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重要的社會研究範式，定性研究的方法論一直受到國內外社會學研究者的廣泛關注。然而，定性研究的方法論存在著系統性不夠強、理論與方法的關係模糊、方法論與研究技術相脫節等問題。對於定性研究的方法論困境和實踐困境，如果從研究方法教育的角度來解讀，或能另有收穫。本文對社會學重建以來研究方法教育現狀及歷史的探討，希望從新的角度來反思定性研究方法的困境，並進一步審視當前中國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態勢和前景。
一、中國大陸社會學研究方法教育的現狀
《社會學研究方法》課程是社會學專業本科階段的重要基礎課，它的理路形塑了社會學研究者在入門階段的學科認識，對他們未來的研究風格和職業路徑產生了重要影響。根據教育部陽光高考網2016年的數據，中國大陸目前已有94所大學開設了社會學本科專業。在這94所高校中，本研究共搜集了83所大學社會學本科專業的培養方案，希望藉此透視中國大陸目前的研究方法教育現狀。
（一）課程比例
83所高校的社會學專業在本科階段共開設研究方法類課程330門，其中與定性研究緊密相關的課程有39門，佔比11.82%。330門課程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兩類：直接課程與間接課程。在39門定性研究方法課程中，間接課程有7門，直接課程有32門，二者的比率為0.219，與總體參數1.308相差很大。
總的來說，定性研究方法課程的比例僅為11.82%，遠低於美國大學約50%的比例，同時，與定量課程相比，定性方法的輔助課程比例很低，這說明了定性研究在配套研究技術上的發展和傳播都遠落後於定量研究。
（二）開課學期
在同一個培養方案中，定性研究方法往往屬於較晚開設的課程。在83個調查對象中，沒有任何一所高校將定性研究方法開在所有方法課程的最前面，絕大部分高校都採取了先行開設量化方法課程的做法。
（三）課程設計與教材
絕大多數社會學院系都會設置一門講授「社會學研究方法」的主幹基礎課，對於這門課，83所高校使用的社會調查研究類的教材主要介紹問卷調查以及相應的統計資料分析，基本不涉及常見的定性研究內容。
二、主流研究方法教材中的定量思維
以目前影響力最大、認可度最高、應用最為廣泛的風笑天的教材為例（以下簡稱《教材》），我們不難發現其中包含著一些會給定性研究造成困境的概念框架和技術語言。
（一）以定量思維為中心的方法論話語
1. 定性研究和實證主義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存在著兩個方法論導向，一是實證主義，二是人文主義。然而實證主義並不等同於定量研究，人文主義也未必都採用定性研究。我們不宜將「實證/人文」的二分和「定量/定性」的二分混同起來，更不宜在這種混同的基礎上進一步編織一套方法論的整體話語。然而《教材》正是這麼處理的，在把定量研究等同於實證主義，把定性研究等同於人文主義之後，實證取向的定性社會學就無法在學科的入門教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2. 定性研究和價值中立
《教材》中提到，定性研究者認為事實和價值無法分離，而定量研究者努力做到價值中立。這種講法相當含糊，它同樣會給嘗試進行定性研究的新人帶來概念上的混亂。在社會科學哲學的論域中，「價值中立問題」只有在現代與後現代之辯的語境下才會出現。雖然，現代/後現代之辯和定量/定性之辯有時纏繞在一起，但二者的區別還是很明顯的。如果為定性研究打上反對價值中立的標籤，那麼大量的定性研究都被置於「科學」、「客觀」等概念的反面，從而不得不在經驗研究中背上沉重的理論包袱。
3. 理論和經驗
要不要數學化，這是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之間最明白也是最重要的分歧。對定量傳統來說，理論應當成為一種可以被數學方式予以經驗檢驗的命題。按照常人方法學的觀點，社會學理論的任務非但不是提供一系列的可以通過數學方式予以檢驗的經驗命題，反而是要通過破壞方法來揭示和反思上述經驗命題的誤區；大量採用結構主義方法的人類學研究在對待理論時所表現出的態度不同於量化社會學，理論不是一個帶有自變量與因變量的因果命題，而是對人類心智固有屬性的準確描述。他們認為，這種準確描述是一種深層的整體結構，它不能通過運算來得到。
4. 概念和測量
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對於語言的認識有著重要差異，定量研究強調使用數學化語言，批評日常語言的模糊性。定性研究使用日常語言來描述和分析社會現象，對概念所做的是一種語義學定義，而不是定量研究中所使用的測量操作定義。對定性研究者來說，語詞與世界之間的聯繫不適用於符合論，而適用於一種關係論。對於研究者在解釋現象時所創造出的概念，不少定性研究者也採用相同的理解，不能因為研究者沒有對自己提出的概念提供一個精確的測量方法，就貶低這一概念乃至研究方法的「科學性」。
（二）以定量思維為中心的技術語言
以量化語言為核心來建立大一統的方法論話語，這種做法給定性研究釘上了「原罪」，這種話語在研究技術部分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客觀化」和「正當化」。
總之，主流的研究方法教材雖然嘗試囊括定量與定性兩種傳統，實際卻被定量思維所主導，給定性研究帶來了削足適履之感。它給初入學科的新人注入了一種觀念結構，使得他們在日後接觸定性研究時，或是產生質疑以致拒斥，或是帶來沉重的方法論包袱。
三、融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回顧與展望
（一）學科重建以來的思想脈絡
現階段研究方法教育所表現的定量文化是和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的思想傳承分不開的。在第一屆南開班（1981—1982）中，《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基礎》，同《現代社會研究方法》一起，成為當時大陸最流行的兩本教材。這兩本教材都帶有濃厚的美國社會學定量研究的思路，其影響延續至今。
在學科重建之初，在定量取向的研究方法教材及其科學話語剛剛引入並逐漸傳播時，中國社會學界就已經出現了不少批判聲音，比如李小方、張小山、張網成、林彬、項葵等人分別從詮釋社會學和現象學等理論角度對自然科學取向的社會學研究提出了反思性的意見。回過頭來看，儘管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已經對峙了30餘年，但直到現在，不少研究者在批判定量研究時所給出的意見都沒有超出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上述學者所闡述的理由。伴隨著這些批判話語，中國大陸的量化社會學研究得到了長足發展，也逐漸暴露出了許多實際問題。這些問題既引發了一些來自內部的建設性的批評也引發了一些來自於其他研究傳統的批判意見。
隨著內生性問題的提出，定量研究的學術生產迎來了又一輪的繁榮，但以此離析出的新的因果關係能帶來多少新的知識價值，這是一個相當存疑的問題。
風笑天在社會學重建後的近40多年裡一直跟蹤研究方法領域的學術進展，他以10年為周期，撰寫了一系列回顧總結性的論文。定量與定性的爭論在每個周期裡都是較為熱門的議題，而定量與定性的結合也出現在作者每一次對下個周期的工作展望之中。但時至今日，很難說這種結合已經成功，甚至很難找到實質性的推進。這種局面不僅僅源於定量研究方法論的漏洞，更是因為定性研究自身缺少系統性的、能夠吸納、最起碼是能夠抗衡量化研究的話語體系。
（二）對未來研究方法教育的展望
近十多年來，國內出版了不少定性研究的著作和譯作，讓人們看到了定性研究走出困境的希望。
然而，同貝利、林南、袁方和風笑天等人的一系列流行已久的教材相比，專注於定性研究的教材更多只是提供了一種修補，它們無法實現定量教材所能提供的對學科體系的奠基作用，這是定性研究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總的來說，對於定性研究所遭遇的方法論困境和實踐困境，我們可以從研究方法教育的角度做出以下三點嘗試。
首先，積極引介和消化紮根理論、QCA和模糊集方法、話語分析、敘事分析等西方社會科學的定性研究技術，在此基礎上調整現有的課程設計，改變課程順序，增加定性研究的內容，大力加強實習、軟體等輔助課程的建設。其次，重新梳理理論、方法和應用社會學三大模塊的課程設置，將方法課程貫穿於理論思考和研究問題之中，避免將這一領域完全工具化。最後，增加社會科學哲學的課程內容，突破現有後實證主義所主導的單一方法論格局。
（作者單位：吳肅然，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閆譽騰、宋春暉，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原題《反思定性研究的困境——基於研究方法教育的分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8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於翠傑/摘）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8年第4期
聲明：圖片來源於「視覺中國」
歡迎關注中國社會科學網微信公眾號cssn_cn，獲取更多學術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