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帝國主義問題一直是21世紀以來西方左翼理論界的研究熱點,哈維、帕特奈克和史密斯等學者近年來圍繞南北依賴關係、全球財富流向和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當代適用性展開了爭論,並引發了廣泛討論。其實,帝國主義的本質並未改變,但其表現形式發生了變化,呈現階段性特徵。對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最新爭論的綜述,能窺見個中對世界進程的理論反映及其局限。
關鍵詞:南北依賴關係 全球財富流向 帝國主義理論 「次帝國主義」
作者謝富勝,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教授(北京100872);李英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帝國主義理論主要分析資本與國家以及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帝國主義理論自20世紀初期創立以來,大體上經歷了經典帝國主義理論、依附理論和新帝國主義理論三個發展階段。其中最具影響力和解釋力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加快,跨國公司生產網絡不斷延拓,製造業普遍向南方國家轉移,金融壟斷資本日益膨脹,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綜合國力不斷增強。針對上述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變化的所謂「新帝國主義」問題,日益成為21世紀西方左翼學者的研究熱點。
2017年5月21日,以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新出版的《帝國主義理論》(A Theory of Imperialism)一書為契機,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帕特奈克、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和鄧肯·弗利(Duncan Foley),在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 in New York)圍繞南北依賴關係進行了一場辯論。2017年8月26日,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率先批評哈維是「帝國主義否定者」,隨後兩人圍繞全球財富流向問題在「非洲政治經濟學評論」網站展開了爭論,其他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隨後紛紛加入了討論。大衛·菲爾茨(David Fields)將爭論的具體內容發布在「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網站,進一步擴大了此番爭論的影響力。「紅線」網站也專門開設討論區,就此展開討論。爭論涉及南北依賴關係、全球財富流向和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當代適用性三個問題,與當代帝國主義本質及其基本特徵密切相關,對於深入研究時代特徵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如何認識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的依賴關係
帕特奈克以北方國家和南方國家間地理差異為基礎,分析了中心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穩定產品供給價格和貨幣價值,通過收入緊縮和擴大產業後備軍等手段,對非帝國主義國家施加的一種新帝國主義式強制關係。哈維認為,帕特奈克犯了地理決定論的錯誤,強調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並沒有很強的依賴性。帕特奈克則回應,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存在較強依賴性,強調其帝國主義理論基於資本主義制度階級矛盾,是剖析資本主義理論,並非地理決定論。
(一)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的依賴——帕特奈克的邏輯
帕特奈克認為,帝國主義是由帝國主義國家施加給非帝國主義國家的一種強制性關係,以確保前者能夠以不變價格從後者獲得其自身發展所需的產品。帕特奈克帝國主義理論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主要說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穩定發展,離不開熱帶地區廉價產品;第二部分論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實現上述目標,需要對熱帶地區人民實行強制性收入緊縮戰略。帕特奈克將帝國主義定義為,一種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性依賴關係,以一定地理條件為基礎,從殖民主義時期一直持續到當代資本主義。
帕特奈克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離不開原材料、食物等一系列商品的投入,資本主義國家自身不能全部生產這些商品,資本主義的正常運行依賴於資本主義外圍地區這些商品的供給。這些商品供給價格呈不斷上漲趨勢。給定商品生產者貨幣工資水平,這些商品生產成本會隨著需求增加而不斷增加。典型代表是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生產的農產品。它們為資本主義國家不可或缺,又不能在資本主義國家所處溫帶地區生產,形成北方對南方的依賴。南方的熱帶和亞熱帶土地面積有限,存在邊際收益遞減效應,北方國家資本積累和全球收入的普遍提高形成巨大需求,熱帶農產品供給價格隨產出量增加而攀升,造成長期通貨膨脹預期,超過一定閾值,會給資本主義貨幣金融體系帶來許多嚴重問題。
帕特奈克提出,貨幣不僅是流通媒介,更是財富形式。一旦貨幣持有者預期商品價格上漲,貨幣價值與商品價值相比趨於下降,會放棄持有貨幣,轉而持有商品。商品存在持有成本,包括儲存成本以及儲存過程中的損壞腐爛等損失,貨幣則沒有。只有當預期通貨膨脹率超過商品持有成本時,商品才會代替貨幣成為財富形式。原材料和食物等供給品價格上漲,被認為是長期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的信號,將進一步瓦解貨幣價值,造成資本主義貨幣金融系統的崩潰。
這裡有四個節點需要注意。第一,不同個體的預期水平存在差異。一部分人預期通貨膨脹率將超過某種商品持有成本,把貨幣轉移為商品,會拉高該商品價格,抬升預期通貨膨脹率,導致更大範圍內貨幣向商品轉移,如此循環最終致貨幣價值崩潰。因此,引發貨幣貶值的預期通脹閾值,可以是某些商品的預期通脹率。第二,作為一種特殊商品,黃金的持有成本幾乎為零,其相對價值長期保持穩定,人們在通貨膨脹時期通常將貨幣兌換為黃金。第三,若資本主義國家貨幣工資與生活成本指數掛鈎,商品價格上漲會拉升生活成本指數,並通過工會談判提高工資,更易導致通貨膨脹,引發貨幣價值波動。第四,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土地稀缺,其農產品對資本主義發展至關重要,如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物質原料基礎的棉花。
帕特奈克認為,貨幣和商品之間財富形式的權衡取捨會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外圍國家商品價格不斷上漲,使得財富持有者將財富兌換成黃金,即使發達國家富人不這樣做,外圍國家富人也會這樣做,黃金價格因而不斷上漲。如果外圍國家富人將財富兌換成發達國家貨幣,雖發達國家貨幣體系不至於崩潰,但會引發外圍國家貨幣的崩潰,最終引致全球貨幣體系停轉。總之,熱帶和亞熱帶地區農產品價格不斷上漲,會瓦解貨幣的財富職能和交換媒介職能,保持農產品價格穩定對於資本主義至關重要,這也是殖民統治以來資本主義在某種層面的行為邏輯。李嘉圖和凱恩斯都曾預期熱帶產品供給價格趨於不斷上漲,但這種結果並沒有出現。這是因為,帝國主義國家強制緊縮熱帶和亞熱帶地區民眾收入,壓縮外圍國家對本國農產品的需求,在既定產出下擴大了對中心資本主義國家的供給。
殖民主義時期主要通過直接剝奪小生產者和徵收殖民地稅,壓縮南方國家人民需求。新帝國主義時期則主要通過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緊縮外圍國家勞動者收入,具體主要包括以下四種方式。一是擴大產業後備軍規模,拉大收入差距,使得全球範圍工人消費不足。二是削減政府財政的公共產品支出。在新自由主義治理下的資本全球化時代,政府吸引國際資本,提供財政補貼和稅收等政策優惠,對資本的稅收減免必然削減社會性支出,降低民眾購買力,限制對食物等重要產品的消費。三是以國際壟斷資本取代小生產者和小商販,擠壓他們在供應鏈和銷售鏈的地位。四是跨國資本以基礎設施建設名義,接管公共用地和農民私有土地,破除資本農業原始積累的障礙,加速農民與生產資料分離,增加全球產業後備軍規模。
(二)邁向地理決定論——哈維對帕特奈克的批評
在評論帕特奈克帝國主義理論時,哈維首先指出,中心資本主義國家對於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產品的依賴性,遠未達到帕特奈克描述的程度。他認為,南方國家產品對北方國家經濟有影響,但絕對不會攸關北方國家資本主義的生存。瓜地馬拉藍莓和黑莓的冬季價格上漲,不會造成法國經濟崩潰,至於糖這類十分重要的熱帶和亞熱帶產品是可以被替代的。拿破崙戰爭使北方國家意識到糖的重要性,於是甜菜產業在北方國家政府補貼之下迅速發展,實現了對熱帶地區糖產品的替代。只有少數產品如可可、棕櫚油、咖啡、辣椒、茶和柑橘類水果等,可能對北方資本主義國家至關重要,剝奪北方國家人民對於這些習慣性產品的消費,或引發人民革命思想,但這不是新帝國主義理論有說服力的基礎。
哈維進而批評帕特奈克的帝國主義論。帕特奈克將唯物主義等同於地理決定論,將「地理」僅視為「自然環境」,忽視了人類生產生活對自然環境的重塑,這是在解讀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過程中的常見錯誤。單純依賴自然環境來解釋資本主義的一切十分荒謬,地理環境已在很大程度上被人類活動所改變和再造,特別是最近幾個世紀以來資本主導下的地理環境再造。我們應該辯證地理解自然和經濟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將兩者完全割裂,討論誰更重要。只有通過改變世界,人類才能改變自己,當人類通過自身勞動改變世界和周圍環境的同時,人類也不可避免地改變了自己。人類行為和自然進化兩者之間的矛盾運動,需要進入我們思維的中心,歷史需要被重新嵌入自然中。農業生產條件並非依據一成不變的自然環境,而是隨著土地、文化、經濟和政治等歷史因素的改變而改變。現在的熱帶大陸已不是20世紀時的熱帶大陸。鮮花、水果和蔬菜能從熱帶大陸運往北方國家,是因為蒸汽機和鐵路等交通工具革命重塑了世界經濟的相對空間,內燃機、噴氣機和貨櫃在過去50年正主導著新一輪世界經濟相對空間的重塑。
從這個角度看,溫帶地區已經形成了對於熱帶地區的強大壟斷力量,這也是當前全球經濟存在諸多不對稱的根源。人為建造的許多基礎設施是人造自然的重要組成部分,熱帶地區人造環境大多形成於殖民地時期,與溫帶發達資本主義地區人造環境差異顯著。西非南北走向的鐵路和公路系統,主要將財富由內陸運往港口,再轉移到北方國家。人造地理環境對經濟和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殖民地時期殖民政府分割的經濟領土,現已為大部分熱帶地區國家分界的主要依據。北方國家基礎設施發展和國家形成過程與南方國家大不相同。紐約、舊金山和芝加哥因集聚經濟,吸引大量資本,實現了對城市環境的建成和再造。包含自然基礎在內的物質基礎以及社會基礎,在資本流動中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人類世界不僅誕生於原始自然環境,還誕生於一系列非均衡的政治經濟發展所形成的社會環境。
北方國家資本主義在知識積累、研發能力、組織形式和社會基礎設施等方面積累的強大壟斷性力量,主要由大學等研究機構創造,並非自然的饋贈。美國和英國可能無法生產可可和棕櫚油,但熱帶大陸上的國家機器很難生產出與溫帶地區同樣水平的社會和物質基礎,以服務於資本積累。熱帶地區也許可以生產出北方國家不可或缺的產品,但在汽車製造、電子信息以及生物工程等領域,它們必然面臨北方國家資本的強大壟斷力量。厄瓜多可能在可可和香蕉生產領域存在一定壟斷性,但德國有西門子和寶馬,美國有輝瑞、波音和蘋果,這一切都賦予北方國家經濟壟斷權力。南方國家民眾需要的汽車、計算機和手機,大部分都由北方國家發明、設計和生產,前者被迫屈服於帝國主義,以換得自身發展所需產品。厄瓜多和玻利維亞都旗幟鮮明地反對帝國主義,但兩國都必須允許它們國內碳氫化合物和農業基地被開發利用來換取外匯,以便能夠實施社會福利和經濟發展戰略。
(三)立足資本主義基本特徵——帕特奈克的回應
帕特奈克回應哈維說,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的進口依賴性並未下降,反而在增強。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資料庫的數據,可以部分反映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的進口依賴程度。德國和英國至少有三類食品(咖啡、茶和香料)國內產量為零,進口依賴性接近無窮大。德國有六類產品,英國有四類產品,進口量均超過國內產量,包括糖類、水果蔬菜類、油料作物類和海鮮類等。儘管美國擁有全球面積最大的耕地和一些亞熱帶土地,但對咖啡和茶葉等興奮劑類飲料的進口量,幾乎是國內產量的1000倍,香料進口量是國內產量的300倍以上。美國對水果類、海鮮類和樹木類產品的進口量超過國內產量的30%,對豆類、糖類、蔬菜類和酒精飲料類的進口量超過國內產量的20%—30%。通過比較1992年和2011年一些主要食品的進口依賴性數據發現,過去20年北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口依賴性大為增強,遠高於發展中國家。美國對香料類、興奮劑類和海鮮類產品的依賴程度比以前高很多,英國和德國對水果類產品的依賴程度亦如此。
北方國家為了確保源源不斷的產品供應,直接或間接地通過國際組織對發展中國家施壓,以消除後者對國內生產者的保護,並迫使其從事自由貿易。同時,通過大型食品跨國公司與南方當地農民籤訂合同,改變其產品出口結構,滿足北方國家產品需求。經歷貿易自由化和財政緊縮的南方國家,越來越多的資源被轉用於種植出口作物,人均糧食產量不斷下降,國民營養攝入量不斷減少,這種方式複製了殖民地時期「單向自由貿易」的結構。至2011年,印度和非洲的人均糧食產量每年低於225千克,而美國則超過1000千克。從根本上說,這是南北方不對稱自然生產能力,以及北方國家對於南方熱帶和亞熱帶、農產品單方向需求的結果。
在發達國家對於熱帶和亞熱帶農產品高度依賴的前提下,資本積累的不斷膨脹和全球收入的普遍提高,對南方國家農產品形成巨大需求,一旦供給不變,會引發產品價格不斷上漲。帕特奈克提出了消除價格上漲的四種方式,包括土地擴張、外圍地區利潤增長、中心地區收入緊縮和外圍地區收入緊縮,論證了前三種方式的不可行性。其中,土地擴張政策可以提高外圍地區農民收入,增加外圍地區自身的產品需求,擠壓對中心國家的產品出口。外圍地區農民收入提高,意味著農民階級力量壯大,與全球壟斷資本利益逆向而行。南方的土地擴張需要大規模水利設施建設和農業研發投入,需要有強大的國家幹預主義,這將意味著帝國主義控制的弱化。
二戰後,南方的國家幹預主義試圖控制本國資源,將發展公共部門作為與資本家抗衡、不合作的後備選擇,通過公共部門主導下的土地擴張政策和技術進步,抗擊帝國主義強制的收入緊縮戰略。同時,國家幹預主義堅持由政府提供關鍵性服務,通過對國內外資本徵稅來支撐國家幹預所需的財政支出,以赤字財政最大化來追求南方國家利益,這一切都意味著減緩帝國主義的扼制。因此,國家幹預主義始終被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排斥,只存在於後殖民主義即帝國主義被削弱的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北方國家資本霸權遭遇嚴重挑戰,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得以在某些發達國家採用,保證高水平就業。同時,殖民地國家得以實現自治並實施有力的國家幹預政策,其中包括土地擴張政策。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時代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進,資本集中化程度不斷提高,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日漸強悍,民族國家對抗全球壟斷金融資本的行動被強烈遏制,弱帝國主義時代走向終結。第三世界國家經歷了從國家幹預主義時代到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變遷。新自由主義時代和殖民主義時代一樣,金融資本會以各種名義通過各種手段阻止任何南方的國家行為。南方資本主義發展面臨兩種選擇,或通過國家幹預主義維護被壓迫民族的利益,或犧牲工人和農民的階級利益。在帝國主義強大壓力下,南方國家總是選擇後者。帕特奈克強調,以上刻畫的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基本特徵在特定環境下的表現,這種特定環境就是不同地區客觀存在的生產能力差異。這是關於資本主義的理論,而不是地理決定論。
二、全球財富流向東方還是西方
史密斯率先批判了哈維全球財富正由西方國家流向東方國家的觀點。哈維以資本時空修復理論為核心,對史密斯進行反駁,主張帝國主義國家剝削非帝國主義國家的歷史進程已經改變。隨後,史密斯再度回應哈維,強調全球化時代帝國主義中心國家依舊從非帝國主義國家攫取財富,帝國主義本質從未改變。
(一)全球財富的東西方流向
全球財富由西方國家流向東方國家,這是哈維對當前全球財富流向的判斷。他認為,當前全球價值流動十分複雜,流動方向不斷變化,財富由東方國家向西方國家流動的歷史事實已持續兩個世紀,然而在過去30年這種情況發生了逆轉。哈維的論著反覆提及這一觀點。「許多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快速增長,使得全球範圍內不同國家之間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幅減少。過去兩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從東方國家不斷攫取財富的事實,隨著東亞經濟逐漸崛起為全球經濟的引擎已成為歷史。」他引用《美國國家情報會議評估報告》的預計,「2025年時美國將失去主導地位,西方的財富和經濟權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轉移至東方」,並總結道,「這一前所未有的大轉移逆轉了18世紀以來歐洲和北美長期榨取東亞、東南亞和南亞財富的大趨勢」。「150年來財富由東亞和南亞轉移到美國與歐洲的大趨勢發生了歷史性逆轉。這意味著,在1945年以來美國形成的主導全球資本主義的能力,正在發生根本性改變」。
哈維在對史密斯的回應中,對此作了補充說明。他判斷全球財富流向時所說的「東方國家」,包括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再加上韓國、中國臺灣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地區)構成了全球經濟版圖中的一個特殊權力區域,約佔全球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而北美僅佔四分之一。1960年以來,作為全球資本積累權力中心,東亞的崛起速度十分驚人,目前中國和日本擁有大量美國國債,且規模正不斷攀升。分析哈維的判斷,需要回到其新帝國主義論。哈維將「資本帝國主義」定義為「國家和帝國的政治」與「資本積累在時空中的分子化過程」這兩種要素的矛盾融合。前者指帝國主義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方案,行為體擁有一定領土的管轄權,能夠動員人力和自然資源實現政治、經濟和軍事目標;後者指帝國主義作為在時空中擴散的政治經濟進程,資本的支配和使用佔據首要地位。
資本主義制度特有的資本積累方式,內在地催生出大量過剩資本,引發不斷加劇的過剩資本吸納難題。資本可以通過長期資本項目或社會支出進行時間修復,或通過開發新市場及建成新生產能力的地理擴張進行空間修復。地理擴張必然與權力的領土邏輯相結合,造成地緣政治衝突,引發權力領土邏輯和權力資本邏輯之間的矛盾運動。不斷膨脹的過剩資本和永久性的地理擴張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資本必然為打開市場而徵服世界。20世紀70年代,面臨嚴重危機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加速資本全球化,進行資本積累的空間修復。東方國家國內過剩資本在空間修復過程中流向西方國家,通過資本輸出實現對西方國家的價值汲取,導致東西方財富流向發生逆轉。哈維說:「目前東亞各個國家(地區)內部積累的大量過剩資本在陸續地尋求空間修復,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對外輸出資本,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臺灣在20世紀80年代初,大部分投資都流向了北美和歐洲,使得東西方財富流向發生了逆轉。」
(二)史密斯的反駁
史密斯認為,哈維的論斷十分驚人,如果財富和權力的流動方向正在改變且近年來甚至已經逆轉,這表明從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流向西歐和北美等帝國主義中心國家的、已持續數百年的價值轉移已經結束,現在歷史上受壓迫的南方國家(或「東方國家」)正在剝削帝國主義列強。哈維認為,史密斯誤讀了他的判斷,把他所說的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關係,理解為南方與北方之間的關係。史密斯則強調,儘管哈維關於東方國家與西方國家的兩分法,與帝國主義國家與非帝國主義國家,或北方與南方國家之間的劃分,不能嚴格等同,但其時空修復理論的大邏輯就是要表明,在全球資本進行時空修復的條件下,資本複雜流動性改變了之前財富由東方國家向西方國家的單向流動,帝國主義國家剝削非帝國主義國家的歷史進程已經改變。史密斯指出哈維的判斷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實。2012年,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向富裕國家的淨資源轉移估計為2萬億美元,約佔前二者GDP的8%;貧窮國家向富裕國家的淨資源轉移超過3萬億美元,約佔前者GDP的12%。從長期來看,1950—2011年發展中國家有記錄和無記錄的、合法及非法的資金轉移在不斷增加,資源轉移一直處於淨流出狀態。史密斯認為,這些數據已足以駁斥哈維的論斷,並且哈維的財富流向論並未列舉相應的統計數據進行佐證,削弱了其理論的有效性。史密斯分析道,在測算上述淨資源轉移時,南方國家流向北方國家的利潤匯回,已被北方國家流向南方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所抵消。事實上,利潤匯回可以增加北方國家跨國公司財富,對外直接投資則提高了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經濟的控制力。儘管二者流動方向可能相反,但在本質上共同強化了帝國主義國家對其他國家的控制與剝削,其他類似的資金流動,如債務償還和新借貸款與此大同小異。
史密斯認為,帝國主義國家剝削非帝國主義國家的歷史進程不僅沒有改變,而且是不斷加劇的。北方資本以世界範圍內工資差異為基礎,通過生產全球化條件下「全球勞工套利」的方式,對南方勞動力進行全球剝削,以此從南方國家汲取價值,形成了一種新的帝國主義世界體系。這種價值汲取過程主要由跨國公司來完成,通過勞工套利驅動下的外包形式實現,形成了一種新自由主義時代特有的勞資結構關係。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的最主要特徵之一是,生產向南方國家大規模轉移。2010年,佔世界總量79%約5.41億的產業工人生活在南方國家,1950年僅為34%、1980年為53%;目前,80%以上全球貿易被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網絡掌控,絕大多數南方國家就業人口都依附於這一全球剝削體系。
新自由主義時代北方國家將南方國家億萬工人和農民,從他們依存的土地和民族產業中拖拽出來,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全球產業後備軍,在降低南方國家工人收入的同時,也拉低了中心地區勞動者的收入。2015年,相對全球16.6億的活躍勞動大軍,全球產業後備軍的人數超過了23億,並且活躍勞動大軍中還有不少人沒有穩定工作。全球化市場是一個不完全市場,資本和商品可以隨著貿易自由化而自由流動,但勞動者會受到地理、社會和政治等各方面的限制,無法自由流動。全球化生產體系下,勞動力流動性壓制與勞動力日益增長的巨大供給相互作用,催生了國際工資巨大的梯度差異。1991—2011年,以2005年美元匯率為基準計量,人均GDP,發達國家從54800美元上升到73600美元,發展中國家由7460美元上升到14220美元。全球勞動力工資梯度差異催生了全球層面不同的剝削率,形成勞動者創造價值與工資的差異。跨國公司通過產業外包、離岸業務和成本控制等,將當地高薪工人與海外低薪工人置換,充分利用全球不完全市場工資差異,不斷地從南方國家攫取價值。
史密斯進一步分析價值轉移如何被GDP核算所掩蓋。價值鏈中每個節點都代表了一個盈利點,每個節點之間的連結都構成了價值轉移。由於權力關係的不對稱,外圍國家生產的價值被發達國家攫取卻未記錄,統計數據不反映真實的利潤轉移,跨國公司對此起了關鍵作用。在其外部承包的全球產業鏈生產中,對南方供應商並無所有權,帳面上不記錄後者的匯入利潤。這與其分公司定期將境外利潤匯回企業總部截然不同。事實上,那些總部設在歐洲、北美和日本等公司的利潤,由這些利潤支撐的金融資產,以及這些國家居民的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來自它們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工人更高的剝削程度。
(三)北方國家依舊從南方國家攫取財富
哈維關於全球財富從西方國家流向東方國家的觀點,遭到大多數國際左翼學者的批評。首先,哈維的「東方國家」概念十分模糊,包括富裕帝國主義國家日本,新興市場國家中國以及越南和孟加拉國等許多貧窮和受壓迫的國家。其中,身處東方的日本憑藉其經濟實力剝削東亞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因而不能成為東方向西方價值轉移的一部分。儘管中國海外資產保持淨盈餘,但由於收益率較低,中國仍然是全球淨利息支付者。中國持有1萬多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這些國債利息率幾乎接近於零,而目前帝國主義國家在華投資者的盈利是美國國債利息的20或30倍。相比之下,儘管海外投資頭寸持續存在巨額赤字,但美國對外借款的利息成本遠低於美國對外投資回報,使其能夠一直維持正的淨投資收益。可以看出,哈維的「東方國家」概念純粹是個地理術語,在理論分析上毫無用處。
其次,正如安迪·希金博特姆(Andy Higginbottom)所言,哈維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方法論存在缺陷,他將《資本論》一至三卷割裂開來,單純通過第二捲來認識世界。哈維將資本主義理論化為一種過程而不是社會關係,馬克思是將這兩方面融合於資本運動規律的。哈維的錯誤方法使他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僅描述為一種資本循環,經歷生產、實現和分配等過程,沒有將資本力量歸結為對勞動的剝削,而否認對勞動力的剝削便是否認勞動本身。因坦·蘇萬迪(Intan Suwandi)等也強調,當今帝國主義國家對非帝國主義國家的剝削和剝奪變得更加隱蔽,把握當代帝國主義經濟本質,必須離開自由貿易佔主導地位的交換領域,進入存在極高剝削率的生產領域,通過單位勞動力成本分析,揭示全球化壟斷金融資本的本質。哈維對中國和印度等國粗淺分析得出的當今世界財富流向發生逆轉的判斷是站不住腳的。
帕特奈克也認為,東西方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身份根本沒有轉換。儘管後殖民主義時代赤裸裸的殖民掠奪已經走向終結,但不平等交換、強制性智慧財產權和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高端產品依賴的存在,使得西方國家對東方國家單向剝削的程度不斷加劇。亞當·邁耶(Adam Mayer)也強調,東西方國家之間的角色並沒有發生轉換,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依舊在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領域具有絕對統治力。哈維對帝國主義的分析,聚焦於不穩定的資本流動,消解了中心化的帝國主義,這是一種忽視歷史事實的分析,很容易讓工人階級陷入自我麻痺的漩渦,放棄與帝國主義的不懈鬥爭。綜上所述,大多數國際左翼學者都認為,儘管哈維的資本時空修復理論從某些側面揭示了當前全球複雜的價值流動,但僅以此得出東方國家正在剝削西方國家,或者南方國家正在剝削北方國家的判斷是十分武斷的。
三、帝國主義理論是否已經過時
哈維認為,資本時空修復過程中引發的價值流動散亂化和霸權競爭,使陳舊的帝國主義理論失去解釋力。史密斯認為,哈維否認北方帝國主義國家剝削南方非帝國主義國家的歷史進程,也就是否認了帝國主義的本質。派屈克·邦德(Patrick Bond)認為,不能將列寧關於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劃分,直接嫁接到今天,引入「次帝國主義」概念可以部分解決哈維和史密斯的爭論,更加細緻地刻畫全球化時代散亂的價值流動,以及複雜的國家間權力結構關係。
(一)哈維:經典帝國主義理論已過時
哈維認為,全球化時代價值流動散亂化和霸權競爭及轉移,是當代帝國主義的核心特徵,史密斯所固守的列寧帝國主義論是一種滯固的僵化理論,難以解釋當前複雜的政治經濟現實。當前全球範圍內生產過程十分複雜,既有跨空間、跨領土的生產,也有特定場所的特殊化生產,對於產品價值的實現和分配也是如此,我們必須根據不斷變化的現實,修正已經過時的理論。經濟現實包括不同地理區域間不平衡發展、勞動分工不斷廣化和細化、全球商品價值鏈、空間修復以及區域性生產;同時還包括特定時間段內形成的特定價值體系下,區域經濟結構的形成與消解。除非剝奪造成的貶值和過度積累形成的強大破壞性力量發揮重大作用,否則上述特定時間段內的經濟現實一般不會發生質變。哈維強調,帝國主義理論的邏輯起點,應該是紛繁複雜的經濟現實,而不是將概念強加於現實。雖然帝國主義概念曾經十分有價值,但100多年來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已發生巨變,價值的再分配形式正在不斷演進變化,並且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這個過程十分複雜,不是一個簡單的帝國主義概念所能概括的。
哈維進一步提出,需要通過考察資本、勞動和貨幣在不同地理空間內的流動,形成涵蓋上述經濟現實的理論框架,進而分析生產資本與金融資本等不同資本之間,以及資本與勞動之間力量均衡態勢的演變,同時探究食利者階層的崛起和霸權的競爭與轉移。資本以貨幣、商品和生產資料三種形態存在,其中貨幣形態最具流動性,可以毫無限制地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了限制勞動力和消除貿易壁壘,金融資本從多重束縛中被解放出來,改變了整體資本積累的空間動態。金融資本作為一種全新推動力,會加深國家地緣政治性與貨幣流動性之間的矛盾,使後者對國家政策擁有更強大的制約力。在全球舞臺上,強大國家或國家集團通常利用政治權力,通過高流動性金融資本實現其政治目標。美國擁有至高無上的美元霸權,得以主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但這種權力同時也面臨其他國家的競爭,這種競爭關係根植於地緣政治性與貨幣流動性之間的矛盾。概括來說,資本時空修復過程中的價值流動散亂化及其引發的霸權競爭與轉移,使得陳舊的列寧帝國主義理論已失去解釋力。哈維認為,此認識與喬萬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的觀點相似,在放棄嚴格的帝國主義概念和僵化的中心—外圍模型後,傾向於從一種更具流動性的視角,理解全球體系內價值流動和霸權競爭,以一種去中心的視角和基調來考察當代帝國主義。
(二)史密斯等學者:帝國主義本質沒有改變
史密斯認為,當哈維表示「財富由東方國家向西方國家流動的歷史事實在過去30年裡發生逆轉」,並且認為「帝國主義是陳舊的範疇」時,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他指的是帝國主義的決定性特徵已經不復存在,即歐洲和北美帝國主義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和貧窮國家活勞動的剝削與自然資源的掠奪已不復存在,這是對帝國主義本質赤裸裸的否定。史密斯進一步寫道,「如果沒有英國產業革命勝利使資本主義發展臻於成熟,馬克思不可能寫出《資本論》。同理,在帝國主義剛產生之時,期待列寧的研究得以揭示帝國主義在當代的表現形式也不合情理」。哈維對帝國主義概念已經僵化過時的批判雖有一定合理性,但這不是否定當代帝國主義本質特徵的理由。史密斯認為,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本質是壟斷資本全球性統治和金融資本全球性掠奪的判斷依舊有效,只不過剝削形式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已經發生了改變,隨著全球化生產轉移到剝削率較高的南方地區,南方興起的產業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北方資本的剝削對象。哈維的理論未將北方國家資本獲利歸結為對南方活勞動的剝削,否認了帝國主義本質特徵,他對《資本論》和帝國主義的詮釋,仍未逃脫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格局。
史密斯強調,帝國主義理論必要的起點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未及展開的工作,全球勞工或工資套利是連接北方資本與南方勞動力的關鍵環節。工資套利驅動的全球化生產,不是絕對剩餘價值生產,因為延長勞動時間不是外包的主要魅力;也不是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因為外包正是投資於新科技的替代選擇。史密斯認為,這種外包型生產方式與「壓低工資至勞動力價值以下」的第三種剩餘價值生產方式相符,可將其概括為「超級剝削」。儘管超級剝削概念早在馬克思時代就已提出,但直到全球化時代,超級剝削才迅速膨脹並將製造業囊括在內,推動了更大範圍內更深層次的全球化進程。資本通過降低工資,可以降低勞動力成本,獲得更多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形式由魯伊·瑪烏羅·馬裡尼(Ruy Mauro Marini)首次提出,為其他馬克思主義學者所拓展。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價值和剩餘價值由全球南方流向帝國主義中心的規模不斷膨脹,其背後是北方資本對南方活勞動剝削的不斷加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的經濟本質是北方資本對南方活勞動的剝削,任何脫離勞資關係和勞動價值論來解剖當代帝國主義的分析都是不徹底的。
其他一些學者也認為,列寧揭示的帝國主義本質特徵並未改變。帕特奈克提出,殖民主義時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要通過徵收殖民地稅,剝奪南方國家財富,新帝國主義時期則主要通過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實現其控制和剝削的目的,剝奪外衣的改變絲毫沒有改變剝奪本質。蘇南達·森(Sunanda Sen)等認為,二戰後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和殖民主義的終結,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劃分被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的二分法取代,但帝國主義國家對非帝國主義國家的剝削關係從未改變,改變的只是剝削的具體表現形式。舊帝國主義時代的政治順從,已經轉變為新帝國主義時代霸權意識形態驅動下的市場化進程,但兩個時代的帝國主義剝削本質並無差別。阿蒂略·博龍(Atilio Boron)提出,儘管帝國主義表象可能已經改變,但經典帝國主義理論中關於帝國主義的主要決定因素,依舊是當代帝國主義的核心要素。薩姆·金(Sam King)強調,列寧帝國主義理論最核心的內容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資本對欠發達經濟體的剝削,這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依舊如此。列寧帝國主義理論仍然是理解資本主義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最佳框架,也是理解經濟全球化的最佳起點。
(三)解決哈維與史密斯爭論的可能路徑:「次帝國主義」論
邦德認為,不能將列寧關於壓迫和被壓迫民族的劃分直接嫁接到今天,需要引入「次帝國主義」概念,更加細緻地刻畫全球化時代散亂的價值流動和複雜的國家間權力結構關係。儘管帝國主義中心國家對外圍國家的價值汲取並未改變,全球價值流動的起點和終點也未改變,但具體實現形式和中間價值流動過程已變得更為隱蔽和複雜。哈維時空修復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刻畫了這種複雜性,但忽視了帝國主義中心國家對其他國家的剝削本質。史密斯對全球化生產的分析揭露了帝國主義剝削本質,但對全球價值流動的中間過程分析不足。沃爾·特多姆(Walter Daum)認為,「次帝國主義」論基於帝國主義剝削本質,對外圍國家財富流向中心國家的過程進行了細化,為當代帝國主義分析提供了一種新視域。
最早提出「次帝國主義」概念的馬裡尼認為,應該用「次帝國主義」概念,刻畫位於中間層次的帝國主義國家,即身兼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雙重身份的民族國家。他在對巴西經濟進行分析時提出,「很多『次帝國主義』國家通過與帝國主義國家合作,充當其在某些區域的代理人,像巴西這樣處於依附狀態的經濟體,試圖通過建立它與更為落後和更為邊緣化國家的剝削關係,從帝國主義中心汲取剩餘過程中得到部分補償。」亞歷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同馬裡尼觀點相似。他認為,從根本上來說,全球經濟和政治權力的等級制度是帝國主義固有的不平衡和聯合發展的結果,這種等級制度並沒有走向終結,而是隨著資本主義新積累中心的出現變得更為複雜。這種新的積累中心被他稱為「次帝國主義」,主要包括越南、希臘、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南非等。
希金博特姆認為,「次帝國主義」國家並不獨立於西方國家,與西方國家資本的關係屬於同盟性質,它們在全球國家等級體系中處於特殊的中間位置,受到帝國主義中心國家的壓制,同時它們也有能力對鄰國輸出強制力。這意味著,國際剝削形成的剩餘會首先轉化為「次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同時這些資本又快速地流出「次帝國主義」國家,流向作為當代帝國主義中心的北方國家。克勞迪奧·卡茨(Claudio Katz)進一步分析說,簡單的中心—外圍結構已不足以理解全球化時代的複雜現實,全球生產價值鏈增強了半外圍國家的相對權重。具體來說,跨國公司會將其投資等級化,一部分用來攫取某些地區基於地質、氣候等條件的自然資源,一部分用來霸佔某些地區廉價的勞動力資源,跨國公司這種等級化的投資,也明確了不同經濟體在全球秩序中的不同位置。即使那些自己想建立跨國公司的經濟體,如印度、巴西和韓國等,也無法改變自己在全球化生產中的位置,因為它們進入的領域早已被中心帝國主義國家所壟斷。「次帝國主義」理論者認同列寧對於帝國主義本質的判斷,認為價值流向依舊聚集到帝國主義中心國家,只不過在分析價值流動過程中,融入了不同國家之間更為複雜和微妙的關係,可以看作是帝國主義理論的一種深化和發展。
四、評論與結論
自列寧經典帝國主義理論提出以來,對帝國主義及其變化和發展的探討,實際上一直在進行。列寧在殖民主義時代把民族「區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並指出這是「帝國主義的本質所在」。他還強調,「帝國主義就是少數最富強的民族對附屬民族的千百萬人的剝削」,「為數無幾的最富裕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大多數人實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著名論斷。
對於列寧來說,壟斷是理解帝國主義的關鍵,也是實現其壓迫本質的基礎。他認為,「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儘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世界資本主義現在(約從20世紀初開始)已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或金融資本時代,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這時資本家的壟斷同盟——辛迪加、卡特爾、託拉斯已具有決定的意義,大量積聚的銀行資本已和工業資本融合起來,資本向外國的輸出已發展到很大的規模,一些最富裕的國家已把全世界的領土瓜分完畢,國際託拉斯已開始從經濟上瓜分世界。在這種情況下,帝國主義戰爭,即爭奪世界霸權、爭奪銀行資本的市場和扼殺弱小民族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7年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正是這樣的戰爭。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壟斷資本主義代替了自由競爭;銀行及資本家的同盟準備了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過程實行社會調節的機構;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發展引起了物價的高漲和辛迪加對工人階級壓迫的加重,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遭到巨大困難;帝國主義戰爭造成慘禍、災難、破產和粗野——這一切就使目前所達到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成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但是,「帝國主義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徹底改造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的矛盾複雜化和尖銳化,使壟斷和自由競爭『攪在一起』,但它消除不了交換、市場、競爭、危機等等。帝國主義是衰朽的但還沒有完全衰朽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但還沒有死亡的資本主義。不是純粹的壟斷,而是壟斷和交換、市場、競爭、危機並存,——這就是帝國主義的最本質的特徵。」列寧深刻揭示了資本國際化的本質。「交換的發展,大生產的發展,這是幾百年來世界範圍內處處可見的基本趨勢。在交換發展的一定階段,在大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即大致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所達到的階段,交換造成了經濟關係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化,大生產達到了十分龐大的規模,以致自由競爭開始被壟斷所取代。典型的已經不是『自由地』進行競爭(在國內和在國際關係中)的企業,而是企業家壟斷同盟,託拉斯。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經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特別機動靈活,在國內和國際上都特別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它特別沒有個性而且脫離直接生產,特別容易集中而且已經特別高度地集中,因此整個世界的命運簡直就掌握在幾百萬個億萬富翁和百萬富翁的手中。」
列寧分析了從生產集中到壟斷資本與金融寡頭形成之間的本質聯繫,克服了希法亭只從流通領域分析金融資本的局限。帝國主義階段與產業資本相融合的金融資本,在國內實行壟斷資本統治的同時,也把壟斷統治拓展到國外,在國際範圍內爭奪基於原料來源、投資場所和商品銷售市場的勢力範圍,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實行剝削和控制。列寧強調,資本輸出為帝國主義帶來了巨額利潤,「輸出資本的國家幾乎總有可能獲得一定的『利益』,這種利益的性質也就說明了金融資本和壟斷組織的時代的特性」。列寧還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必須同「掩飾帝國主義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國主義產生革命危機的必然性」的錯誤思潮作堅決鬥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擺脫了殖民統治,在政治形式上實現了獨立。但是,這些民族主義國家並沒有徹底擺脫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控制,依舊深陷不發達經濟發展的漩渦中。國際左翼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不發達政治經濟學分析範式。儘管不同學者的分析視角存在差異,但他們一致認為,二戰後南北矛盾的實質依然是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關係。巴蘭指出,二戰以後發達國家資本之所以流向落後國家,「主要是為了從落後國家攫取利潤」,並且這種資本輸出嚴重製約了落後國家發展。其代表作《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以「經濟剩餘」為核心,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整體層面對發達與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弗蘭克認為,美國和歐洲與拉美等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宗主—衛星」國結構,宗主國剝削衛星國,後者的發展乃不發達的發展。多斯桑託斯用「依附」概念描述二戰後的帝國主義關係,一些國家的經濟受制於它所依附的另一國經濟的發展與擴張,依附狀態導致依附國處於落後和受統治國剝削的總格局。伊曼紐爾的不平等交換理論,刻畫帝國主義國家剝削外圍國家的具體機制。他區分廣義不平等交換和狹義不平等交換。前者指工資相等而有機構成不等條件下,由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引起的不平等交換。後者指工資和有機構成都不等條件下的不平等交換。他認為,「在所有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工資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換的唯一原因」。阿明在闡釋伊曼紐爾不平等交換形式的過程中,通過對價值轉移的實際計算證明了這一理論的結論。可以看出,不發達政治經濟學認為,二戰以後儘管帝國主義國家依舊壓迫非帝國主義國家,但其表現形式已經由直接的殖民掠奪轉變為間接的不平等交換。而且,南北矛盾不能僅從國際貿易的單維度視角考察,包括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在內的資本輸出的作用更為重要。
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從生產和金融兩個層面開啟了新一輪有著明顯階段性特徵的全球化進程,世界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相應地,當代帝國主義是否因此發生了質變,這些變化是壓迫本質的變化還是具體表現形式的變化?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一直是21世紀以來西方左翼理論的研究熱點。帕特奈克和哈維關於南北依賴關係的爭論,聚焦於二者之間初級農產品和工業製成品之間的交換關係,反映了發達國家在科技和工業品方面的壟斷地位。帕特奈克在對南北之間初級農產品貿易的分析中,堅持中心國家壓迫非中心國家的帝國主義本質,加入了金融穩定和帝國主義控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當代帝國主義經濟控制的具體機制。但他忽視了全球生產網絡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及其主導的產業鏈分解,沒有抓住當代帝國主義的核心特徵。帝國主義不僅包括農業國與工業國之間的關係,還包括工業國與工業國之間的關係,單純聚焦於南北貿易關係有失於偏頗。
與之相對,史密斯對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的研究發現,北方資本通過跨國公司以勞動套利方式,對南方活勞動進行超級剝削。這是從全球化生產解剖當代帝國主義的有效視角,是對伊曼紐爾和阿明不平等交換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但史密斯的分析更多是對全球化生產網絡的描述性分析,對全球生產網絡具體價值鏈條的分解不足,也沒有將金融化納入帝國主義分析框架,其理論還需要進一步拓展深化。哈維時空修復理論為生產全球化提供了一種更為動態化的分析視角,但更多停留在資本流通領域,未深入資本主義全球生產網絡的剩餘價值生產層面,以至於得出了東方國家正在剝削西方國家的錯誤結論。儘管哈維的分析存在局限,但他對全球價值流動具體實現形式和中間過程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帝國主義國家對外圍國家價值汲取的隱蔽性和複雜性。「次帝國主義」理論更加細緻地刻畫全球化時代散亂的價值流動和複雜的國家間權力結構關係,是對美國霸權衰落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地位迅速上升之多極化時代的意識形態反映,但對處於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體系結構中的「半外圍」地區冠以「次帝國主義」的罵名,與毛澤東基於「兩個中間地帶」進一步提出的著名「三個世界」論大相逕庭,極不利於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發展。
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最新爭論,為把握當代帝國主義本質及其主要特徵貢獻了思路。我們認為,當代帝國主義本質依舊是壓迫與被壓迫的階級對立問題,壟斷資本依舊是理解當代帝國主義的關鍵要素。當代跨國公司是比列寧時代的卡特爾和託拉斯更為高級的資本主義壟斷形式,資本主義壟斷因而得以強化而非弱化,使得更大程度上的帝國主義控制成為可能。跨國公司代表的全球壟斷資本各類財團或複合體,與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之間存在著靈活和複雜的合作關係。帝國主義國家政府通過對大學和科研機構等的資助發展高新技術,為全球壟斷資本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提供技術壟斷支持,同時還通過其他政治(如「長臂管轄」)和軍事手段,侵犯政治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主權,為全球壟斷資本的擴張掃清障礙。帝國主義國家依靠全球壟斷公司,可以通過生產和金融等手段對非帝國主義國家進行壓迫和剝削,掠奪財富,鞏固一百多年來從未改變的壟斷地位。阿明強調,北方國家霸權依賴於一直存在的五種壟斷:(1)技術壟斷;(2)對全球市場的金融控制;(3)對自然資源的壟斷獲取;(4)媒體和傳播壟斷;(5)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壟斷。這些壟斷因素主要由跨國公司主導,並在不斷深化和加劇。福斯特也認為,當代帝國主義是「以全球化高級階段的壟斷資本主義為特徵的時代」。目前,少數公司(不到10家)主宰了世界範圍內大多數現代資本主義關鍵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與供給,從汽車、啤酒、手機等到金屬、煤、糧食及至金融領域,都被列強的大公司所控制。
在全球化生產層面,跨國公司可以憑藉對高科技和高素質人才的壟斷地位,將全球化商品的價值鏈進行拆解,分割成模塊化生產,藉助全球生產網絡外包低附加值的生產過程,通過勞動套利方式,不斷攫取南方國家創造的剩餘勞動。跨國公司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壟斷模式有兩類:一類是在使用價值生產上具有壟斷優勢,另一類是在價值實現上具有壟斷優勢。前者指跨國公司憑藉技術專利的壟斷和關鍵生產環節的控制,控制關鍵核心技術,佔據生產網絡中的制高點,並將非關鍵生產環節和流通過程外包,從而佔有大量附加值。後者指跨國公司憑藉對品牌營銷和流通渠道的壟斷,控制最終產品的價值實現。跨國公司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壟斷地位,構成了帝國主義控制世界最穩定的物質再生產基礎。蘇萬迪等從勞動價值商品鏈的角度,對南北方之間的不平等交換進行經驗分析,測算全球南北方國家之間工資差異和單位勞動力成本差異,揭示了南方國家較高的剝削率以及南北方國家之間的價值轉移。託克裡·勞森(Torkil Lauesen)和查克·科普(Zak Cope)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基礎,測算出一條與全球價值鏈「微笑曲線」形狀正好相反的附加值勞動曲線,佔居附加值生產主體地位的是居於生產鏈中端的南方勞動力,而不是居於開端和末端的北方資本附加值。北方帝國主義國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得全球化進程不斷推進,世界市場的邊界不斷延拓,催生出南方國家大量產業後備軍,捲入了全球化生產浪潮。全球產業後備軍規模的不斷膨脹,是全球壟斷資本大規模積累的豐沃土壤,同時也是帝國主義國家攫取南方國家剩餘的堅實基礎。
在金融全球化過程中,那些有資格獲得金融資源的精英將獲得經濟權力,帝國主義國家可以通過金融市場來控制世界資源,轉移和掠奪其他國家和地區創造的價值。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和主要流通手段,美國通過美元霸權對全球施加影響力,帶來豐厚的鑄幣稅收入,降低美國公司因匯率不穩定帶來的風險和交易成本,對他國實施經濟制裁。美國資本憑藉強大實力和霸凌手段,在金融市場上通過併購等一系列方式,控制掠奪其他公司。美國是世界最大的金融服務出口國,美國公司通過提供金融服務(包括收取交易收入、費用和佣金等),從世界經濟中不斷攫取剩餘價值。綜合全球化生產、資本流通和金融化三個方面的分析發現,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外圍國家非對等的金融化是一種依附式金融化,會不斷加劇自身的依附地位。北方帝國主義國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在擴張世界市場的同時,造成北方國家脫實向虛,2018年國際金融危機就是北方國家高度金融化和非生產性的金融資產自我循環積累的產物。在全球貧富分化、市場相對飽和加劇的前提下,跨國公司源源不斷攫取的超額利潤,進一步支撐、推動和強化了北方國家金融化。壟斷金融資本力量不斷增長,成為全球產業後備軍規模擴大和剝削程度提高的槓桿,又是世界無寧日、動亂不斷的禍源。
總之,當代帝國主義本質上仍然是少數發達國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和壓迫,核心是保證壟斷資本世界積累的順利進行。自20世紀初期以來,帝國主義憑藉其壟斷資本地位,通過各種手段壓迫和剝削非帝國主義國家,鞏固發展其壟斷地位,使得全球範圍內國家之間的貧富兩級分化愈演愈烈。正如皮凱蒂所言,從金融財富和資產集中度的角度來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許多方面變得比以往更加集中和等級化。薩姆·金也認為,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來,帝國主義國家似乎能夠維持他們的壟斷,技術革命並沒有像之前一樣帶來霸權的更替,當代帝國主義國家壟斷地位的固化程度,與一百年前大致相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其基本矛盾推動的演進,使處於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徵。列寧帝國主義理論仍然是指導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基本原理。正如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證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基本思想的正確性,帝國主義發展也證明了列寧帝國主義基本原理的正確性。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通俗的論述)》一書是列寧在1916年上半年寫的。他在這本通俗小冊子的序言中鄭重說明:「本書的主要任務,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是根據無可爭辯的資產階級統計的綜合材料和各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自白,來說明20世紀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前夜,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其國際相互關係上的總的情況」。列寧為此作了長期準備,力求發現國際關係總情況混沌表象背後的帝國主義發展規律。列寧在1895—1913年期間就寫論著揭示和分析了帝國主義時代的個別特徵,他尤其注意論述資本主義的最新書籍的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列寧自1915年起在伯爾尼集中力量研究有關帝國主義的問題。「他從148本書籍(德文書106本,法文書23本,英文書17本和俄文譯本兩本)和刊登在49種不同的期刊(德文34種,法文7種,英文8種)上的232篇文章(德文206篇,法文13篇,英文13篇)中作了共約50個印張的摘錄、提要、筆記等等(這些資料於1939年用《關於帝國主義的筆記》的書名在蘇聯首次出版,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54卷)。」列寧沒有也不可能主要通過演繹推理揭示帝國主義時代的本質特徵,而是首先研究、檢驗和科學地分析了浩瀚的實際資料。儘管隨著上述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最新爭論的展開,經驗研究的重要性凸顯,但遠未達到對列寧之後新情況及其統計材料進行系統研究的程度,尤其缺少對各國資產階級學者自白的批判性研究。對帝國主義問題研究愈深入,現有爭論的局限性暴露得愈充分。一個好的研究者一定要從方法論上把握矛盾共性與個性的辯證法。毛澤東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其共性是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並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然而這種共性,即包含於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麼共性呢?因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
福斯特強調,當代馬克思主義學者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在全面捕捉經典帝國主義理論之廣度和深度的同時,充分地具體把握當前全球化體系歷史特殊性的新特點。關於當代帝國主義的爭論遠未結束,距離精確把握當代帝國主義新特徵及其發展規律還有相當距離。面對十分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肩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政治經濟學工作者應當深懷時代緊迫感,加強對當代帝國主義的深入研究。這是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