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的概念在中國的流行已逾百年。但人們多將其視為不言而喻的知識，而忽略這一概念在近代中國如何輸入、傳播、植根，並最終內化於國人的知識結構的歷史過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回望「帝國主義」的概念史，即是反思近代中國的對外觀念史。
二十世紀前十年，「帝國主義」自東西洋泛海而來，初來乍到，眾說紛紜，「人異說，家殊論」，但大致不超出政治和經濟領域擴張和侵略的範圍。一九零一年，梁啓超主辦的《清議報》轉載了《橫濱開智錄》名曰《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世界之前途》的文章，文中定義帝國主義為 「膨脹主義也，擴張版圖主義也，侵略主義也」。《浙江潮》在《新名詞釋義》中將其解釋為併吞主義，國家主義，侵略的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內承社會進化、物競天擇之精神，被視作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的必要延展。《浙江潮》文曰，「進化論者，實民族主義之原泉（原文如此——筆者注）也」，「『世界為文明人所獨有』，實進化論之後文，而新帝國主義之精神也」。「雖當時為一種學說，而不知理想既理解於人腦，則事實即隨之而起」，因此「不可不實力研究之」。帝國主義互相競爭之真意，在於「欲達社會進化之理想」，自民族主義而入帝國主義，轉弱為強的必由之路。
以《清議報》轉譯日文《帝國主義論》為例，文章歷覽俄、德、英、美等大國的「帝國主義」政策，肯定了「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實促廿世紀之先進國而使入時勢之大勢者也。」作者一方面承認帝國主義政策導致弱小民族陷入悲慘境地的「非道德」，但另一方面強調「以文明之手，廣人類活動之場」，「大興蠻民以利益」，給「蠻民以訓練」乃更大的道德。最後以「宇宙之大法」，「非分裂而在結合」，「非割據而在統一」，順此大法乃日本民族的「天職」，逆此大法「必至遭天然壓迫鞭撻之不幸」作結。梁啓超總結日本流行的「帝國主義」觀念，也印證了這樣的觀點：「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據有其地，實天授之權利也。不寧惟是，彼等謂優等國民以強力而開化劣等國民，為當盡之義務，苟不爾則為放棄責任也。」
晚清中國之士人多以帝國主義為大勢所趨。湖南巡撫趙爾巽在勸誡高等學堂肄業生文中指出：「近數十年來，大政治家鹹謂保一人之自由，不如保一國之自由。授劣等民族以權力，不如授優等民族以權力，故平權之旨，轉瞬而易為強權帝國主義，遂高出民族主義一等矣。」承認「強權之說興」，乃是「天演之公理」。梁啓超亦謂：「今世之識者，以為欲保護一國中人人之自由，不可不先保護一國之自由。苟國家之自由失，則國民之自由亦無所附。當此帝國主義盛行之日，非厚集其力於中央，則國家終不可得安固。」
「帝國主義」挾西方最新學說之威，一時風頭無兩。清末報紙雜誌中登載的文章，述及帝國主義時，或為譯著，或援引歐美政治家和政治學者的理論。號稱「國中主張帝國主義者之一人」的梁啓超，也承認其諸多論述帝國主義的觀點，多導源於日本和美國，如「美人靈綬氏所著『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潔丁士氏所著『平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之理想』等書。」
《帝國主義論》中述及日本的「帝國主義」熱潮，「近頃政治家實業家愛國者凡士庶說不離口之名詞也」。梁啓超也有著類似的觀察：「近者帝國主義之聲，洋溢於國中，自政府之大臣，政黨之論客，學校之教師，報館之筆員，乃至新學小生，市井販賈，莫不口其名而豔羨之，講其法而實行之。」甲午以來，國勢日蹇，趨新求變之聲鼓譟海內，已呈蔓延。既以騖新為志，則新中之新，必為優中之優。中國步日本之後塵，漸浸漫於討論「帝國主義」的熱潮之中。當時人感嘆「今日之世界，是帝國主義最盛之時代」，「生於二十世紀而不知帝國主義者，雖其人存，即謂其死可也」。
與中國同為帝制的德、日，儼然成為時人心目中學習「帝國主義」的榜樣。一篇提倡中國宜採用德國聯邦制度的文章，講道：「自十九世紀以來，民族主義演為帝國主義，而強者幾以弱肉強食為天賦之權利」，「非能攻取人地者，即不能拒人之吾取。非有保護人國之野心者，即不免被人所保護」。同樣採用帝制的德國，內立聯邦之制，故能外行帝國之策。德、日均為後進，因帝國主義而「得與列強並駕齊驅」，對中國而言更富參考價值。
「帝國主義」促進國家團結的向度，也頗引得國人傾心。葉恩在 《上振貝子書》中談到：「夫今日列強並立，無不以民族帝國主義為方針，故其國民團合，視國家為一體，兢兢焉萬國爭強。」民權與國權相互支撐，不可偏廢。歐西諸國「下至傭夫走卒婦女幼童，莫不知國權人權有身家性命之關係，其由民族主義，足以躍而為民族帝國主義者，非偶然也」。女權興則國權興，《申報》一篇名曰《論女學宜注重德育》的文章從女性教育的角度，引日本例以證「帝國主義」有助於強國：「東瀛自歐化主義，一變而為日本帝國主義，雖弱質裙釵，悉有愛國忠君之念，故國勢之強一日千裡。」
在時人眼中，「帝國主義」之甚囂塵上，既是強敵環伺的挑戰，更是內政修明的契機。以國會請願為例，多省紳民以「帝國主義」為鵠的。一方面，「帝國主義」要求國民的參與。《代擬浙江士民請開國會公呈》云：「十九世紀列國以武力為激烈競爭，謂之帝國主義。至二十世紀，列國一變以財力為平和之競爭，謂之國民之帝國主義。」《山西國會請願書》云：「泰西諸國人民均參與政事，故上下一心，能挾持所謂帝國主義以披靡於世界。」另一方面，「帝國主義」要求國內政治的高度發展。憲政公會在歡迎各省國會請願代表的演說中談到：「今世界各國之能以帝國主義協以謀我，亦由其國民政治思想發達之故。」「帝國主義」更是救亡圖存之大勢所趨。《八旗國會請願書》云：「自日俄之戰局告終，而世界大勢之趨向亦為之一變，帝國主義洋溢五洲，順之者興逆之者滅，未有不以帝國主義而圖外交優勝之謀可以遠存於今日者也。」
不但在野者熱捧「帝國主義」，受命考察日本憲政的達壽，在其奏摺中也提到：「欲行帝國主義者，鹹以財富文化為先鋒，而以戰鬥為後盾，此為今日世界列國之公例。循是者興，反是者亡，無可逃矣。憲政體者，所以厚國民之競爭力，使國家能進而行帝國主義者也。」達壽視憲政為因，而帝國主義為果，兩者得比肩而視，後者似更重於前者。
清末立憲救國的想像進程中，「帝國主義」穩佔一席之地。農工商部之議員在呈資政部之說帖中，彈劾郵傳部於浙路路權事，竟不顧「今將立憲而行帝國主義」之大勢而倒行逆施。曾於民初任教育次長的景耀月，既是「倡言革命」的反清中堅，也是帝國研究會的組織者。該會以「發展帝國主義的國力及時代的國家進步為會綱」，推動「世界進步的立憲政治以助長憲政之發達」，反大清帝國而不反「帝國主義」，「立憲而行帝國主義」似乎已成為時人眼中之常識，為清廷朝野上下，革命陣營內外所共享，此點由今觀之，恐怕難以想見。
「帝國主義」理論為一時之翹楚，成為清末立憲派與革命派相互爭奪，卻又共同尊奉的思想資源。立憲派援英、日、俄、德之成功以自立，構立憲自強以行帝國主義之藍圖，斥革命為亂源，不但擾亂國內安寧，且實現帝國主義為無望。而革命派則從帝國主義理論中，品味出排滿獨立的時代合理性，「滿洲當未入中國以先，既為獨立之國，則徵服中國即為實行帝國主義」。而今日之排滿，「民族主義即與抗抵強權主義互相表裡，固與前儒中外華夷之辨不同也」。
汪精衛在《民報》抨擊立憲派之文中首先承認：「我中國實行民族主義之後，終有實行民族帝國主義之一日。」革命派與立憲派對於立憲以至帝國主義，意見相近，不過「彼以立憲之事業，望之滿洲；我以立憲之事業，望之國民耳」。他還指出中外不可並提，因為「民族帝國主義，則由本族既固，乃廣收他族，以求膨脹」。本族強固是前提條件，「吸收異族乃兼容並包，而非軋轢角勝負。非一國之中異族糅居不相合同者，可同日而語也」。革命與立憲，實乃同歸而殊途。
但在汲汲於帝國主義的聲浪中，亦不乏質疑之聲。較早介紹「帝國主義」的梁啓超，也是較早反對中國遽行帝國主義的人之一。梁本人非認「帝國主義」為虛妄，相反，他也認為帝國主義是概莫能外，勢所必然之公理。「近世列強之政策，由世界主義而變為民族主義。由民族主義，而變為民族帝國主義，皆迫於事理之不得不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為，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也。」而且他也認為中國終將行 「帝國主義」，並嚮往「若猶有能擴張其帝國主義以對外之一日」，稱「欲進吾美於強盛之域。為我子孫百年之大計。舍帝國主義其末由也」。
既然如此，梁啓超何來反對呢？這要先從他的「帝國主義」概念說起。他所認知的「帝國主義」為「民族帝國主義」（National Imperialism） ，「民族帝國主義者何？其國民之實力，充於內而不得不溢於外，於是汲汲焉求擴張權力於他地」。而帝國主義並非一蹴而就，梁啓超以人之成長為喻：「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為民族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有事也，今歐美列強皆挾其方剛之膂力，以與我競爭，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進化條件未備，故不能遽行，這與革命派觀點，其實有幾分相近。
梁啓超提醒國人勿急躁冒進，囫圇吞棗：「頑錮者流，墨守十八世紀以前之思想，欲以與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勢，不足道矣。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謂政治學者，耳食新說，不審地位，貿然以十九世紀末之思想為措治之極則，謂歐洲各國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萬能之說，移殖於中國，則吾國將永無成國之日」，「必集多數有權之人，然後國權乃始強。若一國人民皆無權，則雖集之，庸有力乎」，故而應「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
梁啓超對 「帝國主義」既敬又畏，既愛且恨，作《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一首，道出國人心聲：「今日民族帝國主義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強……爾來環球九萬裡上一砂一草皆有主，旗鼓相匹強權強。惟餘東亞老大帝國一塊肉，可取不取毋乃殃。五更肅肅天雨霜，鼾聲如雷臥榻傍。詩靈罷歌鬼罷哭，問天不語徒蒼蒼。」他觀察到帝國主義的兩面性，謂：「其為效也，能確立法治，以法治國謂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團體之利益；及其弊也，陷於侵略主義，蹂躪世界之和平。」後一種情緒在民國建立之後，表現得更為突出。特別是歐戰時期，西方政界學界關於帝國主義的討論再度升溫，而帝國主義的輿論風向也為之一變。
厭棄 「帝國主義」的言論頻繁見諸報端，「反帝」佔據了舞臺的中心。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華爾脫斯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有三大理想佔據著人們的心頭。第一是通過民主制度的成長，而以個人自由代替沙皇或德皇的個人統治。第二是通過民族自決權，而以民族自由代替外國統治，像奧地利帝國和土耳其帝國加於別國的。第三是通過徹底改變處理國際事務的做法，以維持和平」。
與此同時，「反帝」成為協約國發動戰爭的合法性依據。「帝國主義」的形象被構建成世界之公敵，「反帝」則成為世界之公理。一位美國博士在中國演講中講道，「吾人逆料此次歐戰終了，世界必發生一新氣象，帝國主義及軍國主義暨一切武裝強暴侵略之政策，或將退處於無權而民志民欲可得伸矣」，「中國苟恪循軌道，則收回數十年來所失之權利，為時或不在遠也」。
「反帝」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中，頗具崇隆之地位。國民黨曾就歐戰問題與段祺瑞內閣針鋒相對，但國民黨元老李石曾也曾撰文奉勸國民黨同仁，不能因為倒閣而阻礙中國參加歐戰，「歐戰為世界民國反對德意志帝國主義之大戰」，「諸君既為真誠之民黨，萬不可於無意之中擁護世界公敵之帝國主義」。此間歷史之實際運作尚且不論，李石曾將歐戰如此定義，顯系有一定的社會認知基礎。《申報》社論也可印證此點：「吾人既公認此次世界戰爭為帝國主義平民主義之爭，德勝則帝國主義必橫行於世界，德敗則帝國主義之大勢已去。」德國在歐戰中的勝敗與帝國主義之盛衰，已呈捆綁之勢，即便在水火不容的朝野雙方，也能為抵制帝國主義而同仇敵愾，「反帝」成為雙方都能認同的思想資源。
然而，不應簡單將「帝國主義」和「反帝」之再詮釋，視為西方輿論在民初中國的簡單複製，而應細緻挖掘出背後的利益求索與情感需要。西方列強輿論對於德國帝國主義的建構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中國有意援引，為收回利權而做出的努力，也值得關注。巴黎和會時期，中國這一傾向已十分明顯：「中國代表提出要求和會保證中國以後勿受外國帝國主義或侵略主義之侵入，並願逐漸取消領事裁判權，並對於外國輸入物品徵收較高之稅。」顧維鈞更是將已被建構為歐戰罪魁的「帝國主義」，引申至列強所有在華利權：
細考近世史國際政策中最足以釀戰禍者曰經濟帝國主義，即以武力為後盾，謀得經濟權利於弱國，而並犯其政治權。此種主義非特行之於弱國，亦且有損於他邦，故為禍甚烈。歐戰原因複雜，然世皆以德為罪魁，蓋戰前崇尚此義者，固以德為最甚。瞻念我國拳亂之後，列強在我境內有所謂勢力範圍、特別利益、優越地位諸名詞稱，皆謂經濟帝國主義之代名詞。
而在列強之中，日本尤其引得中國人關注。申報轉譯《密勒評論報》雲「日本殆即以帝國主義與武力之擴大」，「侵入中國與他國」。而反對「帝國主義」的話語，從某種程度上，被國人視為能夠放緩日本侵略腳步之工具，「日本向以礙於帝國主義之惡名而有所顧忌，不敢為所欲為」。反對「帝國主義」蔚然成風，歐美亦呈退卻之勢，國人日漸將反對「帝國主義」的矛頭向日本集中。在收回旅大運動中，中國留日學生借展望世界大勢以自立，「挽近帝國主義大遭打擊，民族自決日見伸張，即歐美各國鑑於前此劇烈競爭之非道，亦鹹願捨棄其勢力範圍，以保持世界之和平」。
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歷了一個內在遊移、意涵趨歧的複雜歷史過程。既愛之，又恨之，既殷羨追尋，又厭棄反對，國人看似矛盾的立場中，實有邏輯可循。
首先，西學東漸的背景是共通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幾番沉浮，均與西方思潮密切相關。「帝國主義」成為社會進化論在國際秩序領域的延展，而中國在想像層面也被措置於進化秩序之中。東西方空間的距離被整合成社會發展時間的差距，「帝國主義」已是國人心目中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所在。西方知識不再是簡簡單單的理論，而是現實政治之圭臬，是高懸於國內政爭之上的理想標的和思想武器。新知意味著新的思想威權，新的社會趨勢，二十年代興起的列寧主義的「反帝」，宣告了「帝國主義」的整體性失敗和社會主義的新生，更引得國人之青眼有加。
其次，從愛恨參半到厭棄不齒，「帝國主義」的基本內涵未變，國人融入世界體系的迫切願望未變，但「帝國主義」所處的話語環境和秩序氛圍已然不同。勢隨時易，人隨勢走。尊奉「帝國主義」，是出於雄強東西諸國的熱望；貶斥「帝國主義」，則源自比列正義陣營的期冀。
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性既驚且懼，而「反帝」正義性和保護性的價值維度更易為弱者一方所接受。列寧主義的「反帝」徹底地譴責了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非正義性，以弱臨強的道德優勢由是凸顯，更加符合國人的心理預期和情感需求。
而且，國人在移植和詮釋「帝國主義」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建構本土化的「帝國主義」形象。在這一過程中，並非盲目照搬原有的帝國主義話語，而是根據本國的國情和實際需要，因勢利導，為己所用，發展其獨特的思想脈絡。一九六一年董必武回憶，四十年前的「帝國主義」概念，與列寧主義式的帝國主義有明顯不同，沒有把「帝國主義」和中國革命聯繫起來。在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眼中，反對「帝國主義」應限於反對侵略、反對強權和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制度，推翻資產階級霸權統治。由今人眼光觀之，這在那個反帝口號高唱入雲的二十年代，似乎不可理解。但如果將時間軸線拉長至清末，可知其源來有自，一脈相承。
「帝國主義」概念面目模糊，意義多歧，應將其視為特定時間、空間坐標下的歷史產物，承認我們所認識的「帝國主義」，與清末民初的不同，是認識那個時代的起點。承認本土化的「帝國主義」概念，與舶來的思想資源不同，是認識「帝國主義」的起點。同是「反帝」，卻各「反」各「帝」。同為「救國」，卻各「救」各「國」，西方的思想資源與中國傳統文化深相雜糅卻又彼此扞格，中西不論，新舊莫辨，複雜作用於近代中國人的思想和實踐，演繹著對於不同國際秩序想像錯綜複雜的愛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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