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一流本科教育，理應把提升大學生的學習質量、構建一流的大學生學習質量放在中心位置。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大學生學習理論」，關鍵在於儘快展開「高校學習研究的本土化」，其要義在於，超越過往學習研究的西方化框架和路徑，探尋中國學習者學習的獨特規律，以構建真正具有「中國效度」的本科教學體系。
構建中國一流本科教育，理應把提升大學生的學習質量、構建一流的大學生學習質量放在中心位置。正是在此背景下，近年來，有關大學生學習的相關研究吸引了中國廣大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實踐者的目光。但是，對於中國高教學者來說，高校學習研究總體上還是一個新課題、新方向、新領域。這是因為，中國高等教育不長的大眾化進程，使得「高校學習研究」僅僅在近十年才走入中國高教學者的眼界之中。在為這十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點讚的同時，我們應當思考，未來的研究之路該如何前行？如何找到對中國大學生學習更具解釋力的理論？更重要的是，如何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大學生學習理論」？筆者認為，破解上述追問的關鍵在於儘快展開「高校學習研究的本土化」研究，其要義在於，超越過往學習研究的西方化框架和路徑，探尋中國學習者學習的獨特規律，以構建真正具有「中國效度」的本科教學體系。
源於高校教學實踐的「效度」需求
高校學習研究的目的是產生高校學生的學習理論，而產生理論的終極指向是為了解釋教育實踐、改進教育實踐。高校學習研究以及相關的理論成果，最早在西方產生。比如，大學生學習參與理論的源頭是美國學者拉爾夫·泰勒的學習時間理論，並由此逐漸延展，經由汀託、帕斯卡雷拉、庫等學者的不斷拓展，最終形成了以北美學者為主體所構建的龐大的學習參與理論群；大學生學習方法的研究則產生於歐洲，經過馬頓的質性概念構建、比格斯的定量工具開發、拉姆斯登的影響因素剖析等，逐漸演生出以歐洲學者為主體的「深度學習」理論體系。上述理論傳到中國後，引發了中國高教學者的關注、借鑑與應用。在已有大量研究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對過往研究和成果的「文化反思」頗為重要。「文化」指向一個群體的觀念、價值和規範，因此，「文化反思」其實意味著高教學者對已有學習理論背後所隱藏的觀念、價值和規範等「默會」信息進行重思和深思。
最早展開這種「文化反思」的是一批歐洲學者，而驅動這些歐洲學者生成「文化好奇」的最大原因是「實踐的困惑」。20世紀90年代中期，馬頓、比格斯、韋伯斯特等大學學習研究學者在退休後被延聘至中國香港的著名學府，他們在港期間的教學經歷給予他們的是直觀且強烈的「理論不適」甚至是「理論衝突」。具體而言，他們發現，他們過往所構建的大學生學習理論，似乎對西方學生是有效的，但對中國學生甚至東亞學生卻「失效」了。比如，積極的、熱鬧的、多話語交鋒的西方課堂，被認為有助於學生的學習與發展；但在東亞，安靜的、沉默的、聆聽的課堂，卻並不妨礙學生走向學習成功。起初的「文化困惑」很快被這些敏銳的學者轉化為「文化問題」，他們試圖解析這些隱藏在中國學習者行為背後的「學習文化之謎」。由此，中國學生的背記特徵、努力特徵、動機特徵等，都成為這些西方學者透視中國學生學習奧妙的視角與主題。
然而，作為「文化他者」的西方學者，畢竟是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局外人」，他們所生長和濡化的文化土壤造就了他們獨特的價值體系、思想方式。因此，他們對於中國高校學生學習特質的解讀，與現實中國大地所發生的教育實踐，仍然存在著一層難以逾越的「文化隔膜」。也就是說，驅動「高校學生學習研究的本土化」工作的力量是「實踐的效度」問題，這一工作儘管由西方學者率先展開，但並不徹底，也很難徹底，因為「文化浸潤的限度」決定了西方學者終究走入不了中國學生的內心深處，他們終究只能看到「西方文化透鏡下的變了形的中國學習景象」。
綿延不絕的中國文化，塑造出了具有中華文化血脈的中國學習者。這種中華文化血脈具有義大利歷史學家克羅奇所說的「歷史靈性」，它不僅作為過去而活著，而且也作為現在而活著，更重要的是，過去融化和轉化於現在之中。每個中國人都是深具「中華文化歷史靈性」的「文化承載者」，他們學習行為背後的深刻的「文化邏輯」，只能由作為「局內人」的中國人「煉製」出來、「萃取」出來。這是因為，只有中國學者才可能形成「文化通感」，才可能展開「文化移情」，才可能真正實現「高校學習研究的本土化」之願景。
推進高校學習研究本土化的舉措
一是儘快形成「本土意識」。其中又包括兩個方面。第一，要涵養一種向內的本土化研究之自覺。費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文化自覺」主張，對於邁入新時代的中國社會頗具啟發意義。本土自覺本質上就是文化自覺，就是自覺地認同中國歷史文化深處的力量，自覺地開展研究，最終自覺地弘揚和傳播中國教育文化的智慧與魅力。第二，要形成一種向外的中西融合之自覺。「本土意識」不是守舊意識，不是僅僅向內看，而是一種「融入」的意識、「揚棄」的意識。我們借鑑和學習西方的「高校學習理論」，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但「學習」並不是單純複製，而是為了「辯證地揚棄」，是為了融「西方學術之優長」於「中國先哲思想之精粹」中，並通過對本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構建出更具時代生命力和文化活力的「中國高校學習理論」。
二是加強「歷史觀照」。中華文化歷史是人類思想的寶藏，其中蘊含的教育思想更是值得後人細細品讀和深思。「歷史觀照」是一種「觀」，以「心靈之眼」來展開「歷史之觀」「思想之觀」和「文化之觀」，最終是要達到對現實的「照亮」和「澄明」。「歷史觀照」的第一條路徑是「回到歷史」「走進歷史」。「回到」之後的「走進」，是要「走入歷史思想的深處」，是在對中華經典古籍的研讀、比照和詮釋中挖掘中華傳統的「教育智慧」，並「以古鑑今」，開掘出歷史思想在當代教育實踐中的延續性和傳承性。「歷史觀照」的第二條路徑是「以今思古」「鑑今返古」。今天發生在中國教育現場中的很多現象，都源於發生的主體是「中國人」，他們是延續了中華文化與文明的「傳統人」。美國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在《論傳統》中說，現在發生的事都「在過去的掌心中」。很多西方人難以解釋的中國學習現象（通常被稱為「中國學習者悖論」），其實都需要回溯到中國的語言、價值、哲學等歷史脈絡和思想脈絡的深處去挖掘和審視，並通過對「中華文化歷史理性」之解讀而獲得真正理解。
三是提煉「中國問題」。問題是驅動研究、生成理論的前提和基礎，從某種意義上，生成了什麼樣的問題，就預示甚至決定了後續的理論樣態。中國大學生學習的問題，既有與西方的相似性和共通性，但也有其差異性和獨特性。舉一例而言，相對於西方教育情境，中國的課堂「沉默」似乎是一種更加普遍的樣態。然而，完全套用西方的理論去解決中國課堂的「沉默」問題，必定會產生理論的「不適」狀態。這是因為，中國學生的「沉默」，具有完全不同於西方的內涵特質，它富含著中華文化的「謹言慎行」「少說多做」等強烈的「倫理」基因，這必定對教學實踐對策有著完全不同的要求。正因如此，近年來，筆者陸續展開包括「學習努力」「親師度」「融合性學習」等在內的具有原創意味的中國大學生學習問題的研究，其目的就在於框定中國學習者學習的獨特問題，並在問題的引領下挖掘中國學生的學習奧秘，力圖產生能夠奉獻於世界的中國教育理論範型和實踐產品。
（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國大學生的深層學習及相關影響要素研究」（18JYB00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南京大學高等教育研究與評價中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呂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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