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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2009年11月26日10:53
摘要：針對在傳統觀問題上尚存的一些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之處，本文著重揀選出較為顯著存在的兩種概念之分、兩種觀點之爭以及兩種態度之變的三對關係問題，也就是分別從對傳統概念兩種用法、傳統與理性的關係以及傳統與意識形態關聯性的幾個視角重新審視傳統。通過這樣三個不同視角的探析，我們得出共同的結論與啟示，即傳統的傳延與變革的辯證發展的邏輯與過程。這也為我們持有一種更加理智與明確的傳統觀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傳統、理性、理性化、現代化、意識形態
說到傳統，不免要言及現代、現代化、現代性，或是相反。相對於現代這個更為鮮亮的時代主題，傳統這個或顯灰暗的字眼似乎承載和集結了更為駁雜的意味與情愫。與現代化早期相比，可以說，當今人們在對待傳統的態度上，已經日趨理性了，甚至在探索民族國家發展道路乃至擴展至全球的現代性之前景時，對於傳統還寄予了更多的期許。不過，儘管如此，我們對於傳統的認識與研究仍十分欠缺和薄弱，在傳統觀問題上總是存在著諸多含混不清或自相矛盾之處，相應的，我們在對待傳統的態度上仍不乏一定的偏頗與浮泛，這也勢必會給我們的社會現代化實踐或多或少帶來不利的影響。本文著重揀選出傳統觀問題上較為顯著的存在的兩種概念之分、兩種觀點之爭以及兩種態度之變的矛盾，從傳統的兩種用法、傳統與理性的關係以及傳統與意識形態的關聯性的幾個視角重新審視傳統。此三者不僅是傳統觀上較被忽視和有待深入理清的幾個問題，而且作為不同視角彼此之間又互為佐證和補充，恰能得出共同的結論與啟示。這也為我們持有一種更加理智與明確的傳統觀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基礎。
一、傳統與現代的輝映：兩種概念之分
雖然傳統一詞被廣泛的使用和涉及，但要準確的闡釋傳統的涵義卻是個棘手的問題。顯然，在不同的表達和語境中，傳統一詞常有著實際不同的指涉。對此，有學者或作出區分和限定，而更經常還是較寬泛而含混，甚或也有語義跳躍變換的使用。筆者以為，傳統的多重涵義本身是一個需要客觀面對和考察的事實，有必要去全面的審視和理清。從實際情形來看，傳統一詞上主要存在著兩種用法，一種是方法論意義上的，一種是本體論意義上的。
所謂方法論的，就是指傳統-現代二分法中與現代相對而得以區分和界定的作為一種類型的傳統。這也是傳統一詞最為常見的用法。通常人們總是將不同於現代當代的屬於過往的現象或特徵歸為傳統，並與現代相對和比較。在傳統-現代的二分法模式中，於現代的表徵中似乎就可以反向映照出傳統的形貌。現代涉及多少個領域以及有多少種表現，傳統也就相應會有多少種。尤其在社會學領域，基於一種整體綜合視角對於傳統的社會更是有著形象各異的刻畫。通過這樣一種理想類型方法的應用，我們不僅能更清晰的理解現代的靈魂與精髓，也可敏銳的捕捉到傳統的內涵與特質。對於這種方法論意義上的傳統概念的涵義，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概括，所謂傳統就是現代的前身。（而現代就是於傳統肌體中所孕育出的新生事物。）
相比更為常見的方法論意義的傳統概念，本體論意義上的傳統概念則更貼近字面本原的意味。就字面來理解，「傳」即相傳延續，「統」為統一，傳統的本義就是世代相傳的統一之物。曾對傳統作專門研究的社會學家希爾斯認為，世代相傳是傳統一詞的基本要義，而同一性和持續性是標誌傳統的兩個基本特徵。此外，對於也被認為是傳統的另一決定性標準之所在的世代相傳之物，希爾斯將其概括為「人類行為，思想和想像的產物」，這裡表達的其實也正是文化的定義。顯然，傳統就是一種文化，既是世代相傳的文化，也是文化的傳遞延續（後種理解更可見傳統不是一種既定之物，而是開放的流動的存在）。也有學者指出，「文化在人類世代相傳之中必然形成傳統」。但正如文化這個概念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就我們實際上更多的關注或特指而言，傳統主要還是指一種狹義上也即精神層面的文化傳統。這一點從中外現代詞典中對傳統詞義的解釋也可見一斑。甚至還有學者將這種狹義上的文化傳統進一步縮至精神文化中最核心的關聯終極關懷的那部分，或視同「民族精神」。或許不能否認，在現代化的新階段上，我們所以對傳統表現出日益增長的興趣，不少就是著眼於這樣一種意義上的傳統吧。不過，畢竟人類文化是宏闊豐厚的，所形成的林林總總之傳統也實為終極關懷或民族精神所不能一語囊括的。總的來說，所謂本體論意義上的傳統概念即是被世代相傳的文化。並且作為文化，傳統本質上也根源於人類為適應環境和滿足自身需要進行的實踐活動，是人類文化的社會選擇的結果。
以上這樣兩種用法和涵義的傳統概念之間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前者突出的是從過去到現在所發生的變化與革新，後者則側重於歷史脈絡上表現出的延續與繼承。前者為異，後者為同。前者似斷，後者實續。看來實為不同的兩種意涵合起來恰構成了完整的辯證法圖景。文化世代傳延形成傳統，傳統之「統」體現著古往今來人類文化的根脈與連續性，同時又在「傳」中必然的歷經各種變遷與考驗，並與不斷成長的現代性在相互鏡鑑中表現自身和熔鑄新生。可見，雖然是兩種用法和涵義，在根本上還是相通的，在視野上也是互補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我們可以嘗試將傳統概念的這樣兩種內涵作一種綜合性拓展。在傳統概念的使用上本文也姑且不作二擇一的取捨與限定。並且，與以上對兩種傳統概念的考察的結論同樣，以下也將從另外的視角得出和印證這種於矛盾中隱含的統一的啟示和觀點。
二、傳統與理性的辯證：兩種觀點之爭
與傳統的兩種涵意相對應的，在對傳統存在狀況的評斷上也存有兩種幾乎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傳統已經或在不斷的被理性化所消解，另一種則認為傳統其實無所不在也不容逃避。前者大致對應於啟蒙運動以降高歌前進的理性主義思潮與實踐的發展，應合了現代化發端以來社會的劇烈變遷；而後者約略代表了在理性化的席捲中仍固守一隅的傳統主義的脈絡和潛流，表現出傳統於社會全面現代化中的迂迴守勢。兩個陣營兩種思潮兩樣觀點看似矛盾對立卻恰也道出了現代化的歷史潮流中傳統與理性的辯證機理。
啟蒙運動的思想解放與歷史進步意義毋庸贅言。其中最卓著之處也許莫過於由此人自身的理性精神的空前覺醒。思想家康德發出的那句「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可謂道出了啟蒙理性精神的核心。對照現代化以來社會發展的實際情形，一方面，我們不難看到人類運用理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理性化也成為了現代社會的主流態勢，且仍在持續的拓展和深化中。與此同時，理性化也不斷驅逐和瓦解了傳統。這在諸多的包括古典的當代的社會理論家的眼中似乎已是不爭的事實。對西方社會思想具有深遠影響的社會理論家韋伯即著重探討了理性化及其傳統的淵源。圍繞西方社會於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和領域普遍表現出的鮮明而獨特的理性化特徵，韋伯作了豐富的理想類型分析。從傳統到現代，個體層面上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取代傳統以及情感的取向成為主導的行動原則，一個尤其典型的表現就是以理性核算與組織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經濟行動；在社會組織層面上，官僚科層制以及法理型權威繼替封建家長制及傳統型權威體現出包括經濟與政治的社會系統的理性化；最為深刻的是，宗教信仰傳統的理性化則帶來了普遍「去魅」的世俗化的思想文化以及科學技術的繁盛。總之，在韋伯看來，這種理性化無疑意味著理性消解和取代了傳統成為個人與社會在各方面的思想、行動與組織、建構所依據的原則。與理性主義精神一脈相承，理性化首要的要求和表現就是個人自主地運用理性去思想與行動，而不是迷信與盲從被神化的傳統與權威。然而事實上，韋伯所看到的西方社會的理性化卻成了一種只在目的-手段意義上合乎邏輯的片面的工具理性行動的普遍化。這或許也正是傳統被理性消解所帶來的某種悖論的後果。這一點我們可在韋伯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對西方特有之理性化起源的探析中隱約得見。在韋伯看來，西方宗教文化傳統特別是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倫理所促發的資本主義理性化在發展壯大後再也無需其作為精神支持從而就與其所由孕育的宗教傳統之母體斷開了原本血脈相連的「臍帶」。對此，韋伯認為，摒棄了傳統的理性化將為我們鑄造出一個理性統治的牢籠。無疑，在對於傳統的認識上，韋伯持有一種看來普遍的觀點，即認為現代社會中傳統被理性化所消解。
置身所謂晚期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背景下，當代的社會思想家們也並未跳脫理性化的歷史車轍。正如哈貝馬斯所言，現代性還是一項未竟的事業，哪怕暫時陷入了曲折與困境，理性化也尚在前進的徵途中。同樣，理性對傳統的消解也絲毫未有改變。不同的也許只是在程度與範圍上更勝一籌了。不同韋伯所看到的理性化在社會多層面拓展的早期景象，哈貝馬斯進一步的察覺到高度理性化了的系統世界對日常生活世界的侵蝕與殖民，從中也洞悉了理性消解傳統的重要機理所在。因為在哈貝馬斯看來，這個日常生活世界作為「信念的儲存庫」正是傳統寓居其中的最終的大本營。實際上，這種系統世界對生活世界的殖民與侵蝕又何嘗不是理性化的深入拓展，是繼系統世界理性化之後在日常生活世界展開的理性化進程。而理性所到之處，傳統必將岌岌可危。理性又勢必要拓展其統治的領地，散居角落裡的傳統終要面對理性的審判和發落。對於理性化，當代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也有著一致的看法，並提出「後傳統社會」之說。吉登斯分析認為，現代性的一大顯著特徵就在於，小至個體大到民族國家等不同層面上都表現出行動的高度的反思與監控。反思與監控也正是理性的實際運用，成為了行動的基本模式。基於反思與監控進而不斷地作出選擇與籌劃也幾乎成了現代人的一種無可迴避的義務。不僅如此，與現代性早期相比，理性化的發展還日益呈現出「自反性」的後果。吉登斯在貝克的自反性概念基礎上進一步強調指出晚期現代性社會的高風險特別是實驗性特徵。所謂實驗性就是說，理性的籌劃愈益導向超出預期與控制的局面和結果，故而使得社會實踐愈來愈像一種實驗。吉登斯認為這種實驗性也是韋伯所言理性化之前景未曾預見的，現如今的我們正在步入一種「後傳統社會」。此外，現代性之全球化進程也正在空前的範圍與規模上瓦解此前從屬及依賴於地方社區的各類傳統。「後傳統社會」便是一個全球社會。總之，「現代性毀滅傳統」這一點也幾乎毋庸置疑。如果說現代毀滅傳統，也許不如說是理性驅逐了傳統。某種意義上說，傳統與現代的針鋒相對也正是傳統與理性的此消彼長。在傳統與理性的關係問題上，與理性主義的觀點與視野很大不同，保守主義陣營一方的理論家則更多的看到理性對於傳統的依存性以及傳統的無處不在與不可避免的事實，對傳統的意義與價值作出了濃重的辯護與闡釋。社會學家希爾斯在其《論傳統》一書中就從正反兩個方向論證了傳統的不可避免及理性化的局限。從正面來看，希爾斯指出，現在始終在過去的掌心中。一方面，傳統是必然的。我們每一代人的社會生活總是立足並實際依賴於前人的創造積累。儘管每代人都對文明作出特有的貢獻，但實際上「沒有哪一代人能夠創造出他們所用所想的全部內容」。「無論他們是多麼富有創造力，他們也只是創造了他們所使用的和構成這一代的很少的一部分。」甚至，「任何一代人所具有的行為範型與信仰範型也主要都不是由這一代人本身建立的」。總之，世代輪替中對於傳統的繼承幾乎是必然的，這對於勢單力薄的個體而言就更不用說了，甚至傳統由於其先在性常常在無意識中就已塑造和規約了個體的發展傾向。另一方面，傳統也是必要的。人類各種有目的有意識的創造性實踐活動實際上都必是要繼承各自領域中的傳統才得以進行和發展，哪怕是標誌理性的科學也有其傳統，「就是發現者也是從傳統出發」。從希爾斯對於宗教、文學、科學以及知識和教育等多方面的傳統演進的考察，我們也可以得見，事實上不斷由傳統出發確是各實踐領域的發展所必然依賴和表現出的共同路徑，這也是人類文化累積傳延的必然邏輯的體現。此外，哪怕只是在日常生活當中，無論是對「例行化」的穩定生活模式的需要，還是出於有利的既往經驗的沿用，也或只是歷史意識與記憶，人們也總在有意無意的延續著傳統。從反面來說，希爾斯認為，理性主義者們所主張和致力於的理性化——希爾斯稱也就是被冠以「現代化」之名的——「這個理想本身就其性質來說就是不能實現的」。不僅完全的理性及理性化根本就是一種神話，這種一味反傳統的理性化的後果也帶來了基本秩序的毀壞和混亂，正如現代化在一些非西方國家所引發的問題所表現的那樣。阻礙理性化實現的大敵也並非就是傳統，人的非理性的一面特別是知識和資源的有限與匱乏加之權力的恣意妄為等等都可能使得實際與理性目標的偏離。（388）並且希爾斯認為，理性主義的勝利也只是特定領域的勝利，尤其是，理性主義這種勝利還是建立在未遭破壞的傳統的基礎上的。同時，理性主義也成為了一種傳統。「人們對於理性和科學之力量的信任已成為一種傳統；他們毫不置疑地接受這一傳統，就象他們早先相信猶太—基督教對人類的起源和生存意義所作的解釋那樣。」
對於傳統與理性的關係，同樣屬於保守陣營的著名思想家德國現代詮釋學理論家伽達默爾從認識論層面通過對理性結構的深入洞察也提供了異曲同工而又富啟發性的論證。伽達默爾認為，傳統與理性並非絕對對立的。啟蒙理性主義貶斥和拒絕一切前見即追求沒有前見的純粹理性的理解是不可能達到的，是一種對傳統的虛無主義和理性的獨斷論。從理解的結構來看，「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種前見。」而「作為理解條件的前見」也正是傳統的貯藏，或者說傳統也是前見的來源。因此可以說，理性是依賴傳統作為理解之條件的。伽達默爾的歷史效果原則理論更進一步指出，理解和詮釋其實就是對傳統的理解和詮釋，理解活動本身是始終置身於歷史和傳統中的，理解所要實現的是一種傳統視域與理解者視域的融合，這樣一種傳統之前見與理解者之理性的融合也即是傳統的不斷自我更新並獲得延續的過程。在伽達默爾眼中，不僅傳統與理性是辯證統一的，傳統甚至還是高於或涵蓋理性的，理性不過是傳統的自我反思。對此，哈貝馬斯這位理性主義後裔及社會批判理論家則決然反對將理性隸屬於傳統，認為傳統必須接受理性的批判。有意思的是，批判理性主義思想家波普爾同樣得出傳統與理性相互依存的觀點。波普爾的證偽理論認為，科學知識的增長是通過對科學傳統的不斷批判和證偽實現的。沒有科學傳統，就無所謂理性的批判，而沒有批判也就沒有科學知識的革命性增長。因此可以說，沒有傳統也就沒有理性的增長。相比伽達默爾著重融合統一的傳統與理性觀，波普爾則論證了傳統與理性以批判為中介表現出的相互依存關係。兩者恰好也完整揭示出傳統與理性之間通過詮釋與批判獲得統一和發展的辯證關係。
由以上兩個陣營諸位理論家在傳統與理性關係上的兩種相反觀點之爭可見，一方面，理性化確實消解了一些特定的傳統，這多是指作為現代之前身的類型意義上的被新傳統所取代的舊傳統，還是指一些跟現代理性原則相對立的傳統，尤其是非反思的遵從與保守傳統並將傳統視為合法性之源的傳統主義。如果說理性化註定消解傳統，我們或許可以這樣來理解，首先，理性化意味著一切都要經受理性的審視，而理性的反思性必然帶來質疑與批判，這本身即打破或至少也會動搖一切傳統所需要的信仰的根基，尤其對宗教信仰傳統而言是致命的。對於諸多既定的傳統如果不是截然反對也不再具有規範的意義了。因為在現代理性看來似乎沒有什麼是絕對和當然的。其次，現代社會實際所充斥的工具理性本身就是只問當下行動無需質問意義的行動主義。不僅無意義也無歷史的關懷與定向。而傳統正是一種奠基於歷史之上的顯現意義的脈絡體系。反之，工具理性行動是只問結果並面向未來的籌劃與行動。對這種狹隘片面的工具理性行動而言，傳統也不再被需要和索求。由此，被工具理性所充斥的現代社會似乎就是一個意義失落和缺乏傳統的社會，也或者是新的傳統還尚未落成。另一方面，不論是繼承還是批判，我們其實始終未曾真正遠離傳統。事實上，我們繼承的傳統遠比打破的多，而現實邁出的每一步也都是踩在傳統的基石上。同時，打破的傳統通過變革也將以其去偽存真的合理內核融匯到現實生活中。如某位學者所言，批判與變革實際上也是一種將傳統從傳統中解救出來的過程。並且，理性化所取得的成就也為我們維護和發展傳統創造了知識上、媒介上、組織上等多方面的有利條件。正如吉登斯注意到的，在前現代社會，書面形式的「大傳統」甚至根本無法傳遞到地方社區，也不能廣泛為缺乏教育的大眾所掌握。現代社會中傳統實際上是有了更多傳延的條件和途徑了。英格爾斯也曾指出，現代人其實更懂得珍惜、維護和保存傳統。從某種意義上說，理性才是維護傳統的必要和有利條件。理性不僅能夠瓦解舊傳統，也必然要建構新傳統。
三、傳統與意識形態的糾葛：兩種態度之變
無論是在西方發達社會，還是在後起發展中國家，自現代化發端以來在對待傳統問題上大體都表現出兩種態度的變遷，也即從現代化伊始的激烈反傳統轉變為後來及當今對傳統的呼籲訴求。傳統在現實的話語中先後被賦予消極反動的與積極有益的不同意味，且隱含著多元的指涉。何以如此呢？事實上，一方面傳統就作為一種規範秩序而言必然帶有意識形態性，因此在社會變革時期也尤其會遭受批判；另一方面，傳統與意識形態也常是糾結在一起的，意識形態的建構離不開傳統。如有學者稱，傳統就是過去的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就是現在的傳統。審視傳統的同時不能不作意識形態的批判，既是對傳統本身的批判，也包括對話語及其言說者的剖析。本文所謂的意識形態，不僅限於上層建築的範疇或政治學概念，而是視作對特定事物、行為或秩序的一種合理化及理論化。小到個人，大到一個階級或民族國家都會有其特定的意識形態，既是利益辯護的產物，也發揮著維護利益的功能。而在相應話語表達的背後通常也隱含著秩序與權力的訴求，無論是維護自身還是指向他者。
（1）傳統與理性主義
首先從西方社會的脈絡來看，當現代化尚在破繭而出的前夕，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先聲的啟蒙運動便在社會思想與意識層面猛烈的討伐了傳統。在理性與進步主義者們的眼中，傳統被視為一切落後反動的舊秩序的根源及代名詞，與封建及宗教權威一起成為與理性和進步決然對立的絆腳石。「傳統性與一種特定的社會與文化聯繫了起來。無知、迷信、教會統治、宗教不寬容、社會等級制、財富分配不均、按出身獲得最佳社會地位的優先權，以及其它心態和社會制度，這些都是理性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非難的對象，而傳統性則被看作是這些東西的導因和結果。」就這種意義上的傳統——即作為現代之前身的那一整套舊的社會秩序與風尚——而言，一方面打著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利益與意識形態的鮮明烙印，另一方面阻礙著先進生產力與文化及其階級力量的成長發展，無疑是必須批判的。跳出這種被特指的傳統本身，就話語及言說者來看，所謂的理性與傳統之截然對立的背後實際上是新興資產階級利益和封建貴族及教權統治階級利益的對立和衝突。與其說理性主義者反對的是傳統，不如說是落後的舊秩序與權威。與理性主義這種新興資產階級的信仰與意識形態相對，傳統則被用於指涉那些與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相衝突的觀念與秩序，從而構成新興階級意識形態的反襯。相反，對於維護統治的社會保守勢力一方，其所以訴諸於傳統，則在於傳統本身提供著其權威合法性的依據，因此傳統也成為其階級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傳統在意識形態鬥爭的話語中因被利益各方所利用也被意識形態化了。
理性主義者在啟蒙時期也許不曾料想，理性主義的價值與理想在現代社會大獲全盛並取得累累碩果的同時也遭遇困境與尷尬。理性喪失了批判性，蛻變為狹隘的工具理性，同時非理性也意外和悖反地伴隨理性化而滋生和蔓延開來。對於理性主義的後裔來說，無論是對理性之蛻變的批判，還是對非理性現象的憂慮，都令他們轉向對傳統的呼喚，並意欲重塑又變得「偉大」的傳統。在西方社會批判理論家看來，現代社會中理性走向了反面。一方面有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另一方面有製造虛假意識與需要的資本主義文化工業，在欺騙與控制大眾的同時造就出喪失批判性思維的單向度的人。在反技術文明的批判理論家馬爾庫塞的浪漫主義懷舊中，前工業時代的傳統成為了一種精神依戀的對象和新烏託邦的來源，這種所謂的傳統也構成了馬爾庫塞批判理論——一種試圖與其所批判的技術意識形態相對抗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在著名批判理論家哈貝馬斯那裡，傳統則意味著曾經的一種提供著理想溝通以及社會秩序之合法性共識基礎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而這一基礎的毀壞導致了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構成其所謂交往理性之新烏託邦的也正是來源於對公共領域這一傳統的追溯。針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泛濫的種種非理性的社會現象，自稱為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的貝爾對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結構之間的失衡與矛盾的分析認為，傳統的斷裂帶來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危機。正如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所揭示的，貝爾也看到，一種傳統的「宗教衝動力」曾為資本主義「經濟衝動力」提供了必要的道德約束，但又在資本主義經濟極大發展後脫離了這種傳統，從而使得文化上出現「非人性」的異化與危機。因此主張重新肯定宗教傳統的價值，並為資本主義的文化危機「提出一個冒險的答案——即西方社會將重新向著某種宗教觀念的回歸。」從不同時期不同人對於社會的批判與傳統的訴求中可見，傳統出於不同意識形態的批判與建構的需要也被賦予了多元的指涉。或許可以說，傳統就是在與意識形態的關聯中被建構或發明的。
（2）傳統與民族主義
對於不少的後發現代化國家來說，似乎有兩個顯著的共同之處，一個就是從外部特別是由西方發達國家輸入的外生型後發現代化，一個就是現代化與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相伴而生；且鑑於複雜艱險的國際環境，謀求民族獨立自主與繁榮振興的使命也始終與現代化聯繫在一起。現代化混合著民族主義可以稱作是這些國家共通的一類意識形態。而對於傳統的態度與實踐也正是與這樣的意識形態緊密相連盛衰與共的。就我國經驗來看，總的來說，對於傳統的態度也表現出批判與訴求的矛盾性。一方面，如同西方現代化出現的情形，傳統與現代兩種秩序的對立使得反傳統成為一種必然，尤其是在社會變革初期。另一方面，不論是鑑於西方現代性對於本民族文化傳統的衝擊，還是基於當前的國際競爭需要，乃至也是著眼於探索民族國家之獨特發展道路，民族主義的關懷也使得維護和重建傳統日益受到更多的重視與肯定。
在我國探索和謀求現代性的曲折歷程中，對傳統的批判也是現代所由誕生的一條必經之路。上世紀初，在西方現代工業文明伴隨堅船利炮的入侵之下，一方面閉關自守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迅速瓦解，另一方面民族求變圖強的現代化意識空前覺醒。在思想文化領域興起了被視同中國歷史上之啟蒙運動的激烈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在當時的進步人士看來，不徹底地批判傳統與變革思想，現代先進文化與社會就無法得以生長和實現。而其所謂的傳統就是阻礙著社會進步的腐朽沒落的封建秩序與文化，在意識形態上尤其表現為以儒家思想文化為核心的一套封建禮教體系。因此，在新文化運動對傳統的批判中，儒家文化傳統也就成了首當其衝的眾矢之的。雖然後來對這種反傳統有稱過於極端的批判之詞，但其實，當時所批判和反對的傳統確是一種帶有濃厚封建意識形態色彩的儒家禮教傳統，也或者說是一種被封建統治階級所意識形態化了的傳統。可以說，現代化既是在反傳統的批判聲中起航的，也是在與傳統的現實鬥爭中持續推進的。似乎在現代化這一民族國家的共同理想主導下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傳統也主要是作為一個反面角色而存在的。
然而，時至當今，我們已處於現代化的新階段上，既可見有新儒家一派的積極作為，也不時聽聞對重塑民族傳統的呼籲，傳統這個字眼重又在思想與話語多個層面中活躍起來。反思這種變化，可以說仍舊是與意識形態相關聯的。在現代性的全球化發展過程中，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使得民族主義成為格外突出的一種意識形態。如果說民族主義成為現代化持續的動力基礎，那麼民族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又需要傳統作為其精神文化基礎與支撐。並且民族主義的發展理想與願望的實現也使得傳統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資源。不論是提升民族國家的競爭力與影響力以及奠定民族自我意識，還是抵制西方中心主義與霸權主義的國際格局和謀求獨立自主的國際地位，特別是在西方式現代性弊病與危機重重的情勢下，同時也面臨現代性在本國所引發的多種困境與問題，要求探索本國乃至擴展至全球的現代性之未來道路的歷史使命，皆促使我們再度返回自身去重新發現傳統。顯然，這時被我們重新加以尋求的傳統不再是曾經被批判的那些帶有腐朽封建意識形態性的傳統，而是指向一個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尤其是那些標誌民族精神的具有寶貴价值與積極意義的文化傳統。在曾經激烈的反傳統運動中，在外源的現代化的洗禮之下，我們的傳統一度被認為斷裂了。的確在傳統到現代的變革當中必然存在著某種斷裂。然而作為一種歷史的必然，傳統也只有在經受批判與考驗之後在適應新形勢前提下獲得傳續。就我們的儒家傳統來說，曾經的意識形態批判也使其更加去偽存真，尤其在彌補現代社會道德與意義缺失的層面上顯現出傳統所蘊藏的寶貴价值。或許我們也看到這種傳統在主流意識形態中已難覓其顯要地位，但事實上依然在人們的意識與行動中以微妙的機制發揮著作用。並且傳統仍在持續的重新發現與建構當中。比如當前新的和諧社會的共同理想中就創造性地發展了我們既有的傳統，在一定程度上接續了為民族發展所需同時也體現民族特色的精神傳統之一貫性基礎。
四、結論：兩點啟示
通過上文三個不同視角的探析，我們恰恰可以得出共同的結論與啟示。主要有兩點，啟示之一即傳統的傳延與變革的辯證發展邏輯與過程。一方面，對傳統的繼承與傳延是社會發展進步與人類文化累積的必然邏輯和客觀事實。可以說，沒有傳統，文明與進步是不可能的，理性及理性的批判同樣也是不可能的。並且，無論是繼承還是批判都是傳統延續的途徑和方式。如某位學者所言，傳統就是一條偉大的存在之鏈。對其我們可以批判和改變，但我們始終就是身居其中的一個鏈環。另一方面，傳統的實質決定其也必然是要隨著時代的進步經受批判與變革的。作為一種文化，傳統本質上也根源於人類為適應環境和滿足自身需要進行的實踐活動的產物，是人類文化的社會選擇的結果。實踐的發展必然帶來文化與傳統相應的變遷。對於特定階段上具有特定社會意識形態意義的傳統的批判和變革則是實現進步的必然要求與途徑。同時去意識形態的批判也不斷的淘瀝出其中常保生命力的作為人類文化之精華的傳統。傳延與變革就是傳統存在與發展的必然邏輯與辯證過程。因此，我們在對待傳統的態度和方式上相應的也須持一種辯證的原則。首先，尊重傳統是必要的。從現代化這種意識形態及實踐來說，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思維使得我們對於傳統難免會有過激之處。這不只會存在於新社會誕生的早期階段。實際上，現代化的逐步推進決定我們仍要持續的破除一些舊式的有悖進步方向的傳統。因此，反傳統的思維仍將存在。所謂尊重傳統不是一味的肯定傳統，而是說要審慎的對待傳統，這也是針對傳統虛無主義和某種與傳統主義極端對立的現代主義而言的。此外，對於傳統的尊重還意味著我們對於傳統負有的責任。傳統也是需要持續的建構與發展的，尤其是在意義失落與缺乏的現代社會中益發顯示出價值光輝的那些傳統。其次，對傳統的維護與重塑也仍舊不能放棄批判。伴隨著現代性的發展，重新找尋失落的傳統也日漸成為一種需要。尤其是在民族主義的驅動下，我們也期望以此來奠定民族的獨特自我與文化地位。也或還有一些被經濟利益驅動的復古行為。但畢竟那些傳統是與曾經的舊社會秩序相適應的產物，不可避免的帶有時代的局限。在新時期對於傳統的維護與重塑過程中，我們不能因為其中包含著合理性價值因素就喪失了批判，脫離時代或對傳統過分加以美化或一味的頌揚都難免迷失正確的方向，也不利於發揚我們的傳統。
啟示之二是，我們現時代所探求並欲重建的傳統主要指向一種提供意義關懷及道德規範支持的精神信仰傳統。幾個角度的探析都顯示出，對於傳統主要是有兩種指涉。其一是，現代化初始的社會激烈變革時期，傳統多被特指為急欲推翻和擺脫的腐朽沒落的舊社會之秩序與意識形態。另一就是，現代化的高級以及當前階段上，傳統又被一致指向一種富有意義關懷的精神信仰傳統。而這種富有意義的規範秩序被認為是曾經我們所推翻的舊秩序的一個特徵與優點。在西方社會中這種傳統多是指向曾經的宗教傳統。在我國則多是說儒家傳統。顯然，當今時代對傳統的呼喚是伴隨現代性發展而產生的一個必然現象。現代性所帶來的精神文化上的危機已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發展中會遭遇的問題。傳統的重塑成為不同民族都面臨的共同課題。對此，各民族有著不同的傳統資源及各自的優勢與解決路徑。相對來說，雖然西方宗教傳統曾孕育了資本主義理性化與現代化的文明進步潮流，但文化世俗化的後果卻註定打破和背離這種傳統；而雖然我國的儒家文化傳統曾被認為是阻礙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但相對來說，其某種世俗化的理性與品格卻意外地順應了時代現實，甚至也可能契合了正在日益顯現的追求和諧的某種普遍趨勢。
其實，我們所以探討傳統觀問題，顯然不只是為了端正和明確我們對待傳統的態度與政策，更重要的還是出於對民族及現代性未來發展的關懷。我們的傳統究竟會是怎樣的，現代性的未來究竟會是怎樣的，傳統之於現代性又有怎樣的影響與意義，等等都是有待我們積極探索和回答的問題。未來因其懸而未決以及多元組合之可能似乎是難以去言說的。可以想見的是，在全球化的趨勢和背景下，各個國家的未來都是彼此聯繫的，各民族文化傳統之間相互影響彼此借鑑也是必然的。如同西方之現代性的普遍擴展，傳統的重構也不只局限於本民族而必是多元融會基礎上的。並且，傳統與現代性始終是共同成長同時也彼此界定的。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未來的樣子就是傳統的邏輯與現代性之要求所達成的具體歷史的統一與融合。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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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在《河北學刊》2009年第6期。發表時，由於篇幅原因曾被刪去了文章開頭部分和第一部分的第一段以及注釋，這裡恢復了原貌。）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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