西方綠色思潮脫離人類社會歷史和實踐抽象地理解自然，把自然看作是人類實踐未涉足的「荒野」，是「一種未被汙染的、未被人類之手接觸過的、遠離都市的東西。對自然的這種理解是與由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人們對都市生活的厭倦以及渴望回歸想像中的鄉間田園生活的情感相聯繫在一起的」[3](P35)。認為這種抽象的自然觀必然會割裂人類社會和自然之間的辯證關係，其結果導致了一種漠視人類的尊嚴和權利，片面強調自然的權利的激進環保運動，無法真正找到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強調考察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不能脫離文化和自然維度，並通過把文化和自然維度引入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建立起人類與自然的生態關係。
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一書中通過批判技術中心論和生態中心論在人類與自然關係問題上各執一端的缺陷，指出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堅持人與自然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辯證決定論，它反對把生態問題簡單地歸結為抽象的生態價值觀問題，強調必須分析在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下人類與自然之間實際的物質與能量交換過程，這也意味著探索生態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的研究不能離開對社會生產方式的分析。
可以看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繼承了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論，並把這種理論引入分析生態危機根源和解決途徑之中。
第二，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技術理性批判理論深深影響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技術理性批判理論是盧卡奇最先提出的，並由法蘭克福學派繼承和發展，其理論的特點在於，揭示技術理性的哲學和社會基礎以及技術理性盛行所造成的人與人、人與自然關係的異化，強調技術理性是當代西方社會的一種新的政治統治的工具。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繼承和發展了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技術理性批判理論，只不過是在繼承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從政治統治工具的視角討論技術理性之外，還進一步分析了西方哲學文化傳統中的「控制自然」的觀念同技術理性的內在聯繫，並把理論的重點轉向了分析技術理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如何造成生態危機。為此，他們詳細地考察了「控制自然」觀念的歷史演變，揭示「控制自然」觀念同資本主義制度相結合造成了人們用實用和工具性的眼光看待人和自然的關係，使得建立在「控制自然」觀念基礎上的科學技術最終淪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造成了人的異化和自然異化的雙重後果。
第三，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消費主義文化價值觀的批判深深影響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在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法蘭克福學派對消費主義文化價值觀的批判最為深刻，這鮮明地體現在霍克海默、阿多諾提出的「文化工業論」以及馬爾庫塞、弗洛姆對消費主義生存方式的批判上。
「文化工業論」是霍克海默、阿多諾在《啟蒙的辯證法》一書中所提出的，其核心觀點強調文化工業是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基礎上的文化產品的工業體系，其特點是藉助現代科學技術大規模地生產和複製以謀取利潤為目的的文化產品。這些文化產品具有標準化、一律化、大規模複製和思想無深度、平面化的特點，違背了文化產品個性化、創造性和提升人性的特點和功能，具有引導人們在無深度的文化產品的消費中喪失批判和反抗的功能，既是資本謀取利潤的工具，又承載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功能。
馬爾庫塞和弗洛姆則對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作出了系統批判。馬爾庫塞是通過提出「真實需求」和「虛假需求」的概念，揭示了當代西方社會就是藉助科學技術進步創造的巨大物質財富，通過製造與人的自由解放相背離的「虛假需求」，支配和控制人的內心向度，引導人們到商品佔有和消費中去體驗自由和幸福；弗洛姆則提出了「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和「重佔有的生存方式」來批判消費主義生存方式造成的人的總體異化。所謂「重佔有的生存方式」，就是把追求、佔有和消費商品看作是人生的幸福和目的；所謂「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就是強調通過人的創造性發揮和實現人的潛能的積極的生存方式。弗洛姆認為，20世紀資本主義社會流行的是「重佔有的生存方式」，其結果使得當代西方人已經完全被資本所支配，變成了只知道追求商品佔有、商品消費而沒有獨立人格的異化的人。
法蘭克福學派對消費主義文化價值觀和生存方式的批判主要是揭示當代西方社會是如何支配和控制人，屬於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批判。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一方面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從政治意識形態批判消費主義價值觀的做法，指出宣揚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是資本維繫其政治統治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又把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的批判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批判有機結合起來，強調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是建立在「虛假需求」基礎上的，其本質是一種「異化消費」。這種異化消費不僅造成了人的生存的異化，而且造成了對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不斷擴張的期待和依賴，其結果必然超出自然所能承受的極限並造成生態危機。由此，他們要求理順需要、消費、商品和幸福的關係，把破除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看作是實現西方社會變革和解決生態危機的基礎和前提。可以說，把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的批判同生態批判有機結合，既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繼承和發展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結果，也是其鮮明的理論特點。
第四，馬爾庫塞在《自然與革命》一書中關於人的解放包含自然解放的思想被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借用和引申，成為其理論建構中重要的思想資源。馬爾庫塞的「自然解放論」主要包含兩種含義，一是把自然從技術理性和資本統治下解放出來，避免自然的商業化、軍事化和生態環境被破壞；二是把人的感性衝動從技術理性的壓抑下解放出來，恢復人的感性衝動和自主意識，為西方人的自由解放提供前提和基礎。馬爾庫塞所謂「自然的解放」並不是要人類回到前技術狀態，而是要在不斷推動技術發展的同時，將科學技術從為剝削服務的毀滅性濫用中解放出來，利用技術進步的成果實現人和自然的解放。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從兩個方面繼承和發展了馬爾庫塞關於自然的解放的思想。其一，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繼承和發展了馬爾庫塞關於人的解放包括自然的解放以及把自然從技術理性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的思想。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具體分析了技術理性是如何與資本主義制度相結合，成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進而成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並提出把技術理性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批判和生態批判有機地結合起來，強調「控制自然」不應理解為通過科學技術的革新和運用來控制自然，使之服務於人們對物質財富的非理性追求，而應該把「控制自然」理解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壞性方面置於控制之下，從而使控制自然的進步變成人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也使人類真正享受控制自然進步的積極成果。其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在繼承馬爾庫塞關於自然的解放意味著人的感性獲得解放的思想的基礎上，著力分析了如何擺脫受廣告支配的異化消費，通過自由自覺的勞動來實現自我價值確證。但又像馬爾庫塞那樣僅僅停留於政治革命的需要來談論人的感性解放，把人的感性解放同消除異化消費和解決生態危機聯繫在一起。在他們看來，當代西方社會在消費主義文化價值觀的支配下，人們把受廣告支配的商品消費看作是實現自我滿足的唯一方式，這種異化消費既強化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和異化勞動，同時也強化了生態危機。因此，擺脫受支配的異化消費，把滿足建立在真正需要的基礎上，正確處理需要、消費和幸福的關係，使人們到自由自覺的勞動中實現自我，就成為解決生態危機和實現人的自由解放的關鍵。
可以看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在繼承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命題的基礎上，根據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賦予了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技術理性批判、消費主義文化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批判以全新的內容，並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閾進一步拓展到了生態批判，從而形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
三、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建構的影響
後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之一，一般學術界對後馬克思主義理論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界定。所謂廣義的後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是指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立足於後現代主義精神解釋馬克思主義而形成的各種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可以稱為「後現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謂狹義的後馬克思主義概念，是指以拉克勞、墨菲提出的「霸權理論」「接合理論」「多元民主」和「偶然性」等思想為基礎形成的社會政治思潮。本文論及的主要是狹義的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根據當代工人階級的分化和階級意識的危機斷言，西方社會出現了多元政治主體和多元社會結構，他們斷定，以歷史必然性為基礎的階級政治已不再可能，當代西方人實現自由和解放的關鍵在於如何把這些多元政治主體有機地連接起來。他們由此通過借用和改造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和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並結合後結構主義，建構起他們的包括霸權理論、接合理論、激進與多元民主、反本質主義、偶然性在內的話語和激進民主理論。葛蘭西與阿爾都塞的理論在他們理論建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為後馬克思主義建構霸權理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正如拉克勞、墨菲指出的那樣，葛蘭西的著作中「包含的陣地戰、歷史集團、集體意志、領導權、知識分子和道德領導這些新概念，是我們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中進行思考的出發點」[4](P3)。從反對對馬克思哲學的機械決定論、還原論的解釋出發，葛蘭西把馬克思哲學稱為「實踐哲學」，並把實踐哲學看作是以人類實踐為基礎的關於人與人、人與自然關係的學說，其功能不僅僅是要發現歷史規律，而且是要落實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並通過世界觀批判、文化批判，形成無產階級統一的「集體意識」。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正是以他的實踐哲學為基礎，通過對義大利的具體國情進行分析的結果。但必須指出的是，葛蘭西雖然將列寧的「政治領導權」拓展到文化、道德領導權，重視「文化領導權」在當代西方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強調「文化領導權」與「政治領導權」、文化革命與經濟結構革命是不可分割的關係。
後馬克思主義認為，由於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超越了列寧建立在階級統一性基礎上的政治領導權，強調文化和道德領導權能夠超越階級統一性政治，並把不同的階級主體接合起來，因而更能適應當代西方社會由於工人階級的分化和多元政治主體出現這一新變化。葛蘭西的領導權概念「比同時代的其他理論家更大地拓寬了政治重組和領導權的領域，在發達工業國家和資本主義的外圍，政治鬥爭的條件越來越離開傳統階段論的想像(應是「象」——引者注)，而葛蘭西的範疇卻正適合這兩種情形」[4](P71)。後馬克思主義正是借用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建構他們以連結不同階級主體為目的的新霸權理論。但是，後馬克思主義在這種借用過程中，卻誤讀和曲解了葛蘭西。這主要體現在，一方面葛蘭西領導權理論的原意是希望在文化意識形態上建立反對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最終奪取西方革命的勝利，文化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緊密聯繫在一起。而後馬克思主義不僅將文化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割裂開來，而且特別強調階級政治在當代西方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在葛蘭西那裡，文化革命和經濟結構的變革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後馬克思主義卻把葛蘭西強調經濟因素的決定作用斥為應予以拋棄的本質主義，並為他們宣揚偶然性、連接理論、話語理論、多元主義和激進民主理論尋找理論基礎，實際上偏離了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
第二，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為後馬克思主義強調差異、多樣性和偶然性問題提供了思想資源。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一書中提出，「多元決定論」的本意是反對對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和技術還原論的解釋，它主要包括兩重內涵：其一是肯定經濟因素歸根結底的決定作用；其二是肯定上層因素具有相對自主性和獨立性，甚至在具體歷史發展進程中也可以起到決定作用。後馬克思主義利用阿爾都塞「多元決定論」的命題來解構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歷史必然性規律。因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正是建立在歷史必然性規律基礎上的，它包括「經濟運動規律的內生特徵相應於生產力中心地位這一論題；社會代表在經濟層面的統一相應於工人階級貧困的普遍化論題；生產關係應該成為超越經濟領域的歷史利益所在地的條件，相應於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根本利益的論題」[4](P85)這三個命題，而上述三個論題在後馬克思主義看來是一種需要克服的經濟主義和還原論的本質主義的錯誤。
因為人類社會不僅不存在馬克思主義所說的歷史必然性規律，而且作為革命主體的無產階級在當代西方社會已經分化為不同的利益主體，阿爾都塞「多元決定論」的歷史觀的價值正在於突破了歷史必然性的觀念，凸顯了社會發展的差異性、多維度、多元性特徵，只要拋棄「多元決定論」的歷史觀中包含著對總體性追求的本質主義，就能夠為連結當代差異性的社會關係提供可能和基礎。
後馬克思主義正是把阿爾都塞理論的某些方面激進化，構造出他們所謂的以差異為基礎的霸權理論。具體說：一方面，拉克勞、墨菲強調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概念實際上就是拒絕社會和社會行為具有任何本質的觀點，強調了偶然性和差異性；另一方面，拉克勞、墨菲又認為「多元決定」的歷史觀中關於經濟因素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的思想，應當拋棄本質主義的殘餘。可以看出，後馬克思主義對阿爾都塞「多元決定」概念的改造和利用，是建立在誤讀阿爾都塞原意的基礎上的。因為阿爾都塞是在肯定歷史唯物主義的總體性、歷史必然性規律的基礎上，強調「多元決定」概念，其目的在於反對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技術還原論的理解，並以此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
第三，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對後馬克思主義建構話語理論的影響。由於後馬克思主義指認當代西方已經成為一個有差異和多元主體的社會，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和革命理論已經無法成立。他們認為，當前的理論任務就是如何把這些多元的主體接合起來，形成進行話語革命的統一主體。後馬克思主義主要是藉助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完成上述理論建構的。
意識形態理論是阿爾都塞一生理論探索的重要內容。他一方面把科學與意識形態對立起來，認為意識形態是建立在階級利益基礎上的「虛假意識」，另一方面他特別強調對意識形態功能的闡發，強調了意識形態除了具備對人們的欺騙、想像和體驗的功能之外，還具有對主體的建構功能，從而維繫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生產和再生產。意識形態對主體的建構功能主要體現在其對主體的召喚和質詢。在阿爾都塞那裡，所謂召喚和質詢，就是通過意識形態與個體的對話和打招呼，把個體建構成真正的具體主體，並通過確保意識形態和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來保證二者的同一性，進而維繫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後馬克思主義正是通過借鑑阿爾都塞上述思想來建構自身理論的。具體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後馬克思主義改變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召喚和質詢機制的內在結構。阿爾都塞認為，既存在著維繫不同階級利益的宗教、法律、政治和倫理等具體意識形態，也存在著意識形態的一般，強調其功能在於通過對個體的召喚和質詢，在使個體變成主體的同時，讓主體既覺得自己是自由的主體，同時又能夠服從社會秩序的要求。他是立足於拉康的鏡像理論來關注意識形態與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問題的。在後馬克思主義看來，意識形態總是與政治實踐聯繫在一起的，因此他們更加關注的是意識形態內部如何實現話語的統一性，這就意味著阿爾都塞強調的意識形態與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統一被後馬克思主義轉換成意識形態內部不同召喚與質詢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如何實現不同召喚與質詢之間的統一。
其二，片面發展了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中的話語理論。阿爾都塞在論述意識形態對主體的建構功能時所論述的「主體」是一種階級主體，所說的話語不是主體間一般意義上的「言談」，而是能夠代表意識形態進行主體間交往的話語。後馬克思主義則片面發展了阿爾都塞的話語理論，通過消解主體的階級屬性，把阿爾都塞追求的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革命變成一種激進的話語革命，強調要真正建立不同主體之間的話語連接。在他們看來，主體的所有特徵均由意識形態單向度決定，所有的主體都是話語主體，而非階級主體，話語是實現不同主體接合的基礎。只有消解主體的階級屬性，才能保證意識形態統一性的基礎，這就意味著話語是理解後馬克思主義的非階級屬性的意識形態的關鍵概念。
後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概念具有三個特徵：首先，話語不是局限於言語等語言學範圍的範疇，話語包括言語和依言語行事兩個方面的辯證統一。因此，不能把話語簡單地歸結為唯心主義，因為話語是與言談、行動和語言使用的語境有機聯繫在一起的總體。其次，話語本質上是一種解構了總體性的結構，具有去總體化、去中心化的特徵，因而不再面臨傳統哲學形上學的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對立等困境，這就意味著它們只是通過偶然性接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種話語結構或社會存在，話語的意義取決於商談的結果。最後，後馬克思主義解構具有中心化和必然性的總體，但他們又通過接合理論建構某種具有一致性行動的總體，強調「話語」具有建構社會關係和意義的功能。
其三，後馬克思主義解構了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中的階級性。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把國家機器劃分為「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兩種類型，認為前者主要以鎮壓性方式行使其職能，後者則主要以非鎮壓性方式行使其職能，保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生產和再生產。這種非鎮壓性方式主要依靠意識形態的教育和潛移默化，讓人們自願接受統治階級的統治。後馬克思主義借用阿爾都塞關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功能的論述，反對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具有階級性的論斷，並把這一論斷歸結為應予以拋棄的階級決定論和階級還原論。為此，他們區分了意識形態的內容和形式，指出二者之間並不完全一致。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缺陷正在於混淆了二者的區別，進而把階級的本質與存在形式等同起來了，由此陷入階級決定論和階級還原論的錯誤中。他們由此借用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功能的論述，指出，不僅存在階級的意識形態，而且也存在非階級的意識形態；他們從建構接合理論這一目的出發，把理論關注的重點放在了後一方面，即強調統治階級能否行使其領導權，不能僅僅局限於讓本階級的意識形態獲得被統治階級的認同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將非階級的意識形態接合進本階級的意識形態之中。這種接合在他們看來就是階級的意識形態對非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召喚和質詢。
可以看出，後馬克思主義正是借用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和意識形態理論解構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必然性規律、階級和階級政治，進而強調偶然性、多樣性、差異性，建構其多元激進民主理論、話語理論，從而告別了階級的政治，把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寄托在如何結合好當代西方的生態運動、女性運動等各種新社會運動上。
四、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晚期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理論建構的影響
晚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特點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方式的範式，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和新矛盾展開研究，探索當代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之路，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哈維、詹姆遜、伊格爾頓、奈格裡和哈特等。「文化研究」是指要求反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濟決定論的解釋，辯證地處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把文化分析貫穿於經濟分析和階級分析中，辯證地分析社會整體中各種組成部分的關係，把「權力」及與之相關的社會不公正、不平等等等作為主要論題，緣起於「二戰」以後英國「新左派」理論家，逐漸擴展到歐美國家的一種學術和社會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加特、威廉斯、霍爾和湯普森等人。晚期馬克思主義和「文化研究」深受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和理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晚期馬克思主義和「文化研究」思潮建構自身的研究方法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具體包括：
其一，借用阿爾都塞的共時態研究方法和「多元決定論」來修正和完善馬克思的生產方式分析方法。阿爾都塞受結構主義的影響，注重共時態的研究方法，反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濟決定論和技術還原論的解釋，提出了歷史唯物主義是建立在「結構因果觀」基礎上的「多元決定」的歷史觀的命題。在他看來，「結構性因果觀」既不同於只注重一個因素機械決定另一個因素的「線性因果觀」，也不同於預先假定整體可以還原為一個內在本質的「表現性因果觀」，「結構性因果觀」既堅持全面性結構對局部性結構及其構成要素的決定作用，同時又堅持後者對前者的相對獨立性和反作用，從而能夠避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濟決定論和技術還原論的解釋。
詹姆遜在堅持和肯定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理論的同時，又認為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理論把人類社會劃分為從原始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不僅具有濃厚的歷史主義特徵，而且存在著無法把社會演進的歷史規律與對社會結構的分析有機結合的缺陷，在解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關係問題上也容易陷入經濟決定論的失誤中。阿爾都塞的共時態研究方法和「多元決定論」有利於克服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理論的上述缺陷。與此同時，詹姆遜認為阿爾都塞建立在結構性因果觀基礎上的「多元決定論」也隨時可能與以拉康等為代表的後結構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的主題同一化，這就意味著，要克服上述可能性，就「必須用一個關鍵的附帶條件來完成這番描寫，即，只存在著一種結構的結構主義：即生產方式本身，或是整個社會關係的共時系統」[5](P26)。
正是通過上述修正，詹姆遜堅持把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時性分析和共時性分析有機結合起來，以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理論為基礎，對晚期資本主義展開社會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
其二，文化研究思潮也把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與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和意識形態理論作為自身理論建構的思想資源，並形成「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兩種研究範式。
葛蘭西從探索義大利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出發，強調應該發揮馬克思哲學的批判價值功能，培育有機知識分子傳播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最終形成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在葛蘭西那裡，領導權主要是指文化和道德上的同意和認同。
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則是在肯定經濟因素歸根結底決定作用的同時，也強調文化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因素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他的意識形態理論不僅把意識形態看作是代表一定階級利益的「虛假意識」，而且強調意識形態是任何社會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人們正是在意識形態中想像和體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阿爾都塞進一步提出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來說明當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功能在於通過重塑主體實現統治階級生產關係的再生產。
文化研究思潮借用和吸收了葛蘭西和阿爾都塞的上述理論，形成了文化主義研究範式和結構主義研究範式。所謂文化主義研究範式主要是指，或者把文化看作是通過人類的共通的經驗給予人們價值和意義，或者強調文化和社會實踐的關係，突出的是文化的人類學意義以及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內在關聯。所謂結構主義研究範式，就是強調文化概念的形成過程，強調意識形態介入的作用。
文化研究思潮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上述兩種範式的各自的特點。具體說，文化主義研究範式反對了庸俗唯物主義和決定論，強調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相互作用，把文化看作是人類能動力量的體現，強調文化為理解包括階級關係、群眾鬥爭、權力等要素如何構成生活方式提供了基礎和前提。
結構主義研究範式的優點在於：一是對多元決定論的強調避免了對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還原論解釋，使我們能夠去從事積極的政治實踐；二是結構主義研究範式強調「抽象」對理論和實踐辯證關係的思考，避免了文化主義研究範式在理論和實踐關係問題上的經驗主義的缺陷；三是與文化主義研究範式強調實踐的具體性、特殊性相反，結構主義在堅持實踐的總體性前提下，思考具體的實踐的意義，從而避免了文化主義研究範式過於肯定具體實踐，卻缺乏獨立的理論思考的缺陷；四是結構主義研究範式基於意識形態的原創性闡釋而對「經驗」的去中心化，克服了文化主義研究範式過於重視經驗而忽視了文化要對生產方式發生影響必須在一定意識形態下展開的缺陷。
可以看出，文化主義研究範式主張把文化看成是基於人的實踐和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經驗，強調的是文化的同一性，並認同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結構主義研究範式則反對把文化看作是經驗的產物，指出文化是由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建構的，強調的是文化的差異性。
文化研究思潮的代表人物霍爾雖然認為文化主義研究範式和結構主義研究範式很難綜合，但文化研究思潮在事實上都受到了葛蘭西與阿爾都塞的影響，只不過「葛蘭西的霸權最終是比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更為有效的概念」「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與葛蘭西的協商霸權相比，反抗和能動的空間都更少。而在反抗和能動的任一方面，葛蘭西的霸權觀念都為『上層建築』廣泛主導的複雜內部交換提供了有用的洞見」[6](P65)。
第二，晚期馬克思主義對總體性的捍衛和追求深受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
晚期馬克思主義既反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解釋，又反對後現代主義思潮消解馬克思主義總體性，沉溺於對資本主義社會展開抽象的文化批判的做法，始終堅持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的分析範式，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展開經濟批判、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相結合的總體性批判，力圖探索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在這一過程中，晚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吸收和借鑑了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理論。
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總體性」問題的研究主要可分為人本主義以實踐為基礎的總體性理論和科學主義的結構總體性理論，其目的都是要反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濟決定論的理解，探索實現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詹姆遜批評後現代主義思潮藉口總體性等於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進而消解和拒斥總體性的這種做法不過是把「總體性的哲學概念與極權主義的政治實踐令人悲哀地等同起來，本身就是阿爾都塞稱作『表現性因果律』的一個特別成熟的例子，也即兩個半自治性(或現已完全自治的)層面的相互倒塌」[7](P304)。在詹姆遜看來，沒有總體性這個概念，就沒有正當的社會主義政治，只有堅持和運用總體性，才能正確認識和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社會。
詹姆遜同時也指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需要我們把總體性的方法進一步細化，他由此藉助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和普蘭查斯的社會構型理論，在堅持對晚期資本主義展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以「認知測繪」方法為基礎，提出了包括宏觀的經濟變革和微觀的文化革命為主要內容的解放的烏託邦。「認知測繪」這一概念是凱文?林奇最早在《城市的意象》一書中提出的，是為了解決主體在與居住城市的疏離感越來越強烈的情況下，通過經驗、記憶、想像來獲得對城市的印象。詹姆遜所說的「認知測繪」概念實際上是把林奇的「認知測繪」的概念與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概念相綜合的結果。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概念表徵的是主體對其真實生存狀況的想像，是主體真實體驗與想像的辯證統一。詹姆遜通過把二者的概念加以綜合，提出只有用「認知測繪」的方法，才能真正認識和把握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和總體性質，從而才能制定政治實踐的有效策略。「不能進行社會測繪有害於政治經驗，就如同不能進行空間測繪有害於城市經驗一樣。不言而喻，這個意義上的認知測繪美學是任何社會主義政治規劃的必要組成部分」[7](P302)。詹姆遜所說的「認知測繪」實際上就是要求應當在把握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化運動與個人的現實處境的關係的基礎上，提出政治規劃和把握主體的政治命運。
第三，晚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深受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的影響。
如果說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使得人們開始立足於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展開對社會空間的再造的話，列斐伏爾則提出了以空間生產為基礎的歷史辯證法，開啟了歷史唯物主義空間化道路。
在列斐伏爾看來，近代以來的空間認識模式脫離社會實踐看待空間，其結果是只看到物質性和客觀的空間而忽視社會空間存在。事實上，空間不僅是客觀的物質性的存在，而且也牽涉到再生產的社會關係，強調任何一種生產方式都產生一種社會空間。基於以上認識，列斐伏爾集中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空間和空間生產。在他看來，空間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相結合，形成了一種新的生產剩餘價值的生產模式。列斐伏爾通過分析生產資料、消費資料、消費對象、政治工具和階級鬥爭在資本主義空間生產中的功能，提出了包含通過物質生產勞動生產的「空間的實踐」、為維護統治者統治主觀構想出的「空間的表徵」和反映人們真實生活的體驗性空間「再現性空間」的「空間三元辯證法」，並認為資本主義空間的主要矛盾是「源自私人財產造成的空間粉碎化(pulverization of space)、對可以相互交換之斷片(fragment)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處理空間的科學與技術(資訊)能力。『中心/邊緣』的矛盾來自『全體/部分』的矛盾，因為所有的全球性構造，都導致集中的中心性(centrality)的建立」[8](P51)。列斐伏爾把資本主義的空間看作是充滿矛盾和壓抑的抽象空間，強調只有社會主義空間才是有利於人的個性發展和自由解放的充滿差異和活力的空間。這就意味著，只有通過空間革命才能使資本主義空間過渡到社會主義空間。
列斐伏爾關於社會空間和「空間三元辯證法」的論述不僅使人們從過去關注歷史唯物主義的時間維度進一步轉向重視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維度，實現了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而且對後來的社會理論研究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晚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哈維正是在列斐伏爾上述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的特點、矛盾運動與社會主義政治規劃的可能性。在哈維看來，列斐伏爾敏銳地看到了當代資本主義是如何通過空間生產來控制人們的日常生活，實現其政治統治的，但他並沒有探討如何把控制空間與控制時間有機結合以及資本如何實現同社會力量有機結合。哈維正是通過具體分析資本在空間生產過程中是如何製造出不平衡的地理生產及其後果，解決列斐伏爾沒有關注到的問題，進而找尋社會主義解放政治學的可能途徑。
哈維把資本空間生產和資本全球化進程中的各種爭論的核心歸結為「公正的地理差異的公正生產的問題」，並認為「需要批判地理解生態、文化、經濟和社會條件上的差異是如何生產出來的(特別地，通過那些我們大體上能夠改變和控制的人類活動)，也需要批判地評價這樣生產出來的差異之正義或非正義性質」[9](P6)。哈維在建構他的地理學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領土邏輯與資本邏輯」「時空修復理論」和「時空壓縮理論」來解決上述問題。
所謂的「領土邏輯與資本邏輯」主要強調的是資本在當代不僅利用建立在經濟、政治和軍事手段上的領土邏輯來追求利潤和資本積累，而且還利用資本的空間生產，即資本邏輯來追求利潤和資本積累。上述兩種邏輯並存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鮮明特徵。所謂的「時空修復理論」主要是指資本為了解決資本循環的中斷，通過延遲時間、地理擴張和空間重組，為實現資本積累創造出新的空間，從而解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資本盈餘的問題。所謂的「時空壓縮理論」是哈維用來描述人們對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相聯繫的時空的體驗而提出的理論。
由於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福特主義到靈活積累的轉變，使得人們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時間和空間的關係以及人們對時空的體驗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最近這20年我們一直在經歷一個時空壓縮的緊張階段，它對政治經濟實踐、階級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會生活已經具有了一種使人迷惑和破壞性的影響」[10](P355)。哈維的「時空壓縮理論」的核心含義是指時間節奏加快，並克服了空間對時間的障礙，使人們對時空的體驗具體表現為在時間維度把當下體驗當作全部存在，在空間維度則是把整個地球壓縮為相互依賴的「地球村」。哈維強調，「時空壓縮」在當代西方社會造成的悖論在於「空間障礙越不重要，資本對空間內部場所的多樣性就越敏感，對各個場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資本的刺激就越大。結果就是造成了在一個高度一體化的全球資本流動的空間經濟內部的分裂、不穩定、短暫而不平衡的發展。集中化與分散化之間在歷史上有名的緊張關係，現在以各種新的方式產生出來了」[10](P370)。哈維正是立足於當代全球化，通過分析資本的空間生產造成的不平衡地理發展資本的空間生產和資本積累的矛盾和本質，以及探討如何把工人階級受地理空間制約的局部和差異政治鬥爭，上升為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鬥爭，進而力圖把微觀政治學與宏觀政治學有機結合起來，提出了他的解放烏託邦思想。
五、重新認識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當代西方的理論效應決定了我們必須重新評估其理論價值。這是因為，一方面，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幾乎所有重要流派和理論家的理論建構都是借用或改造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而形成的，這就意味著我們不把握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和理論實質，就無法真正把握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的來龍去脈。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無法判斷他們的這些借用和改造是否符合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原意，也就難以判斷這些新思潮的理論得失，並給予其理論定位。另一方面，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雖然理論主題與馬克思、恩格斯有所區別，但他們的理論探索目的都是為了探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諦和適合當代西方人的自由解放道路，他們都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辯證法，他們是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與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最近、理論淵源最深的理論。
雖然我國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最早展開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但由於受社會歷史條件和研究範式的限制，我們雖然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理論觀點比較熟悉，但還很難說真正把握了其理論問題與理論實質。當我們有條件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展開深入研究的時候，學術界又把研究的重點轉向了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的追蹤研究和評介，甚至認為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已無新話可說。上述情況表明，我們應當重新深化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正確處理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與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追蹤研究的關係，把重新研究和認識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深化我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條重要途徑。
我國學術界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由於受社會歷史條件和研究範式的限制，一方面使得我們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從總體上看依然停留在對其具體理論觀點的評介上，我們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面臨的時代問題、哲學文化傳統以及其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和他們所提出的理論問題很難說做到了真正的把握；另一方面，由於非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和非此即彼的形上學評價範式，又使我們在全盤否定和全盤肯定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來回遊動。這裡所謂非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既是指脫離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也是指忽略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思想發展的過程和階段性特點，同質性地看待其理論。所謂非此即彼的形上學評價範式，主要是指在對馬克思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解之間來回搖擺，不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是通過世界化和民族化的過程來實現的，並必然呈現出多形態和多流派的發展格局。這就意味著，不能用一種形態或流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評價其他形態和流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得失，只能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辯證法作為評價原則和評價標準。
正是在上述非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和非此即彼的形上學評價範式的支配下，我國學術界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主要停留於資料和觀點評介，難以真正把握其理論邏輯和理論問題。而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評價，要麼認為它是一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要麼認為它真正把握了馬克思哲學的真精神，難以真正把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有機結合起來。上述情況說明，雖然我國學術界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起步最早，研究成果較多，但不僅沒有真正達到無新話可說的研究狀態，而且存在著進一步重新理解其理論問題與理論邏輯研究的必要性。
重新認識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不僅是由我國學術界的研究現狀所決定的，更是由於其理論的重要性所決定的。這種重要性主要體現在：
第一，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國外馬克思主義諸流派中，不僅率先反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濟決定論、技術還原論的解釋，恢復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批判價值功能，並開啟了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探討馬克思哲學本質和理論本性的歷程。而且即便他們在探索過程中存在著沒有正確處理歷史發展進程中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價值性的辯證關係等失誤，但他們依然是國外馬克思主義諸流派中與歷史唯物主義淵源最深、離歷史唯物主義最近的流派，他們對馬克思哲學本質和理論本性的考察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提出諸多新的理論論題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建設的重要理論資源。
第二，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的產生與發展與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存在著緊密的聯繫，沒有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把握，我們就難以判定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的理論譜系和理論得失。從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當代西方的理論效應中可以看出，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都是根據當代西方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結合當代西方的哲學文化思潮，借用或改造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展開理論建構的。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儘管人物流派眾多，具體觀點不一，但總的看他們都是力圖堅持把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有機結合起來，其理論探索的目的，或者是致力於探索作為整體的無產階級的自由和解放，或者是探索作為個體的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從理論譜系看，我們可以把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看作是西方社會歷史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或探索中的馬克思主義。要判斷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的理論得失和理論譜系的前提是他們的借用或改造是否符合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原意。這在客觀上要求我們重視對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重新估計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第三，我國的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無論在對其理論的總體把握上，還是對諸如理論家的理論不同發展階段的關係、理論總體性質和理論問題的歸納和把握上依然存在諸多缺陷，乃至空白。克服這些研究的缺陷和填補研究的缺陷，不僅有利於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而且能使我們更加準確地把握國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軌跡，是深化我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條重要途徑。
第四，重新估計和研究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客觀上也要求我們把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與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的追蹤研究有機結合。事實上，不研究和不把握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與理論實質，我們就無法正確認識和評價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的理論建構與理論得失。而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的追蹤研究，又能使我們立足於新的理論視域重新審思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從而開拓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論域、新論題、新話語。這就決定了我們不應當把他們的關係割裂開來，而應當將重新研究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的追蹤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走向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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