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影響深遠的好文:史前中國的文化基因

編者按

考古學者陳勝前從考古學理論中達爾文範式的文化基因論出發，結合考古事實與相關學科的認識，整理了部分中國文化基因的史前淵源，有助於今人理解中國文化特性的起源。其主旨一如既往，強調中國悠久的農業史對中國文化、社會與思想的形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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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中國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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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勝前

（《讀書》2020年7期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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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多少有點危險，因為搞不好就成了種族主義或是極端民族主義的宣傳。塔吉耶夫界定「種族主義」，是認為每個種族都有固有的東西，與其他群體不可通約。而這裡把文化看作一種生活方式，是學習與適應的產物，是所有族群都可以共享的，每種文化都有其優勢，沒有什麼不可學習的先天優越性。

也正基於此，有關文化基因的問題又是可以討論的，文化基因論本身也是當代考古學理論中達爾文考古學範式的一個分支，並不是什麼學術禁區。最近讀尼古拉斯·韋德（Nicholas Wade）的《天生的煩惱：基因、種族與人類歷史》（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 Genes, Race and Human History），有些啟發。韋德的觀點是，既然我們承認人類是進化來的，那麼我們就應該承認人類迄今為止一直都在進化之中，而不是在一萬年前農業起源之後就停止了。

人類當下的存在是過去所有時間在內不斷進化的產物，自然也要包括歷史時期在內。其進化單位可以是人類整體，也可以是穩定的社會群體。在千百年的歷史進程中，基因會產生變化，最終影響到當下的存在。

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與分區（來自鄭州市博物館展覽）

以猶太人為例，這是一個基因交流相對封閉的群體，即便散播世界各地，其通婚範圍仍限於群體內部，尤其是在其人口相對集中的歐洲。猶太人的人口只佔現在世界人口的0.2%，但猶太人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佔到總數的14%，下半葉佔到了29%，二十一世紀初更是達到32%這個令人驚嘆的比例。不能不承認猶太人的確聰明。

當然回顧猶太人的歷史，就會發現他們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麼聰明的。猶太人因為受到羅馬人的壓迫，不得不放棄廟宇祭祀，轉而通過讀《聖經》來維持群體的認同，由此發展出了較高的識字率。

在中世紀歐洲，絕大多數人是不識字的，於是猶太人得以操持需要識字記帳的放貸行業。這是一個極為賺錢的行當，有了錢，就可以讓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同時商業活動中接觸到的人與信息更加豐富，相互激發，於是猶太人就變得更為聰明。因為所謂聰明都是適應與學習的產物，是歷史過程中機會與磨鍊的結果。

正基於此，我想追溯部分中國文化基因的史前淵源。文化基因是個模糊的概念，它是在文化與生物過程中長期相互作用的產物。它一直在變化之中，並不存在先天的優越性，更不存在永久的優勢。

史前中國從距今一萬多年開始出現農業的苗頭，或者稱舊新石器時代過渡，中國的華北、長江中下遊地區率先出現了穀物農業，形成南北兩個農業起源中心。華南地區的舊新石器時代過渡同樣開始很早，不過由於自然地理條件的限制（熱帶氣候、土壤、疾病壓力等）與新的資源機遇（根莖、水生資源），這裡走向了一種依賴根莖種植、水生資源利用與狩獵採集結合的低水平食物生產（low-level food production）。

與之類似，東北地區氣候寒冷，農業條件不佳，而全新世氣候變暖變溼帶來利用水生資源的機會，這裡發展出一種依賴漁獵的複雜的文化適應。最適合狩獵採集的是西南地區，這裡地形變化大，資源多樣，狩獵採集持續的時間最長。北方草原地帶發展出來一種新的農業形式——遊牧經濟，解決了如何有效利用草原地帶的問題。中國的西北半壁採用的基本都是遊牧經濟方式，在部分水熱條件較好的地方輔之以穀物農業生產。

浙江湖州，中國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桑基魚塘（《中國國家地理》2019年10期241頁）

這是我們從考古材料中看到的變化，史前中國的舊新石器時代轉型並不只有一個模式，中國不同文化生態區域的選擇並不相同。這其中北方粟黍農業、南方的稻作農業，影響最大，周邊地區逐漸接受農業，或與之形成穩定的交換關係（遊牧經濟不是自給自足的）。

中國是農業時代的幸運兒，史前時代溫帶區域，具有農業起源條件的地方並不多，舊大陸以西亞和中國為代表。中國同時擁有南北兩個農業起源中心。歷史上面對遊牧民族衝擊時，南方可以作為緩衝，這也是中國文明五千多年綿延不絕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所在的這片土地，雨熱同季，尤其是稻作的產量比較高，能夠支持更高的人口密度。

當然，它所需要投入的勞動也非常驚人，挖掘溝渠、平整土地、翻耕移栽……小時候的印象，農忙季節，水牛都要累瘦一圈。習慣上說，農業是靠天吃飯，而在農民的心中，最重要的是勤快，唯有勤快，才可能有好的收成。唯有勤儉，才能發家。勤勞是構成中國文化的第一美德。

中國新石器時代區系類型圖（良渚王國）

可以想像上萬年的農業歷史對中國人的影響。跟狩獵採集相比，農業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從民族志中可知，農民往往瞧不上狩獵採集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狩獵採集者是真正靠天吃飯的群體，他們不會種植，很少儲備，日子過得似乎很是自由瀟灑，但也少有保障。

狩獵採集者之所以不願意從事農業多因為農業太辛苦，工作單調、繁重，需要長時間等待才有收穫。一九一〇年前後，俄羅斯地理學家阿爾尼謝耶夫帶隊考察外烏蘇里山區，這裡居住有中國人、少數民族土著、俄國人、朝鮮人等，是一個相對隔絕的環境，可以考察不同群體的文化特性。

他在《在烏蘇里的莽林裡——烏蘇里山區歷險記》中說：「中國人的進取精神令人驚訝。他們有的獵鹿，有的挖參……只要有一座房子，便有一種新的營生……只要能使財源不斷，他們是不怕花費力氣的。」中國的刻苦耐勞是寫在基因裡的，這一點也是世界對在外打拼的中國人的印象，這背後無疑有千百年來吃苦耐勞生活歷練的影響。應該說，生活於當代的所有人類群體都是吃苦耐勞者的後裔，否則他們是不易度過歷史上一次次的生存挑戰的，中國文明因為經過漫長的農業文化薰陶，稍稍顯得突出一點。

中國文明還有一個文化基因比吃苦耐勞更突出、更稀有，那就是包容。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一部不同文化、不同族群融合的歷史，非常幸運的是，中國完成了這一過程。相比而言，歐洲錯過了融合的最好時機。

生物學家施一公講過一個故事，說他在瑞典參加一個科學盛會，席間與一位瑞典學者聊天。當時正值中國成功發射了神舟載人飛船，施先生為此深感自豪。瑞典學者頗不服氣，說是如果瑞典有中國的規模，早已把五百人送上月球並安全返回了。施先生一時語塞，不知道該如何回答，甚至有幾分慚愧。這件事傳到網絡上，有個網友提出一個非常精彩的回答：請瑞典先解決如何成為中國這樣一個規模的問題。瑞典的力量最雄厚的時候也不過在北歐稱雄，被彼得大帝打敗之後四分五裂。而中國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範圍的人們融為一體，不需要祈求神靈（宗教），這是多麼偉大的成就！歷史上的中國統一局面遠多於分裂，這其中文化發揮的作用至關重要。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無疑有許許多多的矛盾與衝突，最終都為文化包容所化解。當代世界上許多地方還在為宗教矛盾相對立，中國早在上千年前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兩千多年前中國開始通過考試選拔人才，打破宗教信仰、階級出身、血緣世系、地域鄉土，還有族群認同上的限制，把差異巨大的社會統合起來。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斯·韋伯、弗朗西斯·福山都把中國視為最早的現代國家。

河南滎陽青臺遺址北鬥九星祭祀遺蹟（農業社會關注天時，天人合一觀念的根源）

相比而言，歐洲歷史上似乎就是四分五裂的，有種觀點認為這應該歸因於歐洲破碎的自然地理格局。這種說法貌似有理，但禁不起推敲。

歐洲大陸地理上的阻隔、生態上的多樣性，都遠不如中國。歐洲大部分地區地形平坦，河流便於航運，還有海洋交通的便利，地區之間的交流至少不比歷史上的中國更困難。倒是將歐洲的離散格局歸因於文化基因，似乎要更加合理一點。歐洲繼承的是古希臘的文化基因，古希臘文明的特點是城邦林立，各自獨立。而中國作為原生文明，早在五千多年前，就開始了中原逐鹿的過程。

現有的考古材料顯示，第一波文明高潮始於長江流域，以良渚（浙江）、石家河（湖北）為代表；第二波始於北方，以紅山（遼西）、石峁（陝北）為代表；第三波高潮才輪到中原。入主中原才能夠說真正擁有天下，中國歷代政治人物，哪怕是在割據時期，無不心心念念於一統山河，而以偏居一隅為恥。

這個歷史過程中儘管也包含著無數的衝突，但最終通過包容融為一體。包容給今天的世界留下了一個超大型的文明，包括廣大的疆域、巨大的統一市場、豐沛的人力資源，以及豐厚的文化遺產。包容作為一個優秀的文化基因在這個分化對立嚴重的世界上顯得非常珍貴，設若這個世界多一些包容，何至於有那麼多的衝突，那麼多的流血。

良渚的年代範圍（良渚古城綜合研究報告）

長期的農業歷史還造就了另一個關聯的文化基因，和平或稱平和。中國文化尊崇的道德典範是中庸，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

玉作為代表性的物質很好地表徵了中國文化包容與平和的特性。中國是玉文化的故鄉，近萬年前就開始用玉。玉的特性溫潤，雖然品質堅硬，但色澤柔和。中國人也喜歡用玉來形容君子之德、女性之美。這一文化偏好在長期的農業社會生活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

中國農業社會的基礎是小農經濟，自給自足，對外界的欲求非常有限。農業馴化了動植物，同時也馴化人自身，經過馴化的動物失去了野性，人也如此，有了農業之後，人類才有了文明（civilization），文明的原義就有遵紀守禮的意思。儒家思想反對暴力，「子不語怪、力、亂、神」。

中國歷史上的戰爭絕大多數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遊牧群體對中原農業社會的劫掠，中原農業政權為防禦而戰；另一類是農業社會的內部動亂，底層農民受到壓迫剝削太重，難以生存，於是揭竿而起。

近現代中國社會開始轉型，通過社會革命來扭轉乾坤；對外戰爭還是為了抵禦外侮，但戰爭形態還是沒有改變。相比而言，美國建國二百餘年，只有幾年沒有戰爭，不斷擴張，從最初十三個州擴充到了五十個州。和平是中國的文化基因，非不得已，中國不會訴諸武力。

紅山文化女神頭像（遼寧省博物館展覽）

漫長的農業生活還塑造了中國人偏好的思維方式或思維習慣，即整體性思維。中國人思考問題的習慣總是先整體而後局部，比如中國人對「戰略」一詞的定義，就認為它是整體性、全局性的問題；而西方對「戰略」的定義就是如何去戰勝對手的、非戰術的策略（金一南先生語）。

整體性思維賦予我們在思考問題時有較好的宏觀把握能力，而在微觀、中觀上較為忽視。考察西方當代社會科學，就會發現他們在中層的理論方法方面做得非常好，很值得我們學習。整體性思維與以分析為中心的近代科學觀相矛盾，於是很長時間成了籠統、膚淺的代名詞，不過它與後現代的科學觀倒是非常契合。後現代科學強調整體性、非線性、混沌、自組織等，中醫的精神與之契合。

這一思維的根源就是中國漫長的農業生活史，農業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文化生態系統，它的實質並不是人類在生產，而是人類讓動植物生產，農業的成功取決於人與自然的和諧，人類生產與自然節律一致，與動植物的習性一致，與人本身的需求一致，整體性是生存的保證。相比而言，西方所繼承的希臘，其農業不是自給自足的，穀物農業與畜牧經濟存在固有的矛盾，還需要通過遠距離貿易才能滿足生活需要，由此更偏向對抗與外求。

中國人還有一個特點是合群，換個說法，就是喜歡扎堆。在國內時，這一特點很少有人會注意，但是一到國外，就會特別引人注目。

中國人之好合群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四萬年前東亞人與高加索人群分開的時候。中國人中有體臭的很少，按韋德的說法，這可能是因為我們的祖先經常擠在一起，或是為了禦寒，或是因為其他原因，體臭者的基因沒有留存下來。這個說法有點誇張，可供一哂。上萬年的農業生活，強烈的家鄉、宗族觀念形成一個個關係密切的群體，不合群的人是難以把基因傳遞下去的。也正因為合群，中國人也就成了世界上最難被同化的族群之一。

文化是社會性的存在，因為有社群存在，所以文化不容易喪失。合群影響到中國文化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基礎，那就是集體本位（與整體性思維一致），與西方文化的個體本位形成特別鮮明的對比。家庭是最小的集體，單位是基本的集體，集體是個體行動的目的，大的可以為國家、為民族，小的可以為家庭、為單位（甚至是單位下面的部門）。不過，這一點目前變化比較大，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個人經濟能力與地位的提高，個人的獨立性越來越強，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影響，年輕一代合群性弱了許多。

作為身處在中國社會中的中國人，我們看自己，不大容易注意自己的特色，也就難以發現哪些是有意義的文化基因。網絡上曾經流傳哲學家羅素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準確預言，將信將疑之中找來羅素的那本《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來讀。羅素作為一位局外人，對中國社會的觀察有一種旁觀者的清明。

二十年代初，他在北京訪問講學一年多，與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交往，與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有接觸。他注意到一個我們幾乎忘記了的中國特性，那就是雅致！琴棋書畫詩酒花，中國人的生活已經為近萬年農業社會的歷史所積澱的文化意義所滲透。

「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中國人可以欣賞素牆上梅花的陰影，可以在陰翳中沉醉於若有若無的畫像。中國人對美的欣賞是微妙的、細緻的，有特別深厚的文化歷史底蘊。中國人寫詩若不含一些典故，那麼就會少許多蘊藉；中國人練習書法，若是沒有上溯古代碑刻名帖之上，筆墨之間看不出聯繫來，那麼縱然能夠把字寫得非常工整，也是不會有人欣賞的。中國人的雅致是建立在對深厚歷史文化的醞釀之上，仿佛酒一樣，越陳越香。這也可以追溯到中國新石器時代先民對玉石的愛好上，玉的美就是含蓄的，含蓄也成了中國審美的特徵。

如果不是中國文明綿延不絕，我想不可能有積澱深厚的文化意義，也就不可能有如此悠長的回味。因為經歷多了，中國文化不屑於那種沒有餘地、赤裸裸的表述；或者說，中國文化更多強調向內求，所謂克己復禮。中國文化的雅致是含蓄的、微妙的、深厚的。雅致是一個中國正在復興的文化，也是我們值得發揚的文化。

紅山文化的玉龍 ; 距今8000年前後興隆窪文化的玉錛（遼河尋根展）

文化基因是歷史的產物，如果你不喜歡「基因」這個詞，也可以稱之為傳統、習慣或偏好。文化不僅僅是人適應的產物，還是人自身選擇的結果。人的世界是主動的，不是像動物那樣總是順動或隨動（錢穆語），這可能是文化基因論所忽視的地方。選擇（包括學習、博弈與決策）仿佛是走有許多分岔路口的道路，選擇了一個方向，也就意味著放棄了另外的方向。中國古人因為很早就走上了農業的道路，很早就過著人口稠密的生活，很早就生活在不同文化相互交織的生活環境中，部分原因可能是不得不，部分原因是主動的選擇甚至是追求。就像中國人的先祖很早就選擇了崇玉，玉也反過來薰陶了中國文化一樣。

中國文化的至高夢想就是「天人合一」，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後面的許多選擇也就順理成章了。追求人與物的和諧，自然也追求人與人和諧，包括一個人內心的圓滿與平衡，也包括與不同群體或文化交往時的包容與和平。中國文化的基因根源在此，向史前時代的追溯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文化的歷史與現實。過去數千年中，大部分時候這些文化基因是有利的，近現代則飽受詬病。

正當我們即將要將其拋棄的時候，它似乎完成了調整，重新煥發出了生機，與當代社會的發展找到了契合點。舊邦新命，一洗沉痾，令人歡欣。近代以來，我們酷愛刀刀見血的自我剖析與批判，這裡換一種視角，或可以平衡一下。即便有讀者不能苟同，也或可以理解為一種期望吧。

（《天生的煩惱：基因、種族與人類歷史》，[美]尼古拉斯·韋德著，陳華譯，電子工業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