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動規律及歷史命運的過程中，馬克思開闢了一條獨特的理論創新道路，霍克海默後來稱之為「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在當代西方，法蘭克福學派、「英國馬克思主義」以及20世紀後期的西方主流社會理論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繼承或者借鑑馬克思的理論創新道路，將之與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的實際、具體民族國家的思想文化傳統有效結合，使之獲得生機勃勃的當代轉化，產生出豐碩而影響深遠的創新成果。對馬克思的理論創新道路及其當代西方效應進行深入分析，有助於我們探索建立符合果。對馬克思的理論創新道路及其當代西方效應進行深入分析，有助於我們探索建立符合時代中國國情的理論創新道路。
關鍵詞：馬克思；理論創新；「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
理論創新是當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亟待完成的一項歷史使命。怎樣才能創作出不負時代要求和人民期待的理論創新成果?新世紀初以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們圍繞這個課題上下求索，付出很多努力，但取得的成效卻並不如人意。這表明我們的創新道路選擇或許存在問題。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理論創新的典型，對其創新活動進行深入分析，將有利於我們破解當前面臨的創新困局。在這個方面，馬克思無疑是我們的最佳選擇之一。一方面，這是因為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76頁)使我們對整個人類歷史特別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理解成為可能;另一方面，這是因為在20世紀西方，許多理論家———既有馬克思主義者也有非馬克思主義者———以不同的方式「拜」馬克思為「師」，像馬克思那樣進行理論創新，在各自領域內取得了巨大成功，深刻影響了當代西方理論的基本面貌。因此，探尋馬克思的理論創新道路，解析當代西方理論家以馬克思為「師」的借鑑方式，對我們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創新道路大有裨益。
一
馬克思的理論創新道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
歷史已經證明，馬克思最偉大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發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併科學揭示了它的運動規律及歷史命運。基於對資本主義認識史的嚴肅反思，當代西方主流學術界承認:「對於任何試圖理解18世紀以來橫掃整個世界的大規模變遷的人來說，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仍然是一個必要的核心。」(吉登斯，2010年，第1頁)那麼，馬克思是如何發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個「難以察覺的實體」，進而科學地揭示了它的運動規律及歷史命運的呢?
首先，馬克思直面現實，發現了無產階級的歷史解放這個「時代的迫切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03頁)。發現真正的問題是理論創新的前提。問題越重大，理論創新成果的價值就越高，影響也就越廣泛、越深遠。一般說來，重大的問題往往存在於人類社會新舊發展階段、歷史時代、社會形態的轉折時期。在這種轉折時期，答案已經開始孕育，而問題也將被提出。問題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是，它們被何人、以何種方式提出，則是偶然的。這種偶然性對理論創新本身具有直接的影響。19世紀40年代初，馬克思以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身份走上德國思想舞臺，期待通過哲學批判推進資產階級政治理想的實現，因為他堅信，「世界的哲學化同時也就是哲學的世界化，哲學的實現同時也就是它的喪失，哲學在外部所反對的東西就是它自己內在的缺點，正是在鬥爭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對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當它陷入這些缺陷之中時，它才能消除這些缺陷。」(同上，第76頁)與一味強調自我意識的鮑威爾不同，馬克思不僅尊重現實的權威，而且渴望通過實際的行動去改變現實，因為「在自身中變得自由的理論精神成為實踐力量，作為意志走出阿門塞斯冥國，面向那存在於理論精神之外的塵世的現實，———這是一條心理學規律」。(同上，第75頁)在這種觀念的內在作用下，馬克思迅速意識到自己與鮑威爾的理論分歧，與之疏遠並最終決裂，轉而投身《萊茵報》，開始直接接觸現實。《萊茵報》時期，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在與統治集團的論戰中認識了嚴酷的社會現實，了解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的存在，終在被迫「退回書房」後，開始基於現實清算自己原有的哲學思想和政治理想。(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1－32頁)馬克思提出德國的當務之急是無產階級的歷史解放:「徹底的德國不從根本上進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頁)當1843年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的歷史解放這個命題時，德國的工人階級正處於萌芽狀態。在鮑威爾等人看來，德國工人階級連自我意識都尚未達到，何談其歷史使命?但馬克思卻於無聲處聽驚雷，站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高度，哲學地提出並論證了無產階級的歷史解放是「時代的迫切問題」。儘管馬克思當時的哲學論證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卻通過提出這個問題，推動了同時代人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和解答，從而對當時正在展開的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發揮了微妙的然而卻又是實實在在的影響。
其次，馬克思發動哲學革命，確立了科學地、批判地認識社會歷史的方法指南，使生產方式這種「難以察覺的實體」及其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清晰地呈現出來。生產方式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存在，無論是否被意識到，都客觀地存在著並客觀地發揮著自己的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它之所以「難以察覺」，一方面因為它存在於社會歷史的深處，通過複雜的中介環節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因為人們長期受唯心主義歷史觀的影響，無法科學地認識它。工業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生產獲得了巨大發展，生產方式及其對社會歷史進程的歸根結底的決定作用也由此展現在人們眼前。儘管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唯心主義歷史觀的束縛，但他們率先在理論上描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及其運動，其認識達到了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在轉向共產主義後，研究、批判維護私有制的政治經濟學成為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內在需要。1844年初至1845年春，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進行了第一次系統的學習、研究和批判。(參見張一兵，特別是第一至第四章)他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第一，政治經濟學不是脫離現實的想像，而是關於現實的實證科學研究，它的形成與發展「是同社會的現實運動聯繫在一起的，或者僅僅是這種運動在理論上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2頁)，只有通過並超越政治經濟學，才可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獲得更高水平的科學認識;第二，「市民社會」或資產階級社會是政治經濟學的「實際出發點」、「實際學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9頁)因此，它無法理解、構想超越現存工業社會制度的、非資本主義的替代選擇，這是它所有幻象和謊言的根源;第三，德國的哲學、法國的政治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殊途同歸，或起源於謊言，或終結於謊言，這是因為它們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即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時代精神，就此而言，從哪一點出發，都可以構成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顛覆。基於上述認識，馬克思迅即發動哲學革命，創立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是哥白尼式的革命，讓人們得以觀察並認識到生產方式這種「難以察覺的實體」及其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繫著的，……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因而，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歷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歷史聯繫起來研究和探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80頁)從而為人們科學地、批判地認識社會歷史提供了一種方法指南，為歷史資料的整理及其中規律的發現提供了「某些方便」(同上，第74頁)。
最後，馬克思開闢「哲學和社會科學的聯盟」的創新道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律及歷史命運。在歷史唯物主義創立之初，馬克思就已經在哲學上證明:「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同上，第87頁)但是，作為旨在「改變世界」的新哲學家，馬克思還期待自己的學說能讓儘可能多的人掌握:「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同上，第9頁)對於共產主義而言，這個根本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律及歷史命運。歷史唯物主義創立之後，馬克思很快就意識到，「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這樣的經濟學家是這一時代的歷史學家」(同上，第154頁)，他們已經以非批判的方式把握到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不過是「看作永恆的規律，而不是看作歷史性的規律———只是適於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一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36－537頁)，因此，只有以政治經濟學的方式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共產主義的「根本」才能確立起來。所以，19世紀50、60年代，馬克思致力於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走出了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一條新的創新道路，最終超越李嘉圖這個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可逾越的界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6頁)，創作出《資本論》第一卷，以「官方的經濟學家甚至不敢去試圖駁倒」(《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96頁)的方式，證明西方社會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全新的社會形態，同時第一次科學地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本質及其歷史發展趨勢，使共產主義真正成為一門科學。
二
法蘭克福學派對馬克思理論創新道路的當代繼承
法蘭克福學派是20世紀西方影響最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流派。20世紀30、40年代，該學派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兼容並蓄同時代西方各種思想文化資源及其成果，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開展批判的跨學科研究，創立「批判理論」，從而使得人們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性質、文化特徵、精神特質等的系統深刻的批判性認識成為可能。50年代初，流亡多年的法蘭克福學派重返德國。時過境遷，該學派實際上並不希望世人知道「批判理論」，但真正的創新成果是無法被壓制的。「批判理論」最終從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上鎖的地下室破門而出，迅速走向歐美左派理論界，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當代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進而溢出馬克思主義的邊界，對歐美當代理論的發展也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1978年，在談及「批判理論」時，福柯曾非常感慨地說:「如果能早些讀到這些馬克思的理論創新道路及其當代效應著作，我就能節約很多寶貴時間。想來，有些東西我就不會寫，有些錯誤我也就不會犯了。」(Foucault，p.119)歷史地看，「批判理論」已經確立了自己在20世紀西方思想史上的經典地位，成為當代理論家建構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理論時一座無法繞越的「紀念碑」。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創新何以可能?說到底，就在於霍克海默領導下的法蘭克福學派繼承並發展了馬克思的理論創新道路，(參見張亮，2016年)沿著馬克思開闢的創新道路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成果豐碩的創造性探索。
自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開展學術研究，是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創新的思想前提。19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恩格斯親自指導創立的第二國際在政治上獲得巨大發展，在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普及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績，但其理論成就明顯成色不足: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西方現代社會科學大發展大繁榮的黃金時代，除了列寧、羅莎·盧森堡等極個別理論家外，第二國際主流根本沒有能夠創造出可以超越馬克思主義陣營、對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具有持久影響力的理論成果。割斷了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血脈聯繫，淪為資產階級新興實證主義哲學意識形態的盲目追隨者，是第二國際在理論創新上乏善可陳、政治路線上最終背離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根本原因。柯爾施尖銳地指出:「無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資產階級理論在所有其他方面有著多大的矛盾，這兩個極端在這一點上卻有著明顯的一致之處。資產階級的哲學教授們一再互相擔保，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學內容，並認為他們說的是很重要的不利於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一再互相擔保，馬克思主義從其本性上來講與哲學沒有任何關係，並認為他們說的是很重要的有利於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柯爾施，第4頁)既然在最根本的哲學路線上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亦步亦趨，那第二國際又怎麼可能超越資產階級學術界進行真正的理論創新呢?與第二國際主流不同，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本雅明等法蘭克福學派早期核心成員都出身當時德國資產階級哲學主流。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他們先後在盧卡奇和柯爾施的開創性工作影響下，克服第二國際的思想束縛，重建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血脈聯繫，隨後，他們在霍克海默的領導下基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完成對資產階級學術研究的哲學基礎———實證主義———的批判超越。通過這種雙重批判超越，他們得以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方式傾聽變化了的時代聲音，在把握到新的時代精神的同時，讓馬克思主義哲學也獲得了新的理論形態。就這樣，他們在哲學上超越同時代的資產階級學術界，來到時代的最前沿。
以馬克思主義的方式發現並提出新的「時代的迫切問題」，是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創新的現實起點。與法蘭克福學派同時代的西歐活躍著相當數量的共產黨理論家。他們不僅同樣堅決反對第二國際的錯誤認識，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而且從蘇聯馬克思主義那裡接受了非常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體系，但也沒有完成有重要影響的創新成果。根本原因在於:他們不是像馬克思恩格斯所要求的那樣，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引下研究變化了的現實，而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作永恆不變的教條並一味強調對這種教條的固守。然而，任何「用學理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態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77頁)對待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做法恰恰都是背離其本性的!法蘭克福學派則不然。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任務就是要去探尋變化了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用霍克海默非常學院化、非常隱晦的表述方式來說，就是探索「社會經濟生活、個人的心理發展以及狹義的文化領域的變遷之間的聯繫」(Horkheimer，1993，p.11)。霍克海默出任社會研究所所長之後發起的第一個集體攻關項目是「權威和家庭研究」，這是因為他們希望接著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繼續深入，探索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革命性衰弱的社會－心理機制。為什麼隨後會轉向國家社會主義研究呢?這是因為納粹上臺後，國家社會主義取得了極為驚人的暫時勝利並引發巨大的認識混亂和爭論，迫使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起源和命運給出自己的回答。納粹為什麼能夠非常有效地實現對工人階級等中下階層民眾的社會動員，廣播、電影等新興大眾傳媒在此過程中發揮了何種作用，其作用機制又是如何?這些又推動法蘭克福學派去研究大眾文化問題。總之，直面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以馬克思主義的方式傾聽變化了的時代聲音，抓住社會突出矛盾、提出「時代的迫切問題」，是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創新的現實起點。
堅定地以「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為原則開展跨學科研究，是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創新的基本路徑。正在形成中的法蘭克福學派必須走「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之路，這是霍克海默出任所長時就確定的方針。他說:「當前的問題是把當代哲學問題所提出的那些研究系統地整合起來。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以及精神分析學家們因為這些哲學問題而集合為一個永遠的合作團隊，共同著手解決這些問題。」(Horkheimer，1993，p.9)對於法蘭克福學派來說，「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首先意味著堅定不移地推進跨學科協同攻關，以開放的心態對待新興社會科學。從權威研究到大眾文化研究，法蘭克福學派早期那些影響巨大的創新成果都是以跨學科集體協同攻關方式取得的。在組織跨學科研究的過程中，法蘭克福學派始終以開放的心態對待精神分析學、實證社會學研究等一些新興社科學派，努力探索它們能為馬克思主義所用的可能方式和界限。(cf.Jay，pp.86－112)其次，意味著堅決捍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領導地位，反對單一社會科學的僭越。法蘭克福學派大力推進跨學科研究有一個底線，即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領導地位，防範、反對單一社會科學凌駕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上的僭越企圖。30年代末40年代初，弗洛姆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把文化、社會心理學化的傾向，甚至達到挑戰、取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原本大力支持弗洛姆的霍克海默斷然出手，先是限制弗洛姆在學派中的影響，最終斷絕與弗洛姆的學術聯繫，並發動學派核心成員對他進行批判。(ibid.，pp.101－102)最後，意味著始終重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奠基作用。人們通常會為「批判理論」輝煌的創新成果讚嘆不已，卻沒有發覺「批判理論」「是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基礎」(Horkheimer，2002，p.241)的。事實上，法蘭克福學派始終把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跨學科研究的基礎，亨裡克·格羅斯曼(HenrykGrossman)和弗雷德裡希·波洛克(FriedrichPollock)兩位經濟學家先後為「批判理論」的創新成果提供了關鍵而堅實的經濟學理論支撐。(參見張亮，2009年)
創新話語體系是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創新的重要經驗。法蘭克福學派的話語體系一開始就別具一格，既不同於蘇聯馬克思主義，也有別於第二國際傳統。這是因為法蘭克福學派寄生於資產階級學院主流，一方面要儘可能降低資產階級學院對馬克思主義的排斥、敵視，另一方面還要努力適應、融入資產階級學院體制。法蘭克福學派早期用社會哲學來指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就非常具有代表性。3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法蘭克福學派日益察覺既有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不足以準確表達其理論創新，從而開始進行自覺的話語體系創新。以1937年「批判理論」概念的提出為起點，法蘭克福學派陸續推出一系列新術語、新表達，後在以《啟蒙辯證法》為代表的40年代早中期系列著作中集中使用，結果大獲成功，不僅使馬克思主義成功地進入資產階級學院體制，在現代人文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記，而且逐漸走進西方社會，對日常大眾話語也產生了影響。
三
「英國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創新道路的本土化繼承
20世紀70年代以後，經典意義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趨於終結。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解體的基礎上，多元多樣的國外馬克思主義新思潮、新流派次第湧現、雜然紛呈。若以在西方主流學術界的思想影響計，「英國馬克思主義」毫無疑問是其中影響最廣泛、最深入因而也最成功的一個流派。1956年新左派運動興起後，主要出身於歷史學、文學、政治學等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的兩代英國左派知識分子，在著力解決英國本土問題的過程中，批判蘇聯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反思繼承英國本馬克思的理論創新道路及其當代效應土以及歐洲大陸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各種馬克思主義資源，創立「英國馬克思主義」，形成了一批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學術著作，極大提升了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世界學術界的理論聲譽和影響力，同時也深刻改變了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圖景，使英國一躍成為可以和德國法國相抗衡的馬克思主義創新理論輸出地。那麼，「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是何以實現的呢?仔細分析，我們發現，「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走的依舊是馬克思開闢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的聯盟」道路，要害在於他們成功地將這一道路運用於英國問題的解決，使之充分英國本土化了。
自覺尋求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思想指引，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真正「秘密」。與法蘭克福學派迥然不同，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愛德華·湯普森(EdwardThompson)、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Hobsbawm)、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佩裡·安德森(PerryAnderson)等有重要影響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都出身非哲學，他們的著作具有極強的英國在地性，通常顯得非常具體實證，「理論」性不強。但令人驚訝的是，這些看似非「理論」的著作卻超越英國乃至英語世界的邊界，在全球範圍內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學術影響和理論效應，其「秘密」就在於這些「英國馬克思主義」者自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為指引研究實證的具體問題，反過來又用成功的實證研究成果驗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受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第一代英國新左派實際上都肯定，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證社會科學研究需遵循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正因為如此，「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1946—1956)才會在專業的歷史學研討之餘組織對馬克思恩格斯經典哲學著作的研讀研討。在隨後反思批判蘇聯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第一代新左派更是聚焦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學說進行再闡釋，(參見張亮，2014年)為他們後來的學術創新和理論創新提供了必須的哲學基礎。相比較而言，第二代英國新左派更加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指引。70年代初，霍爾積極推動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英譯和研究，完成並發表《馬克思論方法:讀1857年〈導言〉》一文，對《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導言》進行創造性的解讀，他的這種解讀為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隨後的理論井噴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方法論支撐。安德森明確指出，作為其歷史學家奠基之作的《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兩書所討論的「主要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領域之內的」(安德森，第3頁)，兩者力圖基於史實對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進行更辯證的闡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類似深入思考，在特裡·伊格爾頓(TerryEagleton)、厄尼斯特·拉克勞(ErnestoLaclau)、鮑勃·雅索普(BobJessop)等的論著中都有清晰的呈現。
發現、凝練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英國問題，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致勝要訣」。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完成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國家，英國近現代歷史與現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英國，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仿佛具有一種不證自明性。「英國馬克思主義」者深知這一點，努力發現、解決真正的英國問題。隨著這些真正英國問題的提出和創新解決，他們的著作自然具有了世界歷史意義，從而迅速傳播到英國之外的國家和地區並產生理論影響。20世紀50年代，在英國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未來這個重大現實爭論中，理察·霍加特(RichardHoggart)、威廉斯、湯普森敏銳地察覺到，英國工人階級是否具有主體性已經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於是，他們不約而同地轉向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文化研究，努力從歷史的灰燼中扇出未來的革命火焰，以不同的方式證明英國工人階級不僅有文化主體性，而且有能力通過這種主體性自己創造自己。(參見湯普森，第1頁)他們———尤其是湯普森———發現並解決的這個英國問題是如此具有世界歷史的普遍性，以至於連反對者都不得不指出，「《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為整整一代工人運動史學家設定了議程」。(Sewell，p.50)在這個方面，「英國馬克思主義」最著名的範例當屬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的開創。20世紀60年代後期以後，霍爾領導下的伯明罕學派聚焦與當代英國工人階級息息相關的大眾文化現象，努力發現其中的資本權力運行機制、工人階級抵抗的可能性及其機制，在傳播批判理論、青年亞文化、學校教育的意識形態機制、性別問題等領域提出全新的問題並給出創新性的解答，創立獨具英國特色的「文化研究」。客觀地講，「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具有高度的在地性，非英國本土的學者往往會被那些底層英國民眾的生活細節、日常習語乃至方言、「黑話」搞得雲裡霧裡，但這絕沒有影響到它們的世界歷史價值:80年代以後，「文化研究」由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英語國家而至日本、韓國、中國，獲得極為廣泛的傳播，最終成為一門世界性的「顯學」。
駕輕就熟地開展跨學科研究，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看家本領」。與同時代其他歐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流派相比，「英國馬克思主義」幾乎很少受凝固化的學科壁壘觀念束縛，能夠自由而熟練地根據研究主題需要開展跨學科研究。這主要因為大多數「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都繼承了19世紀英國社會主義介入現實的傳統，積極參與各種社會運動，不追求象牙塔中的所謂「純學術」，而是崇尚學以致用、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即便是後來陸續回歸學院體系，他們也沒有被學院體制困住手腳，成為某一「學科規範」的囚徒，而是根據研究主題的需要自由地開展跨學科研究:50年代末期以後，霍布斯鮑姆、湯普森、安德森等歷史學家在階級和社會形態研究中自覺向社會學、政治學、民族學滲透，推動了歷史社會學這一新興交叉學科在英國的大發展;英國「文化研究」說到底就是文學與社會學、傳播學、符號學、民族學乃至政治經濟學等不斷交叉融合的創新產物;70年代末期以後，霍爾、雅索普等人從「文化研究」出發批判「柴契爾主義」，繼續與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深度融合，促進了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發展……就此而言，跨學科研究可謂「英國馬克思主義」與生俱來的一項「看家本領」。
注重理論表達的本土化，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不可忽視的重要經驗。眾所周知，1849年以後，馬克思長期居留英國，馬克思主義是在英國走向成熟的。然而，在「英國馬克思主義」興起之前，與英國固有思想文化傳統的巨大差異，在客觀上嚴重抑制了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有效傳播和發展。對此，「英國馬克思主義」者有高度的自覺，努力讓馬克思主義說好「英語」，用符合英國思想傳統和語言習慣的方式來表述自己的理論創新:一是摒棄抽象的理論演繹，在生動的經驗研究中展現創新理論的鮮活力量;二是迴避蘇聯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術語體系，從英國既有思想文化傳統和新傳入英國的當代歐洲大陸思潮中汲取資源，建構新的話語體系;三是用英國主流的分析哲學範式對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原理和方法進行本土化闡釋，促進馬克思主義與英國文化傳統的深入融合。就這樣，「英國馬克思主義」用本土化的方式成功講述了自己的理論創新，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英國學院體系乃至知識大眾中的有效傳播。
四
當代西方社會理論家對馬克思創新道路的借鑑
1998年，英國劍橋大學學者派屈克·貝爾特(PatrickBaert)出版《二十世紀的社會理論》一書，用不算大的篇幅對西方社會理論的百年發展進行了全面的、綜合性的考察。(參見貝爾特)該書已經成為本領域的經典或標準參考書。透過該書，我們不難發現: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後，馬克思對當代西方社會理論的影響與日俱增，除了理性選擇理論外，福柯、哈貝馬斯、布爾迪厄、吉登斯等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社會理論家都深受馬克思的影響。他們從馬克思那裡得到的，有具體的理論啟示，更重要的是對創新道路的借鑑。
首先，他們都重視哲學的批判功能，努力聚合新的理論資源完善自身的哲學武器。福柯出身哲學專業，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學習期間接受過有關德國古典哲學、現象學以及科學哲學的系統訓練，曾短暫加入法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有深入的了解，大學畢業後還曾系統研究過心理學和精神馬克思的理論創新道路及其當代效應分析學。這種包容並蓄的哲學修養使得福柯最終超越法國當時的結構主義主流，先後提出考古學和系譜學方法，實現對權力與知識關係的創造性揭示，為當代社會理論開闢了新的維度和新的方向。早年的哈貝馬斯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繼承人和第二代的理論旗手。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後，他逐漸遠離法蘭克福學派的立場，進行新的理論探索，在此過程中，他對德國觀念論哲學傳統、美國實用主義哲學以及語用學哲學進行新的聚合，建立了自己的交往行為理論體系，據此發展出具有其鮮明理論個性的社會理論體系。布爾迪厄與福柯同屬「結構主義的一代人」，早期也研究過哲學，受到薩特的存在主義、法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以及萊維－史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人類學的影響，在走出結構主義、超越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對立的過程中，他也聚合了馬克思哲學、海德格爾存在哲學、胡塞爾和舒茨的現象學、維根斯坦和奧斯汀的語言哲學等諸多新的理論資源。客觀地講，福柯、哈貝馬斯和布爾迪厄既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社會理論家，也都廁身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列。較之於他們，吉登斯的哲學背景要遜色得多，即便如此，在超越社會科學中的實證主義的過程中，他也高度重視哲學的批判功能，通過整合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伽達默爾的解釋學、舒茨的現象學、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學、福柯和德希達的解構主義，實現了方法論的升華。
其次，他們都努力提出並解答具有時代典型性的真問題。儘管都承認社會理論的批判潛能，但歸根結底，這四位社會理論家進行理論創新的目的不是為了像馬克思主義那樣科學地「改變世界」，而只是為了更合理地「解釋世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努力基於各自的經歷，傾聽時代的聲音，尋找並提出某個具有時代典型性的真問題。由於個人的私生活選擇，處於法國學院體制內的福柯實際上受到法國社會文化生活的大量侵害，促使他更願意生活在法國之外的「自由」地帶，即便是回到巴黎從事學術研究，也更願意研究癲狂、監獄、性等不被學院體制主流關注的邊緣課題。這種不同尋常的經歷讓福柯得以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審視以法國為代表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發現權力不是派生的，而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力量關係。(參見福柯，第68－69頁)隨著福柯權力批判理論的不斷發展成熟，西方思想界、學術界乃至知識界很快認識到，權力的存在、生產和運行機制是理解現代西方社會無法迴避的一個重大問題。布爾迪厄肯定，他的社會理論實踐「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有關我的社會經驗的社會學的產物。我從未停止過把自己作為一個對象來看待，這不是指在自戀意義上的對象，而是作為一個種類的代表」。(布爾迪厄，第44頁)什麼是布爾迪厄的「社會經驗」或代表的「種類」?簡單地講，就是處於法國學術界邊緣的外省知識分子是如何實現社會轉換走進學術場域中心的。布爾迪厄由此把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文化)不平等的建構與固化這個人們往往選擇迴避的問題擺在桌面上，並通過習性、資本、場域等一系列核心概念的提出給出自己的系統解答。從學術代際上講，哈貝馬斯是比吉登斯長一輩的學者。但就標誌性社會理論的建構而言，他們差不多是同時代人: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他們先後察覺到現代資本主義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經濟危機依然存在，但這種危機不再導致政治危機，資本主義似乎進入了更加穩定的新階段。當代資本主義是否已經發生實質性改變?歷史唯物主義是否還能有效分析當代資本主義?怎樣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新機制?對於當時歐洲資產階級學術界乃至一般知識界而言，這些都是期待得到解答的重大問題。哈貝馬斯和吉登斯正是通過解答這些問題，分別創立交往行動理論和結構化理論，確立了自己在20世紀社會理論中的歷史地位。
最後，他們都積極踐行跨學科研究。這四位社會理論家都是通過自由的跨學科研究取得重大理論突破進而產生廣泛的跨學科影響的:福柯的權力批判理論涉及哲學、歷史學、心理學、精神分析、文學、政治學等，影響則遠波哲學、社會學和社會理論、文學批評、歷史學、科學史、教育學等;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涉及哲學、語言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國際關係學等領域都產生了影響;布爾迪厄則具有現時代罕見的百科全書式風格，研究觸及從人類學、社會學、教育學到歷史學、語言學、政治學、哲學、藝術學、文學等廣大領域，且在相關領域都產生了一定影響;吉登斯的思想影響相對集中於社會理論和政治學，但其跨學科視野同樣驚人，事實上，他在宏觀與微觀統一的框架內，沿著歷史的、人類學的和批判的三個維度，對19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相關學科領域的成果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那麼，他們的這種跨學科研究是否就來自於馬克思的影響呢?福柯和布爾迪厄都沒有對此作出明確的說明。在與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問題上，對於他們這些「結構主義的一代人」來說，不明說並不代表沒有影響。事實上，透過他們的理論實踐，我們能夠清晰地察覺到他們對馬克思那種反哲學的「歷史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6頁)的深刻認同，而「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正是這種「歷史科學」的內在要求。與福柯和布爾迪厄不同，早在1971年的《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中，吉登斯就提出，馬克思成功的關鍵在於他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對同時代西歐的思想文化成果進行了「強有力的綜合」在於他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對同時代西歐的思想文化成果進行了「強有力的綜合」「從而以一種連貫的方式將英、法、德三國的不同經驗和認識結合在了一起，同時，又為從理論上解釋這些國家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上的差異提供了基礎」。(吉登斯，2007年，第4頁)這大約是現代西方社會理論家對馬克思理論創新道路的第一次明確指認。70年代末以後，吉登斯一邊沿著馬克思的理論創新道路前進，一邊與馬克思展開理論對話，最終完成了自己的理論建構。80年代中期，創立了交往行動理論的哈貝馬斯也明確指出，自己是法蘭克福學派早期跨學科研究綱領的繼承人，並提出由霍克海默確立的這個綱領實際上接續了馬克思所開闢的反哲學的研究道路，(cf.Habermas，pp.49－50)從而間接肯定了馬克思的創新道路對自己的內在影響。
五
結束語:探尋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創新道路
通過上述回顧，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在19世紀開闢的理論創新道路在當代西方依然具有普遍效力，只要它能夠與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的實際、具體民族國家的思想文化傳統有效結合，就能獲得生機勃勃的當代轉化，產生出豐碩而影響深遠的創新成果。當前，中國已經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只要我們能夠與時俱進，堅持與中國國情、思想文化傳統相結合，在當代西方取得實效的馬克思理論創新道路就一定能夠在新時代中國紮下根，結出不辜負時代的創新碩果。在探尋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創新道路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做好以下五點:
第一，堅持為人民做學問。現實中不存在所謂絕對價值中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觀察滲透理論，立場決定圖景。面對由人的行為創造出來的社會現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做出立場選擇，而這一選擇也將內在決定其理論研究的格局、高度和價值。中國知識分子自古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傳統。「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跨越國度、跨越時代的影響力，就是因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的人間正道。」(習近平，2018年)為人民做學問，是這兩種傳統共同的要求。站在新時代的起點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始終不忘初心和使命，堅持為人民和黨做學問、創新理論，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自己應有的理論貢獻。
第二，堅持用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理論創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於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誌。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核心與精髓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世界觀方法論指南。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繼承19世紀歐洲優秀思想文化成果基礎上創立的，它本身不是停滯的而是發展的，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站在新時代的起點上，我們必須能夠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本性的要求，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創立以來人類優秀思想文化成果以及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優秀思想文化成果進行創造性地繼承轉化，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中國發展，進而以這種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進行理論創新。
第三，堅持面向新時代發現並解答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具有客觀規律性。但歷史規律的表現形式總是依社會歷史條件而變化的。這就決定了當代中國的歷史發展既是普遍的又是個別的:「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因此，「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習近平，2016年)
第四，堅持以「哲學和社會科學的聯盟」為指引推進跨學科研究。教育崇尚因材施教，根據對象的不同確定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理論研究同樣如此:簡單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解決，複雜的問題則用與之相匹配的複雜方法解決。進入現代社會後，社會現象日益複雜，已不再能夠依靠單一學科單打獨鬥來解決，而必須走跨學科的協同創新道路。馬克思理論創新道路的世界歷史意義就在於此。站在新時代的起點上，我們必須能夠深刻領會「哲學和社會科學的聯盟」道路對於當代中國理論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推動各領域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基礎上，以跨學科研究的方式推進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的創新解決。
第五，堅持讓創新成果說好「中國話」。與自然科學不同，哲學社會科學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邯鄲學步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理論創新。站在新時代的起點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有說好「中國話」的自覺:首先，要在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基礎上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確立自己的概念、範疇、邏輯和理論體系;其次，要在創造性地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中深化對各種歷史規律的認識，確立自己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最後，要走群眾路線，找到符合人民需要、能打動人民心靈的表達形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完成拿得出手、說得出口的創新成果，並使之入腦入心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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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哲學研究》2019年第1期
編輯 | 高仁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