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立的孫美瑤墓碑，旁邊坐著的是孫美瑤的侄孫孫學思。南都記者高龍攝
今年清明節前夕，記者看到，孫美瑤墳墓旁矗立起一座描述其「歷史」的紀念碑。
這個民國最大涉外案———1923年臨城火車劫案的製造者，因為率隊虜獲了「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的來華人員」(《棗莊市志》語)多達39人，成為當時震驚世界的新聞人物。
春天的山東農村白莊原野上，孫美瑤的侄孫孫學思談起他的祖宗，神色頗為自豪。如今在山東棗莊老家，孫美瑤依然是家喻戶曉的一張名片，只是沒有人說他是「馬子」(當地方言「土匪」)了。
一切改變源自更深層的各種政治勢力和地方政府出於其自身目的而作出的評價。目前，臨城劫車案依舊殘留「反帝敘事」的痕跡，只是定性已悄然嬗變，甚至有些荒腔走板。這個在民國時期被輿論認為是土匪的人，如今被當地官方納入「反帝英雄」的評價體系中。去年10月，孫美瑤的墓碑已被重新豎立起來。
名分變遷的背後，是跨越90年的歷史變遷。
震驚世界的火車劫案
「當我從睡夢中醒來時，我們的火車車速不足每小時10英裡，我留意到那已是凌晨3點20分。我將頭探出車窗外，環顧那伸向山東茫茫群山中的窄長山谷，並未發現有什麼車站。突然，響起了一聲手槍聲，繼而又傳來一串射擊聲。」①回憶往事時，美國《密勒士評論報》記者鮑威爾的筆下充滿驚險。伴隨著混亂的槍聲，鮑威爾遭遇了民國最大的涉外案———臨城劫車案。
時光指向了1923年5月6日凌晨，當時，鮑威爾正坐在世界聯運的國際列車浦口開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別快車上。與他一同在這輛列車上的，還有外國人數十人。
他們乘坐的列車，因為劫車者提前拆開了路軌，在山東臨城段出軌。劫車者隨後包圍了列車。在一片混亂中，試圖抵抗的英國人納思滿被打死，其餘的部分人逃脫，剩下的人在昏暗的夜色中被驅趕到車外的田野上。
穿著睡衣、光著腳丫子的乘客被拉下車，他們中有許多是婦女和孩子。隨後，這些人質被劫掠者驅趕著朝大本營走去。行進過程充滿痛苦和緊張。每名乘客由兩名劫掠者看押著行進。一行人得忍受路途的烈日、暴雨，最危險的是劫掠者的敵人的槍彈。劫掠者的敵人是正在和他們作戰的官軍———當時山東督軍田中玉的軍隊。
被劫的人質到達了終點，劫掠者的大本營山東棗莊抱犢崮，他們被劫的消息則迅速傳開，隨後震驚了世界。人質共有外國人39人，被稱為「洋票」，中國人71人，被稱為「本票」。
如今的抱犢崮已是一個普通的森林公園，遠離了當年兵荒馬亂的喧囂。若不是山腳下那塊描述劫車事跡的石碑提醒，沒有人會覺察到當年那些被本地人喚作「馬子」的劫匪的痕跡。
這並非一次普通的搶劫，雖然不乏掠奪行為。甚至掠奪行為本身也透露著文明的碰撞。有的劫掠者試圖穿上搶到的女裝，還有的將胸罩當做容器。對劫掠者來說，人質的最大價值不在於他們的女裝和胸罩，而是他們的身份———外國人。雖然人質當中也有數目眾多的中國人，但在當時並不被官方和輿論重視。這個忽視卻成了日後各種政治勢力抨擊帝國主義的重要來源，並對土匪日後的政治翻身產生了重大影響。
劫掠者在當時被官方和輿論認為是土匪，而目前卻被山東棗莊本地官方認可為「山東建國自治軍」。這是當時由孫美瑤領導的一支地方勢力，擁有約兩千人。「山東建國自治軍」由山東棗莊人孫美珠於1920年建立，在山東棗莊抱犢崮山區一帶活動。孫美珠被官兵剿殺後，他的弟弟孫美瑤繼任成為這一地方武裝的頭目。
性如烈火的孫美瑤本來生於小康之家，後來在當地土匪和官兵兩方的逼迫之下，鋌而走險成為土匪。
1923年，山東督軍田中玉統帥部隊對孫美瑤進行圍剿，具體執行者是兗州鎮守使何鋒鈺統帥的部隊等勢力。到這年4月，孫美瑤軍所憑依的抱犢崮已經水糧俱絕，瀕臨被消滅。
在山窮水盡之際，孫美瑤等人策劃了這一劫車案。1923年5月9日的《大公報》記載，「適官軍圍之急，遂分百數十人下山，勾結各路杆匪，圍劫鐵路。以為圍魏救趙之計。故此次被擄之票，賊尤注意外人，意挾之可以止政府之攻擊也。」②
「帝國主義」的交涉
臨城劫車案的消息傳到北京後，駐北京外國公使團領袖、葡萄牙駐華公使符禮德連續召集各國駐華使節，向中國政府發出抗議照會，要求限期營救外人，對死亡外人從優撫恤等。外國公使團共計在一個月中連續召開了多達10多次聯席會議，發出多份外交照會。
這種激烈的外交照會不全是「帝國主義霸權」的體現。在1923年一年中，中國外交部登記的涉外綁架案多達92起，這樣嚴重的治安形勢不能不引起所在國的關注。
承受壓力的不光是這些憂慮「洋票」的駐華公使，還有位於北京的中國政府。此時，北京政府上演著政爭。總統黎元洪和總理張紹曾之間的府院之爭激烈。遠在保定的直魯豫巡閱使曹錕也有競選總統之心。
公使團除了提出嚴重抗議外，5月9日更對北京政府發出措辭嚴厲的通牒，「所有現在匪徒手中之外人生命，貴國政府當負其責。並決定以本月十二日夜十二時為限，須將被擄各人全數救出，如逾時限，每二十四小時，當要求按時增加之巨額賠償」。③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臺維士甚至向國務卿休士建議出兵中國。
當時山東督軍田中玉對孫美瑤的勢力力主剿滅。但北京政府在公使團的壓力下主和。5月8日，北京政府議決將山東督軍田中玉、省長熊炳琦分別交陸軍、內務兩部議處，所有肇事地點文武官員均行撤任。此舉明顯是做給公使團看的。
曹錕的勢力當時對北京政局產生著重大影響。來自曹錕的電報進一步促成了主和的措施，「準外交部齊電各節，藎籌周密，務祈先以和平手段救出被擄旅客，再行進剿。」想圓總統夢的曹錕的想法是，「急欲於舉行大總統選舉之前，將本案告一段落，以全對外之體面。」④
孫美瑤劫掠的「洋票」如願成了他們謀求解圍和和平談判的籌碼。臨城劫車案發生後，陸續有社會各界趕赴棗莊，參加人質的營救和談判活動。各界的利益訴求和動機不同，但和平談判是默認的前提。
5月中旬雙方談判開始。中間經過了一次談判破裂。6月22日，孫美瑤方和政府達成了協議，圍剿官兵撤回原地，孫美瑤軍被改編，孫美瑤成了旅長。被擄掠的「洋票」都被釋放。但中國人質直到25日才全部釋放。
孫美瑤後於當年12月19日被山東兗州鎮守使張培榮誘殺，死時年僅25歲。
撲朔迷離的幕後主使
臨城劫車案發生後，報紙多以「匪」來稱呼孫美瑤一方。但新興的政治勢力如國民黨，對孫美瑤的劫車行動持默認甚至肯定態度。當時，北京政府政局混亂，批評之聲迭起。孫美瑤與各種反北京政府勢力的瓜葛，已使劫車一事擺脫了單純劫掠的屬性。
臨城劫車案發生時任圍剿官軍營長的萬伯龍後來回憶，臨城劫車案發生兩個月前，他所在團的第二營營長杜吉卿審問了一個叫聶成章的嫌疑犯。聶成章招認孫美瑤已被段系招撫了，聽候差遣，自己是受段祺瑞安福系的差遣，去孫美瑤所在的山中送錢。⑤
在這場劫案中，也閃爍著日本人的影子。劫案發生後，山東連續捕獲兩名日本奸細，經田中玉親自審訊得知，這些日本人是受命入抱犢崮，冒充臨城劫車案肉票，以便提供日本政客要挾北京政府的口實。⑥本文開頭提及的「洋票」鮑威爾回憶，「後來我聽說有一些日本人，買的是從上海到北京的全程火車票，只是當這列藍鋼皮火車到達徐州府的時候，他們卻利用夜晚，神秘地跳下火車去。」⑦
在1923年5月10日談判開始時，孫美瑤一方已經開出了談判條件，其中包括被改編為正規軍。他們還設想了改編後劃出的駐紮區，在這個駐紮區採礦發展交通。「洋票」鮑威爾在《臨城劫車被俘記》中質疑，「我聽了他們的這些要求，覺得這樣的要求一定是外邊的人為他們所設計；因為這不像是一群深山中的土匪所能想出來的主意。」⑧
孫中山否認與之有關
與國民黨一方的各種聯繫，則使得孫美瑤的劫車行動披上了革命色彩。
棗莊人劉子衡在上世紀80年代撰寫了《臨城劫車案如是我聞》。該文認為，孫美瑤軍與棗莊籍同盟會員張聘卿等安清幫幫會人物有密切聯繫。孫美瑤等通過張聘卿等在上海購買武器，然後沿運河運到棗莊。孫美珠所謂「山東建國自治軍五路聯軍總司令」的頭銜，就是張聘卿代表孫中山委任的。張聘卿還親自參與了臨城劫車案的策劃。⑨
另外的佐證是，孫美瑤等將人質帶到抱犢崮後，有幾種情形的人質可以釋放，其中一種是「凡是與孫中山先生的組織(興中會、同盟會)有聯繫的」。
相呼應的是，作為當時中國政治的重要勢力，國民黨的官方輿論在討論臨城劫車案時，抨擊的對象都是當時的直系勢力，而對孫美瑤一方的討論則被有意淡化了。臨城劫車案成了孫中山反對北京政府和直系勢力等政敵的一個重要契機。
沒有史料表明孫中山與孫美瑤的直接聯繫。但孫中山和國民黨在談到臨城劫車案時，關於對孫美瑤的評論都被對北京政府的抨擊所替代。
1923年5月15日，遠在廣州的孫中山在與記者談論臨城劫車案時，稱臨城劫車案的禍魁是吳佩孚。
5月24日，中國國民黨致電各國駐華公使，希望各國立即撤銷對北京政府的承認，「希望各友邦對於北京政府之承認，立予撤銷，並予中國人民以另行建設一全國公認之政府之機會。」⑩
1923年6月29日，孫中山發表《大元帥對外宣言》，談到臨城劫車案的時候，矛頭所指的是北洋政府，並非孫美瑤一方，「試觀臨城四周，百英裡以內，北方軍閥奄有五省之地，擁有五十萬之兵，而尚出此巨案，其禍國殃民，顢頇僨事(指糊塗敗事)為何如耶？」
抱犢崮的山腳下所立的代表山東棗莊本地官方口徑的《山東建國自治軍碑記》碑文，則斷然認定孫美瑤與孫中山一方的聯繫，「為保存實力，迎接北伐，仿尺蠖之曲，美瑤招安委新編旅長。」
「雖然他們都試圖利用這個事件，但孫中山和日本政府都沒有捲入臨城劫車案中。」英國土匪問題研究學者、日本桃山學院大學教授貝思飛告訴南都記者。
國民黨在臨城劫車案中的態度也迎合了當時的輿論。1923年5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發表社論稱，「『北庭所屬的兵就是匪，北庭和甚麼巡閱使督軍等就是匪首，』這種覺察，從今以後，在各友邦底腦府中，越發鮮明，並且已經直呼出來了。」
「反帝」情緒下的言說
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對臨城劫車案的討論，則停留在抨擊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意識形態框架內。
陳獨秀在《臨城擄案中之中國現象》中提到：「即此這件小事，便可以將帝國主義者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之陰謀與驕橫完全暴露出來；同時也可以將中國軍閥、資產階級(政黨及上海商會)、知識階級(新聞界)之懦弱與媚外的心理完全暴露出來。」
瞿秋白在文章《文明的列強·野蠻的中國》說：「不攻擊列強的野蠻，真是怪事」，「好像說『我們請你們文明的外國人來做中國政府吧。』」
那時，反帝的情緒全國瀰漫，已經掩蓋了臨城劫車案劫掠的屬性。對外國人不滿的激憤情緒也體現在魯迅那裡。在雜文《燈下漫筆》中，魯迅寫道，「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
這些帶有激憤情緒的抨擊有其現實根源。與「洋票」命運迥異的「本票」被疏忽的命運，很容易讓人將北京政府的作為與「媚外」勾連。1923年第20卷第11號《東方雜誌》提到，「而六月二十四日新擄華票十五名始得偕吳長植一同出險，至所剩舊票四十餘名，已被留山中自三年以至一年，此刻更無人顧問了。」
1926年12月的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宣言則對臨城劫車案進行了直接的定性：「然而潛伏在農村中的革命運動，絕不因帝國主義與封建階級的鎮壓而消沉。遍布南方各省的三合會、三點會、大刀會、哥老會，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紅槍會等團體，先後發生，不謀而合地相繼與封建的統治階級爭鬥，與帝國主義爭鬥。因此各地的仇殺教士案、饑民騷動案(近年之大事如宣統年間饑民焚燒湘省巡撫衙門，如臨城劫車案，都是這些人幹的)，時有發生。他們這些革命的團體，是沒有廣大的聯合戰線的，是不明白政治的策略的，所以決不能成其大事。」
孫美瑤一方在這次定性中成為「革命的團體」，這已為他及山東建國自治軍後來的政治翻身奠定了基調。
土匪翻身變「英雄」
如同許多名人的墓冢一樣，在「文革」中，孫美瑤的墳墓遭受了破壞。孫美瑤的侄孫孫學思(孫美瑤之兄孫美章之孫)現住在孫美瑤的故鄉白莊。孫學思告訴南都記者，「文革」後期，當地鄉政府派人平了孫美瑤的墳地。
「文革」過後，官方評價的轉機發生在1996年。該年10月，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繩來到棗莊，考察了抱犢崮，認為對臨城劫車案「要重新認識」。
1996年12月19日，在棗莊舉行了「山東建國自治軍暨臨城劫車案研討會」，參加會議的有棗莊市委、棗莊市政協的負責人，以及北京、天津、濟南等地的學者。次日下午，棗莊市時任政協主席王允琳做了長達12000字的發言，將孫美瑤的部隊定性為，「二十年代初的山東建國自治軍是中國北方農民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同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有直接聯繫的，以反帝和反北洋政府統治為主要目標的、有組織、有綱領的農民革命團體」。這一定性回應了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宣言對臨城劫車案的定性。
1997年12月28日，一塊紀念「山東建國自治軍」的石碑立在了抱犢崮的山腳下。這塊石碑由棗莊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和抱犢崮國家森林公園承辦，碑文認為，孫美瑤領導的山東建國自治軍「其反封建抗暴政反帝愛國精神足與天地共存日月同輝」。
作為參照，民國時期的幾大著名土匪，均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被一些學者描述為「農民領袖」。
國內著名史學期刊《近代史研究》在1985年第3期發表了一篇名為《老洋人起義》的文章，將民國著名土匪「老洋人」張慶的經歷評價成農民起義。另一位著名土匪白朗為袁世凱主政時期的農民領袖，在當時被認作土匪。 「在河南，有一塊類似的關於白朗的紀念碑。像孫美瑤一樣，白朗現在被認為是一個英雄，而不是土匪。」英國土匪問題研究學者、日本桃山學院大學教授貝思飛對南都記者說。
如今在孫美瑤的故鄉白莊，還保存著孫美瑤當年修建的孫家大院的大門，用石頭壘砌而成。這個大門已被當地政府列為保護性建築。山東棗莊山亭區鳧城鄉政府官方網站上，孫美瑤故居被列為旅遊點之一。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民國土匪問題研究專家徐有威告訴南都記者，「當地把孫美瑤變為英雄，很有可能是出於現實的目的，起碼可以興旺本地的旅遊業。在河南的白朗故鄉，情況一模一樣。土匪和英雄階段性的轉化，在中國現代史上是最常見的現象之一。」
唯一確定的是，在民國最著名的劫車案中，土匪最後「消失」了。
注釋
①《民國匪案洋人親歷記》，第2頁
②1923年5月9日大公報第2頁，《津浦路歸客談》
③《臨城劫車案紀事》，第90頁
④同上書，第104頁
⑤同上書，第238頁
⑥《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第629頁
⑦《臨城劫車案紀事》，第155頁。
⑧《臨城劫車被俘記》，第189頁
⑨《棗莊市志》，第1746頁
⑩《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634頁。(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151頁
1923年5月10日民國日報第2版
《嚮導》第二十六期，《臨城劫車案紀事》第2頁
同上
灕江出版社出 版《魯迅雜文精編》，第101頁
《東方雜誌》第20卷第11號，《臨城劫車土匪收撫成功》，第6頁
參考資料
1 .《臨城劫車案紀事》(陳無我，1923年出版)
2 .《臨城劫車案紀事》(陳無我原輯，史實整理，嶽麓書社1987年版)
3.1923年《東方雜誌》
4.1923年《大公報》
5 .1923年上海《民國日報》
6 .《山東建國自治軍碑記》碑文(立於抱犢崮山腳)
7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臺北1979年版)
8 .《抱犢豪傑》(許志強，1998年版)
9 .《民國時期的土匪》(貝思飛，上海人民出版社)
10 .《我和土匪在一起的日子：民國匪案洋人親歷記》(徐有威，貝思飛編，團結出版社)(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1 1 .《棗莊市志》(中華書局，1992年版)
12 .《臨城劫車案及其外交交涉》(汪朝光，《南京大學學報》2005年01期)
13 .《孫中山年譜長編》(陳錫祺，中華書局1990年版)
南都記者高龍
(奧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