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代表理論家之一，卡爾·柯爾施以其對哲學的批判和辯證法的闡釋而蜚聲中外。立足《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的研究，將視野拓展到《卡爾·馬克思》一書，可以發現：柯爾施有關唯物辯證法的闡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和無產階級革命可能性的探索三者內在關聯，並且都以其對資產階級社會和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為基礎和依據。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視角中重讀柯爾施，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馬克思兩個偉大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之間的內在統一，並對柯爾施思想中辯證建構與經驗具體之間的張力進行科學的批判和說明。
關鍵詞：柯爾施；理論和實踐；拜物教批判；從抽象到具體
本文的主題是站在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理論高地上，回望卡爾·柯爾施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闡釋。結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最新進展，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演進及其當代轉型，馬克思、恩格斯經典文本特別是《資本論》手稿傳播和研究的問題反思，本文嘗試從柯爾施有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分析入手，梳理這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早期思想旗手，從《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到《卡爾·馬克思》的學術思想歷程，證明他在唯物主義辯證法闡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批判、無產階級革命可能性探索三個問題上的內在關聯。在此基礎上，筆者力圖回應西方學界對柯爾施思想中存在經驗主義傾向的批評，進而發現柯爾施有關政治經濟學批判論述的當代價值和理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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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理論和實踐的辯證法到政治經濟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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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早期代表人物，柯爾施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興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既有的研究中，對柯爾施的關注遠不及他的同時代人盧卡奇和葛蘭西。如果說，盧卡奇的聲名遠播源於其《歷史和階級意識》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主題和路徑的奠基，那麼葛蘭西在西方學術語境中的凸顯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上世紀70年代文化研究及80年代後馬克思主義對霸權理論的重新發現。相較之下，柯爾施研究似乎要沒落得多。對於這一情況的解釋，或許可以挪用索恩—雷特爾的自嘲來解釋：對於資產階級學者來說，柯爾施的理論太過馬克思主義，而對於蘇聯東歐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來說，柯爾施的理論又太過唯心主義。即便如此，回顧20世紀20年代的思想史發展，柯爾施有關理論和實踐的辯證法的探討，與盧卡奇的歷史辯證法一道，構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興起的方法論奠基。
與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相類似，柯爾施在其1923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中，將主要的批判矛頭指向了19世紀下半葉以來出現的以新康德主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哲學思潮，以及受其影響的第二國際的庸俗馬克思主義理解。其顯著的理論特徵是重新發現黑格爾，強調哲學與現實、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係。在此基礎上，柯爾施強調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科學是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乃至全部哲學的根本超越和取代，與此同時也為資產階級社會批判和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科學的論證。
正如《馬克思主義和哲學》開頭所提到的那樣，「19世紀後半期的資產階級學者中，存在著對黑格爾哲學的極度漠視，這與完全不理解哲學對現實、理論對實踐的關係相一致，但這種關係卻構成了黑格爾時代的全部哲學和科學的生存原則。另外，馬克思主義者們同時也以完全同樣的方式日益傾向於忘記辯證法原則的原初意義」。[1](P5)在此基礎上，柯爾施批判了19世紀下半葉資產階級哲學史的三個局限性，即「純粹哲學的」局限性、「地域的」局限性和「資產階級立場的」局限性。更進一步，柯爾施強調，通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40年代發現和系統論述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德國古典哲學，這一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意識形態表現，轉變成了一種新的科學，這種科學以後作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一般表現而出現在思想史上」。[1](P13)在以「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的關係為主題，通過援引黑格爾的理論，強調辯證唯物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堅持了理論與實踐的辯證法原則，並對資產階級社會批判和無產階級革命進行論證的過程中，有三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個方面是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之間的關係問題，即馬克思主義是對包括資產階級哲學在內的一切哲學的超越這一觀點。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之間的關係問題是既有柯爾施研究中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大多數研究從柯爾施有關該問題的敘述出發，展開有關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質的探討。回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去，馬克思、恩格斯自身的理論方法對資產階級哲學或者哲學的超越，的確可以找到相關的依據作為印證。但是結合《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發表的歷史語境，有關馬克思主義超越哲學的觀點，主要是在批判19世紀下半葉以來以新康德主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哲學迴避社會現實，甚至是淪為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意識形態再現的意義上進行的。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柯爾施專門強調：「我們之所以可以談論超越哲學的觀點，理由有三條。首先，馬克思在這裡的理論觀點不是部分地反對現存德國哲學的結論，而是完全反對它的前提。其次，馬克思反對的恰恰不是僅僅作為現存世界的頭腦或者觀念上補充的哲學，而是整個現存世界。再次，最重要的，這個反對不僅是在理論上的，而且也是實踐上和行動上的。」[1](P36)這就深刻地涉及理論和實踐的辯證法原則。
第二個方面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辯證關係問題，即馬克思主義是對現實世界的根本超越，同時也是對作為現實世界反映的特定意識形式的克服。強調哲學與現實、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係，是柯爾施回到黑格爾的首要動因。在他看來，在黑格爾那裡仍然保留著的，在19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資產階級庸俗哲學，以及第二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那裡喪失了的，是理論和實踐的辯證關係。但是，黑格爾是通過將現實納入哲學，以唯心主義的方式實現了二者的辯證統一。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哲學的批判性繼承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論證，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是一種辯證的、歷史的唯物主義的方法。用柯爾施的話說，「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前科學的、超科學的和科學的意識，不再超越於和對立於自然的和社會歷史的世界而存在」。「它們作為世界的真實的和客觀的組成部分而存在與這個世界之中」。相應的，「如果在整個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全部真實的現象有不可分割的聯繫，那麼它的諸意識形式就不能僅僅通過思想而被消滅。這些形式只有在迄今通過這些形式被理解的物質生產關係自身在客觀—實踐上被推翻的同時，才能在思想和意識上被消滅」。[1](P50-51)
第三個方面是辯證唯物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間的關係問題，即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在更深刻、更徹底的方向上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批判的觀點。在前兩個方面的討論中，柯爾施主要援引的是《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等早期著作，這勢必涉及一個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問題。這個問題就是馬克思早期的哲學批判與晚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間的關係問題。與此相關，柯爾施還曾把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原則運用於馬克思主義的整個歷史，並區分了三個主要的發展階段，即1843年到1848年，1848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寫作的時代。柯爾施強調，科學社會主義這一「革命理論的唯一整體」，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後期著作中，作為體系組成部分的經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因素，開始以更大的科學精確性結合發展起來，並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建立起來。
柯爾施明確指出：「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的最重要的理論的和實踐的組成部分——不僅包括對資本主義時代的物質生產關係的批判，而且還包括對它的社會意識的特殊形式的批判。」[1](P45)甚至於說，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徹底批判，「它必須從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經濟學中已經找到了其科學表現的意識的特定形式開始。因此，政治經濟學批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首位的」。[1](P45)對於這一問題的理解，不僅有助於恢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充分的革命意義，而且有助于澄清其在馬克思的社會批判體系中的地位，說明政治經濟學批判同意識形態批判之間的內在關聯。近年來，隨著馬克思《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方法研究的推進，柯爾施有關辯證的、歷史的唯物主義同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間關係問題的思考開始得到學界的關注。回到柯爾施自己的思想探索中去，我們可以看到：他日後完成的《卡爾·馬克思》一書，在很大程度上延續、拓展了這一理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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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批判與意識形態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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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迫於法西斯主義的壓力，柯爾施開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1934年，應莫·金茲堡和亞·華庫哈遜之約，柯爾施為《現代社會學家》叢書撰寫馬克思卷。作為其成果，就是《卡爾·馬克思》一書。該書共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資產階級社會」對馬克思的社會研究的理論方法進行了概括，第二部分「政治經濟學」和第三部分「歷史」分別論述了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即剩餘價值理論和唯物史觀。在既有研究中，或許是出於更加聚焦「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發展的緣故，《卡爾·馬克思》一書並未如《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一樣產生廣泛的反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說，該書在西方學術語境中更多被視為一部西方「馬克思學」的，而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在筆者看來，《卡爾·馬克思》一書延續了《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的基本理論主旨，結合「政治經濟學批判」對於馬克思唯物主義這種「我們時代真正的社會科學」進行了更為細緻的論證，同時為意識形態批判這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主題增添了新的內容。
由於《卡爾·馬克思》一書是應約為《現代社會學家》叢書而作，柯爾施在第一部分「資產階級社會」的開頭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同現代社會科學的關係問題，並且認為：「馬克思新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科學，以適應變化了的歷史情況的方式繼續發展了社會學說古典創始者的革命理論。馬克思的這種新科學是我們時代真正的社會科學。」[2](P5)這一立論的基礎是：柯爾施發現，馬克思在資產階級社會即市民社會解剖的基礎上，發現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內在對立。「馬克思從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特殊性上去理解它的一切制度與關係。他批判了在其中抹煞這種特殊性的資產階級社會理論的一切範疇」。[2](P6)借用李奧納多·凱帕的話說，歷史具體性原則構成了《卡爾·馬克思》一書的理論基石。
在第一部分中，柯爾施以《資本論》為例，詳細闡述了馬克思「對一切社會關係作歷史論述的原則」，並在批判以資產階級的社會進化論為代表的「虛假的發展」觀念基礎上，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視域中歷史變化的現實性。這是因為：「對作為一定歷史發展時代特別關係的現存資產階級社會一切關係進行論述，包含了科學地批判這種特殊的社會形態和在實際上對它進行徹底變革的基礎」。[2](P28)從資產階級社會或市民社會的理論總結和批判反思出發，柯爾施不僅強調了黑格爾的重要性，而且也專門提到了以斯密、李嘉圖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在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黑格爾哲學中，資產階級社會達到了批判的自我認識不超出它自己的原則可能達到的最高程度。」[2](P32)
即便在《卡爾·馬克思》寫作時，包括《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在內的大量《資本論》準備手稿還沒有被整理發表出來，但是依據《資本論》三卷、《剩餘價值理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等公開發表的著作，以及梅林、梁贊諾夫、邁耶爾、科爾紐等人的馬克思、恩格斯生平和文獻研究，柯爾施在第二部分政治經濟學中，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歷程、《資本論》特別是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論變革、政治經濟學批判與「現代經濟學」的關係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在第二部分的開頭，柯爾施就結合《〈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指出，青年馬克思「賦予政治經濟學研究對於研究資產階級社會來說首要的意義」。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他通過使價值理論進一步發展成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學說，在形式上只不過把在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內容上幾乎已完成的現有概念統一地綜合起來」。[2](P51-53)緊接著，柯爾施回顧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以及19世紀下半葉以來庸俗經濟學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柯爾施強調：「政治經濟學批判不是從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立場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個別結論的批判。它是從一種在理論與實踐上超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社會階級的新立場，在決定性的觀點上對『政治經濟學的前提』的批判。」[2](P61)
就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展開批判的思想歷程來說，柯爾施強調了馬克思從哲學唯心主義向科學唯物主義的轉變，《資本論》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原則的貫徹到底和革命批判，以及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倒退的、膚淺的和辯護性掩飾的概念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不僅涉及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闡釋，而且與柯爾施對20世紀30年代之後資本主義新變化的理解直接相關。面對帶有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色彩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柯爾施認為其積極意義僅僅在於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無組織性更清晰地表現出來。這並未超出馬克思價值規律和剩餘價值理論的分析框架。柯爾施借用列寧的話說，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直接目的」在於「揭露在現今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一切對抗和剝削的形式，以便幫助無產階級擺脫它們」。[2](P98)
在柯爾施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闡釋中，最為引人矚目的一點是他對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分析和運用。考慮到《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中對於理論和實踐、哲學和現實辯證關係的考察，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中對物化現實和物化意識的批判，我們有理由將柯爾施對商品拜物教批判的說明，一方面視為他自身思考的延伸和拓展，另一方面也看作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物化和意識形態批判的理論展開。就柯爾施對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以及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闡發而言，值得我們注意的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與盧卡奇借用商品拜物教問題引出物化批判相類似，柯爾施將商品拜物教批判看作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最為核心的內容。他說，「關於『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的研究，不僅包含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核心，從而也同時包括了在《資本論》中含有的全部理論的核心以及對整個唯物主義社會學說的理論與歷史的觀點最明確和最精闢的表述」。[2](P89)更進一步，在柯爾施看來，商品拜物教批判構成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批判的基礎。「由於完全揭露商品生產的拜物教現象和由此產生的階級對立，由革命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代言人提出的『市民社會』新的基本概念才獲得其充分的意義」。因此，「資產階級社會的這樣的最高理想，例如自由的與自我決定的個人，一切公民在行駛其政治權利中的自由與平等以及一切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現今僅僅表現為來源於商品交換的對商品拜物教的補充概念。它們同商品拜物教一起構成了對生產關係一定類型的表現，即構成在意識形態上對有缺陷的社會生產調節的美化」。[2](P102-103)
第二，由於《卡爾·馬克思》寫作和發表時，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已經公開出版，所謂的「異化」問題已經開始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的新的焦點問題。與其有關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批判關係的論述相關聯，柯爾施專門論述了馬克思對經濟的「自我異化」同後來對同一問題的科學論述之間的區別：「馬克思在《資本論》及《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中，通過把經濟學所有其他的異化範疇歸結為商品的拜物教性質，而賦予他的經濟批判以更深刻和更普遍的意義。」僱傭勞動與資本「後面隱藏著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階級性質的商品勞動力的特殊拜物教，在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最後表述中僅表現為在商品本身形式中已包含的一般拜物教的派生形式」。[2](P87)
第三，與一般意義上所理解的「自由的批判理論家」不同，柯爾施在《卡爾·馬克思》一書中堅持了對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論證。正如他在總結《資本論》的經濟學理論時提到的，「剩餘價值的一般形式」「商品二重性與勞動二重性」、「工資作為隱藏在它後面的一種關係的不合理的表現形式」「所有這些根本性的創新，對於我們稱之為馬克思理論的革命核心的東西——在關於物質生產和階級鬥爭的發展的、直接的歷史的社會的科學中，批判地揚棄經濟學——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2](P77)作為全書第二部分的總結，柯爾施進一步強調，「在《資本論》裡所開始的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批判，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才能進行到底；這個革命在改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同時也改變著從屬於它的意識形態。在完全進行這種革命後才開始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中，隨同商品生產的拜物教一起政治經濟學的拜物教將消溶於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直接的社會理論與實踐之中」。[2](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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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經濟學批判：在經驗具體和歷史建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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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爾·馬克思》的最後一部分，圍繞馬克思對社會研究的貢獻，柯爾施強調了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把社會的生活過程的一切現象溯源於經濟」；第二，「從社會角度去理解經濟」；第三，「歷史地判定一切社會現象，也就是說判定為革命的發展，它的客觀基礎在於人們的物質生產力的發展，而它的主體承擔者是社會的階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在方法上的出發點，通過研究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及其歷史的變化，就已經研究了一切在當前社會經濟形態的結構與發展中，能構成嚴格經驗的、在方法上『真實於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的對象的東西」。因此，「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不是社會學，而是經濟學」。相應的，「歷史唯物主義從其主要傾向來看不再是一種『哲學的』方法，而是一種經驗科學的方法」。1
更進一步，在柯爾施看來，這樣一種以經驗科學的方法為基礎，具體歷史地判定一切社會現象的科學，在其理論發展的任何新的轉變中，都精確而有力地反映出社會的現實歷史的新階段和無產階級鬥爭的新經驗。「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無產階級運動的真實歷史中以理論的觀點與概念為形式所獲得的東西，他們隨即以直接參與當時的鬥爭的形式，並以對這種鬥爭的展開與提高迄至今日歷史地繼續產生影響強大的推動作用，把它們又交還給歷史。」[2](P183)簡言之，在柯爾施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理論和實踐的辯證法、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批判、無產階級革命是內在關聯在一起的。
然而，在很多西方學者看來，柯爾施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存在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這就是經驗具體與歷史建構之間的關係，或辯證與科學的關係問題。正如凱帕所說，「為了總結柯爾施的思想發展並表明其理論局限性，有必要指出特別重要的兩點：(1)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認識論建構問題，(2)作為主要方法論原則的歷史具體性原則。這裡，一方面是邏輯和認識環節的抽象—真實層面，另一方面是由起源決定的經驗層面，對這二者的混淆，也就是說，對敘述的綜合辯證環節(敘述方式)和經驗研究的分析環節(研究方式)之間的區別的忽視，導致在經驗『具體』的實證主義結構中推翻了歷史『建構』的辯證結構，因而通過庫爾特·勒溫帶來了黑格爾和維根斯坦之間的一種悖論式結合」。[3](P18)道格拉斯·凱爾納從另外一個角度也提到，「事實上，柯爾施的一個從未很好解決的嚴重問題是，辯證與科學的關係。柯爾施不斷地反思黑格爾與辯證法，以及它們是如何被馬克思吸收並轉化的。柯爾施努力淡化辯證法與科學之間的矛盾，他在黑格爾那裡尋求更多的唯物主義與經驗主義，在科學中尋求辯證法，以及馬克思對它們的成功糅合」。[3](P59)
在直接的意義上，上述難題指向的是柯爾施「把生產的總體形式歸結為階級鬥爭的現實」，因而得出了其思想「既缺乏真正的意識形態批判，又缺乏真正的組織問題探討」的批評性結論。[3](P21)在我們看來，理解並解決上述問題的根本和關鍵是對柯爾施所闡發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歷史性反思。其中，一個焦點問題就是如何在變化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準確理解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在這個意義上，下文嘗試提出並論證的觀點是：柯爾施所遭遇的理論難題，首先並非源於其思維中的經驗主義傾向，而是由其邏輯中缺乏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轉化而導致的。
首先，必須承認：有關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關係、政治經濟學批判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批判之間的關係、理論與實踐的辯證法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關係，柯爾施的論述在總體上是準確的，並且對於當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回到馬克思的探索歷程中去，兩個偉大發現本身就是內在關聯在一起的。按照馬克思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說法，唯物史觀本身就是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發現的，用來指導自己工作的總的結果。因此，政治經濟學批判首先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方法論前提和基礎的。同時，政治經濟學批判在更深刻、更徹底的方向上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批判，即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僅是對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庸俗經濟學的前提批判，而且是對資產階級社會或者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其中必然包括對作為資產階級社會辯護的意識形態的批判。對此，柯爾施通過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分析給出了專門的說明。在此基礎上，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僅堅持、實現了理論和實踐的辯證法原則，而且將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對抗性矛盾的揭示，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現實可能性的說明奠定科學的基礎。
其次，所謂柯爾施思想中辯證與科學的緊張關係，或者說經驗具體與歷史建構之間的裂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理論發展中存在的普遍困境。這就是面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所帶來的物化現實，如何通過恢復、強調辯證法的批判性的方式，尋求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
以盧卡奇為例，通過顛倒性的挪用馬克斯·韋伯的合理化概念，這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開啟了資本主義物化批判的先河。在物化和物化意識的批判中，盧卡奇通過強調主客體統一的歷史辯證法，嘗試克服物化現實所造成的分裂，通過無產階級階級意識重塑總體性的歷史主體。與物化批判相併行，柯爾施強調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特別是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如上所述，其中的要點有三：一是對經濟範疇背後的社會關係的發現，特別是勞動力商品背後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揭示；二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作為商品拜物教的補充；三是商品拜物教與資本主義物化現實，即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三位一體公式」的關聯。可以說，柯爾施對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分析構成了盧卡奇物化批判的必要補充。然而，與盧卡奇相類似，由於缺乏從商品和價值這一抽象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具體的辯證展開，柯爾施的理論要麼顯得太過唯心主義，要麼看起來太過經驗主義。
再者，對照馬克思批判政治經濟學、寫作《資本論》的思想歷程，以及馬克思《資本論》手稿的出版經過，我們有理由發現：之所以在柯爾施的理論邏輯中存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缺憾，除與他對現實變化著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解不夠充分外，還存在一個重要因素。這就是柯爾施無法把握馬克思在《資本論》寫作過程中，圍繞從抽象到具體的敘述方式，所進行的艱苦探索，在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理解中跳過了許多必要的中介性環節。
眾所周知，自《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開始，馬克思先後寫作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1863—1865年經濟學手稿》，才於1867年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其後，《資本論》第一卷又經過多次修改形成了多個版本。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先後編輯出版了《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後者的依據是《1864—1865年經濟學手稿》。考茨基編輯出版了《剩餘價值理論》，其依據是《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在柯爾施寫作《卡爾·馬克思》的時代，除《導言》已經發表外，《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等相關手稿尚未公開出版。因此，雖然柯爾施敏銳地意識到商品拜物教部分的討論與《資本論》第三卷的內容有直接的相關性，但是他無法明確把握馬克思對於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敘述方式的探索和調整，如「資本一般」概念的制定和放棄，「六冊計劃」向「三卷四冊計劃」的轉變等。這樣就不難解釋，為什麼當柯爾施論述政治經濟學批判時，他更多將注意力集中在商品拜物教批判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批判，而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和實現形式缺乏足夠的關注了。其結果之一，就是柯爾施的理論中似乎呈現出經驗具體與歷史建構、對象的科學分析與革命的實踐訴求之間的二元分立。
綜上所述，柯爾施有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分析對於我們更加全面地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演進，更加深入地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回顧柯爾施本人從《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到《卡爾·馬克思》的微觀思想歷程，可以看到他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關注是同理論和實踐的辯證關係闡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批判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論證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其中，有關兩個偉大發現之間的關係、政治經濟學批判與意識形態批判的統一、資產階級社會研究與社會主義運動內在關聯的闡述，不僅具有歷史的價值而且具有現實的意義。然而，由於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分析中，柯爾施缺乏對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展開環節的詳細闡述，他的理論顯得過於經驗主義或過於唯心主義。這一缺憾不僅僅是困擾柯爾施的難題，而且構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發展的總體困境。時至今日，面對不斷變化著的資本主義現實，依託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文本研究的不斷推進，我們有理由期待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新的理論成果，在抽象和具體的辯證轉化中科學敘述當代資本主義現實及開拓對其超越的現實路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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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201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政治經濟學批判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研究」 (17CZX003)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周嘉昕，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系教授、碩士生導師。
編輯 | 楊銘燕
審校 | 肖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