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是歷史學中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本文考察了西方全球史對帝國主義的相關研究，從其如何界定帝國主義，及其把帝國主義作為競爭性社會組織和作為不同地區人類互動路徑的三個方面的分析入手，認為西方全球史對帝國主義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從批判逐漸趨於寬鬆，而其把帝國主義視作競爭性組織和互動路徑的做法，從開闊學術視野的角度而言自有其積極意義，但是難以對不同歷史事件或進程做出科學、準確的判斷與解釋。這實際上暴露出西方全球史在基本歷史文化立場方面的局限。
一
學界一般認為，「帝國主義」(imperialism)這個概念本身是在19世紀中後期歐洲列強殖民擴張時期出現的，有關其定義不少。愛德華 W.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提出，帝國主義引出了各種問題、懷疑、爭辯和意識形態問題。[2]這實際上說明了帝國主義相關問題研究的複雜性。例如，《不列顛簡明百科全書》將帝國主義定義為：「國家擴張勢力與領土的政策、行為和主張，特別是經由直接佔領土地或對其他地區進行政治與經濟控制來實現。」[3]在我國，根據《現代漢語詞典》，「帝國主義」意指「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它的基本特徵是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形成金融寡頭的統治」，同時也指帝國主義國家。[4]
實際上，雖然帝國和帝國主義現象在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之前就已存在，但是19世紀70年代以來即現代的帝國主義與此前的帝國主義是有明顯區別的。列寧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揭示了這個本質區別，即「帝國主義是作為一般資本主義基本特性的發展和直接繼續而生長起來的」。[5]也就是說，帝國主義不是簡單的一種對外政策，而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階段，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壟斷階段，金融資本形成統治。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具有五個基本特徵：(1)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2)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3)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4)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已經形成;(5)最大資本主義大國已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6]列寧分析批判了考茨基和霍布森關於帝國主義的論述，指出在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表現出特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同時，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這一階段比從前要快得多，只是發展更加不平衡。[7]
帝國主義時代同時也是殖民主義時代，或者說這一時期的帝國主義是一種殖民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列強而言，殖民地對於其完成資本原始積累、解決資本主義內在擴張需求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但其殘酷壓榨和血腥掠奪自然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社會主義革命不斷發展，世界殖民體系最終土崩瓦解。二戰之後，國家主權原則得以在全世界範圍內確立，成為公認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原則。到20世紀50年代末，正如霍布斯鮑姆所言，「倖存的老帝國已經清楚，有形的殖民統治得徹底放棄」。[8]與二戰後世界形勢的變化相適應，帝國主義也在發展自己的新手段和新途徑，從有形的直接統治向無形的間接統治轉化，並竭力美化其侵略行徑。「當代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美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等名詞，所描述的便是帝國主義並未停止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掠奪和擴張的現實。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把各國前所未有地緊密聯繫在一起，由於一國內部往往會有其他國家的利益存在，這就使得通過武力擴展有形邊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比二戰前大大降低，而像經濟安全或文化安全這樣的無形邊界如何操控，成為令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家們殫精竭慮的問題和任務。在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現時代帝國主義控制發展中國家的有效形式就是跨國公司，藉此實現其利潤最大化。跨國公司的活動範圍要比傳統的、有形的殖民帝國的疆域廣闊得多。可以說，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控制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殖民時期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控制程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借民主、自由和人權之名，推出所謂「人權高於主權」、「國家主權終結論」、「國家主權過時論」等種種花樣翻新的帝國主義性質理論，繼續對發展中國家行野蠻掠奪和殘酷剝削之實，不僅要攫取巨額的經濟利潤，而且大肆輸出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標準和思想觀念，甚至公開踐踏國際法，粗暴幹涉發展中國家內政，試圖重塑世界。
現時代帝國主義的突出特點，正是尋求建立一種擁有國際規則制定權和解釋權的全球性機制，力圖使自身合法化和普世化。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政治現實，其影響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其中甚至暗藏兇險和陷阱。以中國為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起了對中國的貿易戰、匯率戰、金融戰、能源戰、糧食戰，等等，企圖攫取巨額暴利(在有些領域已經獲取了巨額暴利)。這已經對中國人的日常生產和生活造成深刻的不利影響。換言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必須維護好自己的有形或無形的各種利益邊界，即維護好各領域、各層次的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防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金融等手段轉嫁危機，保護自身多年建設的成果，否則本國人民付出種種代價、通過辛苦勞動獲得的經濟發展紅利，就有被發達國家跨國壟斷資本以各種明暗手段吞噬的可能。這就要求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要充分重視帝國主義的當代表現和動向，提高對複雜國際局勢的應變能力，切不可坐等問題不斷蔓延以致貽誤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我們必須警惕某些西方學者所聲稱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階段，它已經讓位於國際公司資本主義」，[9]或者「應該用帝國概念來代替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概念已經過時」等[10]為西方霸權主義張目的各種似是而非的觀點。也正因此，我們不僅要關注帝國主義的各種當代表現和動向，而且應當充分重視和深入考察西方歷史學對帝國主義的相關研究。
二
在西方學術界，「帝國主義」一詞本身是一個寄託著複雜含義與情感的概念。正如有學者指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在英美精英文化中曾經具有積極意味，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則再難以公開地為其唱讚歌。[11]不過，這並不妨礙西方學界或明或暗地為其國家的帝國主義行徑開脫。特別是在歷史編纂學領域，西方始終有一些學者為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行徑辯護，或者有意地淡化西方帝國主義的殘酷血腥色彩。
例如，1932年出版的由美國史學家海斯、穆恩、韋蘭三人合著的《世界史》一書，將帝國主義解作「文明國家要統治較弱的或者『落後的』民族，如非洲的黑人和印度各民族，這種欲望和政策就叫做帝國主義」。[12]該書將歐洲各國對亞非拉地區的血腥殖民和侵略美化成「一點一點地把它們的文明傳播到全世界」，而「要引導千百萬陌生人走上歐洲文明和進步的道路是一個負擔，而且是一個沉重的負擔」，[13]這堪稱是一種極端觀點，顯然是對客觀人類歷史的蓄意歪曲。該書還將歐洲強國推行帝國主義的動機歸納為四點：(1)愛國者渴望使他們的國家擁有更多的領土;(2)商人們渴望得到可以銷售製成品和獲得原料的殖民地，還想在他們自己的國旗保護下的礦山等處投資，這種經濟動機也許是帝國主義最強烈的原因; (3)認為佔領某一地區是國防所必需;(4)傳教的精神——渴望使落後的種族開化或者基督教化。[14]不難看出，其中對帝國主義的美化維護與主觀臆斷溢於言表。但即便如此，該書上述文字也難以掩蓋帝國主義「渴望得到可以銷售製成品和獲得原料的殖民地」等重要特徵。
20世紀中期以來，作為西方世界史重構潮流的產物，西方全球史以研究「跨文化互動」為宗旨、追求中立價值判斷，湧現出眾多的通史和專題研究論著。與西方傳統的帶有明顯「歐洲中心論」色彩的世界史研究相比，全球史在破除西方慣有的文化偏見方面做出了更加積極的努力，在世界通史編纂領域進行了頗有價值的學術探索。在總體上，專題類全球史著作固然也含有對帝國主義的相關研究，如克羅斯比的《生態帝國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等等，但此類研究主要仍體現在通史類的全球史著作當中。因此，考察西方通史類全球史著作有關帝國主義的論述，不僅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分析西方學者對帝國主義的認識，而且也有利於我們更加深入地把握西方全球史的特點和內涵。
（一）全球史對帝國主義的界定
縱觀西方通史類的全球史著作，可以看出，從20世紀中期以來，其對帝國主義的界定頗具差別。
作為全球史觀首倡者的傑弗裡 巴勒克拉夫，1978年出版了其所主編的《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該書在「歐洲的殖民帝國1815—1914」中認為，巨大新帝國的建立發生在19世紀最後25年間;在「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1919—1941」中認為，到20世紀20年代，歐洲帝國在亞洲和北非發展到頂峰。[15]該書對帝國主義做了兩點區分。一是區分了不同時期的帝國主義，在「希臘文明的傳播」中，該書指出此時的殖民擴張運動不是近代意義的殖民地，它們是獨立於母邦的城邦，雖然剝削土著，但與19世紀的搶地運動相比規模就小得多了。[16]二是區分了歐美帝國主義的不同表現。在「形成中的美國：向西部擴張1783—1890」中，認為「在歐洲列強忙於在非洲和亞洲追求帝國夢想之際，美國得以享受到建立它的內向的帝國的好處。向西部擴張的運動可以理解成為國內的帝國主義。它與歐洲的帝國主義活動具有一些類似的動機，但結果則迥然不同」。[17]巴勒克拉夫主編的《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於1999年出版了新修訂版，中譯本名為《泰晤士世界歷史》，新版主編為理察 奧弗裡(Richard Overy)。該書對19世紀的帝國主義做出了一些闡釋，認為歐洲帝國主義的關鍵在於工業力量和技術實力，全世界廣大地區對於歐洲的技術幾乎沒有什麼抵抗力，這使歐洲得以保持技術優勢，隨著海運航線和鐵路線的穩固發展，原材料開始流向歐洲和美洲，在那裡加工成昂貴的製成品，再銷回原材料提供地區以賺取利潤，傳統的民族經濟成了歐洲和北美帝國主義經濟擴張的犧牲品。[18]
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其1999年的新版《全球通史》中區分了帝國主義和新帝國主義兩個概念。他認為帝國主義是指一個國家、民族對另一個類似集團的政治的或經濟的、直接的或間接的統治或控制，新帝國主義則指19世紀後期歐洲的巨大擴張;新帝國主義與舊時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帝國主義控制不同，因為它不是簡單地要求進貢，而是完全改變被徵服的國家，而傳統的帝國主義包含剝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19]與之類似，理察 W.布裡特和柯嬌燕等人的《地球與人類》一書將19世紀的帝國主義與此前的帝國主義做了區分，並也冠以「新帝國主義」之名。他們指出，歐洲的帝國主義傳統可以追溯到12世紀，新帝國主義的特徵就是此時的領土徵服激增，遠超之於16世紀的西班牙擴張，新帝國主義並非簡單地攫取土地，而是運用經濟和技術手段把獨立的國家重新組織起來並帶入世界經濟體系。[20]這兩部著作中的「新帝國主義」，實際上是指19世紀中後期的帝國主義。
傑裡 本特利與赫伯特 齊格勒在《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中也注意到了帝國主義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差異。該書把帝國主義解為「16世紀到19世紀歐洲列強的擴張及其對非洲、亞洲國家的徵服和殖民」。[21]該書認為「建立帝國並不是世界歷史上的新鮮事。然而到19世紀，歐洲觀察家們注意到，此時的帝國與早先有所不同。因此，在這一世紀中葉，他們開始談論帝國主義，到80年代，這個新創造的概念進入了西歐各國的流行語言。在當時的語言中，帝國主義指歐洲國家——也包括後來的美國和日本——對世界的控制」，有時這種控制是通過舊的手段如武力完成的，但更為經常的是通過貿易、投資和商業活動，是列強從殖民地中獲利，在不直接進行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影響殖民地的事務。[22]另外，威廉 J.杜伊科和傑克遜 J.施皮爾福格爾在他們的《世界史》一書中，把19世紀西方向亞洲和非洲的經濟擴張過程稱之為帝國主義。[23]
還有一些全球史著作在寬泛的意義上使用帝國主義概念。例如，克雷格 A.洛卡德在《社會、網絡和轉換：全球史》中，把帝國主義解釋為「一國或一個民族對另一國或另一民族的直接或間接的控制或統治」。他認為，歐洲入侵非洲社會的主要後果之一就是帝國主義，西方爭奪非洲殖民地的充分發展是隨著歐洲的快速工業化而開始的。[24]皮特 N.斯特恩斯在其著作中則將帝國主義解為「擴展統治的政策或者凌駕於另一國或地區的權威」。[25]他還認為，雖然西方的政治模式和文化影響仍然相當強勁，但正式的帝國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是過去的事情。[26]
菲利普 費爾南德茲—阿邁斯託編著的《世界：一部歷史》(第2版)提出，16—18世紀，帝國發展成為世界歷史最顯著的特點之一，不僅通過徵服，也通過合作來擴張，它們通常不是靠武力形成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有足夠的資源來完成這樣一個任務，帝國主義有助於把人類引入一個嶄新的演變時代;[27] 19世紀後半葉全球歷史的新特點是白人帝國的崛起。[28]該書沒有對帝國主義做出明確定義，但實際上其運用更加寬泛。
（二）全球史視野中作為競爭性社會組織的帝國和帝國主義
在一些通史類全球史著作中，帝國和帝國主義具有作為相互競爭的社會組織的含義。例如，威廉 H.麥克尼爾在《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中提出帝國是推動都市網絡不斷擴展的有意識組織之一。該書認為，「各種網絡皆具有社會生活無意識、無組織的特徵。然而無論如何，它們自身之中也包含著一些有意識的組織——如各種血緣組織、部落、教堂、公司、軍隊、匪幫團夥、帝國等等——所有這些組織皆擁有自己的領袖，他們都行使著非同尋常的權力。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這些領袖致使都市網絡不斷地擴展。……在以往歲月中，由這種動機所驅使的擴展給生活在都市網絡之外的人們造成了極大的災難，在捍衛自己的民眾、財富、資源或宗教信仰方面，他們的組織相對貧乏。而在這些災難中倖存下來的那些人們發現，自己已經身陷於一個全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聯繫之中，簡而言之，已置身於一個陌生的網絡之中。因此，那些社會組織的領袖們為了拓展自己的權勢和地位，一直在(即或有時是無意識的)推動自己所處的網絡向外持續不斷地擴張」。[29]顯然，在麥克尼爾看來，這些不斷擴張的網絡不斷發生著競爭。
埃德蒙 帕克三世、大衛 克裡斯汀、羅斯 E.杜恩在他們的《世界史：大時代》一書中對各時代的帝國進行了分析。該書認為大時代四(公元前1200—公元500年)中的帝國之所以被稱為帝國不僅是因為面積大，而且因為它們是由一個單獨政府和一個特定血統的精英階級統治著語言、民族和宗教不同的其他各個民族;大約公元300年至400年間，帝國的這種建立周期陷於停頓;在大時代五(公元300—1500年)中，西非、中美洲和南美洲首先出現大帝國，一些帝國甚至比上個時代的大漢帝國和羅馬帝國還大，其中最大的是8世紀的阿拉伯穆斯林帝國和13世紀的蒙古帝國;在大時代六(公元1400—1800年)中，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等航海帝國崛起，相比之下，美洲的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雖然地域遼闊，但更類似於前一時代亞歐非大陸上的農耕式國家，而非新型的槍炮帝國，因此只能迅速地衰落。[30]克雷格 A.洛卡德在《社會、網絡和轉換：全球史》中分析到，強有力的社會形成帝國自古即有，但數個世紀之後帝國變得更大和更複雜，17世紀中期超過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都生活在其經濟基礎主要為農業的幾個大帝國之中，所有的帝國都依靠軍事力量，特別是火藥武器，而大英帝國與荷蘭和其他強國不同，它們更主要地依靠世界貿易。[31]上述著作也都暗含著把帝國主義國家視作競爭性社會組織的意味。
這方面最典型的著作當屬菲利普 費爾南德茲—阿邁斯託編著的《世界：一部歷史》(第2版)，此處不妨稍加詳述。從其通篇結構來看，把帝國主義視作人類社會組織發生的競爭堪稱其內在線索之一。該書上下兩卷目錄中便頻繁出現帝國和帝國主義的字樣。[32]這在通史著作中是不多見的。可以說，《世界：一部歷史》把「作為競爭組織的帝國主義」闡述得淋漓盡致。該書提出：「數百年甚或數千年以來，一種統治全世界的權力觀念驅動著歐亞大陸的帝國主義。」[33]在被描繪為「擴張的世界」的第15章中，該書主張：「從1460年開始，擴張活動在世界上遙遙相隔的國家內，星火燎原般迅速展開，擴張時代真正開始了。不過，這一現象並不像有些歷史學家說的那樣，僅僅是歐洲擴張的現象，而是全球擴張的現象。世界並沒有被動地等待歐洲的擴大，以使其像被魔棒點中那樣得到改變，其他社群早就在創造自己的奇蹟，使國家成為帝國，使文明得到開化」。[34]在「軟弱的非洲帝國」一節中，該書提到了15世紀50年代葡萄牙與地處西非的馬裡的第一次接觸，認為「由於缺少一個強大的非洲國家，歐洲人不再把非洲黑人視作與他們平等的人，這就形成了世界歷史上的一個悲劇。」[35]該書將「美洲的生態帝國主義」解為：「自從有創造力的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 克羅斯比1972年創造生態帝國主義這個詞後，歷史學家就一直用它指稱歐洲帝國主義殖民者給他們的殖民地帶來的全面環境變化。這個詞也適合土著的美洲帝國」，並且認為，「在阿茲特克和印加帝國無限擴張的背後，不存在任何復甦動力。……它們在本質上都屬於傳統的美洲帝國，並且都已超越了現實對其潛能的限制。」[36]在「中國帝制的局限性」一節中，該書提出，「中國統治者就通過鞏固他們的陸上帝國和限制海上帝國主義，確保了國家的長治久安。結果，世界上所有在最近500年內創立起來的海上帝國都走向了崩潰，而中華帝國仍然屹立在那裡。」[37]在論及歐洲開拓大西洋線路時，該書聲稱，「歐洲向大西洋延伸，這可能既不是由於它的科學或實力，也不是由於它的幻想或鋌而走險。這是一場空間上的比賽，歐洲從後面趕超了過來。在那些通往印度洋的繁榮文化看來，沒有必要為了尋求新的資源，去開發遙遠的陸地和海洋。但對於需要金錢的歐洲而言，它得利用大西洋上的新產品。它就如同今天的不發達國家，迫不及待地爭奪從石油到天然氣的海外財富。在某種程度上，它的努力最終得到了報償。」[38]上述文字中對史實的扭曲，或者措詞的武斷，以及不適當的類比，都是顯而易見的。
《世界：一部歷史》甚至明確主張，帝國主義並非是西方特有的罪惡，亞洲、非洲和美洲土著人民締造並領導的這一時期的一些帝國，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歐洲的帝國通常依靠的也是非歐洲合作者，因為這些人能看到和歐洲人合作的優勢;甚至在19世紀，帝國主義擴張並不是白人的特權，其他的非洲土著國家也試圖擴張，但是或早或晚全都屈服於歐洲人。[39]這些觀點已經明顯在為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行徑張目了。
（三）全球史視野中作為人類互動路徑的帝國主義
通史類全球史著作對帝國主義的研究還體現出另外一層含義，這就是將帝國主義視作世界不同地區人類之間互動的路徑。傑裡 本特利、赫伯特 齊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認為，19世紀全球性帝國的建立顯著加快了世界一體化的步伐。[40]菲利普 費爾南德茲—阿邁斯託提出：「15世紀的擴張仍是一種新的發展，並且可能導致世界的變化。15世紀90年代所開闢的新航線不僅連接了人口稠密的歐洲大陸中心帶、美洲和非洲，還從海上把歐洲和亞洲相連。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彼此聯繫的世界框架的開端，世界體系可以覆蓋整個地球。這個世紀擴張的帝國正在彼此靠近，它們相互接觸的地方，成了傳播的貿易、技術、概念、情感與生活方式的規模空前的競技場，其結果將改變此後三個世紀的世界，造成全球性對抗、貿易、衝突、接觸傳染以及文化上和生態上的交流。」[41]威廉 H.麥克尼爾在《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中把歐洲帝國主義放在了第七章「打破舊鏈條，拉緊新網絡(1750—1914)」之中，無疑也蘊含此意。他還論及了互動的後果，指出工業化使得歐洲各國的領土擴張代價極低，因此變得更有誘惑力，工業化和其他因素的作用在地緣政治上造就出一批新的勝利者和失敗者。[42]
羅伯特 提格諾、傑裡米 阿德爾曼、史蒂芬 奧隆等人的《世界的聚合與分離》一書，把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聯繫起來，指出帝國主義列強在本國與殖民地之間建設了鐵路網絡，促進了人員和貨物從腹地向海岸流動。[43]該書進而提出，世界從政治上分裂為帝國式民族國家和殖民地，塑造了工業社會和非工業社會的經濟分裂。[44]前文提到的理察 W.布裡特和柯嬌燕等人的《地球與人類》一書，其所主張的「新帝國主義並非簡單地攫取土地，而是運用經濟和技術手段把獨立的國家重新組織起來並帶入世界經濟體系」，[45]也暗含這層意味。
皮特 N.斯特恩斯在其著作中指出，在整體上，19世紀晚期的歐洲帝國主義，曾經被解釋為對所謂本地民族的壓榨，其中區別可能僅在於不同群體設法擺脫歐洲完全控制的程度而已，但事實上帝國主義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當地民族設法通過很多方式表達自己，而不僅僅是簡單地對歐洲人的指令做出反應，歐洲人在此過程中也同樣受到影響。[46]他將這種相互關係稱為「作為互惠的相遇」，認為「接觸是相互的經歷，製造了相互的妥協和調整」，[47]進而提出，被徵服群體的經歷，例如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非洲，必須通過互動來研究，而非僅僅是壓榨。[48]
埃德蒙 帕克三世、大衛 克裡斯汀、羅斯 E.杜恩在《世界史：大時代》中把人類社會的交流網絡越來越緊密的趨勢稱之為「全球大聯合」，指出這一網絡發展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亞歐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與美洲人(從16世紀初開始)和澳大拉西亞人(從18世紀末開始)的交往，西歐人的思想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並成為指導人類處理問題的各種方法，這些智力和文化發展有助於將理性科學作為衡量和解釋自然世界以及人類行為的標準。[49]
從上述全球史著作來看，無論是將帝國主義視作一種競爭性的社會組織，還是將其視作一種互動路徑，實際上都隱含著相同的思路和意圖，即試圖把浸透血腥的帝國主義洗白出來。西方通史著作的內在要求之一，無疑是要建立對西方文明本身的自我認同，全球史也不例外。對帝國主義的研究不僅涉及對西方歷史的認識，而且關係到西方國家當今的國際政治形象及政策取向。因此，西方全球史在編纂中對帝國主義的回護之情顯而易見。換言之，其歷史反思是以不危及西方文化自信心為前提的。有些全球史研究者對這個問題並不諱言，例如，皮特 N.斯特恩斯等人的《全球文明史》就一方面指出「保持公允和周全的視野是最根本的」，另一方面公開承認「但這樣說容易，實際做到卻很難」。[50]
三
正如派屈克 曼寧指出，全球史本身就是全球範圍內人類社會的交往史。[51]因此，對於西方全球史而言，帝國主義無疑是具有首要意義的課題。[52]在總體上，西方全球史編纂中的帝國主義研究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首先，在如何界定帝國主義的問題上，全球史研究者的觀點不盡相同，基本來說可以分為大致兩種，區別在於是否由時間上的區分(重點在19世紀)而進行性質上的判斷。從其著作發表的時間來看，全球史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和立場，在某種程度上從批判逐漸趨向於更加寬鬆，或者按全球史的術語來說逐漸趨向於「中性」。這也可從2001年「9 11」事件後西方的政治氛圍發生變化得到印證。[53]例如，「帝國主義學派最聰明的歷史學者」[54]尼爾 弗格森便公開提出21世紀比以往更需要帝國，而美國則有充足的理由來扮演自由帝國的角色，可以參見他的《帝國》與《巨人》等作品對帝國主義的闡述。[55]可以說，晚近的全球史著作對待帝國主義問題，已經再無當年巴勒克拉夫那樣鮮明的批判立場。巴勒克拉夫曾經明確指出，1947年後帝國主義仍然普遍存在，其形式可能改變但其本質不變，雖然歐美帝國主義列強已從政治性帝國撤退，但其經濟力量使其具有世界性的槓桿，世界並非由平等的民族組成，事實上在很多重要領域不平等都加劇了。[56]有關帝國主義研究的這種現象也表明，半個多世紀以來，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化，西方全球史處於演變之中。
正如列寧所言，泛泛地談論帝國主義而忘記或忽視社會經濟形態的根本區別，必然會變成最空洞的廢話或吹噓，就像把大羅馬和大不列顛相提並論那樣，就是資本主義過去各階段的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同金融資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區別的。[57]世界歷史上不同時期的不同國家，是否能夠界定為帝國(如在帝國主義列強瓜分非洲狂潮中一度擊退了義大利的入侵、但在1935年被義大利佔領的衣索比亞)，其作為是否可界定為帝國主義(如所謂的中國海上帝國主義)，顯然是可商榷或有很大爭議的，有些甚至並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正如有學者指出，對歷史上每一次領土擴張的原因都歸咎於一個簡單的、套用的定式是不客觀的。[58]
其次，倘若單純把帝國主義視作相互競爭的社會組織來理解，在縱向時間上不加區分地使用帝國和帝國主義的概念，羅列不同歷史階段的現象，而不進一步分析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或者在橫向空間上混淆歐洲帝國主義侵略和其他地區的移民現象，把歐洲帝國主義夾雜在「亞洲帝國主義」、「非洲帝國主義」、「歐亞大陸的帝國主義」等諸種名詞之間使用，連歐洲的殖民地也被冠以「帝國」之名，那麼按照上述思路，就容易造成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自古以來便存在、現代歐洲國家只不過是在包括亞非拉地區在內的世界帝國主義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印象，歐洲帝國主義的原罪感被大大拉低。同時，這種做法也容易掩飾矛盾的深刻性，並不足以解決西方歷史認識中存在的問題。實際上，如何認識歐洲帝國主義直接關係到西方全球史能否切實突破「歐洲中心論」的局限，超越對以往歷史的曲解或刻意歪曲，進而更加科學地考察全球文明的演變。
最後，全球史把帝國主義視作全球互動得以進行的一種平臺或路徑，把帝國主義與奴隸制的廢除、生態物種的交流、全球移民、環境變遷等內容聯繫在一起，從開闊學術視野的角度來看自有其積極意義;但是，脫離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這一核心問題而在含混的狀態上使用帝國和帝國主義這兩個名詞來做局部的細節探討，顯然難以對不同歷史事件或歷史進程做出科學、準確的判斷和解釋。例如，18—19世紀歐洲人大規模自願外遷，目的地多為歐洲的殖民地，「他們是在向當地的野蠻居民傳播一套優越的世俗文化，在向異教徒傳遞基督耶穌的聖言」;[59]這與主要來自西非的約1200萬人被迫遷移到新大陸相比，[60]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又如，西方全球史注重考察帝國主義者與殖民地人民之間的衝突、協商與合作等複雜的互動過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帝國主義本身製造民族壓迫的性質，因為正如列寧所言，「帝國主義是金融資本和壟斷組織的時代，金融資本和壟斷組織到處都帶有統治的趨向而不是自由的趨向，……民族壓迫、兼併的趨向即破壞民族獨立的趨向(因為兼併正是破壞民族自決)也變本加厲了」。[61]或者又如霍布斯鮑姆所言，「不論那些強權如何吹噓他們的徵服行動為受害者帶來多少好處，或白人自以為是的優越性為其他有色民族做了多好的安排」，「帝國從未替自身領土之外的世界，創造過任何和平與穩定」，「所謂的『徵服者的善意』或他們帶來的善果，都只是帝國主義的修辭罷了」。[62]
綜上所述，西方全球史對帝國主義的研究表明，自巴勒克拉夫以來，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化，全球史表現出一個演變的過程;晚近的西方全球史著作對帝國主義的研究，既不能科學說明推動歷史演變的各種力量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也不能闡明世界歷史進程本身的多樣性和統一性，實際上暴露出西方全球史在基本歷史文化立場方面的局限，其中一些學者的著作更是難脫有意歪曲歷史之嫌。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和現實存在，帝國主義無疑是歷史編纂學中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對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域空間的各種表象，都需要歷史學家謹慎地加以對待，才能透過表面的、偶然的歷史現象，穿透原始材料觀察整體，把握帝國主義的社會經濟實質，儘可能地還原歷史真實。只有真實的世界歷史，才能展示當代世界的根本基礎和輪廓，使人們更加清醒地面對未來。
注 釋：
[1] 本文為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西方全球史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准號12CSS017。
[2] 愛德華 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3—4頁。
[3] 《不列顛簡明百科全書》修訂版第1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頁。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87頁。此版第287頁將「帝國」解作「一般指版圖很大或有殖民地的君主國家，如羅馬帝國、英帝國。沒有帝王而向外擴張的國家，有時也稱為帝國，如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叫第三帝國」。
[5] 《列寧專題文集 論資本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頁。
[6] 《列寧專題文集 論資本主義》，第175—176頁。
[7] 《列寧專題文集 論資本主義》，第97頁。
[8] 艾瑞克 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馬凡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頁。
[9] 曹義恆、曹榮湘主編：《後帝國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頁。
[10] 麥可 哈特、安東尼奧 奈格裡：《帝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2—3頁。
[11] Frank Furedi，The New Ideology of Imperialism，Pluto Press，1994.
[12] 海斯、穆恩、韋蘭：《世界史》，冰心、吳文藻、費孝通等譯，翦伯贊作序，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487頁。
[13] 海斯、穆恩、韋蘭：《世界史》，第470頁。
[14] 海斯、穆恩、韋蘭：《世界史》，第488頁。
[15] 傑弗裡 巴勒克拉夫主編：《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244、260頁。
[16] 傑弗裡 巴勒克拉夫主編：《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第75頁。
[17] 傑弗裡 巴勒克拉夫主編：《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第220頁。
[18] 理察 奧弗裡(Richard Overy)：《泰晤士世界歷史》，原版主編為傑弗裡 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毛昭晰等譯，希望出版社、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254頁。
[19] 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吳象嬰、梁赤民、董書慧、王昶譯，吳象嬰審校，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811、813、506頁。
[20] Richard W.Bulliet，Pamela kyle Crossley，Daniel R.Headrick， Steven W.Hirsch， Lyman L.Johnson ，David Northrup，The Earth and Its Peoples，Wadsworth，5th edition， international edition，Cengage Learning， 2011， p.740.
[21] 傑裡 本特利、赫伯特 齊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第3版下冊，魏鳳蓮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7頁。
[22] 傑裡 本特利、赫伯特 齊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第3版下冊，第962—963頁。
[23] William J.Duiker，Jackson J.Spielvogel，World History，6th edition，international edition，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2010，p.615.
[24] Craig A.Lockard，Societies，Networks，and Transitions， A Global History， 2nd edition，international edition， Wadsworth，Cengage Learning，2011，p.429.
[25] Peter N.Stearns，World History，The Basics，Routledge，2011，p.194.
[26] Peter N.Stearns，World History，The Basics，p.179.
[27] 菲利普 費爾南德茲—阿邁斯託編著：《世界：一部歷史》第2版下冊，錢乘旦審讀，葉建軍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09—610頁。
[28] 菲利普 費爾南德茲—阿邁斯託編著：《世界：一部歷史》第2版下冊，第964—965頁。
[29] 約翰 R.麥克尼爾、威廉 H.麥克尼爾：《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王晉新、宋保軍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導論第4—5頁。
[30] 埃德蒙 帕克三世、大衛 克裡斯汀、羅斯 E.杜恩：《世界史：大時代》，楊彪等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6、55、77頁。
[31] Craig A.Lockard，Societies，Networks，and Transitions， A Global History，2nd edition，international edition， Wadsworth，Cengage Learning，2011，p.720.
[32] 該書在第二篇「農耕者與建造者，公元前5000—前500年」中，全書目錄首先出現了「帝國」一詞是被冠在中國和南亞國家頭上，這就是第五章「重建世界：復甦、新發端及其局限」中的第三節「中國和南亞的諸帝國與復甦」。第三篇「軸心時代，公元前500—公元100年」，其中第七章冠以「偉大的帝國」之名。隨後第四篇「間歇性轉變，公元3—10世紀」中的第八章名為「後帝國世界：歐亞與非洲的帝國問題，公元200—700年」。目錄中第一次出現「帝國主義」則是在第六篇「嚴峻考驗：13和14世紀歐亞大陸的危機」，其中第15章「擴張的世界：14世紀末和15世紀的經濟復甦」下轄各節標題為「軟弱的非洲帝國」、「美洲的生態帝國主義」、「新興的歐亞帝國」、「中國帝制的局限性」、「海洋帝國的開端」、「歐洲的前景：問題與希望」。第16章「帝國競技場：16和17世紀的新帝國」下轄各節標題為「海上帝國：葡萄牙、日本和荷蘭」、「陸上帝國：俄羅斯、中國、印度莫臥兒和奧斯曼土耳其」、「美洲的新陸上帝國」、「全球貿易平衡」。第21章「全球接觸時代：18世紀帝國的擴張與交接」下轄各節標題為：「受限或衰落中的亞洲帝國主義：中國、波斯和奧斯曼」、「印度的帝國權力逆轉：莫臥兒衰落和英國崛起」、「荷蘭東印度公司」、「黑色大西洋：非洲、美洲及奴隸貿易」、「新大陸的陸地帝國」。第九篇「進步的挫折，至大約1900年」，其中第25章「19世紀西方稱霸世界：權力的西移和全球帝國的崛起」下轄各節標題為：「鴉片戰爭」、「白人帝國：崛起和抵抗」、「帝國統治的方法」、「商業帝國主義」、「『新歐洲』的帝國主義」、「別處的帝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建立帝國的基本理由」。菲利普 費爾南德茲—阿邁斯託編著：《世界：一部歷史》第2版上冊，目錄第1—11頁。
[33] 菲利普 費爾南德茲—阿邁斯託編著：《世界：一部歷史》第2版上冊，第105頁。
[34] 菲利普 費爾南德茲—阿邁斯託編著：《世界：一部歷史》第2版上冊，第558頁。
[35] 菲利普 費爾南德茲—阿邁斯託編著：《世界：一部歷史》第2版上冊，第561頁。
[36] 菲利普 費爾南德茲—阿邁斯託編著：《世界：一部歷史》第2版上冊，第565、570—571頁。
[37] 菲利普 費爾南德茲—阿邁斯託編著：《世界：一部歷史》第2版上冊，第582頁。
[38] 菲利普 費爾南德茲—阿邁斯託編著：《世界：一部歷史》第2版上冊，第594—595頁。
[39] 菲利普 費爾南德茲—阿邁斯託編著：《世界：一部歷史》第2版下冊，第610、972頁。
[40] 傑裡 本特利、赫伯特 齊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第3版下冊，第991頁。
[41] 菲利普 費爾南德茲—阿邁斯託編著：《世界：一部歷史》第2版上冊，第598頁。
[42] 約翰 R.麥克尼爾、威廉 H.麥克尼爾：《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第230—239頁。
[43] Robert Tignor，Jeremy Adelman，Stephen Aron，et al.，Worlds Together，Worlds Apart: A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the Beginnings of Humankind to the Present，W.W.Norton & Company，2008，p.736.
[44] Robert Tignor，Jeremy Adelman，Stephen Aron，et al.，Worlds Together，Worlds Apart: A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the Beginnings of Humankind to the Present，p.760.
[45] Richard W.Bulliet, Pamela kyle Crossley, Daniel R.Headrick, Steven W.Hirsch, Lyman L.Johnson, David Northrup, The Earth and Its Peoples, p.740.
[46] Peter N.Stearns，World History，The basics，p.134.
[47] Peter N.Stearns，World History，The basics，p.133.
[48] Peter N.Stearns，World History，The basics，p.136.
[49] 埃德蒙 帕克三世、大衛 克裡斯汀、羅斯 E.杜恩：《世界史：大時代》，第71—72頁。
[50] 皮特 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第3版上冊，趙軼峰等譯，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470—471頁。
[51] Patrick Manning，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3.
[52] Jerry H.Bentley，「The New World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Oxford，2002，pp.393-416.
[53] 參見大衛 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沈曉雷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頁。
[54] 艾瑞克 霍布斯鮑姆：《霍布斯鮑姆看21世紀》，吳莉君譯，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頁。
[55] Niall Ferguson，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Penguin Books Ltd.，2004，and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London，2005.
[56] Geoffrey Barraclough，Turning Points in World History，Thames and Hudson，1979，pp.72-73.
[57] 《列寧專題文集 論資本主義》，第169—170頁。
[58] 騰尼 弗蘭克：《羅馬帝國主義》，宮秀華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前言第1頁。
[59] 德裡克 希特：《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學與教育學中的公民理想》，郭臺輝、餘慧元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183頁。
[60] 哈立德 科澤：《國際移民》，吳周放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頁。
[61] 《列寧專題文集 論資本主義》，第206—207頁。
[62] 艾瑞克 霍布斯鮑姆：《霍布斯鮑姆看21世紀》，序第6頁，第29—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