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文化語義學」正名
歷史文化的演進，在一定程度上是與術語意涵的變化聯繫在一起的。當語彙（術語的自然形態）在某種情境中被使用時，與之對應的詞義及具體指涉具有固定性和單一性。但隨著歷史文化的流衍，有著固定詞義與具體指涉的語彙被用於不同的情境，其指示性隨之變得模糊，在
原有的基礎上引申出各種不同的詞義，以至我們對同一語彙的註解，因具體指涉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涵。經過歷史演化，詞源與引申意涵的關係已經不僅局限於語言體系內部，在許多場合，語彙都不可避免地牽涉到意義。
從詞源到引申意涵的轉化既然與歷史文化的發展有關，反而言之，具體歷史文化問題的產生也就必然與術語的歷史演變聯繫在一起。陳寅恪在《致沈兼士》中提出：「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沈兼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第202頁）作為歷史學家，陳寅恪對「字」（術語）釋義的認識，顯然不僅局限於語言體系內部，而是強調在考察術語歷史源頭的同時，分析其在不同歷史語境的承襲、改造、轉化、延伸等情況，由語義演變探討歷史文化的變遷。
概念、術語意涵的多元性因為辭典的編纂而隱去了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而「歷史文化語義學」就是要將概念、術語的意涵還原到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當中。事實上，在歷史文化的演進中，語詞不僅體現為靜態的語言結構，還包含了動態的語用實踐。近現代流行的諸如「科學」、「民主」、「文學」、「藝術」、「封建」、「商品」、「經濟」、「階級」、「政黨」、「權利」、「革命」、「共和」、「解放」、「勞動」、「家庭」、「文化」、「國家」、「種族」、「小說」、「美學」、「性別」、「自由」、「社會」等術語的確立，都是在古今轉換、中外對接的語用實踐中體現其「話語」結構特徵的。我們只有將語義的形成與遷衍置於其生成的歷史、文化情境中加以考察，充分考慮術語生成、發展的時代性因素，方能對術語背後的歷史文化意涵獲得真切的理解。
「歷史文化語義學」以核心術語和概念為研究對象，基於這樣一個基本認識：各學科學術體系的形成、發展和成熟都是以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核心術語為支撐的。由此出發，探悉歷史發展的軌跡，術語釐定是必要前提。馮氏《新語探源・導論》認為：「中外歷史上產生的術語，是學術發展的核心成果，人類在科學及技術領域的每一項進步，都以術語形式在各種自然語言中記載下來，一個專業的知識框架，有賴結構化的術語系加以構築。因而，術語，尤其是術語系，成為科學知識和技術知識的寶庫，是精密思維得以運作、學科研究得以展開的必要前提。」（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華書局，2004年，第12頁）馮氏對術語意涵的關注，不僅體現在對相關詞義所作的歷史考察，他在術語語義學方面的興趣，與他對歷史文化的深切關注密不可分。用馮氏自己的話說，「筆者近年來追隨先哲時賢，考析『名』史，正是希望通過漢字新名的生成經歷，透見我們民族的思想文化在宏闊的世界背景中、深邃的歷史長河間的演化過程，這也正是自己長期研習的思想文化史，尤其是清民之際思想文化史的題中應有之義。」（馮天瑜：《「封建」考論・結語》，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15頁）「歷史文化語義學」之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典範意義，通過對術語概念的不斷考辨和探求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學術界興起的學術概念「辨名」熱潮，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馮氏倡導的「歷史文化語義學」研究理路。
「歷史文化語義學」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科，而是一種超越學科門類、超越語言文化限制的研究問題的方法，在「歷史文化語義學」框架內研究的問題可以涵攝人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任何一門學科體系的建立，都是通過關鍵術語的確立完成的，「歷史文化語義學」研究路徑的展開，也就變得十分必要和可行。「術語是特定學科的專門用語，基本上由名詞組成。範疇是思維的紐結，思維通過範疇才能夠形成網絡。術語也可以說是組成一個特定學科的理論體系的紐結。一種學術體系的新發展是通過術語來界定的。因此，術語是我們剖析文化、剖析學術史的一個重要的切入口。」（馮天瑜：《中華元典文化十六講》第16講《中國近代術語的生成》，鄭州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1頁）基於這一認識，馮氏將對術語與術語群的研究作為考析中國歷史文化進程的重要途徑。
「歷史文化語義學」在近現代文化史研究中的意義
「歷史文化語義學」強調對語彙作歷時性考察，並以此透析其中包含的歷史文化意涵。在具體研究中，視情形不同可分為兩種路徑。馮著《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與《「封建」考論》即是從這兩種路徑切入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中西日文化交流展開研究的典範之作，他以自己切實的研究為「歷史文化語義學」提供了最好的註解。
第一，通過考察生成於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術語群，闡明術語在歷史文化進程中的生長過程，以此建構對特定歷史時期的認識。語義的遷延不僅包括詞彙在同一文化內部的歷史變遷，還包括詞彙在不同文化間所作的「跨文化旅行」。從全球化的視野著眼，近現代無疑是語義發展最具活力和創造性的階段之一。王國維談及近代新語的繁盛時說：「近年，文學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新語之輸入是已。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不僅文學領域，近代歷史文化各領域的發展歷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近代新語的創製演變過程；近代中國各種新思想、新事物、新技術的出現，是通過不斷生長的新語彙、新名詞予以表達的。用費正清的話說，即「每一領域內的現代化進程都是用各該學科的術語加以界說的。」（《劍橋晚清史》下卷）近現代出現的大批名詞、語彙，有的是重新創製（如對譯西方概念）的，有的是從日本直接引進的，有的則通過對舊語詞進行改造和轉化。可以說，近代社會新語系統的不斷擴充和膨脹，是近代歷史文化發展的重要標識。
面對產生大量新語的近代社會，文化史、思想史研究者卻較少從考察新語的生成入手對之進行解析，這不能不說是近代歷史研究的一個缺失。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黃興濤教授曾經感慨地說：「可惜，至今學界對於明清以來受西方和日本文明的刺激而產生的新名詞的研究仍相當不足，不僅得不出一個大體的數字，而且對各個領域裡新名詞的清理工作也所做有限，至於其思想影響和文化功能，則更是遠未得到深入的探索和整體的總結。」（黃興濤：《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發微――兼談對於「一般思想史」之認識》，楊念群、黃興濤、毛丹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25頁）
近代中國在與西方的交流與互動過程中，由於民族文化的發展滯後於西方歷史文化的進程，掌握「話語霸權」的西方文化或經由日本或伴隨著西方國家軍事上的入侵，開始以一種強勢的姿態輸入中國，由此引發了中國文化自身的思考與變革，新語的不斷湧現就是中國文化應對西方文化衝擊的「本能反應」。隨著近代新語的生成和發展，近代文化的進程也由此展開了新的篇章。當研究者以歷史追尋者、探索者的身份回溯近代文化的發展歷程時，對於新語生成、發展以及變化歷程的考察自然就成為必要且十分重要的路徑。
近代歷史文化掀起的史無前例的「話語革命」，不僅使文化在外在層面諸如物態、制度、風俗等方面產生了根本性變化，同時還促成了反映文化內在結構諸如思維方式、價值體系等方面出現與文化傳統背道而馳的深刻的裂痕。近代中國社會新語的大量創製，以最為直觀的方式反映了傳統文化發展的現代轉換。在《新語探源》一書中，馮氏有意識地將術語考辨作為歷史研究的重心，通過考察術語在近代語境中的生成、發展、變遷等情況對歷史文化的發展進程進行全景式的觀照。就作者對近代新語及與之相關的歷史問題的關注而言，《新語探源》既是一部近代文化發展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思想成長史，又是一部近代語言史。馮天瑜教授立足全球歷史文化發展的語境，通過在中西日互動語境中對近代新語進行探源究委，展現近代新語生成與遷衍，並由此剖析新語承載的歷史文化意涵。作者通過全面、系統考察近現代漢字術語的生成和演變，為近現代歷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開拓了新的方向。
第二，通過考察術語、概念的歷史衍生，勾勒概念在不同用例中詞義的承襲、斷裂及其變化，以此釐析與之相關的歷史文化問題。「歷史文化語義學」的要義，不止局限於對語義作歷時性研究，它要求研究者在對語義進行考察時，著力於開掘語義變化背後所蘊藏的歷史文化意涵。只有當某一術語或概念具有深廣的歷史文化內涵時，才有可能被納入「歷史文化語義學」的研究範圍，它所關注的是一些關鍵的、具有重要歷史文化意義的術語和概念，通過考察關鍵術語和概念在不同用例中反映的語義變化，探悉由此傳遞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多方面的涵義。《新語探源》通過對產生於清末民初社會與文化各領域新生術語群的考察，來建構對於近代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封建」考論》則通過對「封建」概念作歷時性考析，從總體結構上把握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新語探源》、《「封建」考論》雖然同是馮氏在「歷史文化語義學」領域的經典之作，但二者側重明顯不同：前者注重一群術語在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面」的展開，後者則強調同一概念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點」的深入。
選擇一個核心術語作為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發展的切入點，《「封建」考論》將術語考辨之於歷史文化研究的相關性發揮到了極致。在《「封建」考論》一書中，我們看到，「封建」概念被重新安置於不同的歷史語境中進行分析，不同用例中概念之間既有常態又有斷裂，作者通過對「封建」概念予以「歷史呈現」並以此透析概念詞義變化與指涉錯位背後的歷史因由，在此基礎上，由於概念錯置而產生的歷史誤識也就雄辯地得到了駁正。《「封建」考論》對「封建」概念的考析，與《新語探源》一樣，是「歷史文化語義學」方法在具體歷史研究中的經典演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