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彼得·伯克:歷史社會學的跨學科研究及方法論問題

編者按：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界湧現出一股歷史轉向的熱潮，社會科學家傾向於從歷史中尋求靈感與資源，藉助歷史研究的主題與方法來回答當下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任何社會政治問題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起源與演進過程，只有了解起源與過程才能為現實問題的解決提供積極的思路。雲南大學郭臺輝教授通過對十五位引領潮流的著名學者的訪談，力圖生動地反映這一轉向背景下的學術史和學科史的發展進程。本文是郭臺輝與彼得·伯克的對話。

學人簡介：

Peter Burke（彼得·伯克），劍橋大學歷史系；

郭臺輝，雲南大學民族政治研究院。

文獻來源：郭臺輝：《歷史社會學的技藝：名家訪談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彼得·伯克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

郭臺輝：自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您關注社會史與文化史並成為其中的領軍人物。而新社會史和新文化史作為一場學術運動，主要是抵制19世紀由德國洪堡與蘭克首創的主流史學範式。正是從70年代開始，正統的蘭克史學就逐漸成為多元的史學，推動了歷史研究的發展。因此，我想向您提一個問題，我們如何可能從多元的歷史學研究中獲得可靠的客觀知識或者事實？在史學研究中是否存在一種牢不可破的現象學基礎？

伯克：在我看來，正統的、主流的蘭克史學從來都是一種幻覺，往往是西方中心論與種族中心論的虛構，根本沒有意識到人類觀念與活動的多樣性，無論個體還是集體層面的人類都從來不是單一的。同樣，我認為客觀史學也是一種錯誤的追求，正如查理·貝爾德（Charles Beard)稱之為「貴族夢幻」。另一方面，在過去幾十年裡，史學界已經集體發展出幾種批判方法，這讓正統的蘭克史學觀完全拋棄了一些對過去的錯誤闡釋，戳穿了許多謊言（比如對大屠殺的否認）。

郭臺輝：作為文化史學家，您能否評估一下傾向於長波段結構變遷的宏觀史學的優劣之處？

伯克：我認為，宏觀史學在經濟史與社會史方面做得最好，可以大規模運用清晰的定量方法來測量結構變遷。即便如此，我認為純粹的宏觀社會史是相當「空洞的「，無法理解人類經歷的結構變遷。我認為，宏觀方法對於文化史應該有著積極作用，但其作用不如在社會史中明顯，而社會史與文化史結合起來，可以對微觀史學發揮更大的作用。

郭臺輝：幾十年來，比較歷史分析成為歷史社會科學的主流範式，在美國尤其如此，但一直以來也遭到諸多非議。那麼從您的新史學來看， 比較歷史分析如何可能運用自變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間進行比較？

伯克：這個問題要根據不同形式的歷史比較研究來回答。當我研究有關17世紀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兩個城市的政治精英時，我可以統計並比較它們相關的財富，至少是在公開徵收的賦稅方面，其精確性完全可以是合情合理的。相應地，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也容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但當我試圖討論並比較它們的教育、宗教信仰或者價值時，我就被迫更為主觀或者憑印象，只好從精英群體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來推測，把他們假定為更大社會群體的代表。所以無法一概而論。因此，主題和問題決定了研究方法的選擇，哪種方法更適合研究和解決什麼問題，而不是相反，更不存在方法之間的優劣。

郭臺輝：您似乎並不贊同把歷史學視為科學，是嗎？那我們如何才能理解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您是如何理解社會理論與歷史學之間的關係呢？

伯克：歷史學是否是一門科學，這取決於你如何理解「科學」。在19世紀前期開始就有一個普遍認識，認為自然科學可以為所有歷史與社會研究提供絕佳的模式與方法。從此之後，「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這個表述就開始存在。今天，我與絕大多數歷史學家一樣，認為我們不應該也沒必要竭力去模仿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實際上，從事學術研究的行當也不存在某種唯一的「科學方法」，因為天文學家與化學家是完全不一樣的思維方式，他們運用截然不同的研究策略。我用德語來回答這個問題更準確。在德語中，歷史學並不是「自然科學」（Naturwissenschafl)，但確實是一門「科學」(Wissenschaft)。因為它是一種系統研究，已經發展出某種明確的研究程序與規則，諸如對史料來源的批判性考察，儘管歷史學家們對過去各個不同方面的東西都充滿興趣，比如政治事件、社會結構、文化符號，等等，使得這些規則在不斷發生變化，但對史料來源的考據與證偽還是一致堅持的。

無論如何，從「硬科學」(hard science)意義上來說，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都不是科學，但這並不嚴重影響從事這些學科研究的學者與歷史學家之間的創造性聯繫。歷史學家可以藉助社會科學家創造的概念、理論與方法，而社會科學家也可以從歷史學家那裡了解到長波段發生的各種變化。由於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相互作用的影響，我們有時候很難判斷某本書是由歷史社會學家寫的還是社會歷史學家寫的。當我出版《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文化與社會》一書時，有些人評論時就認為我是一名社會學家。

郭臺輝：有些一流的社會學家，諸如查爾斯··蒂利與沃勒斯坦不太喜歡「歷史社會學」這個表述，也抵制把社會科學的歷史轉向列入社會學的子學科，轉而呼籲一種「歷史社會科學」，希望與歷史學界所表述的「社會科學的史學」完全融合。您能評估一下這種前景的可能性嗎？

伯克：我認為，蒂利與沃勒斯坦關注大結構的歷史變遷，對西方社會與經濟變遷的研究起到過非常有價值的貢獻。我希望有人能繼續超越他們的研究，不論所受的訓練是歷史學還是社會學，還是其他社會科學。但除了他們關注的社會史與經濟史之外，歷史研究還應該有許多其他的主題與方法，尤其是關注微觀層面、人類體驗、文化等方面。這與他們研究的宏觀長波段大結構變遷是互補的。只有當這些方法—主題與蒂利—沃勒斯坦模式融合在一起，我認為，這時候的「歷史社會科學」才真正等同了「社會科學的史學」。

郭臺輝：我與社會學家麥可·曼交流過，他是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從英國遷居到美國的，對歷史社會學研究在英美的差異有體驗。我問過他一個問題：「歷史社會學在美國與在英國有何主要的差異？」他認為，這個主題領域在美國表現得非常突出與活躍，但在英國幾乎不存在這個說法，所以美國的歷史社會學比歐洲的健康得多。您如何評價他的觀點？

伯克：我相當同意麥可·曼的觀點。如今很難想像在英國大學或研究所工作的學者能出版一本不錯的歷史社會學作品，當然，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曼自己的著作可以說是英國人在這個領域的貢獻。問題在於如何解釋這種英美之間的差異。在20世紀50年代，羅伯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為英國訓練過許多轉向歷史的、年輕的社會學家，他還嚴肅批評過那些他稱之為「迴避歷史"的研究。但只有少數學科和少數人能夠認真對待並接受他這個批評，比如史蒂芬·門內爾（Stephen Mennell)，但他也與曼一樣，都是在海外謀教職，在愛爾蘭的都柏林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而不是在英國本土。

歸納與演繹之間

郭臺輝：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學術界出現過一場方法論之爭，主要是歷史社會學家們之間爭論歸納與演繹的差異及其相統一的可能性問題。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您是如何理解這種爭論，如何解決他們的爭端呢？

伯克：我們所有人都同時需要這兩種方法，即使不同學科和不同文化在二者之間取得平衡的方式存在很大差異。史學家們更傾向於光譜的經驗主義一端，在英語國家的學者與普通大眾也是如此。所以要在英國訓練成為史學家，就等於必須忍受雙重的經驗主義，同時還應極大懷疑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我認為這場方法論的爭論至今並沒有解決，至少不可能永久性地化解爭端，但我所希望的是一種糅合與折中的方式，避免走向兩個極端，允許存在個性化的差異，而不是對任何人灌輸或者強迫某種千篇一律的模式。

郭臺輝：傾向於歷史的社會科學家通常關註解釋，而傾向於社會科學的歷史學家更關注闡釋或者敘事。我們年輕一代的學者如何可能在解釋與闡釋之間尋找到某種平衡點？

伯克：我們所有人都需要嘗試解釋與闡釋，雖然因不同的學者據於不同的考慮而對二者之間的平衡有不同的理解。實際上，我們也應該根據自己已經選擇的主題、方法或理論來體現出自己的獨特性，而不必過多考慮是否達到某種平衡。

郭臺輝：隨著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跨學科浪潮以來，有人進一步主張後學科時代的來臨，也有人呼籲進入無學科劃分的時代。他們似乎在反思通過系、專業或者學科來劃分的知識生產傳統。您如何看待這些反思？我們是否能找到一種方式，儘可能整合歷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為推進人類福祉與和平提供更完整的知識生產？

伯克：這個問題很不錯，我的觀點可能與眾不同。像不同的文化及其語言一樣，每一個學科都包含特定的視野和獨特的洞察力。假如你所提出的雄心變成現實的話，能夠把不同的學科整合在一起，使之成為某一個學科，那麼許多視野和洞察力就消失殆盡。因此，對於那些在某個學科得到訓練的學者來說，不是去整合更多的學科，更重要、更可行的方法是開放視野，廣泛閱讀與思考，從外部獲得靈感與想法，以此用來並轉化服務於他們自己的目的。至於「後學科"時代，對我來說，這似乎是一個新學科複製與再生產的時代，增加專業化，以此作為一種手段來處理與日俱增的信息量，用來解決與日俱增的私人生活問題和公共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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