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史研究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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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文生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主要從事法律翻譯、翻譯史、法律史及中外關係史等方面的研究。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翻譯史研究的知識地圖已基本繪成，中西譯論發展史的脈絡已大體呈現，翻譯史研究為翻譯學學科建設奠定了歷史基礎。通過翻譯史研究，歷次翻譯高潮得以描述和建構，佛教翻譯、民族翻譯和西學翻譯等各時期的翻譯活動已基本交待清楚，歷史上的主要譯者、譯作和翻譯事件等得到大致梳理。但總的看來，翻譯史研究的面向和方法還比較單一。翻譯史是一門交叉學科。交叉意味著學科間的知識交流、不同學科術語的移植、理論的集成、研究思路與方法的採用、交叉有可能孕育出更有影響力的學術成果。

1. 翻譯史研究的面向

文學翻譯史是近40年來翻譯史研究的重心，是翻譯史研究的主流。但是，文學翻譯史面向不應當是翻譯史研究的全部或唯一重心。

科學翻譯史應成為翻譯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在科學翻譯史的眾多分支中，法律翻譯史、外交翻譯史、馬克思主義文獻翻譯史、自然科學翻譯史和漢籍外譯史當下最需要重點力量加持。

法律翻譯史研究就大有可為。近代以降的法律翻譯起到了推動中國法制近代化、重塑中國法律的作用。法律翻譯史研究可以從詞典出發，從檔案出發，從譯者出發，從翻譯活動或翻譯事件出發。

外交翻譯史（特別是照會交涉與外交機構的研究）可能是未來翻譯史研究的重點。

翻譯與政治，特別是翻譯與制度移植是一個有魅力的研究領域。

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地球科學、生物學和地理學等自然科學分支的學科在中國的發達史，就是一部翻譯史。

在未來的翻譯史研究中，我們不但要關注西學漢譯，也要關注漢籍外譯。漢籍外譯史的認真梳理時不我待。

2. 翻譯史研究的方法

史學方法論中可供翻譯史研究者借鑑的，主要有以下研究進路。

第一，社會史研究進路。社會史是歷史學的分支學科，也是歷史學的敘事策略，該研究方法「主要將文本作為一種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後的情境」（孫江 2008a：7）。翻譯研究者自覺、不自覺地採用的歷史學研究方法大多是社會史的敘事方法，文本分析手段在翻譯史界是最常見的。

第二，概念史研究進路。與社會史研究使用的文本分析手段不同，概念史研究方法在討論文本時非常關注「詞語」，「概念史的主要工作是對文本的構成和語言進行詮釋」（孫江 2008a：7）。另外，概念史的敘事方法有時會和社會史的敘事方法相互糾纏在一起。概念史研究如果有明顯缺陷的話，就是它容易使翻譯史研究呈碎片化傾向。

第三，全球史研究進路。全球史既是新興的史學分支學科，也是史學的研究方法。全球史研究的主要對象是跨國、跨地域、跨語際的話語實踐，形形色色的書寫行為、翻譯行為和學術行為。

第四，文化史研究進路。採用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學者關注「符號以及對符號內涵的解釋」（伯克 2009：3）。文化轉向之後的歷史研究熱衷於文化敘事，俗稱「講故事」，輕視宏大敘事，講求微觀史。

翻譯史的寫法除採用通史式的宏大敘事方式外，還可以採用微觀敘事的研究路徑。

翻譯史研究同樣有內部研究法和外部研究法之分，具體表現為文學化的翻譯史研究和史學化的翻譯史研究兩種走向。

史家常說「史無定法」（李紅巖 2017：5），沒有哪一種方法是翻譯史研究的最佳進路，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深刻反思，充分的研究自由以及個性化的寫作嘗試。

文章觀點摘自：屈文生，《翻譯史研究的面向與方法》，載《外語教學與研究》2018年第6期，第830—836頁，文中參考文獻從略，具體請參考原始文章。

翻譯史研究方法論四題

藍紅軍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研究興趣為翻譯學理論和翻譯批評。

翻譯史研究方法論意識的增強涉及諸多方面，其中包括史識觀、翻譯理論、研究問題和史學方法等方面意識的增強。

1. 史識觀意識

「歷史」一詞有兩層基本含義：一、客觀歷史，即不以主觀為轉移的自在的歷史；二、主體化的歷史，即歷史學或歷史知識。「史識」包括「歷史認識」和「史學認識」，歷史認識就是主體對客觀歷史的認識；史學認識則既包含了歷史認識，又包含了對歷史學自身的反思，即對「歷史認識」的認識。可以說，史識觀是史學研究的根本問題所在。因而，增強翻譯史研究方法論意識首先應增強史識觀意識，即需要確立和明辨自身的史識觀。

史識觀和翻譯史研究方法論是相互作用、無法分離的兩個方面。沒有與史識觀相脫離的孤立的翻譯史方法論，也沒有不具備方法論意義的單純的史識觀。史學觀既決定了學者展開研究的「程序」、對史料的認定和取捨，也容易形成表述思想、闡明主張的模式和風格。史識觀的建立，常常需要方法論的支持，史識觀的變化或者改變，又常常帶來翻譯史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方法論的革新。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有什麼樣的史識觀，就有什麼樣的翻譯史研究方法與方法論。秉持「科學主義」史識觀的研究者看來，歷史認識與自然科學無原則性差別。在這種史識觀的觀照下，研究者只收集和堆砌史實，避免涉及個人觀點的介入，「史料」自己會說話。「人文主義」史識觀則認為，歷史認識與自然科學有著根本的差別，自然科學認識中的主、客體是不同的，而人文歷史科學的研究者與對象之間存在內在同一性。

2. 研究問題意識

從事翻譯史研究應有問題意識。所謂問題意識則是指「主體在進行認識活動時，通過主體對認識對象的深刻洞察、懷疑、批判等多種方式，產生了認知衝突，經過深入思考後仍困惑不解時，出現了一種具有強烈的探索情境的真實問題或想做出發現式創新的一種心理狀態」（房壽高、吳星，2006：24）。

從事翻譯史研究，從確定具體的研究主題到提出研究問題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研究範圍不斷縮小，研究對象從籠統到具體、從模糊到清晰。在大量的文獻閱讀之後，研究者需要對已有的觀點不斷發問，尋找問題。研究問題需具體明確，需反映出論題相關領域的最新進展，同時具有理論和現實的真實性。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一樣，翻譯史研究中對某個課題可以提出一系列的研究問題，但並非無序的清單式羅列，而是按照研究問題之間清晰的邏輯聯繫，分層次逐級展現，從而將研究引向深入，指導研究計劃的實施，確保從問題到假設再到研究結論的連貫性。

3. 翻譯理論意識

翻譯史研究的另一個代表性問題就是翻譯史研究的理論價值問題。有些人選擇從事翻譯史研究，也是因為他們本身對翻譯理論有一種「否定性」的理論意識，認為翻譯史研究與翻譯理論很難扯上關係，做譯史研究就可以做到對翻譯理論敬而遠之了。就我們長期形成的研究傳統而言，重視史實，強調爬梳，不失為一種受到普遍認可的求實的好學風。但是翻譯史研究與翻譯理論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比很多人所想像的要密切得多，翻譯史研究者應該加強理論意識，對翻譯理論應該具有一種「肯定性」的理論自覺與理論研究能力。

從本質上而言，翻譯史研究是一項理論性很強的工作。雖然不少重要的翻譯史研究論文中幾乎看不到有關翻譯理論的顯性闡述，但實際上隱形之下都是本著一定的理論觀為指導的。例如從史學的角度考察翻譯的社會功能的研究就是在文化學派翻譯理論的觀照下進行的。要增強翻譯理論意識必須進行翻譯理論的學習，翻譯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形成個人翻譯史研究信念。通過翻譯理論，我們對翻譯史及翻譯史的學科屬性有深刻的理解與把握。翻譯史研究的真正價值並非在於「如實地」呈現史實，而在於加深我們對於人類翻譯活動性質的理解。存在於翻譯史研究者視域內的並非作為「歷史的實在」（Historical reality）的「史實」，而是「作為知識的存在」（History as knowledge）的「史識」。翻譯史研究的學科屬性要求我們從翻譯學的角度去解釋存在於各種言述文獻中的「翻譯的歷史」，從而推動翻譯理論的進步和翻譯學科的發展。

4. 史學方法意識

翻譯史研究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選題之後首先涉及的就是考據，即史料的搜集、考訂、整理、甄別與取捨，使史料能夠客觀反映歷史真實。其次是以思辨的方法對所選的史料進行分析、綜合、歸納、演繹，使史料抽象上升為理論假設。再次是用考據和思辨混合的方法擴大研究範圍，從不同的視角以新的史料證實或證偽現有研究結論。最後又以思辨的方式在新舊史料上形成新的綜合，使原有理論假設嚴密化、完善化，或上升為新的理論。

翻譯史研究以其跨學科方法為基本特徵，需要思辨、需要描述，也需要實地調查和實物佐證，但毫無疑問的是，搜集和考證史料乃是翻譯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通過對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證，才能對翻譯史問題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全面而系統地佔有史料是研究翻譯史的基礎。如果不以史料為基礎，而只以思辨或描述來解決問題，那麼得出的成果則不能稱為翻譯史研究，而只能稱為翻譯理論研究。傳統的歷史研究有著極其豐富的關於搜集史料、鑑別史料的方法和手段，並且已經形成了專門的學問和理論。

隨著社會的變遷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史學方法亦在不斷地發展，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計量學、控制論、系統論、資訊理論等都成為歷史研究的新的理論和方法。翻譯史研究的範圍得以擴大，個案的史料分析不再是翻譯史學研究的全部，取而代之的是宏觀綜合與微觀分析的結合，以認識翻譯史的流變性和同一性，學科內翻譯史事件的歷時性發展描述也輔之以中外、跨學科、或多學科間翻譯現象的共時性結構對比，以探索人類翻譯活動的統一性、多樣性及其聯繫、本質、特徵和規律。譯史研究方法呈現多樣化、科學化的特點，而這對從事翻譯史研究的研究生提出了更大的挑戰。

文章觀點摘自：藍紅軍，《翻譯史研究方法論四題》，載《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第44—48頁，文中參考文獻從略，具體請參考原始文章。

全球史視野下的翻譯史研究

袁麗梅

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翻譯史、翻譯理論與實踐。

1. 全球史與全球史觀

根據著名全球史學家傑裡·本特利（Jerry H. Bentley）（2002：393）教授的定義，全球史「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文化進程。這些歷史進程已對跨地區、大洋、半球甚至全球範圍內的各種事務都產生了影響，其中包括氣候變遷、物種傳播、傳染病蔓延、大規模移民、技術傳播、帝國擴張的軍事活動、跨文化貿易、各種思想觀念的傳播以及各種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的延展」。在成為一個獨立研究領域的同時，全球史亦作為一種研究視角與方法廣泛存在於史學研究的各個分支學科，影響涉及社會史、經濟史、性別史、全球微觀史等，啟發研究者以一種全球視野來看問題。

不論是作為全球史的有機組成部分，還是將有助於全球史研究的實證化、微觀化，翻譯史與全球史之間都存在著緊密的聯繫。首先，翻譯史是全球史的應有之義。全球史強調「歷史上不同區域人們的相互接觸、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及其重要意義」（吳義雄 2017：14），從全球範圍來看，這種接觸、交流、影響的過程必然伴隨著跨語言、跨文化活動的發生，也即翻譯成為全球史命題成立的一個潛在條件。此外，譯史研究不僅是全球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亦將為全球史由「先驗」到「經驗」提供大量豐富的微觀個案。既然是全球史的有機組成部分，翻譯史的個案研究理應為經驗全球史考察不同文明之間互動、交流提供思想傳播、流變的具體案例，亦可為更大範圍內史料的梳理、分析提供靈感啟發與必要補充。

2. 全球史視野對翻譯史研究的推動作用

一般認為，翻譯行為涉及原作者、譯者、讀者三個重要維度，語文學派強調譯文對原文的忠實，以源語文化為旨歸，但其對翻譯活動的討論主要著眼於文本因素，鮮少關注外部語境。「文化轉向」後，諸多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歷史的因素開始進入翻譯研究者的視野，但拓展後的研究視角均聚焦在目標語一方，探討目標語讀者的接受、目標語特定社會歷史文化語境對譯作生成的影響以及翻譯行為對目標語語言文化發展的作用等。那麼，源語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呢？源語語境除能夠幫助理解原文外，是否還具有影響翻譯行為發生、發展的其他潛在意義？與此同時，由於文本流傳、重譯、轉譯等現象的存在，某一文本對象（尤其是一些影響廣泛的文本）的翻譯活動實際涉及不止一組源語—譯語文化關係。

此外，在文化「走出去」的熱潮中，一些研究成果雖然開始關注中國文化典籍與文學作品的外譯活動，視野卻局限在譯文對原文的忠實程度，譯作對中國文化、文學的傳播效果等方面，進而探討採取何種策略以促進中國文化的向外傳播。上述問題固然不容忽視，但藉助翻譯行為的中國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卻不能不將對象國及其所屬文化圈、甚至全球文化氣候等因素納入考察範圍，更何況文化本身不僅關涉具體文本，更是政治、經濟、宗教、社會，甚至自然環境多方面綜合作用的複雜體系，要尋求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徑不能孤立、封閉地看待翻譯行為，更應促使我們的研究視野也走向世界，在強調聯繫、互動的宏大全球史視角下打開研究思路。

2.1 全球史視野促進翻譯史個案研究的資料擴充

視角的更新與拓展在史實案例類的研究中將直接決定論者對一手資料的關注範圍和深廣度，而材料的擴充與修正又有可能對研究結論產生顛覆性的影響。

近代以來航海技術的發展、人口的遷徙流動以及各國間頻繁的交流合作使得文本的傳播及與之相關的翻譯活動日益呈現出全球化特徵。翻譯推動文本的全球旅行，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對其中穿針引線、連結起不同語言文化的翻譯行為的考察也呼喚著一種全球史的宏觀視野。這種建立在廣泛聯繫基礎上的全球視野要求譯史研究者突破孤立的單個譯入譯出語文化關係，而將考察範圍拓展至圍繞相對固定的文本中心、作者中心、譯者中心甚或媒介中心的複雜翻譯現象所涉多組譯入譯出交互關係，促使研究者在更加廣闊的領域、範圍內收集一手資料，實現翻譯史案例研究在資料層面的擴充，最終影響對特定翻譯事件的認識和解讀，觸發更多研究問題。

2.2 全球史視野對當前譯史書寫的啟示

案例寫作是全球史發展逐漸走向微觀化、實證化的趨勢使然，同時也成功克服了全球史研究在學科建立初期專注於概念梳理與理論構建從而造成「先驗」有餘、經驗不足的缺點。不少學者認為，廣闊的全球視野、紮實的一手資料以及精準的個案研究將成為未來全球史研究的一大特點。

借鑑全球微觀史的研究路徑，當前的譯史書寫亦可以通過具體研究對象的確定切入特定個案，有效克服整體性書寫「大而無當」的弊端，圍繞具體對象完成史料的集中發掘與有針對性的整理；同時在研究過程中採取開放的視角，關注個案本身向外輻射的多維關係，聚焦特定案例卻不拘泥於其中，從而彌補碎片化研究局限細節、忽視整體關聯的不足，重新實現歷史研究總結過往經驗、指導當下行為的現實意義。

同時，全球史觀也是推動譯史書寫由「內部史」向「外部史」過渡、內外並重的重要手段。內部史與外部史的概念最早由英國科學哲學家庫恩（T. S. Kuhn）提出，用以拓展當時的科學史研究。翻譯研究者利用該內外二分法區分譯史研究的「內部史」與「外部史」（盧華國，張雅 2009；鄒振環 2010），並強調翻譯活動與外部社會文化進程的關聯互動，即「外部史」的維度，「不僅僅停留在從某一翻譯家、譯作或翻譯思想在時空上的縱向、橫向關係來尋找影響翻譯演變的條件和因素」，更需要研究者「不能限於翻譯史的範圍，還要進入到社會史和文化史等相關的知識領域之中」（鄒振環 2010：21）。由此可見，翻譯「外部史」的發展方向與全球史研究強調的跨專業、跨學科合作趨勢不謀而合，二者可相輔相成。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話題都適合採用全球史視角。全球史觀打破民族、國家界限，但其在翻譯研究中的重要性不宜被過分誇大，翻譯活動受制於特定民族國家文化傳統、歷史語境，同時反作用於後者的互動關係依然存在，全球史觀尚不能取代特定的民族、國家立場，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拓展的研究視角對關注對象進行更為全面的考察與揭示。因此，全球史視角對譯史研究的指導意義首先取決於研究對象是否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或能否作為另一全球性現象的組成部分，在案例考察上則比較適用於存在多種文化因素交織、關聯的個案。

文章觀點摘自：袁麗梅，《全球史視野下的翻譯史研究——關係梳理與參考借鑑》，載《上海翻譯》2019年第4期，第66—70頁，文中參考文獻從略，具體請參考原始文章。

微觀史學對翻譯史個案研究的方法論啟示

包雨苗

英國愛丁堡大學翻譯學博士，浙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學科博士後，研究方向：中國翻譯史、翻譯理論。

1. 微觀史學：「多觀」而非「微觀」

微觀史學作為一股國際性史學潮流，誕生於20世紀70年代末的義大利，代表人物為卡洛·金茲堡（Carlo Ginzburg）、喬瓦尼·列維（Giovanni Levi）、愛德華多·格倫迪（Edoardo Grendi）等人，並在法、德、美等國得到不同的發展。微觀史學的主要特徵是對微型的案例——通常是邊緣的個人、社區或事件等——進行詳盡細緻的研究，且通常呈現出「與長時段、宏大歷史架構下對民族、國家、社會群體的研究成果完全不同的歷史圖景」（Szíjártó 2013：5）。

近些年，翻譯史研究領域也已開始關注微觀史學，如阿達莫（Adamo 2006：87）借鑑微觀史學對邊緣人物的關注，以期糾正翻譯史研究中對「所謂的『經典』、顯性的話題、問題、對象和事件」的偏重。芒代（Munday 2014：64）則借微觀史學來論證在翻譯史研究中通過關注諸如採訪、檔案、手稿等文本材料來研究「鮮為人知甚至被人遺忘的譯者」的重要性。

這種「多觀視角」的研究路徑對於翻譯史個案研究極具啟發意義。正如列維所強調的，研究對象的微觀化是一種「實驗」，關鍵是視角的「變化」而不是保持規模的「小」（Levi 2001）。金茲堡曾就這一點用攝影語言做了一個極為形象的比喻——這種史學方法是「不停地在微觀與宏觀歷史之間來回，在特寫鏡頭和大全景鏡頭之間來回切換，以期在討論表面上的例外案例和短時段案例時能不斷猛然帶回對歷史進程的整體關照」（Ginzburg 1993：27）。在視角和視野的不停切換中，微觀史學家致力於（部分）重構真實事件和鮮活個體的特殊性和個性，同時又能近距離地反觀已有的宏大敘事，以「糾正其簡單化傾向，修正其觀點和假設」（Levi 2012：129-130）。相比較宏觀史學研究中模式化、線性化、靜態化的歷史解讀，微觀史學能更好地展現歷史進程的複雜性。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案例選擇。微觀史學在案例的選擇和處理上，與社科領域秉持的「典型性」和「例外性」原則不同，提供了認知微觀與宏觀研究兩者關係的第三條路徑：以「特殊的正常現象」為線索，微觀史學對於個人經歷與社會結構、人與人之間真切的關係與社會系統之間關係的認識不是單向性的，而力圖在宏觀與微觀視野的動態切換中獲得新的史識。因此，個案研究不一定是史學碎片化的表現，微觀史學的方法論和實踐提供了一種結合微觀視角和宏觀視角的路徑。

2. 以微觀史學為借鑑的個案研究路徑

若借鑑微觀史學的方法論，我們則可以嘗試在個案研究中避免對宏大敘事的簡單認同和機械詮釋，以努力獲得新知。例如，我們可選擇周瘦鵑於1917年出版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作為個案，但選擇依據並不僅是因為周瘦鵑作為所謂「鴛鴦蝴蝶派」文人曾經在中國文學和翻譯史上遭到邊緣化，或是因為《叢刊》是其譯作的代表作，而是因為該合集可以作為微觀史學家所謂的「線索」，提供探究民國初年話語空間中的翻譯概念的切入口：該譯文集集合了周瘦鵑早先發表過的短篇小說譯文，其中最早的作品可追溯至1914年；文集中還有三篇序，分別由「鴛蝴派」人物包天笑、陳蝶仙和王鈍根撰寫；該譯文集還收到了由魯迅起草、通俗教育研究會署名的書評。因此，以《叢刊》為個案研究，不僅可將周瘦鵑與其他「鴛蝴派」人物聯繫起來比較他們在對翻譯的認識上的異同之處，也可將所謂的舊式文人與在通俗教育研究會任職的魯迅並置於同一歷史話語空間內，更可以將收錄於《叢刊》的譯文和先前發表過的版本作對比，探究周瘦鵑本人在1914到1917這幾年——恰恰是清末到五四「轉型」的這幾年——對翻譯的認識是否有變化。這樣一個個案可以讓研究者順著起初微小的線索論及其相關的其他人事物，從而在史實深描中將研究對象至於多層次、多側面、複雜的網絡之中，使研究對象不僅僅局限於周瘦鵑或《叢刊》，而是在具體的文本、人物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中探索這一時期翻譯概念的變化甚至不變，從而近距離審視已有的宏大敘事。至於如何在分析中借鑑微觀史學的「多觀視角」，此處限於篇幅無法具體展示，但筆者想要強調的一點是如何對待魯迅對《叢刊》的評價，這關乎到能否做到列維所說的「在描述具體的人物和事件時不落入宏觀結構中的類型或例子的窠臼」（Levi 2012：124）。在已有的關於或提及《叢刊》的研究中，這則書評常被用以說明《叢刊》的價值和成就，然而這種解讀明顯受到魯迅在新中國政治地位的影響，又陷入了宏大敘事的解釋模式之中，未能挖掘出該文本揭示歷史現象新意義的價值。

微觀史學的「多觀視角」方法論原則給翻譯史個案研究最重要的啟示或許就是這種「對話」的思維模式。在尋找個案並對其進行細節鉤沉時，不是在先入為主的宏大敘事框架下尋找符合該敘事的「例子」來例證該宏大敘事，也不是簡單地由一兩個案例直接升華出一個對於宏觀歷史時段、宏大歷史主題的結論。我們無需將微觀和宏觀的研究方法或是個體現象的研究與群體現象的研究視為「背道而馳」的對立取向，以局部、微小或「異類」的個案為切入點，通過研究視野在微觀與宏觀之間、局部與整體之間不斷的切換，仍可回答具有宏觀旨趣的研究問題。

文章觀點摘自：包雨苗，《試論翻譯史個案研究法中微觀與宏觀的關係》，載《外語教學》2019年第3期，第93—97頁，文中參考文獻從略，具體請參考原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