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處輝 孫曉冬:近三十年社會學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與本土化反思

　　內容提要：「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近四十年後，要實現理論自覺，社會學界有必要對學術研究的本土化進行系統的梳理與反思。通過對《社會學研究》雜誌創刊30年以來2248篇學術論文的分析，考察社會學重建以後的學術發展變遷歷程，研究發現：不同領域的學術主題在重建後都獲得了一定的發展，並且突出了中國社會學的主體性格、實用性格與學術性格；研究方法呈現出規範化傾向，注重理論框架或假設與經驗材料的相互結合，推動了社會學學科的科學化進程。基於上述發現，進一步提出社會學本土化存在的問題與反思，認為應當在批判方法論與知識形態、概念與操作化、特殊性與普遍性這三方面存在的誤解的基礎上，探索理論與經驗的結合，真正推動中國社會學從本土化的初級階段進入更為成熟的階段。

　　一、社會學本土化：問題與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社會學於十九世紀末被引入中國，它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強烈的主體性，即研究中國現實、力求為中國謀出路[1]。百年社會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重要階段：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為第一階段(初創期)，社會學經歷了傳入、建立和發展的過程，至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並取消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資格；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今為第二階段(重建期)，社會學經歷了重建、擴張並不斷完善的過程。在這兩個階段中，無論面臨怎樣的發展情境，中國社會學者都保持了兩個最根本的學術追求：一是致力於應用社會學知識服務中國社會現實，二是努力推動社會學學術研究的本土化進程。前者也被視為社會學的實用性格[2]，在第一階段反映為救亡圖存，在第二階段則反映為推動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在社會建設與文化建設等領域發揮社會學的作用與優勢[3][4][5]。後者則是本文關注的核心議題，這是探索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紮根、發展與創新的努力。在初創期和重建期，社會學者們都表達了近乎相同的本土化學術研究訴求，提出了「社會學中國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和「社會學本土化」等術語及相關論述[6][7][8][9][10]。既有的研究認為「中國化」是初創期老一代社會學先驅將社會學知識用於解釋中國現象這一思路的延續；「有中國特色」與「中國化」含義基本一致，只是更多地受到政治思想的影響；「本土化」是在批判性梳理國外社會科學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中國社會學理論設想的方法[11]。

　　本文不再對上述術語進行概念上的比較，我們關注的是它們背後所呈現出的中國社會學者對於學術研究發展的構想和實踐：在實現社會學紮根於中國社會現實的基礎上推動學術研究的創新。我們將上述構想和實踐界定為社會學的「本土化」，它不僅僅包括社會學應用層面的研究，還更多地被賦予了理論與方法層面的意義，是兼具現實意義與學理意義的學科發展目標與過程。社會學自十九世紀末傳入中國後，經歷三十多年發展，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12]，這時的社會學家普遍不滿於移植西方社會學思想而缺乏對中國社會自身的關注，進而提出了「中國化」的要求，這是社會學本土化的思想起源，也為社會學的發展「開闢了另一階段」[13]。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社會學恢復重建伊始，本土化問題就由於港臺學者的倡導而受到大陸社會學者的重視，相關研究強調從中國社會歷史與現實中提煉和創造社會學理論與方法[9][14]。在社會學重建前十年理論與方法的回顧與反思研究中，這一主題被列為理論研究的第一個問題[15]。

　　(二)社會學恢復重建後的學術研究本土化探討

　　1979年，中國社會學正式進入重建期[1]，儘管有部分經歷過初創期的學者繼續從事重建工作，但是在注重「補課」與「學習」的這一時期尚沒有大陸學者明確地提出社會學的本土化問題，社會學本土化的探討，是作為港臺以及海外華人學者關於社會學學科的發展經驗傳入大陸社會學界的。

　　1981年李沛良在《社會》雜誌創刊號上發文，從學術與應用研究以及組織化建設等方面為大陸社會學提供經驗[16]，其在《社會學研究》雜誌上發表的論文更為系統地總結了上述經驗，認為經歷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移植時期、七十年代的本土耕耘時期以及八十年代的繁衍時期，香港社會學的學術研究正在從「依附研究」(全盤接受西方社會學知識)向「切合研究」(提出切合實際的概念與命題)轉變[17]。1982年初中國社會學研究會發文介紹港臺學者金耀基與葉啟政等在1980年末舉行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中國化」臺灣會議上的論述，其主要觀點為中國社會學應當注重從本土歷史文化與生活經驗中提煉理論，社會學者應當在知識體系上自覺反省，擺脫長久以來對西方社會學的移植和依賴，實現學科與學術上的自力更生[18]。1985年劉宗秀進一步介紹了1983年初「現代化與中國文化」香港會議上部分學者對於社會學本土化的研究，認為應當從研究內容與材料的中國化、理論與方法的參考與適應、注重歷史與文化領域以及建立中國社會學等方面推動學術研究的本土化進程[19]。1986年初，華人社會學家林南對社會學本土化的討論刊載在《社會學研究》雜誌創刊號上，其將社會學本土化議題受到港臺與大陸學者重視的原因歸結為三方面：一是年輕學者在實踐中發現西方社會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和現實經常「格格不入」；二是大陸社會學者們在肯定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思想的前提下，認為這一理論也「不能完全了解所有的實際社會問題，也無法對這些問題逐一提出具體的解決途徑」，解決中國問題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自己的道路；三是遠東地區經濟的繁榮與政治的溫和趨向，讓社會學者們有機會發表意見。林南進一步認為，採取歸納演繹的方式從中國社會文化特性和民族性中建立理論並用經驗證據予以檢驗是本土化的主要方向[8]。楊中芳建議大陸社會心理學研究者拋棄傳統的「從師習性」，反對全盤引進西方研究模式，強調減少依賴性。在她看來，大陸心理學應當利用本土材料、創造本土概念並研究完整的「中國人」，應當提出解釋中國人行為的理論工具，建立自己的社會心理學，避免走臺灣社會心理學曾經走過的「冤枉路」[14][20]。

　　港臺及華人學者的本土化經驗，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及九十年代引發了大陸學術界的討論，學者們在肯定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前提下，從兩種思路出發探討社會學學術研究的本土化發展方向。第一種思路認為本土化的目標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學，強調中國社會學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只講傳統，而是重點研究人類社會共性下社會主義社會歷史與時代的特殊性[21][22][23]。部分學者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與「非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劃分方式，認為社會學本土化的目標就是批判繼承西方社會學進而「化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24]。第二種思路認為社會學學科本身並不存在「某國化」問題，社會學本土化應當建設區域性的社會學中國流派[9][25]。在這一過程中，需要首先系統學習與反思國外社會學知識，關注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當代社會生活，廣泛開展理論與經驗研究[26]，與此同時，注意借鑑民國社會學以及美國社會學的本土化經驗[27][28][29][30]，最終發展出中國社會學的理論以及研究中國社會的方法[10][31]。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本土化問題探討，構成了自三四十年代以後社會學本土化的「第二次浪潮」[32]。隨著本土化問題的思考不斷深入，部分學者也開始反思既有的本土化研究。周曉虹認為，中國大陸社會心理學的本土化研究在當時缺乏相應的理論準備和技術手段，缺乏對世界主流社會心理學的了解吸收和批判，是由港臺社會心理學引發的外源性本土化探索，認為「本土化的最終目標不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心理學；而是參與甚而影響世界主流社會心理學的發展，使中國的社會心理學能夠成為世界社會心理學知識體系的一部分」[11]。李培林認為部分研究者「把關於中國社會『特殊性』的命題擴展到中國的研究和學術的『特殊性』上」，本土化不意味著建立一門新的學科，而是在堅持學科基本邏輯與規則的前提下探索中國社會的普遍性與特殊性[33]。李強認為，對社會學本土化問題自覺討論並取得一定共識，反映出中國社會學者的反思性，但認識到本土化的重要性與如何實現本土化是兩回事，他提倡吳文藻先生的思路，即建立中距理論(middle range theory)以實現學術研究的本土化[34]。趙旭東提出了「超越本土化」的反思，認為既往關於從本土文化脈絡中發掘對中國社會的理解混淆了本土文化的複雜性與不同文化的交流互動，進而導致本土化問題成為一個「虛假問題」，學術研究的本土化不可能在自我封閉和自我想像中實現，而應當在文化接觸與交流中尋找出路[35]。

　　上述學者的反思令我們注意到，重建期本土化探討興起的八十年代中期，社會學的發展尚不足十年，當時全國的社會學系與研究所總計只有十餘個，只有「江蘇小城鎮研究」「五城市家庭研究」等少數幾個課題，學者隊伍建設不足且對社會學學科的了解不夠充分，如周曉虹所言當時的社會學尚未在理論與技術上達到承擔「社會學本土化」這一主題的成熟度，重建期的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在本土化討論興起與發展之時仍舊是以學習、補課和應用為目標，二者之間的關係是脫節的。《社會學研究》編輯部將這種脫節總結為「片面理解社會學的中國化」問題[36]。儘管存在一定的問題，關於社會學本土化的討論仍舊為中國社會學日後的發展確定了大方向，在社會學內部形成了基本的共識，即在向歐美社會學學習與交流的過程中開展理論與經驗研究，進而推動中國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的本土化。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以後，社會學界的「本土化」進程從討論走向實踐，努力從研究主題的多樣性與研究方法的規範性，推動社會學這門學科的進步。本文以《社會學研究》雜誌創刊30年以來所有學術論文為分析對象，考察社會學重建以後的學術發展變遷歷程，最後通過總結與反思提出筆者關於社會學本土化的相關思考。

　　　二、近三十年學術研究的變遷：以《社會學研究》雜誌為例

　　社會學學術研究在過去三十餘年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我們選擇中國大陸社會學的《社會學研究》雜誌自1986年創刊至2015年末共30年的所有學術論文，以此考察國內社會學界學術研究的不同選題方向與研究方法的發展與變遷。選擇《社會學研究》雜誌的原因有兩方面：社會學學術發展階段與期刊定位。首先，根據既往關於社會學發展階段的研究，重建早期(1979-1985)的主要工作，一是通過建立社會學專業系所和地方社會學學會的方式恢復研究機構，二是通過舉辦培訓班、聘請海外教授以及創辦社會學專業班的方式建立學者隊伍，三是開展一定的經驗研究[37]。在研究方法方面，1979年到1985年屬於「學習時期」，主要工作是通過開展方法班來學習美國的定量研究方法，至1986年以後才進入實踐與提高時期[38]。綜合上述觀點，1986年以後的中國社會學基本從「補課」階段步入「實踐」階段，真正從以組建社會學學科為主進入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並重的時期。其次，《社會學研究》雜誌是中國大陸最具權威性的社會學專業期刊。根據閻鵬對社會學學術成果的考察，早期有6種公開出版的學術期刊，有10餘種內部不定期出版的期刊，其中《社會學與社會調查》《社會學探索》和《社會學與現代化》偏重調查研究，《國外社會學》(內部)則偏重理論述評。1980年創刊的《中國社會科學》雜誌是社會科學類最具權威性的綜合性學術刊物，只包括少部分社會學學術論文；1981年上海復旦大學分校社會學系(現上海大學社會學院的前身)創辦的《社會》雜誌是中國第一個社會學期刊，但是其早期「近乎於通俗性刊物」[1]；1982年創刊的《青年研究》雜誌則主要發表以青年群體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論文；《社會學研究》雜誌是在內部發行刊物《社會學通訊》和《社會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於1986年1月創辦發行的學術刊物，自創刊起每年發行6期，這是中國社會學最具規範性與權威性的專業學術刊物，所發表論文涵蓋社會學的全部研究主題。綜合考慮，相比於其他學術刊物，《社會學研究》雜誌最適於分析重建後的社會學學術研究的變遷過程。

　　(一)研究選題之分布

　　本文提取出《社會學研究》雜誌發表的2248篇學術論文①題目——包括主標題與副標題——作為文本分析的材料。我們首先對文本進行分詞，隨後對分詞結果進行人工篩選，剔除了如「問題」和「研究」等通用名詞、「考察」和「分析」等動詞以及無特殊指向意義的數詞與介詞，另外剔除了意義不明確的通用單字，最後選擇出現頻次超過20的125個詞彙進行分析，其結果通過詞雲可視化的方式予以呈現(如圖1)。

　　圖1清晰直觀地呈現出過去30年間《社會學研究》學術論文題目的分布。其中，理論一詞出現的頻次最高，這也體現出中國社會學的學術性質；農村、城市、社區與組織等區域層面的詞彙頻次較高，說明重建後社會學依舊保留了社區與社會組織的研究傳統；現代化進程推動了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出現，因此當代、市場、結構與變遷等詞也佔據相對重要的位置；文化、傳統與心理等詞彙在圖1中位置突出，這反映出與文化相關的問題在中國社會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家庭、性別與人口等體現出重建後社會學對於家庭問題的研究旨趣；制度問題是社會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表現為制度、政策與保障等詞彙；此外，職業、流動、階層等，以及關係、網絡與資本等詞彙出現的頻次也很高。考慮到機器編碼和人工篩選依然可能存在的偏誤，以及論文題目與論文研究主題之間可能存在的差異，我們不能僅依靠詞雲統計圖來代表中國社會學的學術研究主題分布，還需要依據論文內容進行更為細緻地劃分。

　　我們首先考察了既有的劃分標準：周貴華對《全國報刊索引》1979-1987年發表的社會學文章進行了文獻分析，將社會學的研究主題分為總論、理論與歷史、方法、社會結構分層等10個類別[39]；魏屹東和邢潤川對《社會學研究》雜誌1986年到1995年的學術論文進行了文獻計量分析，將論文主題分為社會改革與發展、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社會史與社會學史、文化教育與社會心理等11個類別[40]；李培林等主編的《社會學與中國社會》一書將社會學研究主題分為個人與社會、社會結構性差異、社會制度、社會轉型與社會變遷、社會安全與社會建設5類共計27個主題(若包括社會學史則為28個主題)[41]。參照既有的分類以及本文對標題的詞雲統計，我們將論文主題分為11個大類：國外社會學理論，方法論與研究方法，中國社會思想史與社會學史，家庭、性別與性，社區與社會組織，社會網絡，文化、宗教與社會心理，社會分層與流動，經濟轉型與結構變遷，社會制度與社會政策，書評。我們對2248篇學術論文逐一考察與分類，統計出每一主題在當年的論文數，其結果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由於每一年所發表的學術論文總數不同且存在較大波動，如前十年學術論文總數都在90篇左右，少數年份(1988年與1993年)甚至超過100篇，而後二十年則多在70篇左右，橫向比較每一主題每年所發表的論文數量以及縱向比較其年份之間的波動都可能存在偏誤，因此我們計算出每年每個主題的論文數佔當年學術論文總數的百分比(如表1、2、3)，此外，我們統計出前、中、後三個十年期的每一主題論文所佔比例(如圖2)，以此為基礎進行橫向與縱向比較更具標準化意義。

　　圖1 《社會學研究》學術論文題目詞雲可視化圖(1986-2015)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及九十年代具有「外源性」特徵的本土化討論，引發了大陸社會學對於西方社會學知識的反思，這種趨勢在國外社會學理論這一主題上表現明顯，1989年以後這一主題的學術論文所佔比例從前三年的波動上升趨勢快速降低，至九十年代中後期下降至5%左右，直到二十世紀末以後，學者們逐漸意識到本土化的前提首先是系統地學習既有的國外社會學理論，因此除了個別年份外，這一主題的相關論文比例在1998年後波動上升並在後期保持了較高比例。方法論與研究方法方面，除了前幾年保持相對穩定的比例外，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則保持了每三到五年有一次方法選題的集中討論趨勢，選題則從八十年代中期的方法論和調查問卷設計等問題逐漸轉向後期的模型介紹與應用、問卷效度檢驗、個案研究技術等具體研究方法問題，適應了社會學界重建以後經驗研究發展的需要。重建之初社會學面臨的重大問題是如何在人文社會科學系統中找到學科位置以及如何論證學科合法性，中國社會思想史與社會學史的研究通過對傳統社會思想的社會學解讀以及社會學自身發展的考察承擔了這項重要工作，此外，重建初期可用的數據材料和調查資料都很有限，一些具有歷史學功底的學者選擇通過對歷史材料的考察為社會發展提供思考與建議，這些都是前十年這一主題論文所佔比例(10.59%)相對較高的重要原因。然而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關於中國社會思想史與社會學史的論文除個別年份外均不超過5%，我們認為其原因或許是多方面的，如社會學學科逐漸受到認可、調查資料的不斷豐富以及人才培養中缺乏史學訓練等。書評在2005年以前基本是零散地出現，只在2005年至2011年之間書評呈現出短暫地「井噴」現象，近幾年則被關注某一理論或者經驗研究領域的主題述評所替代。

　　圖2 《社會學研究》學術論文比例主題統計圖(1986-2015)

　　受到初創期社會學傳統、美國實證傳統以及政治力量要求的影響，重建後的中國社會學被認為具有「實用性格」，重視經驗層面的學術研究[1][2]。實用性格在本文的統計分類中得到呈現，以經驗取向為核心的研究主題共有7個。

　　家庭、性別與性問題是中國社會學最早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重建初期的三個主要項目就涉及家庭研究領域(即「五城市家庭研究」)，自1986年至1990年論文比例處于波動上升狀態，直至二十一世紀初都保持了較高比例，2004年後則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但是2013年以來隨著生育政策的變遷，家庭、性別與性主題成為關注的焦點之一，相關論文比例也有回升。

　　社區與社會組織是重建後在《社會學研究》雜誌上出現頻率最為穩定的經驗研究主題，除個別年份外都在10%上下，反映出社會學對於城市社區、鄉村社區以及相關社會組織運行的持續關注。

　　社會網絡是一個具有社會學特色的研究主題，儘管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關於社會資本、人情、關係網等問題的研究有所增加，總體來看其論文所佔比例相對較低(3.35%)。作為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化大國，探索現代化背景下傳統與現代的文化與心理變遷以及其背後的社會力量成為重建後大陸社會學的核心議題之一。

　　文化、宗教與社會心理主題在《社會學研究》雜誌上出現的頻率除少數年份外都在10%以上，前十年論文所佔比例(16.57%)在經驗研究主題中最高，後二十年雖然有所下降，但總體上看仍是經驗研究中第二大研究主題。

　　社會分層與流動作為社會學的經典議題得到了持續的關注，除少數年份外都在8%左右，在三個十年期的波動也相對穩定。經濟轉型與結構變遷主題的比例分布則呈現出明顯的時段性特徵，從1986年至1998年多數超過了10%，而1999年至2015年則全部處於6%及以下，以至於後十年這一主題的論文比例(2.92%)在經驗研究中只高於社會網絡，遠低於其他研究主題。

　　社會制度與社會政策相關研究的熱度在三個十年期中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後十年論文幾乎佔到所有論文數的四分之一(23.79%)，少數年份(2009、2012年)甚至超過了30%，對制度與政策設計、實踐、效果以及反思的研究成為所有學術研究主題中比例最高的議題，這是大陸社會學重建後「實用性格」的鮮明體現。

　　(二)研究方法的規範化

　　在對研究方法進行考察之前，我們首先明確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範圍，即「社會學研究方法指的是社會學『經驗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理論研究』的方法」[42]，因此本文是在《社會學研究》雜誌近三十年間發表的經驗研究論文基礎上討論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發展與變遷。總體上看，社會學研究方法的規範化程度不斷提高，從學術論文來看表現為資料選取和論證邏輯的規範化。

　　近三十年來，定性研究在資料選取方面更加注重從一手文獻、訪談資料以及實地考察材料中選取具有典型性的資料。以實地研究為例，風笑天和田凱曾對《社會學研究》雜誌1986年到1996年的實地研究論文進行分析，認為只有20%的研究對案例的典型性進行了說明[43]，這一比例在近十年有了明顯提升。在論證邏輯方面，定性研究的規範化程度也逐漸提高，在前二十年的定性研究論文中，多數論文缺少系統的文獻回顧與明確的理論支撐，導致理論與材料之間存在脫節，而近十年的論文逐漸向「問題提出—理論框架選取—結合材料分析—結論與討論」的規範化路徑靠攏，注重通過一手材料檢驗理論概念或者以後者解釋前者。

　　圖3 《社會學研究》定量研究論文方法面積圖(1986-2015)

　　定量研究資料主要來自問卷調查資料，隨著二十一世紀以來部分大型全國性社會調查的開展(如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等)，這部分數據相對之前的數據有了更好的代表性與科學性。在論證邏輯上，「洋八股」的規範性邏輯——即「問題、理論(文獻)、假設、數據、測量、方法、發現和結論」[44]——逐漸成為定量研究的主流，從早期注重對現象的描述轉向後期注重對變量因果關係的考察。我們將定量研究論文的論證邏輯劃分為兩類，即描述性分析和因果分析，則過去三十年間的發展演化趨勢如圖3所示。

　　圖3上半部分(淺灰色區域)為描述性分析論文佔定量論文總數的比例，下半部分(深灰色區域)為因果分析論文的比例，二者面積之和為定量研究論文佔總論文的比例。在前兩個十年期，定量研究的論文比例相似(均為26%)，近十年的比例則略有上升(31.13%)。從總體上看定量研究所佔比例並不高，在過去三十年中從未超過40%，考慮到《社會學研究》雜誌在社會學界的權威性與代表性，我們認為部分關於社會學定量研究「過度發展」「比例過高」以及「容易發表」等評價是缺乏依據的主觀判斷。從論證邏輯來看，定量研究論文對於因果分析方法的應用不斷增加，而對於描述性分析方法的使用則不斷減少，以2004年和2005年為界，之前的研究傾向以描述性分析方法(如列聯表分析)來考察某一現象的特徵與變化趨勢，之後的研究則傾向於以因果分析方法(如回歸分析模型、傾向值分析以及結構方程模型等)考察變量間的作用機制。近十年來，因果分析的論文數佔定量研究論文數的比例超過80%，逐漸形成了以假設檢驗為核心、以回歸模型為方法的規範化論證邏輯，推動了理論假設與經驗數據之間的相互結合。

　　(三)小結：學術研究所取得的進步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學像中國社會學這樣命運多舛……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在20世紀30、40年代，曾被認為僅次於北美、西歐。但是在1978年，中國沒有一名社會學專業人員」[45]。費孝通曾在「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十周年紀念會」講話中談道：「一門學科揮之可以即去，呼之不一定就來，要打斷一門學科很容易，這個學科在人們腦筋裡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可是要長出一門學科不是那麼容易的」[46]。自1979年3月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社會學學者在學術研究領域為社會學學科在中國的紮根和發展做出了不懈努力並取得了長足進步，我們將這三十年學術研究所取得的進步總結為如下三點。

　　首先，重建之初社會學學者對於社會學基本問題、研究對象以及學科地位的一系列學術討論論證了社會學存在的合法性[47][48][49][50]，為社會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提供了重要的學理支持，也為社會學的發展爭取了穩定的學術環境。

　　其次，不同領域的學術主題在重建後都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其中，國外社會學理論、方法論與研究方法這兩個主題的發展集中反映了社會學的「學術性格」；對國外理論與方法的專題研究從早期注重引進與介紹到後期注重解釋與應用，以及注重挖掘中國社會與社會學特點的中國社會思想史與社會學史研究，都體現出重建後中國社會學的「主體性格」。經驗研究主題眾多且佔論文總數的比例更多(論文比例排名前五的主題中有四個經驗研究主題)，都反映出重建後社會學的「實用性格」。不同主題的研究注重使用或者創造一些具有本土色彩的分析性概念如「小城鎮」「農民工」和「單位制」等，並通過經驗材料予以解釋或驗證，注重挖掘與解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中國經驗。

　　最後，研究方法呈現出規範化傾向，無論是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都在資料選取和論證邏輯上更為嚴謹，注重理論框架或假設與經驗材料的相互結合，這種規範化傾向提高了研究結論的可信度，也從總體上推動了社會學學科的科學化進程。

　　三、中國社會學本土化學術實踐的問題與反思

　　自中國社會學重建伊始，大陸社會學學術研究的「本土化」問題就受到各地學者們的重視並引發了諸多討論[8][9][20][27]，綜合對本土化的諸多設想和定義來看，其終極目標是「理論和方法的形成」[10]，考慮到具體研究方法的普遍性特徵，我們認為，學術研究本土化的核心其實是實現理論創新。

　　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學學術研究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遺憾的是，這種進步存在嚴重的失衡，即經驗研究發展迅速與理論研究發展緩慢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早期的綜述性研究將重建後社會學的主要性格歸納為「實用性格」，我們通過對過去三十年間《社會學研究》雜誌所發表的學術論文主題的統計證實了這種實用性格的延續性，然而必須要說明的是，我們發現實用性格的背後其實是理論創新的不足，表現在國外社會學理論的研究重在闡釋而缺乏對話與創新，中國社會思想史與社會學史的研究嚴重缺乏，方法論與研究方法的研究重視具體方法而忽略方法論問題。在社會學重建十年之際，雷洪對社會學學科研究的總結就已經發現社會學缺乏理論研究的宏觀性、層次性和系統性這一問題[51]；重建二十年之際，《社會學研究》編輯部對於學術研究的總結與反思也發現了社會學缺乏整體性、系統性且具有深度的理論研究不足[36]；再結合本文的考察結果，我們認為，社會學學科長期以來重經驗、輕理論或許已逐漸成為一個不那麼值得全面肯定的「傳統」，不僅如此，在學界已經認識到理論研究不足以及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相脫節的情況下，對理論研究的關注仍舊處於呼籲階段，關於如何改善這種狀況尚缺乏細緻的討論。

　　中國社會學應當如何推動理論創新，進而實現學術研究的本土化？當我們再次提出這一問題時，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即為理論創新的時代性，十九世紀的社會學先驅們可以通過概括或者思辨來創製概念和命題，二十世紀的社會學理論家可以通過綜合與批判來建立或重建理論體系，然而隨著理論體系的不斷完善，二十世紀末以後社會學已經無法重複前人的理論推導路徑，在這種情況下，以理論與經驗相結合的方式來推動理論創新就成為一個可行的路徑。在我們看來，推動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的結合需要從三個維度——方法論與知識形態、概念與操作化、特殊性與普遍性——探索對話的可能性，當前的學術情境中，我們首先需要批判關於上述三個關係的誤解。

　　首先，在方法論與知識形態維度，社會學界長期存在將實證研究等同於經驗研究的誤讀。對於這一問題，蔡禾和趙巍曾在1994年《社會學研究》雜誌上專門發文予以糾正[52]，然而對這一問題的誤讀並未減少，近年來甚至出現了將定量研究等同於實證研究的說法，以至於部分學者需要強調實證研究本就具有的「理論導向」，為實證研究的發展進行指導和辯護[53]。我們認為有必要再次予以明晰實證研究、經驗研究和定量研究是不同維度的研究：實證研究反映出方法論上的實證主義取向，與其相併列的是反實證主義取向[54][55]；經驗研究是指知識形態的經驗層面，與其相併列的是理論層面；定量研究反映出經驗研究的定量方法，與其相併列的是定性方法[42]。因此，定量研究不等同於經驗研究，實證研究也不等同於經驗研究，定量研究更不等同於實證研究。無論是注重假設檢驗的實證主義研究還是注重解釋與理解的反實證主義研究，都強調理論與經驗的相互結合。當前部分學者仍舊將實證研究等同於經驗研究或者將量化研究等同於實證研究，或者出於對實證研究存在「與理論研究相對立」「不可能實現理論創新」等誤解而非個人興趣反對其發展，均不利於社會學學術研究中理論與經驗的結合。

　　其次，通過前文對於社會學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的考察，我們認為無論是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的論文都存在方法論上的經驗研究方法與社會學理論相結合的趨勢，即從理論概念或命題出髮結合材料予以解釋或檢驗。然而上述趨勢只存在於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內部，它們之間缺乏對話與溝通，往往是定性研究熱衷於不斷提煉「新概念」(求新)，而定量研究熱衷於將既有的理論概念操作化為變量予以檢驗(用舊)。針對這一問題，仇立平曾經提出過「操作定義」的解決辦法，即先用定性研究方法建立一個能說明社會現象變化發展的理論概念與框架，然後用定量的方法確定各種影響因素的變量，經過數學模型予以驗證，再運用定性方法發現和歸納出社會現象變化發展的規律，這是一種假設、檢驗、歸納的方法[56]。遺憾的是，這種解決辦法未能考慮一個前提性的問題，即理論概念如何操作化為變量指標？現實往往是這樣一種情況：定性研究提出的概念——尤其是一些具有操作化可能性的概念——由於概念提出者缺乏檢驗的意識而無法證明其信度與效度；定量研究者出於學術嚴謹性傾向於選擇已經被證實過具有操作化信度與效度的概念予以檢驗，而不去選擇定性研究提出的概念。後果則是，定性研究的部分概念即使可能具有理論普遍性，也由於缺乏操作化檢驗而不受重視，成為一系列缺乏聯繫的孤立性概念；定量研究傾向於在既有的理論概念中尋求操作化檢驗，產生大量的重複性研究結果。因此，如何減少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概念與操作化問題上的分歧成為推動理論與經驗相結合的不可忽視的重大問題。

　　最後，早期關於學術研究本土化的討論強調必須從中國傳統與中國經驗(或曰「族性」)中發掘理論創新的可能性[8][9][20]，上述論調強調文化傳統與生活經驗的特殊性，鼓勵學術研究走向生活、走向經驗與走向個別。由於當時的社會學還未做好本土化的理論與技術準備[11]，上述強調特殊性的本土化思想與學術實踐不僅未能起到實際效果，還可能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如李培林所言，「具有繼承性的對中國社會結構或文化的『特殊性』的強調，是很有意義的，但在學術上也是有陷阱的，它有可能使人們把最終將匯入普遍性的特殊性，當作一種持久的特殊性……進而把關於中國社會『特殊性』的命題擴展到中國的研究和學術的『特殊性』上，那就更進入誤區了」[33]。理論研究的重心是發掘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概念與命題，最終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理論或方法論，經驗無論具有何種「深刻性」，都不能依照經驗的特殊性建構理論。此外，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誤讀還存在於個案分析與抽樣調查的結論可信度方面，這種源自社會學實證主義與反實證主義方法論的爭論本是推動社會學學術多元化的動力，現實中卻往往演化為「我有一個朋友和你的調查結果不同」或「你的案例在別處不適用」的意氣之爭。因此，正確處理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關係是理論創新的重要前提。

　　儘管存在上述誤解，我們仍要肯定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社會學在學術研究上的進步，這些進步突出地體現在從理論到經驗的「自證」邏輯上，即用一套邏輯緊密的理論推導對經驗材料進行假設檢驗或者理解解釋，在理論、研究方法和經驗材料的規範性應用上完成了學術研究本土化所需要的準備。如上文所言，社會學理論創新的時代背景決定了直接從經驗中提煉理論具有較高難度，我們認為本土化的下一步應當是通過理論和經驗相結合的方式實現理論創新，這種方式就不僅是從理論到經驗，更多的是要從理論到經驗再到理論，前者是自證的邏輯，後者則更多地要依靠「他證」邏輯來實現。所謂「他證」邏輯，是指通過一類或者多類同一維度的比較方法推導與提煉概念、命題或者理論，其核心是對話。我們在上文中批判了可能阻礙社會學理論與經驗相結合的三種誤解，就是在為對話尋求可能的路徑。對於方法論與知識形態的誤解的批判，旨在說明對話要在同一維度進行，即經驗材料只能與經驗材料而不能直接與理論概念或者理論命題對話，只有經過理論推導和經驗材料分析得出的理論概念才能與理論概念對話，同理，概念、命題、方法論等都應當和同一維度的研究對話，否則只能是各執一詞，不利於學術研究的規範化和本土化。對於概念與操作化的誤解的批判，其實並不僅僅是從學理上反思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對話的阻礙，我們認為，這種誤解的主要原因不是方法本身，而在於學者群體，只有在定性研究者和定量研究者主動交流對話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推動概念與操作化誤解的消除。定性研究者可通過與定量研究者合作或者在其團隊中招募定量研究人員的方式，將定性研究提出的具有操作化可能性的概念操作化為變量進行分析與檢驗，如果變量具有較好的信度與效度則可能會增加這一概念被定量研究接受的可能性；定量研究者也可通過相同的方式，在既有的變量體系之外尋找新的變量，並且將已經檢驗的概念或命題通過定性研究對其進行改良與修訂，進而推動研究成果的切合性並增加其被定性研究接納的可能性。

　　對特殊性與普遍性誤解的批判，旨在尋找「他證」邏輯的不同方向，這是在經歷從理論到經驗的檢驗或解釋之後，再通過多視角的對話尋求普遍性基礎上的特殊性，是從經驗分析結論回歸理論的途徑。我們認為，普遍性基礎上的特殊性具體包括四個方面。首先是生物性基礎上的社會性。儘管社會學學術研究的核心是發現和總結社會發展運行的規律，我們也必須承認社會是在個人基礎上產生的。人類作為活的有機體的基本屬性是生物性，因此致力於解釋人類行為的社會學理論應當與生物學已經建立的普遍性原則和規則保持一致[57]。無論社會學者如何強調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在人類行為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都不能忽略人的生物屬性。因此我們認為社會學理論的發展應當是在人的生物性與人的社會性的辯證統一中不斷被檢驗。其次是歷史傳統上的當代變遷。社會發展是建立在人類社會歷史演進基礎上的，社會學者對當代社會的研究應當與對歷史傳統的研究相結合。這就要求學者們在學術研究過程中重視社會史、社會思想史與社會學史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上述研究中的中國部分是學術研究本土化的重要源泉[27][58][59]，從歷史與現實對話的角度發揮社會學的想像力，分析社會現象變與不變的規律，從而總結與提煉出社會學理論概念、命題與框架。再次是學科合作中的社會學特色。當代社會的複雜性、多元性和時空壓縮性推動了學科之間的合作以更好地解釋與理解社會現象。社會學是綜合性較強的學科，它可以與多數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合作。隨著信息科學的發展，社會學和自然科學學科之間的合作也逐漸具備了技術上的可能性，如社會學與生物學、社會學與物理學等。當然，學科合作不意味著合作的隨意性，不能「撿到籃裡就是菜」[49]，而是應當保持社會學的理論追求。我們認為，多學科之間的對話有可能推動社會學理論在更廣的維度上接受檢驗與挑戰，從而推動社會學理論創新的進程。最後是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國經驗。本土化並不意味著拒斥全球化或國際化，二者也不是如部分學者認為的「互逆」關係，中國社會尚且不能擺脫全球性的現代化擴張，中國社會學如何能獨立於全球化之外呢？全球化背景下社會學者不能單純以傳統的概念範疇考察現象的普遍性與特殊性[60]，而應當以超越民族國家的視角將中國經驗與國際經驗進行比較與對話，提煉新的概念與命題，使得解釋中國經驗的本土化理論隨著中國影響力和中國現象的全球化擴張而被世界承認，進而能夠在國際主流社會學中發出中國聲音。

　　社會學本土化的目標是形成中國社會學理論，這種觀點已成為學界的共識。我們認為，社會學的本土化應當包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挖掘具有理論潛力的學術概念；第二階段是由上述概念建構邏輯緊密的命題；第三階段是通過上述命題搭建理論體系。重建後的中國社會學在三十餘年中已經基本完成了學習和補課的要求，在理論介紹和研究方法上也做到了與世界主流社會學相同步，並且通過對學術研究規範性的實踐形成了從理論到經驗的嚴謹的自證邏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社會學已經邁入本土化學術研究的成熟階段。誠然，社會學在過去三十年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分析性概念，然而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社會學卻未能提出具有理論潛力的學術概念，我們也未能找到可以圍繞之建立理論命題的學術概念，基於此，我們仍舊認為當前社會學學術研究尚處於本土化的初始階段。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中國社會學無論是在機構建設②還是在學術研究上都取得了長足進步，在國家推動和社會學學者自身努力的雙重作用下，社會學已經成為改革開放後發展速度最快的社會科學學科之一，與重建初期具有外源性特徵的本土化探討相比，當前的社會學已經逐漸具備了學術研究本土化的理論與技術實踐能力。社會學學術研究本土化的下一步，應當是立足社會學的學科視角與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在「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係，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基礎上[65]，發揚百年社會學傳承下來的「實用性格」與「學術性格」，從偏重中國問題研究到中國問題與中國理論並重，從歷史與現實、中國與國際、理論與經驗等多維度的學術對話中探尋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行動與思想的真邏輯，實現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理論創新，真正推動中國社會學從本土化的初級階段進入更為成熟的階段。

　　①自1986年1月至2015年12月，《社會學研究》共發行180期，總發文量為2885篇。其中學術信息、會議紀要、會議講話、機構簡介、目錄與編輯部聲明等共計637篇，根據本文的統計，前十年(1986-1995)、中間十年(1996-2005)和後十年(2006-2015)學術信息等佔總發文數的比例分別為29.86%、18.46%和13.86%。尤其是近五年(2011-2015)的學術信息等內容所佔比例僅為3.63%。這種遞減趨勢說明，隨著近年來專業的社會學網站(如中國社會學網)、相關社會學微信公眾平臺(如「社會學研究雜誌」)等信息發布平臺的建設，《社會學研究》雜誌逐漸成為更加專業化的純學術刊物，這也反映出社會學學科的成熟化和內部分工的專業化趨向。

　　儘管上述文章在信息發布和傳播渠道遠不如現在發達的重建初期起到了重要的擴散社會學信息與拓展學科影響力的作用，考慮到本文的研究目的，我們依舊對其進行了剔除處理，餘下的2248篇學術論文即成為本文的分析樣本。

　　②通過作者可查詢的官方資料，社會學重建後已經在教學與科研機構的建設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首先，截至2012年，中國大陸已經有190個社會學(社會工作)系所或其他教學機構[61]，四個教學機構被評為國家重點學科(其中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係為國家一級重點學科，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南京大學社會學係為國家二級重點學科)[62]。截至2016年，大陸有33個院校招收社會學方向博士，112個院校招收社會學方向碩士[63]，相比於1986年的9個系所，社會學教學機構的擴張令人矚目。研究機構方面，除中國社會學會這一權威組織外，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區也成立了社會學學會組織。截至2012年，中國社會學會下已經有理論社會學、家庭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等20個專業委員會[64]，分支學科逐漸增加意味著社會學的樹形結構已經逐漸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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