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劉少傑
內容提要：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用社會學概念稱謂其關於社會發展變遷的思想理論，但他們確實從基本立場、方法論原則和一系列重大思想觀點等方面系統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馬克思恩格斯在大量經驗研究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名義深刻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礎理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俄國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實踐中得到了繼承與傳播，並在西方社會學特別是當代西方社會學研究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明確認識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本質特點、學術地位、歷史發展和廣泛影響，是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推進和創新中國社會學研究應當認真面對的重大課題。
關 鍵 詞：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基礎理論/實踐觀點/辯證思維
標題注釋：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重大規劃項目「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研究」(19XNLG04)階段性成果。
近幾年，國內社會學界逐漸形成了追求學術創新之共識，已有一些學者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名義下發表了研究成果，①為社會學研究展開了新的視野。應當說，這是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的重要變化之一。然而，究竟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怎樣理解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同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怎樣看待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基礎理論同經驗研究的關係?如何評價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當代社會學研究中的地位與影響?雖然這些重大理論問題在學術史上已經被多次討論，但至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因此，在新形勢下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
一、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概念界定
雖然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是一個經常被提及的概念，但從不同角度或在不同的語境中，這個概念不僅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甚至有時這個概念還會受到質疑。究竟有無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它同歷史唯物主義是什麼關係?回答這些問題，都必須以澄清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概念為前提。本文所論述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具有獨特地位的學術傳統，是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就已經確立了基本立場、方法原則和理論構架的思想理論體系。無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後來的發展歷程中增添了多少新的內容，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都保持了自己的基本立場、傳統風格和理論特點。因此，欲在新形勢下推進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進一步發展，必須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有明確的概念界定，也只有在明確的概念基礎上才能對其本質特點、學術地位和歷史演化有清楚的認識。
究竟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這似乎是一個不應當提出的問題，然而，問題並非這樣簡單。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中，不僅沒有發現他們對自己社會學概念及其社會學思想理論直接的正面闡述，反而能夠看到他們對實證社會學創立者孔德的許多嚴厲的批判，並且批判了實證社會學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原則。這個理論現象成為某些人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既沒有開展社會學研究，也沒有創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根據。我們不同意這種簡單的認識，在我們看來，儘管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直接闡述自己的社會學概念，並且嚴厲批判了實證社會學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原則，但他們實質上為創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做了奠基性貢獻。
如何看待馬克思恩格斯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作出了奠基性貢獻?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可以借鑑迪爾凱姆評價孟德斯鳩為社會學創立所作貢獻的方法原則。像馬克思恩格斯一樣，孟德斯鳩也沒有用社會學概念論述自己的思想觀點，但迪爾凱姆在評價孟德斯鳩的學術貢獻時，卻十分明確地肯定了孟德斯鳩為社會學的創立作出的貢獻。在《孟德斯鳩與盧梭》這部著作中，迪爾凱姆開篇就指出：「不但一個名叫奧古斯特·孔德的法國人為這門科學奠定了實際的基礎，區分出了其本質部分，並將它命名社會學……而且，我國18世紀的哲學家還推動我們對社會問題投入了現實的關注。在這個才華橫溢的作家群中，孟德斯鳩佔有一席之地。正是他在《論法的精神》中為這門新科學設定了原則。」②
迪爾凱姆的論述說明，他不僅承認孔德奠定了社會學的基礎，揭示了社會學的本質內容，而且認為社會學的奠基人不僅僅是孔德，18世紀法國啟蒙主義者也為社會學的創立作出了貢獻，並且，孟德斯鳩為社會學設定了基本原則，因此也應當被看成社會學的開創者或奠基人之一。可見，迪爾凱姆作為實證社會學奠基人，並沒有以是否直接使用了社會學概念表達自己觀點為根據，去判定孟德斯鳩是否為社會學作出了貢獻，而是根據孟德斯鳩實質上確立或論述了社會學的基本原則，肯定了他為社會學作出的奠基性貢獻。迪爾凱姆進一步指出：「從自然法出發，孟德斯鳩嚴格區別了與社會有關的法則，他之所以為其賦予了一個特殊的名稱，是因為我們不能通過人的本性去推斷它們。這就是本書的主題，是他所要探求的真正目的：這些自然法包括國際法、民法、政治法以及所有主要的社會制度。」③
我們贊成迪爾凱姆在判斷實證社會學發端時對待孟德斯鳩和孔德的原則，並且主張借鑑迪爾凱姆的原則考察和分析馬克思恩格斯是否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作了奠基性貢獻。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作出的貢獻，要比孟德斯鳩為實證社會學作出的貢獻更加明確、重要和充分。根據迪爾凱姆的原則，完全有理由認為，馬克思恩格斯不僅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本原則，而且系統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和方法論原則，創立了與實證社會學、解釋社會學和其他社會學傳統或流派明確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傳統。
然而，問題並非已經解決，還需進一步回答的問題是，怎樣看待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同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獻中，可以被後人看成是社會學思想觀點的內容，大量是以歷史唯物主義或唯物史觀的名義闡述的。進一步說，馬克思恩格斯不僅沒有直接論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而且還把可以看作社會學的思想觀點明確表述為歷史唯物主義。因此，不得不再次面對一個已經被哲學和社會學作過大量討論的問題：怎樣看待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關係?
關於歷史唯物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關係，列寧的觀點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具有代表性。在列寧看來，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理論就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批判俄國民粹主義的主觀社會學時，列寧不僅提出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概念，而且論述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原則。列寧認為，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發展變化推動人類社會變遷是自然歷史過程的觀點，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正是這個基本觀點揭示了社會發展變化的根本動力和客觀規律，使人們能夠正確認識社會現象，進而把社會學放在科學基礎之上，社會學由此而成為真正的社會科學。列寧指出，在馬克思作出這種論斷之前，沒有發現哪種學說能像歷史唯物主義這樣把社會學變成科學，因此，「唯物主義歷史觀始終是社會科學的同義詞。」④這就是說，列寧不僅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把社會學置於科學基礎之上，而且還認為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理論體系，本身就是社會科學亦即「科學的社會學」。⑤
列寧還把馬克思對社會學的貢獻同達爾文在生物學和人類進化論方面所作的貢獻相提並論：「達爾文推翻了那種把動植物物種看做彼此毫無聯繫的、偶然的、『神造的』、不變的東西的觀點，探明了物種的變異性和承續性，第一次把生物學放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之上。同樣，馬克思也推翻了那種把社會看做可按長官意志(或者說按社會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樣)隨便改變的、偶然產生和變化的、機械的個人結合體的觀點，探明了作為一定生產關係總和的社會經濟形態這個概念，探明了這種形態的發展是自然歷史過程，從而第一次把社會學放在科學的基礎之上。」⑥
1921年，布哈林編寫出版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在這部著作中，布哈林明確指出：「工人階級有自己的、無產階級的社會學，它的名稱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處於怎樣的地位呢?……它是關於社會及其發展規律的一般學說，也就是社會學。」⑦布哈林的觀點在史達林時期遭到了嚴厲批判，但是應當肯定，布哈林的觀點同列寧是一致的，或者說是對列寧的觀點的進一步發揮，把布哈林的觀點說成是篡改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是錯誤的。
像列寧和布哈林這樣把具有較高概括性的關於社會結構或社會發展變遷的理論觀點看成是社會學理論的做法，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之外也不少見。皮蒂瑞姆·索羅金的文化變遷循環論，帕森斯的社會系統論和社會發展論，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吉登斯的社會構成論，鮑德裡亞的符號價值消費論，等等，都具有較高程度的理論概括，但也被西方學者看成社會學理論加以研究。這就是說，無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還是其他流派的社會學，其中都包含了在較高理論層面上闡述的思想觀點。把具有較高概括性的思想觀點劃分在社會學範疇之外，不符合社會學發展歷史的實際。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論述社會學理論史的各種著作中，幾乎沒有不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作為一個傳統置於十分重要地位的。劉易斯·A.科塞著《社會思想名家》，⑧喬納森·特納著《社會學理論的結構》，⑨喬治·瑞澤爾和D.J.古德曼著《古典社會學理論》，⑩D.P.詹森著《社會學理論》(11)等社會學理論著作，都把馬克思放在重要地位介紹了他的社會學理論，連魯思·華萊士與艾莉森·沃爾夫合著的《當代社會學理論》，(12)也比較深入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衝突理論。這充分說明，在西方社會學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都被看作十分重要的社會學傳統。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開展了大量研究，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理解也很值得借鑑。早在20世紀20年代，李大釗、瞿秋白和李達等人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做了積極努力。李大釗認為唯物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把社會學研究建立在物質生產或經濟結構基礎之上，進而不僅使社會學研究獲得了堅實基礎，而且也使社會學呈現了嶄新的形式與內容。「社會學得到這樣一個重要的法則，使研究斯學的人有所依據，俾得循此以考察複雜變動的社會現象，而易得比較真實的效果。這是唯物史觀對於社會學上的絕大貢獻，全與對於史學上的貢獻一樣偉大。」(13)
瞿秋白撰寫了《現代社會學》和《社會科學概論》等著作，不僅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而且還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考察和分析了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特別是結合革命實踐論述了中國社會的經濟關係、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像李大釗一樣，瞿秋白也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現代社會學，是真正科學的社會學。瞿秋白的結論是：「沒有一種科學足以代社會學研究總體的社會現象，亦沒有一種科學足以直接運用自己的原理來解釋社會現象——因此，可以斷定必須有一種科學來特別研究那解釋社會現象的原理，並且綜合一切分論法的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間之關係——就是社會學。」(14)
李達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研究，所著《現代社會學》被稱為20世紀前期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研究的最高成就。在《現代社會學》中，李達在考察各種社會學流派歷史演化基礎上，明確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本立場、本質特點、方法原則和基本原理。李達指出：「歷史的唯物論之社會說，在應用歷史的唯物論說明社會之本質。據此說，社會非由契約而成，非由心性相感作用而起，亦非如有機體之完全受自然法則所支配，乃由加入生產關係中各個人相結合而成。」(15)也就是說，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既不是從契約論，也不是從心理學和生物學出發去研究社會，而是從生產關係以及從物質生產實踐出發去研究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本書為完成社會學真正之使命，特力闢以上三說之謬誤，而主張歷史的唯物論。」(16)
正像李達主張的那樣，《現代社會學》不僅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原則，而且全書的基本構架和內容也清晰地展現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闡述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可以說，李達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及其同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的理解，與李大釗和瞿秋白基本相同。從中可以看出，李大釗、瞿秋白和李達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研究和評價，明顯受到了列寧和布哈林的影響，他們像列寧和布哈林一樣把歷史唯物主義看成是科學的社會學，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觀點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本理論。並且，他們還把唯物辯證法，社會結構和社會矛盾運動變化和階級分析以及階級鬥爭等原理，看成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研究社會歷史發展變遷的方法原則。
李培林曾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發展與傳播做了總結，他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稱為唯物史觀社會學，指出：「在唯物史觀社會學者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社會學，是一種『新社會學』和『現代社會學』，它與西方傳統社會學的最根本區別，實際上是改造社會的道路和途徑的區別，也就是『革命』和『改良』的區別。」(17)應當說，李培林的這個總結是十分明確並且符合實際的。
令人遺憾的是，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直到70年代後期開始改革開放，不僅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鮮有人提，而且其他方面的社會學研究也進入了長期的禁閉期。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社會學在恢復重建中逐漸走向了繁榮。重建後的中國社會學，主流是沿著實證社會學的立場和脈絡發展起來的。雖然有幾位學者試圖推進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研究，發表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但同實證社會學的發展勢頭相比，其影響範圍和響應程度還是明顯有限。(18)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之初，一些學者試圖釐清歷史唯物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之間的關係，發表了一些探討二者關係的文章。1981年，丁克全發表論文指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或唯物史觀社會學，可以分為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廣義的，是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尤其是唯物史觀，而樹立的社會學，不限定是講的上列公式；(19)狹義的，則是講解上述公式而構成的社會學。」(20)與丁克全的觀點不同，費孝通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給我們提供了研究大量的長遠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發展的一些基本觀點、基本方法、基本理論，但是歷史唯物主義本身並沒有、也不企圖代替關於社會的各方面現象的具體研究的科學。歷史唯物主義的對象不等於整個社會科學的對象，也不等於社會學的對象。」(21)潘允康對社會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也做了深入討論，其基本觀點與費孝通相近，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對社會學具有指導意義，二者是一般與個別的關係。(22)
在討論歷史唯物主義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關係的同時，一些學者對國外學術界關於這方面的觀點也做了考察。一般說來，西方社會學者包括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通常把歷史唯物主義都直接看作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或者看作與實證社會學、解釋社會學並列的重要社會學傳統。但在蘇聯和東歐社會學界，在如何判斷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學的關係上卻存在很多分歧。波蘭社會學家魏特爾概括了蘇聯和東歐社會學三個方面的觀點，其一，「『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學』這兩個術語是同義的，均指對於社會所作的科學研究。一些人因而得出結論：『歷史唯物主義』這一術語應該用來表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而『社會學』這一術語則應單獨表示資產階級的社會學。」其二，「『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歷史唯物主義指對社會作哲學的和理論的分析；而社會學指的是對社會作經驗的調查研究及在這一調查研究基礎上所作的概括。」其三，「『歷史唯物主義』，就它吸收了社會學經驗研究的成果這一點而言，是與社會學交叉重疊的，然而，它比社會學更具一般性。」(23)
總之，在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關係的討論中，不同的觀點都能找到自己的根據，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哲學與社會學都是視野廣闊、沒有明確邊界的學科。如果歷史唯物主義是追問社會發展或歷史變遷的社會哲學，那麼它怎能僅僅玄思遠離生活的抽象概念或歷史規律，而不去關心那些千變萬化的現實生活或不斷轉換形式與內容的社會問題?如果社會學要對社會問題做出深入實際的認識並對其產生原因和演化趨勢做出解釋，而不具備深厚而堅實的理論基礎，它怎樣才能完成自己承諾的使命?因此，歷史唯物主義對社會生活的密切關注，社會學對理論基礎的緊密依賴，構成了二者之間不可排除的交互滲透關係。
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礎理論
通過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蘇聯、歐洲和中國傳播與發展的歷史考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社會學沒有被排斥為資產階級學說之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原則是被各國共產黨人作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對待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起到了理論指導的作用。可以進一步說，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理論之外找不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礎理論，並且，不是在這個基礎理論之上開展的經驗研究，也談不上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學研究。
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闡述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礎理論，也就是在社會學研究中經常被提到的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元理論。事實上，無論在哪一個學科甚至在哪一個學派之中，但凡具有獨特性或獨創性的傳統或流派，都一定有元理論層面上的基礎理論和方法原則。就連對元理論、元敘事開展了激烈批判的後結構主義者德希達和利奧塔等人，也闡述了一些具有元敘事意義的元理論。德希達關於分延論、約定規則論、不確定結構論的論述，(24)利奧塔關於人類知識新圖式、話語方式、知識立法的論述，(25)都不是指向個別社會現象的具體敘事和具體觀點，而是對人類社會變遷的具有元敘事和元理論意義的普遍性論斷。
從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歷史發展和理論內容上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已經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建立了比較系統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原則，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基礎理論體系。並且，正是因為在歷史唯物主義名義下系統闡述的關於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的基礎理論，不僅使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展示了與其他社會學傳統或流派不同的本質特點和理論構架，而且正是這些基礎理論使其在複雜的社會實踐或歷史變遷中，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厚的學術底蘊。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基礎理論亦即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理論的建立，是一個逐漸展開的過程。從19世紀4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大量經驗研究為基礎而闡述的關於市民社會、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等方面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理論起點。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神聖家族》中，市民社會、勞動本質、異化勞動、階級鬥爭和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等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理論觀點得到了進一步闡述。而在《費爾巴哈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中關於實踐觀點和社會結構矛盾運動的論述，則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基礎理論正式形成的標誌。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已經明確地闡述了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和私有財產，而是市民社會、私有財產決定國家的觀點，(26)但這個觀點還需要進一步深入，即市民社會和私有財產又是由什麼決定的?市民社會、私有財產及其決定物的本質和運動規律如何?而這些問題就是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和回答的問題。受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闡述的思想的影響，馬克思對市民社會和私有制開展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形成了具有重要意義的異化勞動理論。通過對異化勞動現象的深入解剖，馬克思對勞動的本質、資本主義制度對人性的扭曲和壓抑、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生產實踐的地位與作用、消滅私有制、實現人類徹底解放等一系列重要問題都做出了深刻論述，為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奠定了基礎。
1844年8月至11月，馬克思同恩格斯合著了《神聖家族》，在這部具有重要意義的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化了先前闡述的關於市民社會、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異化勞動等方面的思想理論，更深入地以物質生產為基礎去論述社會生活中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問題，並且明確地提出了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論斷。雖然《神聖家族》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理論闡述得還不夠系統，但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論述了物質生產是歷史的根基、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等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核心觀點，所以，《神聖家族》可以看作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形成的一個重要環節。
1845年至1846年，馬克思撰寫了《關於費爾巴哈提綱》，並與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這兩篇被稱為歷史唯物主義誕生標誌的著作，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基本原則和基礎理論全面闡述或系統創建的標誌。恩格斯把馬克思撰寫的《關於費爾巴哈提綱》稱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獻」。(27)在這篇綱領性的文獻中，馬克思深刻地闡述了實踐觀點的基本內容，使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社會觀和個人觀都建立在嶄新的基礎之上，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全面闡述確立了嶄新的基本原則。
馬克思首先從一般世界觀闡述他的實踐觀點。在馬克思看來，當時他所面對的世界觀主要有法國機械唯物論、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和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雖然法國唯物論和費爾巴哈承認世界的客觀性和實在性，但是他們卻用機械論的形上學的眼光看世界，所以世界在他們眼裡是以靜態和受動的形式存在的，他們僅僅觀察了世界的直觀存在形式；雖然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用能動的眼光觀察世界，把世界看成是動態變化的歷史過程，但是他們卻把世界的現實內容抽象掉了，僅僅用思辨的概念邏輯來說明世界的運動變化，因此，唯心主義的世界觀是一種抽象的、沒有實在內容的世界觀。(28)
馬克思明確地指出，應當克服機械唯物論的消極直觀性和思辨唯心主義的抽象空疏性，要從感性的實踐活動出發去觀察、理解和解釋社會生活和現實事物。馬克思一再強調要把現實、事物當作人的感性活動去理解，這不僅否定了德國古典哲學的思辨抽象性，而且也克服了費爾巴哈機械唯物主義的機械直觀性。因為馬克思講的感性活動，是以生產實踐為主要內容的實踐活動，是人們以自己的身體在特定的歷史條件或社會環境中展開的可經驗、可感受的物質活動。感性的實踐活動不僅是人們真實具體的經驗過程，而且是人們以其能動性作用於對象、改造對象的創造性過程。
從感性的實踐活動出發去觀察事物、理解現實，必然形成對人及其社會活動的新理解、新認識。從機械唯物論的眼光理解人，人是被動的生物學意義上的人；從抽象唯心論的眼光去理解人，人僅僅是在思想觀念中表現出能動性的抽象的人；而從感性的實踐出發去理解人，人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中活動著的人，人不僅用自己的意志、情感和思想支配自己的行為，能動地作用對象、改造世界，而且人不是抽象的精神，是受到各種條件限制、並且一定要進入各種交往關係中才能存在的社會的人。所以，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29)這是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嶄新概括，他不僅批判了費爾巴哈抽象地討論人的類本質的錯誤觀點，而且否定了各種脫離實踐從孤立的個人去界定人的本質的觀點。
當馬克思從實踐觀點把人的本質界定為社會關係的總和，也就說明他要從實踐觀點去揭示社會的本質。因為既然從實踐觀點觀察人，發現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總和，那就說明社會關係同人們的實踐活動有著本質的必然聯繫。事實也是如此，人們正是在實踐活動中結成了各種社會關係，並且也正是實踐活動展開和發展了人們的社會關係。據此，馬克思說：「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30)
馬克思的實踐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形成和發展的基本原則，它不僅同直觀唯物主義和抽象唯心主義劃清了界限，而且也同實證社會學和解釋社會學劃清了界限。實證社會學奠基人迪爾凱姆明確地指出：「第一條也是最基本的規則是：要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31)這就要強調社會現象的客觀性、外在性，並由此而忽視作為人的內在性的能動性；解釋社會學奠基人馬克斯·韋伯則強調要重視人的社會行動的主觀意願，雖然因此而重視了人的社會行動的能動性，但韋伯沒有從感性的實踐性來觀察和思考人的主觀能動性，所以他講的人的選擇行為和主觀意願仍然是抽象的；依據馬克思的實踐觀點來觀察和分析社會生活，社會生活既不是單純的外在客觀性，也不是單純的內在主觀性，而是外在與內在、客觀與主觀在現實的感性實踐活動中的相互作用、辯證統一。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礎理論。他們首先深刻論述了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歷史活動，指出人們不僅要不斷生產和再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資料，以滿足人們自身生存的需要，而且還要不斷再生產維持人類世代相續的人口，因此，物質生產既是維持自己生活的生產也是繁衍他人的生產。正是在這種物質生產關係中，不僅發生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且也發生了人與人的社會關係或物質關係。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物質關係從整個社會生活中區分出來之後，就可以清楚明確地論述精神生產及其同物質生產的矛盾關係了。他們認為，人們的精神生產最初同物質生產是直接統一的，只是到了後來由於物質生產的發展才出現了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的勞動分工，人類的精神生產有了相對獨立性。但是，精神生產無論怎樣都是建立在物質生產基礎之上的，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統一而成的物質生產方式，是社會生活發展變遷的決定力量，任何複雜的政治現象和思想文化現象都能在物質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中找到根源。這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也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分析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主體，階級鬥爭是歷史變遷、社會進步的直接動力。這些考察社會歷史變遷趨勢、揭示社會結構運動規律、把握社會各種矛盾關係的一系列基本觀點，後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得到了概括性的經典表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32)
馬克思的這個經典論斷，通常被看成是社會哲學的論述。應當承認，馬克思恩格斯有很多類似具有社會哲學意義的論斷，但不能把這些論斷排斥在社會學範疇之外。應當說，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關於社會結構、社會矛盾、社會形態和社會發展等方面的論述，確實具有高度概括性和一般普遍性的意義，已經達到了社會哲學的理論層面，但不能認為這些上升到社會哲學層面的基礎理論就不是社會學。事實上，在實證社會學和解釋社會學傳統中，都有一些概括程度很高的理論闡述。不僅前面提到的索羅金、帕森斯、沃勒斯坦、吉登斯和鮑德裡亞等人的一些思想理論具有很高概括程度，也可以看成是社會哲學層面的思想理論，而且孔德在《論實證精神》中關於實證精神的立場原則、人類精神史革命以及道德教化與社會秩序的論述，也是上升到社會哲學層面的思想觀點，實證主義者從來沒有把這些思想觀點排斥在社會學範疇之外。
三、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經驗基礎
在一些強調經驗原則的社會學家那裡，排斥概括程度較高的思想理論的一個理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社會哲學不是從實際出發的理論概括，而是從概念原則出發展開的邏輯推演。與哲學不同，社會學必須從經驗事實出發，其理論觀點一定是在經驗研究基礎上生成的。如果用這個原則來評價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理論，不僅不能把歷史唯物主義排除在社會學之外，相反，能夠更加充分地證明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礎理論。與其他抽象的社會哲學不同，馬克思恩格斯闡述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理論，是在大量而深入的社會調查或經驗研究基礎上形成的，不是遠離現實的哲學思辨，而是在深入現實、觀察現實和批判現實基礎上的理論概括。
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深入社會生活實際，通過對勞動群眾或工人階級生活狀況、德國和英國的經濟社會問題、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等方面的大量調查和深刻批判，形成了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深刻認識，闡述了關於市民社會的思想觀點，展開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起點。
1841年10月，馬克思於柏林大學畢業後出任《萊茵報》主編，他不僅積極採用具有革命民主主義傾向的稿件，而且親自撰寫了大量抨擊封建專制的充滿戰鬥激情的文章。馬克思發表的文章主要有關於第六屆萊茵省議會對出版自由的辯論的批評、林木盜竊法、摩塞爾河地區農民處境和政教分離等方面的文章。這些文章都是在大量的社會調查基礎上寫作的，馬克思以充分的社會事實為根據，論述了摩塞爾農民的艱難生活狀況和林木盜竊法對農民的壓迫。這些文章表明，馬克思開始從單純的理論研究和精神追求轉向直接面對生活的現實批判。(33)
在《德法年鑑》時期，馬克思發表了兩篇重要文章：《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而這兩篇文章也是在開展了大量社會調查基礎上寫成的。在19世紀初的德國政治生活中，猶太人遭受迫害的問題比較突出。鮑威爾等青年黑格爾派認為：猶太人的問題是宗教問題，猶太人的不平等遭遇實質上是猶太教同基督教的對立關係，在基督教處於統治地位的國家，不會允許同基督教對立的猶太教徒獲得平等的權利，猶太人要想獲得平等的權利，只有否定宗教、成為無神論者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34)馬克思通過對猶太人實際社會生活的考察發現，鮑威爾等人沒有抓住猶太人問題的根本，不懂得只有到世俗社會中才能發現宗教問題的根源。
馬克思認為，猶太人的生活是世俗的生活，猶太人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實際需要、私人利益和金錢利潤，並且這種追求是整個市民社會的真實追求，所以市民社會同猶太人的生活一樣，都是自私自利、金錢至上，是在私有制基礎上展開的物質生活。(35)正是在對底層社會問題的考察與分析中，逐漸接觸到同政治領域和思想意識領域相對立的經濟社會領域——市民社會。對市民社會的觀察、分析與理論概括，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理論起點。在從《萊茵報》時期到《德法年鑑》時期短短的四年時間中，馬克思關於市民社會的概念在理論與實際的密切聯繫中得到不斷深化和具體化。
在布魯塞爾時期，馬克思滿腔熱忱地投入了革命鬥爭。為了了解工人階級生活狀況和他們的革命要求，馬克思與僑居布魯塞爾的德意志工人建立了密切聯繫。1847年春天，馬克思恩格斯加入了由德國政治流亡者成立的秘密組織——正義者同盟，並將其改造成無產階級的第一個國際共產主義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為了更深入地同工人階級打成一片，馬克思恩格斯在布魯塞爾還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協會，「白天鵝之家」餐廳成了德意志工人協會的主要活動場所。馬克思恩格斯定期去那裡發表演講，甚至用組織遊戲等方式使革命宣傳活動變得豐富活潑。(36)在《新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恩格斯更加積極地開展各種革命活動，他們投入了大量精力籌辦《新萊茵報》，目的在於動員和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並且還在科倫加入了由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建立的「民主協會」，試圖用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對他們進行幫助。這是一個成分極其複雜的群眾組織。它的成員除小資產者及知識分子外，還有工人和手工業者。馬克思、恩格斯在這個由工人、手工業者和知識分子組成的組織中，堅持用無產階級立場教育引導他們，促使他們從民主革命的立場向社會主義革命轉化。(37)
1849年，馬克思來到倫敦，在這裡生活了34年，完成了《資本論》寫作。在倫敦的艱苦生活中，馬克思孜孜不倦地研究經濟、政治、歷史、哲學等各種領域的思想理論，在大英博物館中開展了大量文獻考察和資料收集，實質上也是進行了視野廣闊而且內容充實的間接經驗研究，使《資本論》的寫作建立在深厚的間接經驗研究基礎之上。並且，在倫敦時期，馬克思還親自參加了第一國際的大量活動，領導了第一國際的革命鬥爭。1871年3月巴黎公社建立後，馬克思熱情關心和支持巴黎公社的鬥爭，不僅同巴黎公社領導成員保持聯繫，在巴黎公社失敗後還做出了深刻的經驗總結。
恩格斯對社會生活開展直接的調查研究早於馬克思。早在1839年匿名發表的文章《伍珀河谷來信》中，恩格斯就依據他在家鄉觀察到的大量事實，揭露了社會各種層面的不公正、不合理問題，對勞苦群眾的艱難生活和不平等待遇表示深切同情和強烈義憤，對宗教制度的虛偽性和專橫性予以尖銳批判。(38)這說明恩格斯對社會生活存在的各種問題十分敏感，善於根據經驗事實對各種社會制度開展批判性分析。
1842年11月，恩格斯離開德國前往英國曼徹斯特。當時曼徹斯特是僅次於倫敦的英國第二大工業中心，恩格斯在這裡對工人階級生活狀況、各種經濟社會問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和鬥爭，開展了大量調查研究，不僅明確地認識到工人階級遭受的沉重剝削，而且清楚地了解了工人階級的鬥爭精神和擺脫壓迫的革命要求。曼徹斯特還是憲章運動的中心，恩格斯通過對憲章運動的觀察思考，進一步認識到工人階級的組織能力和推進社會變革的革命理想。(39)
同馬克思相比，恩格斯更多地從經濟生活入手開展對工人階級和資本主義社會各種問題的研究，而馬克思則首先從政治、宗教現象開始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批判，然後在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中進一步展開社會研究的視野。因此，恩格斯對社會問題的調查研究一開始就表現出對物質利益、資本主義私有制、工業革命和經濟關係是國家、法的基礎等問題的高度重視，較早地形成了從物質生活出發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和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基本立場，這一點在恩格斯於《德法年鑑》上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英國狀況 評託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和《英國狀況 十八世紀》等著述中有十分豐富的論述。特別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更能十分清楚地看到恩格斯深入實際、開展了大量調查研究。恩格斯在《致大不列顛工人階級》的信中說：「我曾經在你們當中生活過相當長的時間，對你們的境況進行了一些了解……我很想在你們家中看到你們，觀察你們的日常生活，同你們談談你們的狀況和你們的疾苦，親眼看看你們為反抗你們的壓迫者的社會統治和政治統治而進行的鬥爭。」(40)
進入19世紀後期，特別是1883年馬克思逝世之後，恩格斯在總結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的同時，還肩負了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任。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恩格斯同李卜克內西、倍倍爾和拉法格等人創立了第二國際，開展了反對無政府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鬥爭，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能夠保持團結，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
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後，列寧和毛澤東等人對深入實際、開展社會調查和根據經驗事實做出理論概括和政策決策，都予以了高度重視。1921年，為了制定俄國糧食稅政策，列寧接見了大量來訪者，多次深入工廠和農村，與工人、農民們親切交談，傾聽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直接了解第一手材料；列寧還親自參加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非黨農民代表會的會議，從非黨農民代表對農村生活重大問題的討論中了解到一些情況，並把他所記錄的農民發言分發給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徵求他們的意見。(41)正是由於列寧能夠深入實際進行調研，做到了對實際情況和群眾意願了如指掌，才使廢除餘糧收集制這個決定既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又切實可行。
毛澤東對深入實際、開展社會調查更是高度重視，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通過開展大量社會調查，在掌握了充分的經驗事實基礎上完成的，並為開展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調查研究樹立了典範。在毛澤東的其他著作中，也能清楚看到他關於分析社會形勢、化解社會矛盾和推進社會發展的很多思想觀點是依據經驗事實作出的論斷。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確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僅是開展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路線，而且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開展腳踏實地的學術研究的認識路線。
從上述考查可以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及其後繼者系統創建和進一步發展的社會學理論，是以豐富的經驗研究為起點的。他們不僅吸收了德國古典哲學的思想精華，堅持用辯證的眼光批判地思考社會問題，而且也拋棄了德國古典哲學從抽象概念出發、用理性邏輯推演社會發展規律的思辨方式，腳踏實地地觀察生活、認識社會並推進社會發展，使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理論大廈建立在真實的現實基礎之上。列寧和毛澤東等俄國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也堅持不懈地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把自己的思想觀點和戰略決策建立在經驗事實和革命實踐的基礎之上。
四、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理論特點
雖然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歷史條件中不斷發展變化，其理論觀點和方法原則也在不斷地創新，但同實證社會學和解釋社會學相比，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總是保持著一些鮮明而確定的理論特點，明確認識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理論特點，對於清楚把握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歷史發展和當代影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前提意義。
在社會學的經典時期，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實證社會學和解釋社會學，被並列為經典社會學的三大傳統。雖然以韋伯為代表的解釋社會學的創立稍晚於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實證社會學，但是基本上還應當算作同一種歷史條件、同一種時代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社會學傳統。然而，相同條件和相同背景下產生的三大社會學傳統，卻形成了明顯區別的理論特點。
實證社會學同解釋社會學的理論特點是比較容易辨析的，因為解釋社會學的一些基本觀點就是在同實證社會學的直接對立中闡述的。迪爾凱姆清楚地論述了實證社會學的基本立場、研究對象、思維方式、理論追求和方法原則。迪爾凱姆反覆強調，實證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作為客觀現象的社會事實，而社會事實必須作為外在於思想觀念的物去看待，對於外在的、客觀的物，社會學應當像物理學那樣去觀察，像數學那樣去計算，亦即用科學的方法把握之，其目的在於準確地把握社會生活中作為客觀規定性的社會制度或作為客觀必然性的社會規律。(42)
韋伯不同意迪爾凱姆對社會學做出的這些界定。在韋伯看來，社會事實是通過人的社會行動發生與構成的，而社會行動的本質特點是行動者在主觀意願上發生了聯繫。社會學要研究社會事實就必須研究社會行動，社會行動才是社會學的最基本的研究對象，並且，研究社會行動必須研究人們的主觀意願，因為主觀意願是社會行動的本質和根據。(43)據此，韋伯反對迪爾凱姆把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界定為外在於主觀意識的物。韋伯主張，必須深入分析人們的主觀意願，揭示人們社會行動的理性根據，依據人們行動的主觀意願劃分社會行動類型，然後根據社會行動類型把握權威類型、制度模式、社會結構乃至整個社會的現代化、理性化過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韋伯提出了注重主觀性的理解論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而不是簡單借用物理學和數學的方法來研究具有強烈主觀性的社會生活。
迪爾凱姆和韋伯的對立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實證社會學從社會生活的客觀性出發，把社會事實作為外在的客觀物去看待，以物理學的研究方式去追求社會生活的客觀規定性，試圖在社會現象中揭示像自然規律一樣的社會本質或社會規律；解釋社會學從社會生活的主觀性出發，認為社會事實的本質是人們在社會行動中的主觀意願，而不是客觀的物，研究社會生活應當用可以體驗和解釋人們主觀性的理解方法，應當在社會的發展變化中揭示出意義與價值。更明確地說，實證社會學和解釋社會學是社會學研究中的對立兩極：實證社會學追求客觀性、外在性，張揚的是把社會生活當作自然物一樣去研究的科學精神；解釋社會學追求主觀性、內在性，張揚的是注重社會生活的價值與意義的人文精神。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從實踐出發，超越了實證社會學和解釋社會學的兩極對立，這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最本質的特點。立足實踐、從實踐出發，就要在社會生活的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的對立統一中把握社會現象的發展變化；不僅要研究社會生活的客觀規定性，認識社會結構運動變化的客觀規律，而且還要研究社會生活的主觀意願，理解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理想和意義追求；不僅要堅持按照科學精神去發現和揭示社會歷史運動變化的客觀依據，而且還要發揚人文主義精神去關心人生困苦、追求人類幸福與解放。所以，馬克思主義把實證社會學和解釋社會學在兩極對立中展開的兩個方面都納入了自己的理論視野和學術胸懷，對立中的兩極由此被統一在相互轉化的交互關係中。
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不僅要解釋世界，而且還要改造世界。這是由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立足點、出發點和基本原則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立足實踐，從實踐這個基本原則出發去面對社會生活。這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不是以單純客觀的原則去研究社會生活。因為實踐本身就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過程，是人們以其主體力量作用於客觀對象、使對象按照主體需求發生變化的過程，實踐的品質要求以之為立足點、出發點的研究，既不能單純注重主觀性，也不能單純注重客觀性，而且還應當在二者的相互作用、相互轉化中把握面對的社會現象。並且，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認為研究者不是外在於實踐過程的，研究者要積極地參與社會實踐，在實踐中認識社會、創新理論，同時用源於實踐的理論指導實踐，並在實踐中不斷檢驗理論、發展理論。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最基本的特點，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其他特點都是在這個基本特點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以實踐為基本原則，這就決定了它的思維方式一定要超越實證社會學的科學思維方式和解釋學的人文主義理解方式，要堅持矛盾分析的辯證思維方式。因為實踐是主體與客體的相互對立、相互聯繫、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的運動變化過程，所以它是充滿了矛盾並且不斷向前發展的辯證過程。以實踐為認識社會的基本原則，首先要求用辯證思維方式把握社會生活。辯證思維方式的特點是，用普遍聯繫和永恆發展的眼光，對事物開展動態的矛盾分析，要把各種社會事實放到特定的歷史條件中開展具體分析，既要重視事物的實踐過程，也要注意事物的空間位置。恩格斯說：在辯證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麼都不存在。」(44)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辯證思維方式，決定其堅持的研究方式既不是單純的客觀描述，也不是單純的意義闡釋，而是對社會現象開展由表及裡、去偽存真的批判分析。辯證思維方式不滿足於對事物的簡單描述，而是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並認為現象並非直接表現了本質，本質常常被假象掩蓋著，所以必須對各種社會現象進行批判性分析。所謂批判分析，就是要審查現存事物存在的根據，揭示其存在的合法性或被異化、被扭曲的原因，以積極的眼光否定其消極性、肯定其合理性，推進事物向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批判不僅是對消極現象的揭露與否定，批判還是對積極因素的支持與肯定。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另一個鮮明特點是其價值理想性。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毫不掩飾其理論的價值追求，它明確地申明自己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它以人性或人類應當得到真正自由和徹底解放作為自己的堅定追求，抨擊社會生活中的不平等、不公正。認為對社會事實的研究不僅要說明其實然性的真實存在，而且也要揭示其應然性的理想狀態。主張用廣闊的人文情懷關心人生，用鮮明的價值評價導引社會。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其理論視野的總體性。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經典著述和歷史演化都已十分清楚地說明，它的理論視野比任何一種社會學傳統或社會學流派的理論視野都要廣闊，它要在個人與社會，社會與自然，現實與歷史，經濟、政治與文化，心理、身體和行動等各種層面開展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的研究，它認為社會結構的運動變化是一種總體的普遍聯繫的過程，儘管對社會現象某一方面的專門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只有在總體聯繫中觀察和研究社會結構的運行變化，才能達到對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完整把握。
五、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廣泛影響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本立場、價值追求和方法原則，不僅使其在經典時期同實證社會學和解釋社會學形成了明顯區別和不可替代的學術地位，而且也使其在經典社會學之後的發展歷史中保持了旺盛的活力和不斷擴展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俄國、中國和東歐得到了同各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傳播與發展，既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影響，也在各國的傳播與發展中實現了本土化，進而構建和呈現了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俄國形成了以列寧、普列漢諾夫為代表的俄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中國，形成了以毛澤東、瞿秋白、李達等人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歐洲，出現了盧卡奇、馬爾庫塞、列斐伏爾等人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或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
俄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主要是由列寧和普列漢諾夫闡述的。列寧在向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首先面臨的阻力是民粹主義以及邏輯實證主義的主觀社會學理論。主觀社會學把社會歷史的變遷動因歸結為人們的主觀意志，認為個體根據自己的目的開展的選擇行為可以決定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列寧認為主觀社會學顛倒了社會歷史的決定因素與被決定因素之間的關係，把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歸結為個人主觀任意的偶然事件的堆積過程，其結果只能形成對社會歷史過程的錯誤解釋。列寧明確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原則，認為只有像馬克思那樣，以物質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為基礎觀察和分析社會結構的發展變化，才能形成科學的社會學理論。列寧指出：歷史唯物主義「第一次使人們有可能以嚴格的科學態度對待歷史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假設」。(45)
普列漢諾夫對唯物史觀開展了十分豐富的研究，他的大量論述也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基本理論的闡釋。普列漢諾夫關於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作用的論述受到孟德斯鳩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影響，但是普列漢諾夫認為地理環境要通過生產力的作用影響社會歷史，這就克服了孟德斯鳩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機械性和簡單化的局限性。普列漢諾夫對社會結構的五項構成因素(即生產力、生產關係、政治制度、社會心理、思想體系)開展了十分深入的論述，(46)他把社會生產力看成一個複雜系統，對其構成要素及其相互間的關係都作了豐富的具體分析，對建立在生產力之上的生產關係或經濟關係開展了充分討論，對受經濟基礎規定的政治制度、社會心理和思想體系即意識形態等社會結構的基本構成都開展了內容充實、具體的論述，不僅豐富和深化了對唯物史觀的理解，而且他在闡述唯物史觀基本理論的同時也對大量社會問題開展了廣泛論述，使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思想內容在很多方面得到了更充分的展開。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俄國傳播與發展的同時，西方興起了以盧卡奇、葛蘭西和柯爾施等人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其基本內容是以馬克思的實踐觀點為基礎對西方國家的社會問題做出的批判性思考，所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很多內容是屬於社會學範疇的。盧卡奇關於階級意識、社會生活物化等方面的論述，柯爾施關於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總體性的觀點，葛蘭西關於文化霸權、意識形態、市民社會和知識分子的地位與作用等方面的論述，都關係到社會學研究不可迴避的重大問題，這些思想觀點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增添了豐富內容。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最引人注目的理論現象是法蘭克福學派闡述的社會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們的分析大多要歸功於馬克思，他們也強調建立在財產關係基礎上的利益衝突的重要性。」(47)以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人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舉起新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從社會學和哲學的綜合性視野，建立了內容十分豐富的社會批判理論，西方學者亦稱之為批判社會學。他們對法西斯主義、集權專制主義、工業社會異化、意識形態扭曲、科學技術統治、社會交往障礙和日常生活困境等問題的批判，形成了與實證社會學和解釋社會學截然不同的思想理論和學術貢獻。法蘭克福學派開展的研究與著述，涉及實證社會學、解釋社會學以及其他社會學流派所論及的各種方面，並且其理論視野之廣闊、思想內容之豐富，是其他社會學流派難以與之相比的。所以，無論從何角度、依據何種標準，在研究或編寫社會學的歷史時都不應該把法蘭克福學派排除在外。
在社會學的經典時期，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就已經對歐洲各國的社會學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影響首先在德國社會學中逐漸擴展開。滕尼斯曾經把馬克思稱為最引人注目的和最深刻的社會哲學家，他關於勞動力、市民社會、階級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很多討論都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影響。(48)與滕尼斯同為德國社會學創始人的齊美爾，更加明確地接受了馬克思的影響，他關於社會是由人們的交往行為形成的思想，關於社會分化、不平等和社會衝突的思想，很多理論觀點的表述都與馬克思有十分直接的聯繫。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對德國社會學的影響，最深入地體現在韋伯的解釋社會學中。雖然韋伯的一些觀點與馬克思不同，他甚至批評了馬克思關於歷史必然性和經濟因素的決定作用等觀點，但是這些都不能遮蓋馬克思對韋伯的影響。韋伯的階層理論認為，不應當像馬克思那樣僅僅依據經濟標準或財富佔有多寡的標準劃分社會階層，而應當同時考慮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等方面的因素，但是韋伯又肯定經濟差別在階層劃分中的根本性，因此，可以說韋伯是補充而不是反對馬克思的階級理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科塞說：「已經有人指出，不僅韋伯關於意識的學說，而且他的大部分學說，都可以視為不斷與馬克思交流思想。」(49)並且，韋伯自己也十分明確地說：「判斷一個當代學者，首先是當代哲學家，是否誠實，只要看他對待尼採和馬克思的態度就夠了。凡是不承認沒有這兩人所作的貢獻就沒有他們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我們在其中從事學術活動的領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馬克思和尼採創造的。」(50)
更為重要的是，韋伯認為社會行動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這個解釋社會學的基本觀點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本原則——實踐觀點的聯繫也是十分密切的。其實，馬克思講的實踐就是社會行動，因為實踐一定是社會實踐，並且是有意識、有目的的社會行動，這同韋伯關於社會行動的界定都是一致的。馬克思把實踐作為自己觀察和解釋社會問題的立足點和出發點，確立了在社會生活的物質關係、政治關係和思想文化關係的總體聯繫中把握社會結構發展變遷的理論構架；而韋伯則從具有主觀意願的社會行動出發，在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經濟增長和現代化變遷同新教倫理的宗教文化變遷的關係中把握西方社會結構的運動發展。由此可見，二者呈現了在理論構架上有緊密聯繫的特點。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對法國社會學的影響更加深刻。雖然法國是實證社會學的發源地，實證社會學研究的立場和原則在法國有深厚的基礎，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法國知識界深刻反思戰敗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經濟政治根源的潮流中，法國社會學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生了反對實證主義的客觀主義立場和摒棄單純事實描述原則的傾向。一些學者認為，法國在法西斯主義侵略者面前表現得軟弱無能、不堪一擊，與廣泛流行的實證主義只講客觀現象描述和放棄價值批判直接相關，實證主義實質上為法西斯主義鋪平了意識形態道路。在這個背景下，一批法國學者轉向了馬克思主義。
中國學者比較熟悉的布迪厄、利奧塔和鮑德裡亞等法國社會學家，紛紛接受了馬克思的影響。雖然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發表了一些與傳統馬克思主義不同的思想觀點，但就其基本立場和主要思想觀點看，仍然能夠看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對他們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布迪厄明確地聲言自己要從實踐立場超越客觀主義的社會物理學和主觀主義的社會建構論，要在主觀和客觀的統一中考察社會實踐結構和實踐場域，從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總體關係中把握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生成、運行與轉換。(51)利奧塔關於後現代知識圖景和認識方式轉變的論述，鮑德裡亞關於符號價值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也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保持著密切聯繫。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法國的影響，更充分地表現在研究方式和價值取向上。與實證社會學的客觀論原則和迴避價值追求不同，布迪厄、利奧塔和鮑德裡亞等人在主觀和客觀的統一中考察當代人類社會的深刻變化，堅持辯證分析方法，揭示社會矛盾，在對社會問題的批判論述中，表達了明確的價值追求或理想意願。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對美國社會學也產生了十分廣泛的影響。無論是在帕森斯的結構功能論、默頓的中程功能論、霍曼斯的行為交換論、布勞的交換結構論、米爾斯的權力精英論和科林斯的社會衝突論中，還是在後工業社會來臨之後興起的丹尼爾·貝爾的後工業社會論、舒爾茨的人力資本論、布坎南的公共選擇論、林南和普特南的社會資本論，以及詹明信的後現代文化社會學理論中，都能夠清楚看到馬克思關於社會實踐、社會結構、社會矛盾和社會發展等很多思想觀點對美國社會學的廣泛影響。
尤其在20世紀後期發生重要影響的一些美國社會學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影響就更不可低估。在哈維和蘇賈為代表的空間社會學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影響就更為強烈。哈維在談到馬克思主義對其開展地理空間研究的影響時說：「如馬克思很早之前就指出的那樣，我們的任務不僅是理解世界而且是改造它。但是，把它改造成什麼呢?在此，政治承諾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因此，像馬克思那樣，如果我相信我們必須面對的基本矛盾是資本的破壞性邏輯，那麼就必須把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視為與那種政治目標有關的一種話語環節。」(52)哈維承繼列斐伏爾的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傳統，對美國和歐洲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城市改造和後工業社會變遷中的空間資源重新配置、空間價值生產、空間權利剝奪、空間矛盾衝突等問題開展了具有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被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美國的振興。
與哈維和蘇賈有直接聯繫的卡斯特，代表了美國網絡社會學研究。卡斯特堅持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工具革命決定生產力變革進而決定生產方式和整個社會結構發展變化的基本觀點，他指出：「生產的社會關係以及生產方式，決定了剩餘的佔有和使用……這個過程的特徵是生產的技術關係決定了發展方式。」(53)在網絡信息社會大規模快速發展的新形勢下，卡斯特從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出發，充分論述了由網際網路和新媒體技術快速發展推動的企業經營模式、市場運行方式、政治權利關係、社會認同轉變、時空關係變革，以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變化等一系列網絡信息社會變遷的新現象或新問題，推動社會學研究展開了嶄新的新視野。
總之，無論是在社會學的經典時期還是在社會學的當代發展中，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都保持著旺盛活力和深遠影響。並且，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影響不僅在於一些學術流派公開表明自己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傳統和思想觀點，以致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至今仍在世界學術之林中佔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持續向前發展的活力，而且還在於一些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有明顯分歧的社會學流派，也吸收或借鑑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實踐原則、辯證思維方式和矛盾分析方法，在面對當代人類社會的新現象和新問題的思考中，闡述了很多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深厚影響的新理論或新學說。
注釋：
①近幾年中國社會學界發表了一些推進和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研究的文章，例如：洪大用：《超越西方化與本土化——新時代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建設的實質與方向》，《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期；馮剛：《馬克思的「過渡」理論與「卡夫丁峽谷」之謎》，《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2期；應星：《事件社會學脈絡下的階級政治與國家自主性——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新釋》，《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2期。
②愛彌爾·涂爾幹：《孟德斯鳩與盧梭》，李魯寧、趙立瑋、付德根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頁。
③愛彌爾·涂爾幹：《孟德斯鳩與盧梭》，第18頁。
④《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頁。
⑤《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161頁。
⑥《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162-163頁。
⑦尼·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何國賢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頁。
⑧劉易斯·A.科塞：《社會思想名家》，石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78頁。
⑨喬納森·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上)，邱澤奇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第163、222頁。
⑩喬治·瑞澤爾、D.J.古德曼：《古典社會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28-158頁。
(11)D.P.詹森：《社會學理論》，南開大學社會學系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47-202頁。
(12)魯思·華萊士、艾莉森·沃爾夫：《當代社會學理論》，劉少傑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2-84頁。
(13)《李大釗文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9-370頁。
(1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9頁。
(15)李達：《現代社會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6頁。
(16)李達：《現代社會學》，第16頁。
(17)李培林：《20世紀上半葉的唯物史觀社會學》，《東嶽論叢》2009年第1期。
(18)近年一些學者發表了試圖擴展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研究的文章，例如：成伯清、李林豔：《激情與社會——馬克思情感社會學初探》，《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4期；張敦福、周汝靜：《馬克思主義經濟社會學及其消費理論研究：危機與重建》，《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2年第4期；鄒詩鵬：《唯物史觀與經典社會理論》，《學術研究》2010年第1期；張德琴：《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社會理論視角以及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回應鄒詩鵬教授》，《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19)即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關於唯物史觀的經典論述(筆者注)。
(20)丁克全：《關於社會學內容體系的建議——兼論社會學與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3期。
(21)費孝通：《關於社會學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5期。
(22)潘允康：《社會學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6期。
(23)魏特爾：《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學的關係》，《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83年第6期。
(24)莫偉民、姜宇輝、王禮平：《二十世紀法國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81-686頁。
(25)劉少傑：《後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27-138頁。
(26)馬克思恩格斯早期為了批判青年黑格爾派宗教、國家和法決定市民社會的觀點，在市民社會與宗教、國家、法的對立關係中，論述了市民社會決定宗教、國家和法的觀點。在這些論述中，市民社會、群眾的社會和社會通常在相同的含義上使用，此時社會主要是指以經濟生活或物質利益為主要內容的市民社會或經濟關係。但後來馬克思恩格斯從整體上論述社會結構矛盾運動或社會形態的歷史變遷時，國家、法和宗教是作為上層建築包含在社會結構或社會形態之中的，社會概念就不僅指市民社會或經濟關係了。
(2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6頁。
(28)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頁。
(2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頁。
(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頁。
(31)E.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狄玉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35頁。
(3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頁。
(33)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王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5頁。
(34)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3頁。
(35)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1頁。
(36)潘革平：《布魯塞爾：〈共產黨宣言〉誕生的地方》，《參考消息》2018年5月1日，第11版。
(37)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第201-202頁。
(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65頁
(39)蕭灼基：《恩格斯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43-46頁。
(4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82頁。
(41)陳兆芬、杜超：《列寧優良作風的回顧與啟示》，《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42)E.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第7頁。
(43)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40頁。
(4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0頁。
(45)《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160頁。
(46)《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北京：三聯書店，1961年，第186頁。
(47)魯思·華萊士、艾莉森·沃爾夫：《當代社會學理論》，第85頁。
(48)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5-16頁。
(49)劉易斯·A.科塞：《社會思想名家》，第218頁。
(50)轉引自劉易斯·A.科塞：《社會思想名家》，第219頁。
(51)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10-12頁。
(52)戴維·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0頁。
(53)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久、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5頁。
[ 責編：李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