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上海書評》刊載的《扎進日常語言的帶鉤魚叉》一文，對最近出版的《第三帝國的語言》中譯本作了評介。文末提及美國學者沃爾夫和切斯時，有一些知識性的錯誤，筆者冒昧在此略作補充說明，供讀者參考。
《魚叉》一文中寫道：「美國語言學家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rf）在二十世紀初就曾提出，語言形態制約人的思維的形式，他說， 每個語言的背景體系（即語法）不僅僅是概念的加工工具，其實，它本身的形態就規範了概念的形成 ，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 在頭腦中形成的關於客觀世界的圖像是各異的 。深受這一觀點影響的美國政論家、經濟學家、語言學普通語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切斯教授……」實際上，文中提及「語言形式制約人的思維」的假設，就是著名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設」，它並不是在二十世紀初就提出的，亦非沃爾夫一人之說。而切斯所代表的「普通語義學派」，並不是研究語言學的，一般被算作一個哲學學派。
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作為一位重要的語言學家，有趣的是他從未獲得過任何與語言學相關的學位，而是學化學出身，並且終身從事防火保險工作，只是在業餘時間師從著名語言學家薩丕爾，調查和研究印第安人的語言。沃爾夫的老師，德裔美國學者薩丕爾（Edward Sapir, 1884-1939）則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之一，對美國和世界語言科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漢藏語研究大家李方桂（1902-1987）先生就是薩丕爾的弟子，而且終身對導師尊敬有加，他在薩丕爾指導下從事印第安語的研究，取得顯著成績；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家李安宅（1900-1985）先生在海外留學及從事研究時，也受到薩丕爾理論的影響。
薩丕爾和沃爾夫提出的「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認為：人類的每一種語言都有獨特的模式和形式，不同的語言結構會影響該語言使用者的思維習慣，導致他們用不同的方法去觀察世界，從而對世界產生不同的認識。因此，語言不但是思維的工具，而且也強烈地影響和制約著思維。以上這一關於語言學和心理學的假設，被稱為「薩丕爾-沃爾夫假設」（Sapir-Whorf hypothesis），它最終形成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
「薩丕爾-沃爾夫假設」的提出，固然是基於薩丕爾、沃爾夫以及其他學者對世界各種語言的研究所積累的語言事實（如沃爾夫對霍比語等印第安語的田野調查），同時，假設的形成，也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具有深刻的理論淵源。
德國偉大學者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在其名著《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中指出：不同的語言所擁有的內在結構是不同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圖景，已經被他所說的「語言內蘊形式」過濾了一遍，因此，不同語言展現出來的世界是大不相同的。在這一意義上，洪堡特認為每種語言都包含一種獨特的世界觀，要想不被束縛在一種語言的世界觀上，只有學習其他語言。
德裔美國人類學家、語言學家，被稱為「美國人類學之父」的鮑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認為：不同的語言對現實的經驗分類是不同的，不能把對一種語言的分析標準強加在其他語言上，而應該根據那種語言本身的特點對它進行描寫。
薩丕爾受到洪堡特和鮑厄斯思想的影響，強調語言是一種文化的符號導引，是通往社會現實的嚮導，人並不僅僅生活在客觀世界之中，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到已經成為社會交際工具的那種語言的支配。沃爾夫則進一步論證了語言系統不僅是表達思想的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人的思想活動的大綱和指南。
「薩丕爾-沃爾夫假設」的核心，在於探討語言對思維和文化所具有的決定性作用。這使得它不僅在語言學領域，而且在人類學、心理學、民族學、社會學、哲學以及一些自然科學學科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中國學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曾有少數學者對「薩丕爾-沃爾夫假設」作過初步的介紹，但那時受到蘇聯影響，只能採取否定態度。1964年，經過著名語言學和心理學家陸志韋（1894-1970）校訂，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薩丕爾的代表作《語言論-言語研究導論》中譯本（後收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1985年出第二版，以後多次重印）。
進入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我國語言學界才真正對薩丕爾、沃爾夫的理論加以關注並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北京大學外語學院的高一虹等翻譯了薩丕爾1912-1939年的論文選集《薩丕爾論語言、文化與人格》（收入《商務語言學名著譯叢》，2011年出版）；沃爾夫英年早逝，生前並未出版專著，其部分論文由約翰·卡羅爾編為文集《語言、思維和現實》，1956年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此書亦經高一虹女士翻譯為中文，2001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2012年商務印書館又出新版）。近十餘年來，國內發表了大量相關論文，並嘗試將其運用於外語教學和跨文化交際等方面的研究中。
在國外學界，大約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由於以喬姆斯基（N. Chomsky, 1928- )為代表的「語言普遍論」等相關語言理論的興起，對「薩丕爾-沃爾夫假設」的研究頗為冷落。「語言普遍論」認為：所有語言具有同樣基本的深層結構，而各種語言則將其規劃成特定的不同樣式，所以語言影響和制約思維，根本無從談起。但近十餘年來，情況又發生了變化。得益於腦科學和認知科學的發展，藉助於腦成像的新技術，不少學者對「薩丕爾-沃爾夫假設」成立與否進行了一些實證性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以美國學者P. Kay（1934- ）為首的團隊，他們對說不同語言的人群對於顏色的感知進行實驗，發現如果異數的顏色和它周圍的標準色塊不同，那麼這個異數色塊若位於右視野區，左大腦的反應會比右大腦快。而左腦優勢的形成，是由於顏色詞在左腦較易提取。這一系列的實驗，都對「薩丕爾-沃爾夫假設」有所支持。現在不少學者對「語言普遍論」持懷疑態度。
著名語言學家王士元（1933- ）曾說：「隨著語言各異, 大量使用某種語言, 尤其是在出生前就如此, 會把大腦塑造成不同的樣貌。薩丕爾-沃爾夫假說預測, 因語言而異的大腦, 會以各自獨特的方式影響我們對世界的感知與行為。就這個觀點來看, 近幾十年來才發展出來的新科技, 使我們更有可能驗證此假說的真偽。」（參看《演化語言學的演化》，《當代語言學》第13卷，2011年第1期，第13頁）
筆者以為：「語言相對論」和「語言普遍論」雖似針鋒相對，但兩者的理論基礎都來自洪堡特的學說。語言相對主義選擇了洪堡特關於語言的差異是世界觀差異的論點。語言普遍主義則繼承了洪堡特關於語言能力是一種創造過程的觀點，主張語言差異只是語言共同結構的不同表現而已。今後語言科學的發展也有可能出現兩者各自取長補短、相互促進，並逐步實現新的結合，從而開創出新格局。
《魚叉》一文中還提及切斯（Stuart Chase, 1888-1985），說他是「語言學普通語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實際上，「普通語義學」（General Semantics）並不研究語言學理論，而是一個現代西方哲學學派，以日常語言的作用作為研究對象。該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切斯，還有出生於加拿大的日裔美國學者早川一榮（S.I.Hayakawa,1906-1992）。切斯的著作《詞的暴政》（1938年）推動了該派在美國的傳播。早川一榮的著作《行動中的語言》（1941年出版。後擴充為《思想和行動中的語言》，出版於1949年）則比較通俗地闡述了該派的基本觀點。普通語義學主要研究人如何使用詞語以及詞語如何影響人，特別強調詞語對人的影響力。該派學者認為有對象即有外延的詞語才是可信可用的，無外延的詞語是看不見、摸不著，也不能用科學方法予以檢驗的。像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詞語，是無外延的虛構，這類詞語造成無數衝突和痛苦，不應使用。切斯在美國名氣很大，不過他是會計師出身，更多地被視為社會活動家而非學者。普通語義學學派在學界影響不大，現在雖還有些活動，但總的來說已在逐漸衰落中。
真正為普通語義學奠定理論基礎的是波蘭-美國哲學家和科學家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 1879-1950, 1940年加入美國籍）。這是一位學識極其淵博的大學者。他的巨著《科學與精神健全——非亞里斯多德體系和普通語義學導論》出版於1933年，標誌著普通語義學的創立。他認為語言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特有的東西，而語言的關鍵在於對存在的關係，即意義活動。經過對各門學科如非歐幾何學、相對論、量子力學、分析哲學、巴甫洛夫條件反射理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廣泛研究，柯日布斯基發現語言只能在結構上與存在對應，並對現行的語言體系即亞里斯多德語言體系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提出：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受限於其神經系統和語言結構；人們運用的日常語言與科學和生活事實不一致，容易引起誤解，因而自然語言存在嚴重的缺陷。
儘管在研究語言對思想和行動的關係及作用這一問題上，柯日布斯基的學說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國內對其理論的認識還很膚淺，目前只有一些比較簡單的評述，他的著作也沒有中文譯本（參看周靜芳《論普通語義學及其理論基礎》，載《江南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第84-88頁）。
還有「語義學」(Semantics)這個詞的涵義，其實應該有多方面的理解。如語言學的語義學，除傳統的對文字和詞彙意義的研究外，還包括結構主義語義學、生成語義學、形式語義學等等。此外還有哲學和邏輯學意義上的語義學。現在還發展出了其他學科的語義學，如計算理論中的語義學、認知科學中對詞彙語義的研究等。以上領域涉及語言學、邏輯學、計算機科學、自然語言處理、人工智慧、心理學等諸多學科，相互之間雖有關聯之處，但又各自獨立，各有不同的研究目標和研究方法，不可混為一談。
徐文堪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 責任編輯： 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