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中國預言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構建
摘 要：馬克思十分關注中國，注重研究中國問題。通過對兩次鴉片戰爭的起因、經過和影響的深入研究，馬克思指出鴉片戰爭是西方列強對中國發起的野蠻侵略戰爭，認為這場戰爭將會激發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帶來中國的變革與新生，並對歐洲和世界產生重大影響。馬克思把鴉片戰爭作為分析中國的切入點，以中華文明為依據，預言中華文明將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的中國預言是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討論和分析中國問題，馬克思表達了自己對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闡發了自己的歷史哲學。馬克思的中國預言強調了中國文化的獨特性，突出了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文化選擇問題，啟示我們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國文化的創新機制，從而更好地推動實現中國現代化。
關鍵詞：馬克思;中國預言;文化自信;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
1848年2月，年輕的馬克思在倫敦用一段大氣磅礴的文字為他與恩格斯合撰的《共產黨宣言》寫下這樣的開篇:「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現在是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並且拿黨自己的宣言來反駁關於共產主義幽靈的神話的時候了。」［1］馬克思的這段文字既是共產黨人主張的明確表達，也是他不屈服於歐洲反動勢力壓迫，勇敢闡發自己理論創見的真實寫照。百年來，在東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努力下，馬克思的思想衝決了各種反動勢力編織的羅網，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從歐洲一隅傳播到世界各地，從19世紀推進到21世紀，深刻影響了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馬克思一生都在歐洲輾轉生活，雖然從未親身來到中國，但是他的思想卻在中國大地深深紮根並贏得中國人民的真誠擁護。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同志深切緬懷了馬克思的偉大人格和歷史功績，重溫了馬克思的崇高精神和光輝思想，表達了我們對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思想家的無限敬仰，宣示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的堅定信念。習近平同志特別提到，馬克思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十分關注。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馬克思撰寫了十幾篇關於中國的通訊，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真相，為中國人民伸張正義。「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科學預見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出現，甚至為他們心中的新中國取了靚麗的名字——『中華共和國』」［2］。今年，馬克思熱切期盼的新中國迎來了70周年華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我們研究馬克思的哲學品格，思考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路徑，有必要深入探討馬克思對中國的分析和論述，揭示馬克思中國預言的深刻內涵和哲學意蘊，並在此基礎上，認真總結歷史經驗，吸取真理的力量，從而更有定力、更有信心、更有智慧地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推動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作出貢獻。
馬克思十分關注中國，注重研究中國問題，在許多著作中都留下了論及中國的文字。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中，直接提及中國的地方有800多處，其中僅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就有90多處論及中國問題。［3］馬克思的中國預言就是在這些文字中體現出來的。在這些關於中國的分析文字中，馬克思專論中國的文章值得我們進一步認真解讀。這些文章就是習近平同志所提到的馬克思關於中國的通訊。從1853年5月開始，直至1862年7月，馬克思連續撰寫了15篇關於中國的專題文章，包括:《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歐洲的金融危機。——貨幣流通史片段》《英中衝突》《議會關於對華軍事行動的辯論》《帕麥斯頓內閣的失敗》《英國即將來臨的選舉》《俄國的對華貿易》《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鴉片貿易史》《英中條約》《中國和英國的條約》《新的對華戰爭》《對華貿易》《英國的政治》《中國紀事》。［4］這些文章中，除了最後一篇，即寫於1862年7月的《中國紀事》是發表於奧地利維也納的《新聞報》以外，其餘文章均發表在美國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這一系列公開發表的文章表達了馬克思對中國人民抗擊列強侵略、反對腐敗清政府統治的英勇鬥爭的關懷與同情。馬克思的中國預言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他在文章中對兩次鴉片戰爭的起因、經過和影響進行了詳細的梳理和總結，認為鴉片戰爭是西方列強對中國發起的野蠻侵略戰爭，暴露了帝國主義的血腥殘暴本性。這場戰爭將會激發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帶來中國的變革與新生，並對歐洲和世界產生重大影響。
馬克思捍衛道義和真理，明確指出鴉片戰爭是帝國主義對中國蓄意發動的野蠻侵略戰爭。當時，西方的資產階級政客們顛倒黑白，妄圖把戰爭的責任強加給中國。一時間，掩蓋、歪曲戰爭真相的無恥讕言甚囂塵上。馬克思與這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們針鋒相對，用大量的外交公函、政府文件以及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揭露了英國政府發動和挑起戰爭的真相。馬克思在多篇文章中反覆對英國政府故意製造事端、挑起戰爭的行為進行了揭露、分析和批判。他始終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不止一次地向廣大讀者講述「亞羅號划艇事件」的來龍去脈，用大量的真實歷史細節還原了英國政府的強盜嘴臉。1856年，英國政府藉口中國緝私人員侮辱英國亞羅號划艇，悍然向廣州城發動進攻，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馬克思在認真研究雙方來往的公函和相關材料後，確認英國政府就是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馬克思指出，亞羅號划艇屬於中國，船員是被幾個英國人所僱傭的中國人。這隻船取得過暫時懸掛英國國旗航行的執照，但是執照在所謂「侮辱事件」發生之前就已經到期了。而且，這隻船曾經被用於偷運私鹽，船上還有幾名歹徒。中國緝私人員登船檢查，是完全正當的。英國政府用「亞羅號划艇事件」來發動戰爭，這種自欺欺人的藉口完全站不住腳。除此之外，馬克思還批駁了那種認為在「亞羅號划艇事件」之前就有大量傷害行為足以構成宣戰理由的謬論，指出:「這些不分青紅皂白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英國人控告中國人一樁，中國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國人九十九樁。」［5］
通過對鴉片貿易的解讀，馬克思深入分析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以及中國戰敗的原因。首先，從外部看，西方列強的侵略野心和本性是戰爭發生的源頭。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英國的鴉片貿易給中國造成了嚴重傷害。這種傷害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國政府的國庫被掏空，大量白銀流出，國家經濟瀕臨崩潰;另一方面是中國人民因吸食鴉片而精神不振，身心受到巨大摧殘，並且導致道德淪喪。英國之所以要和中國進行鴉片貿易，目的也有兩個:一是獲得財富，另一個則是妄圖將中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馬克思認為，在鴉片貿易的背後，潛藏著英國政府的侵略野心，反映了帝國主義的擴張本質。馬克思不僅考察了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對中國的侵略，還揭露了沙皇俄國趁機從中國奪走大量領土的事實。他指出，沙皇俄國從英法侵略中國的戰爭中漁利:沙皇俄國在英法與中國激烈交戰時保持中立，當戰爭即將結束時才插手幹預，最終得到了自由貿易權利和大片的土地。其次，從內部看，落後的政治經濟導致中國在戰爭中失敗。在經濟基礎方面，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很低，小農經濟佔據主體，經濟實力已經遠遠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上層建築方面，中國封建政權長期閉關鎖國，內部腐敗嚴重，妨礙了國家的進一步發展，導致中國軍隊在西方列強的進攻下節節敗退，最終難逃失敗的厄運。
馬克思從鴉片戰爭中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及其對世界的重大影響。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馬克思對中國人民的這種正義鬥爭予以熱情支持，認為鴉片戰爭燃起的中國人的仇英火種，將爆發成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撲滅的熊熊大火。馬克思堅信鴉片戰爭將帶來中國人民的覺醒，太平天國的起義和中國農民的革命就是明證。馬克思把太平天國運動譽為一場驚心動魄的革命，認為中國人民將在革命中成長，中國革命將成為歐洲革命的前導。他這樣寫道:「歐洲人民下一次的起義，他們下一階段爭取共和自由，爭取廉潔政府的鬥爭，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決於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對立面)目前所發生的事件，而不是決定於現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決定於俄國的威脅及其帶來的可能發生全歐戰爭的後果。」［6］這充分說明，中國革命不僅在中國本土具有歷史意義，而且對全世界都具有重大影響，是鼓舞世界人民爭取自由平等的偉大實踐。
馬克思把鴉片戰爭作為分析中國的切入點，不僅詳細考察和總結了鴉片戰爭的歷史，深刻闡述和揭示了近代中國面臨的嚴重危機，而且還從中看到了未來中國發展的希望，肯定了未來中國發展的潛力。馬克思指出，近代中國雖然逐漸走向衰落，但是中國人民的民族尊嚴卻絲毫沒有消減，中華民族依然團結一心。馬克思認為，有著悠久歷史、繁榮文化和高度文明的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在變革中重新崛起。在相關論述中，中華文明成為馬克思中國預言的文化依據:馬克思高度讚揚中國古代文明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切同情中華文明在近代遭受的嚴重衝擊，熱情期盼中華文明在未來重現輝煌，堅定相信中華文明將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馬克思看來，中華文明為推動人類歷史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首先，這種貢獻在於中華文明創造了眾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發明，對世界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馬克思曾經對中國古人發明的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大為推崇，認為它們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使得騎士階層灰飛煙滅，指南針幫助資產階級建立殖民地並且打開世界市場，印刷術被新教用來傳播思想。馬克思強調，中華文明的歷史成就是巨大的，不僅在東方世界引領時代風氣之先，而且還深刻改變了西方世界的經濟、社會和生活狀態。中國作為東方的大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文化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亞洲和西方的白銀流通中扮演著主導角色。馬克思指出，1830年以前的中國，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的。在那個年代，白銀不是從中國流向世界，而是從印度、英國和美國流入中國。中國生產的瓷器、茶葉和絲綢等產品遠銷西歐，成為西方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對西方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次，這種貢獻體現在中華文明的革命性上。近代以後，中國逐漸走向衰落，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都跟不上時代的潮流。在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下，中國傳統社會土崩瓦解。西方列強對中國的野蠻侵略，打破了中國政府長期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激起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和壓迫的正義革命鬥爭。馬克思認為，中華文明展現出的革命性特徵與歐洲人民的反抗精神遙相呼應，就像黑格爾讚賞的「兩極相聯」規律那樣，一定會引發歐洲大陸的巨變:「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先進工業體系這個火藥裝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這個普遍危機一擴展到國外，緊接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7］可以這樣說，在馬克思眼中，中華文明是源遠流長、貢獻卓著的，它與歐洲文明一樣偉大卓異。
馬克思堅信，有著深厚傳統的中華文明必將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早在1850年初，馬克思就在與恩格斯合寫的《時評》一文中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問題。在這篇發表於《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的文章中，馬克思把中國社會主義與歐洲社會主義的關係比喻成中國哲學和黑格爾哲學的關係。馬克思這樣寫道:「中國社會主義之於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一樣。但是有一個事實畢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八年來被英國資產者的印花布帶到了一場必將對文明產生極其重要結果的社會變革的前夕。」［8］馬克思在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中國社會主義，源自於德國傳教士郭士立從中國帶回的新聞信息。這位曾經在中國布道多年的傳教士於1849－1850年間回到德國後，向歐洲各界發表中國見聞，介紹中國情況。郭士立看到的中國是一個充滿社會危機的帝國:國家瀕於破產，大批居民一無所有，這些居民奮起造反，希望變革財富不均的狀況，甚至提出完全消滅私有制的要求。當郭士立回到歐洲後，他聽到周圍的人們都在談論自己聞所未聞的社會主義學說，於是便向眾人求教社會主義的意思。待到弄清楚社會主義的含義以後，郭士立感到非常驚訝，因為他認為歐洲民眾談論的社會主義正是奮起造反的中國人民所宣傳的學說!馬克思在《時評》中記錄了郭士立的這個故事，但是他顯然不同意郭士立把中國社會主義與歐洲社會主義等同起來的看法，因此才有了中國哲學和黑格爾哲學的比喻。在馬克思看來，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文化，其文明與歐洲文明有著顯著的區別。在中華文明沃土中生長出來的中國社會主義，就像中國哲學一樣具有獨特的魅力。對於這個獨具魅力的中國社會主義，馬克思充滿了期待:「當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在亞洲逃難，到達萬裡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的時候，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上面寫著［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9］
馬克思的中國預言是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討論和分析中國問題時，馬克思表達了自己對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闡發了自己的歷史哲學。馬克思之所以關注和研究處於遙遠東方的中國，「是由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和馬克思恩格斯所擔當的歷史使命決定的」［10］。19世紀40年代正是西方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時代。這時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激烈，工人運動此起彼伏，對外推行殖民擴張政策，爭奪世界市場。在對殖民地的瘋狂爭奪中，中國成為西方列強最重要的目標。1840－1860年間，英國主導對中國發起了兩次鴉片戰爭。西方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摧毀了東方社會的傳統結構，也把以中國為代表的傳統東方社會納入到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研究視野之中。雖然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社會進入現代化運動是被迫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東方社會逐漸開始自覺抵制現代化理念的消極後果，主動用一種屬於東方的新的現代化理念來對抗和瓦解西方的現代化理念。最後的結果就是東西方文化發生激烈的碰撞:「西方越是向東方輸出現代化，它對東方的控制力就越弱，西方社會從現代化的擴張中獲得的只是以積極、肯定的方式證明自己不過是全球現代化中的一個部分，而東方社會則以消極、否定的方式成為全球現代化的另一部分。」［11］儘管積極、肯定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事物發展的方向，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消極、否定的方面就沒有任何意義。一旦消極、否定的方面獲得歷史必然性，那麼，它就會成為決定事物發展方向的主要因素。這就是馬克思的中國預言所指出的一條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新道路。這條道路從兩方面體現了馬克思歷史哲學的發展特點。
一方面，馬克思的中國預言體現了馬克思歷史哲學發展的階段性。這一特點可以從縱向和橫向兩個方向加以說明。從縱向看，中國預言為馬克思考察現代化問題開啟了一扇研究不同社會形態的新窗口。馬克思對現代化問題的研究是與對資本主義的分析緊密相連的。在馬克思看來，現代化運動是資本主義按照自己的面貌創造的歷史運動。因此，馬克思考察現代化運動一開始就和考察資本主義相結合，從分析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入手。這是馬克思歷史哲學發展的第一階段。雖然馬克思把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考察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典型，但是他並沒有把西歐發達資本主義看作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形態。恰恰相反，通過從中國到俄國的研究，他指出，西歐資本主義僅僅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個別形態，在西歐資本主義之外，還存在其他形式的資本主義。馬克思認為，可以從考察這些不同地區不同形式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總結和提煉現代化的一般規律。這就使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研究從單純的對西歐資本主義的研究推進到一個對不同社會形態進行綜合研究的新階段。後來，馬克思在論述研究俄國問題的思路時，曾經這樣表示:「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部分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後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於它是超歷史的。」［12］馬克思的上述表達就是對這一新階段的研究進行的總結和概括。從橫向看，中國預言為馬克思考察現代化問題增添了一份新內容。這個新內容就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更新與轉化，以及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交流。在被迫捲入現代化運動之前，中國文化傳統並不存在更新與轉化的問題，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也並不存在劇烈的碰撞與交流。鴉片戰爭徹底改變了這一局面。馬克思說:「一個人口幾乎佔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註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13］鴉片戰爭不僅給中國帶來巨大苦難與屈辱，而且也帶來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刺激了民族文化傳統的更新。正是通過對民族文化碰撞和文化傳統更新的研究，馬克思揭示了不同民族實現現代化的共時性規律。
另一方面，馬克思的中國預言表明了馬克思歷史哲學對文化選擇的重視。馬克思眼中的中國社會主義是世界歷史背景下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必然結果。在這場現代化運動中，中國社會的形態變革與西方社會殊為不同。在西方，社會形態的變革是由自身生產方式的轉變獨立造成的，而在中國，社會形態的變革則是由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共同鑄就的。對於像中國這樣的東方社會，在沒有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之前，社會形態變革是非常困難的，其中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具有超強穩定性。這種穩定性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東方社會經濟結構的共同特點。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這些自給自足的公社不斷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建立起來，這種公社的簡單的生產有機體，為揭示下面這個秘密提供了一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14］只有在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之後，中國社會形態的變革才成為可能。馬克思期盼中國的社會變革早日實現，他為中國指出的道路就是革命。通過革命，中國社會可以主動地吸收西方現代化運動中的積極因素，捨棄和克服消極因素，從而最終實現自身的現代化。馬克思之所以為中國革命歡欣鼓舞，就是因為中國革命代表了東方社會對西方現代化的積極的文化選擇。這種積極的文化選擇可以使中國避免像印度那樣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社會倒退的情況。馬克思在《馬·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佔有制〉一書摘要》中特別注意到，印度被動接受了英國殖民者以西方資本主義的方式對傳統公社制度的改造，但是由於沒有進行積極的文化選擇，最終導致奢侈之風的形成和高利貸的發展。印度現代化過程中出現問題的癥結就在於缺失了文化選擇的環節，而接受了西方現代化過程當中的消極因素。這樣一來，印度的社會倒退就不可避免了。雖然馬克思並沒有真正看到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但是他已經從總體上為解決東方社會的現代化問題指明了方向。在後來對俄國問題的論述中，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無產階級革命觀點逐漸明晰。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寫道:「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15］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僅是人類社會的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同時也是兩種不同的現代化模式。從社會形態角度來看，社會主義是高於資本主義的文明形態。由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體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從現代化模式的角度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可供東方民族選擇的發展方式，體現了人類歷史的文化選擇。馬克思強調採用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解決資本主義問題，用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從本質上看，就是對文化選擇的肯定。在馬克思看來，中國在西方的壓力下走上現代化道路，雖然起步晚，但是卻可以把西方現代化作為自己現代化的起點，從而在克服西方現代化的弊端中發展出新的文明形態。
馬克思的中國預言強調了中國文化的獨特性，突出了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文化選擇問題為我們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了寶貴的理論啟示。
一方面，文化自信是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前提。近代以來，由於中國受到西方列強的欺凌，長期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一部分中國人在文化上存在著一種自卑心態。雖然今天的中國已經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但是這種文化上的自卑心態還在一些人內心深處根深蒂固地存在著。文化自卑在理論上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不加分析地全盤接受西方的現代化理念，並把西方道路奉為圭臬。然而，從馬克思的中國預言來看，這些人恰恰落入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陷阱。在哲學思維上，資本主義現代化代表的是一種總體性觀念。它強調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一切要素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並試圖通過經濟全球化把西方資本主義模式作為統一全球秩序的模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推動現代化的普遍化，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對中國來說，要趕上西方的發展步伐，最重要的還是要在借鑑吸收先進國家現代化理念的基礎上，保持自身文化的獨立性和文化選擇的主動性，對現代化理念進行合理分析和取捨。完成這一工作，需要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深入發掘文化自信的理論內涵，開展對現代化理念的反思。
另一方面，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要重視研究中國文化傳統的傳承與創新。消解西方資本主義的整體性，就要把不同民族千差萬別的文化傳統展現出來，把不同民族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特殊性呈現出來。馬克思的中國預言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帶來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強化對中國文化創新機制的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引領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方向。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孕育了獨具特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近百年的偉大鬥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已經實現有機融合，創造出中國的新文化。「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是傳統文化在自身範圍內的改進、完善和演變，不是傳統文化『獨善其身』的『自改革』，而是與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密切相關聯的文化再創造，是以由『古』而『今』為發展方向的中國文化新開展。」［16］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研究中國文化不能僅僅只在傳統文化之中停留，而要處理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關係問題，重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中國文化創新中的作用。毛澤東同志曾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17］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中國人的精神主動性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鬥爭給中國文化帶來的新變化。堅持精神上的主動性，把文化自信落到實處，能夠保證中國從自身特點出發，走好自己的發展道路。事實上，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正是因為能夠堅持從具體國情出發，積極主動地開展工作，才形成了符合中國實際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這種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這種堅持走自己路的堅定決心是我們黨不斷從挫折中覺醒、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真諦。」［18］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需要我們把這一探索精神和堅定決心的文化機制揭示出來，從而更好地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實現。
時光回溯到100年前，就在1919年的元旦，中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曾飽含激情，以無比豪邁的話語呼喚人類一個新紀元的到來。［19］100年，彈指一揮間。今天，李大釗舉起的社會主義旗幟已經在中國大地上高高飄揚，馬克思的中國預言也為中國大地的獨好風景所驗證。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責任讓馬克思設想的人類社會美好前景不斷在中國大地上生動展現出來。
注釋:
［1］［5］［6］［7］［13］［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702、690、695、716、251頁。
［2］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5月5日。
［3］參見韋建樺《馬克思和恩格斯怎樣看待中國——答青年朋友問》，《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1期。
［4］參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8］［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277—278頁。［10］楊金海:《馬克思恩格斯的中國觀及其當代意義——兼論新版〈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版本由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16年第2期。
［11］何萍:《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東方與西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頁。
［16］李維武:《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對習近平文化觀的思考》，《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17］《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頁。
［18］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2019年3月。［19］李大釗:《新紀元》，《李大釗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2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