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世界已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度漩渦之中。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跨文化傳播雙重視野中探索社會主義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路徑和問題意識，能夠為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貢獻中國智慧以及信息、傳播與文化領域的思考。由此，我們需要對國外傳播政治經濟學進行有全球視野和中國立場的批判分析，進而在融通中外的基礎上對其進行跨文化創新，發展出21世紀的社會主義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
西門菲莎大學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趙月枝在檢視現有國外傳播政治經濟研究偏頗的基礎上，汲取相關後殖民政治與文化學者、「作為方法的中國／亞洲」學者以及海內外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洞見，探索有中國社會主義視野的21世紀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路徑和問題意識。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挑戰」命題包含兩個：
一是中國發展道路對國外傳播政治經濟學在理論和方法論層面的挑戰；
二是發展有21世紀社會主義視野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所面臨的挑戰。
一方面，面對全球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力關係的大轉型，國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西方中心主義、資本主義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偏頗，使這一前沿學術領域陷入了內捲化、對「二戰」後的福利社會的懷戀情緒以及極端個人主義思潮的泥潭；
另一方面，後殖民文化批判理論、「作為方法的中國/亞洲」相關論述以及中國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已經為開拓21世紀馬克思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為什麼用「社會主義」與「跨文化」這兩個定語來豐富與發展傳播政治經濟學，而不是提出「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
第一，從「作為方法的中國」的層面，傳播政治經濟學面對的不僅是「中國的挑戰」，而且是另一種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與方法論的啟示；更具體地說，這就是社會主義普世主義對資本主義普世主義的挑戰；
第二，從文化的創造性轉型與創新性發展層面，傳播政治經濟學不僅需要在其研究中超越文化本質主義和方法論民族主義，而且需要在具體的世界歷史進程中發揮其實踐特質，通過創新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研究實踐和培育社會主義跨文化傳播主體，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貢獻學術與思想的力量。
更多精彩觀點
01
當代國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偏頗
1.西方中心主義
第一，僅僅對歐美普世主義進行揭露和批判，或者從東西方互構性和東西方二元論本身如何掩蓋兩者內部的複雜性角度來解構「西方」是不夠的，問題在於這種解構脫離其他文明對「西方文明」的直接與間接貢獻，是非整體性的世界歷史觀。
正是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框架下，改革開放時代的傳播與中國工人階級的問題不僅被歸結到現有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勞資關係範疇，而且被置於道義制高點。這裡的一個隱含前提是，中國直到改革開放前還是一個「前資本主義」社會，由於改革開放使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軌」，學者們也終於可以漠視國家政權性質和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區別，把傳播領域的勞資矛盾和勞工的表達問題當作「普遍」問題，來討論全世界「信息勞工」聯合的可能性了。然而，沒有比這樣的理論前提更能體現西方中心主義了。
一方面，中國最晚至鴉片戰爭，就不是一個「前資本主義」國家了；另一方面，自從1949年在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基礎上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社會就具備「後資本主義」性質了。如果必須套用「歷史階段論」，那麼，甚至可以說，1949年之後，在政權性質和全球史「階段」上，中國已經比資本主義核心國家更「先進」了，而中國工人階級歷史性鬥爭的階段性成果，也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宣稱的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中了。
中國在與全球信息資本主義整合過程中的勞工與傳播問題十分重要。然而，對這個問題，是套用核心資本主義國家語境下的勞資關係框架或後殖民語境下的「底層抗爭」框架來分析，還是從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過程的複雜的、動態的國家與階級／階層權力關係邏輯來理解，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學術立場問題，也是一個需要警惕的西方資本主義知識霸權問題。
第二，由於傳播政治經濟研究把歷史時間零點定為現代歐洲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並相應地把認同政治的對象鎖定為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工人階級——這是在批判和對立意義上的現代認同政治的奠基時刻，現有研究往往在強調階級不平等的同時，忽視人們在國族、種族、族群、性別、宗教、地域歸屬等方面的認同和情感，更看不到階級認同與其他認同的複雜交互關係。
這一方面暴露了歐美白種男性都市知識精英自身的社會與文化認同局限，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們的理性主義和認知主義偏頗。儘管歐美傳播政治經濟研究批判資本和市場理性，也談基於階級認同的「團結」，但是，這些研究不但不能充分處理國族、種族和族群問題，而且對歐洲世俗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自主的主體」概念也沒有進行充分的反思和批判。而白人種族主義、男權中心主義和階級偏見又往往導致女性和少數族群被推向「非理性」和「感情」的領域。
第三，與西方中心主義共生的，是這一領域的城市中心主義偏頗。在空間上，農村是資本主義圈地運動的犧牲者，在資本主義都市的邊緣；在線性發展邏輯上，農村是「前資本主義」和「前工業社會」，必然被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工業社會所代替。這是國外傳播政治經濟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共享的理論前提。此外，農村人口不僅被排除在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和文化生產過程的分析之外，而且被排斥在對媒體消費者角色的研究之外。
相形之下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陸國家」，新中國之所以能「去依附」，「靠的是億萬農民」；而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思想與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在解決落後國家現代化問題上的成敗比較，也恰恰是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野理解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關鍵。如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之一是西方語境下的工人階級抗爭意識是如何被消解的，那麼，中國革命因為有了「共產黨領導」這個「制度變量」，就把處於原子狀態的中國農民鍛造成革命的主體，變成推翻「三座大山」的「先進」力量，而這一歷史性過程也就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中「中國的挑戰」議題的歷史性內涵。
2.資本主義中心主義
在「後冷戰」時代，本學科學者在批判資本主義的信息化、數位化、人工智慧化與監控化轉型的同時，不但清除了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遺產，而且否定了誕生於20世紀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後殖民主權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作為社會正義捍衛者的角色。這在客觀上強化了「歷史終結論」的學術氛圍，使這個早已破產的命題死而不僵，甚至深刻影響了國外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界。
總之，一方面，歐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批判資本主義，在原則上認可社會主義作為替代性制度；另一方面，西方中心主義、白人種族主義和教條主義等因素的結合，以及社會主義運動在實踐中的挫敗和問題，導致他們對現實存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漠視、否認，甚至基於白人種族主義和「文明等級論」形成了「你不配革命式」的不屑。其結果是，在歐美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視野中，社會主義永遠成為了一個「將來時」，而不是一個至少從十月革命開始就產生了改變世界格局的持續影響的「現在進行時」。要克服西方中心主義和資本主義中心主義疊加的學術政治影響，就需要把後冷戰時代的「東方國家」向「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政治轉型」的問題意識，反轉回到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型」的問題意識，從而真正體現政治經濟研究學者在討論本學科的「歷史性」特徵時所強調的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與矛盾性內涵。
在去冷戰化和破除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及接續「解放、社會主義」敘事這一方面，中國學者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和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這一領域「中國的挑戰」當下的內涵之一——即如何從傳播學的視角，闡釋一個人口總量相當於所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人口總和的後革命東方大國的「崛起」。這不是把「先進的歐洲」和「落後的東方」的西方中心主義和資本主義中心主義敘述顛倒過來，構建一個列寧意義上的「先進的東方」和「落後的歐洲」的新二元論，而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和教條化馬克思主義的雙重超越。
3.人類中心主義與「人類紀」的偏頗
當東西方批判學者通過知識去殖民化的努力，開始重新想像「更高層次的世界圖景」時，地球上承載生命的生態系統都已經岌岌可危了。這要求我們在人與自然關係層面反思西方中心主義和資本主義中心主義的偏頗。當然，這種反思也一直內在於批判傳播研究的學術實踐。
如果正在崛起的環境傳播研究挑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人和自然關係盲點，那麼，在更廣闊的氣候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2000年開始流行的「人類紀」概念，則把人和自然關係問題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認為人類已經成為影響地球進化的地質力量。然而，我們不得不警惕，「人類紀」概念是否帶有資本主義中心主義的知識霸權烙印？我們有必要追問，當下的生態危機，是人類本身的問題，還是人類社會中的資本主義全球霸權和消費資本主義這樣一個特殊世界歷史時代的問題？
更深層的問題還在於，農業、生物技術與健康醫藥等領域的跨國壟斷資本集團通過對基因信息的操縱以及對地球上生物資源的攫取和控制，威脅到了生物多樣性和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氣候變化也可能帶來新的自然災害和新型病毒的產生及災難性全球傳播。更可怕的還有生物武器的威脅及美國是唯一拒絕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上簽字的國家這一事實。所有這些都表明，「人類紀」概念的命名一方面把人類本身對自然界的影響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另一方面也有在學術話語層面轉移矛盾焦點的效果，而這也是西方中心主義和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中心主義的表徵。
我們發展有中國社會主義視野的21世紀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需要重新打開東西方歷史性對話，從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和推進生態文明轉型的高度，反思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發展主義偏頗和重構「發展傳播學」，進而克服現有傳播政治經濟學在發展問題上只有負面批判而沒有建設性問題。
02
跨文化轉型、中國社會主義與
第二次「文藝復興」
1.跨文化轉型與「作為方法的中國」的挑戰
中華民族是一個以文化認同而不是血緣來定義自己的多民族共同體，文化的濡化作用在國家與社會層面歷來得到高度重視。與此一脈相承，文化領域在現代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現代國家建設中有特別重要的地位。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現代中國史的真正開端性事件，新文化實踐展示了現代中國對「前現代」中國的全面否定和決裂，毛澤東時代對「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的自我意識強度和實踐的多樣性更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其他國家不可企及的。
中國革命一開始，中共領袖們就善於有意識地調用精英和大眾層面的文化資源，通過「文化動員」讓普通民眾加入革命，讓他們從中國傳統價值觀和實踐層面理解革命的目標，從而使共產主義「中國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者，早在中國革命過程中就開始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鍛造和文化領導權建設實踐。
今天，作為文化領域「不忘初心」的體現，「重返『人民文藝』」已然成為時代新聲。要深化馬克思主義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文化內涵，就需要在思想和價值觀層面理解「文化」在「信息、傳播和文化」相互構建的「三元一體」結構中的基礎性地位和作為「身份認同、意義、尊嚴和社會創新源泉」的關鍵角色。同時，針對「逆全球化」語境中的本土主義、民族主義、文明主義、極端主義的崛起，需要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下，在承認民族國家與「民族文化」的邊界性和獨特性的互構關係過程中，超越各種形式的文化本質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強調「文化」作為一個動名詞的混雜性、交互性、過程性和開放性內涵。
總之，如果「啟蒙」是歐洲的，也是世界歷史性的，它受到包括中華文化在內的優秀人類思想的影響又反過來影響了近現代中國；那麼，中國革命是中國的，也是世界歷史性的，它深受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特別是十月革命的影響，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擁有中國內部的社會發展邏輯和思想文化土壤。從這個意義上看，20世紀的中國革命是一場真正的「跨文化」革命，在此過程中形成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與實踐以及整個中國信息、傳播與文化體系，也早就具備「跨文化」特性了。
與傳播學科中帶有殖民主義和美國文化霸權主義胎記的、主要聚焦於不同族群之間的人際傳播的「跨文化」概念不同，我們致力於構建的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中的「跨文化」概念，特指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展中的不同文化體系在不平等權力關係中的碰撞所導致的文化轉型過程。這一概念不僅突出不平等權力關係和殖民地原有文化的失卻，而且強調這一過程中的主體能動性和文化「互構」的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研究將傳播、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發展等問題放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內不同文化間的碰撞過程中來分析，聚焦社會體系的動態轉型與歷史性演變過程以及傳播與文化的社會歷史嵌入性和社會主體的能動性。
因此，「作為方法的中國」的挑戰，與其說是作為實體的東亞大國的「崛起」對現有不平等世界體系的改變，毋寧說是一個明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的東方社會主義國家所提供的另一種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啟示。
2.「世界社會」中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
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性質、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是經過革命、建設、改革長期實踐形成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相統一的成果，凝結著黨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
在總結了從「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到「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等一系列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並最終紮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這一表達，不僅體現了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概念，而且也是對本文所討論的「跨文化」過程的精闢概括。
社會主義不僅是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階段的一個社會形態，而且也是一個現實世界歷史中的運動。從它出現的那一天起，社會主義作為一項「世界歷史性」的事業，就是在與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曲折推進的，而每一個時代和每一個具體地域又有不同的主題和鬥爭內容，為推進這一整體性的世界歷史事業做出不同的貢獻。
在核威懾下的網絡時代，信息、傳播與文化領域的鬥爭已經成為世界社會主義振興最為關鍵的場域之一。
在國際層面，這意味著中國要在一個多種社會制度共存的全球「世界社會」裡的信息安全和網際網路治理等領域，「以務實姿態採取『博弈式融合』參與全球體系，又辯證地在物質、體制、觀念層面保留關鍵性的自決能力」。同時，中國需要在深化對帝國主義和「親美恐美」與「親美反共」意識形態的批判基礎上，強化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並在尊重文化多樣性、「差異的普遍性」，以及實質性地解決發展的不平衡性過程中，超越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的局限，從人類解放和人類社會共同福祉的高度，推進世界一體化進程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在國內層面，這也必然是一個充滿矛盾和曲折鬥爭的過程。在這一鬥爭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的主導地位十分重要，而這一話語被各種社會力量內化和重新言說，以及不斷展開的使國家和市場從屬於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日常鬥爭，更是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要義所在。
總之，社會主義在當下中國的發展及其世界性影響的擴大，必然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內外因素互構和上下力量互動的世界歷史性過程的一部分。
3.「共產主義道義經濟」與「第二次文藝復興」
在《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一書中，林春指出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應該包含以下四個基本原則：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公共部門，民生優先導向的發展，以及社會的組織、參與和力量。
以此為基礎，她所勾畫的「共產主義道義經濟」有如下內涵：至今還擁有近一半人口並堅持集體土地所有制的中國鄉村是社會主義創新的「新根據地」；重新組織起來的、作為社會主人的「直接生產者」是主體；以包括信息在內的公共資源的公正、合理和有效使用的知識共同體生態系統為基礎的「社會化市場」是載體；工作不等同於僱傭勞動、能維持基本平等的生活需要和抵禦風險的普遍基本收入是保障；「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是基本原則。
針對生產力越是發展，經濟對媒體和信息的依賴性越強，工作變得更自主、更靈活、更廣泛，更難於被局限在私人產權和僱傭勞動容器內的這些狀況，林春指出，只有她所想像的社會主義實踐，才有可能總攬公地、社區、共產主義、傳播、共同體文化這一系列有內在聯繫的概念。她更進一步指出，也只有這樣的社會主義實踐，才能讓「全社會參與」代替那個不可能實現的所有人都能找到有工資收入的僱傭勞動的「全部就業」這一「烏託邦目標」，從而真正超越沒有工作或缺少保障所帶來的苦惱和羞辱。
總之，這是一個真正超越了資本主義工業化、城市化、商品化和同質化的城鄉協調發展的政治經濟模式；而中國革命的成功、工業化和信息化的發展，以及短缺經濟的結束和國家綜合實力的增強，已經為這一道義經濟模式奠定了基礎。站在2020年全球抗擊新冠病毒大流行、各種形式的「普遍基本收入」或「國民基本收入」理論和實踐成為政策和實踐熱點的歷史節點上，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這一模式不僅為未來全球經濟的後工業和後資本主義導向發展提供了想像空間，而且在城市化道路走入死胡同和生態危機、糧食安全危機不斷加深的時代，為克服貧富分化、城鄉分裂和超越人與自然新陳代謝關係斷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指明了方向。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然把「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生活」這個問題擺在人類面前。大規模失業使現代意義上的「工作」與賺錢謀生的關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雖然普遍基本收入目標在現有生產力水平上是「完全可能實現的」，但是，「它能否真正實現，將取決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倫理在多大程度上允許被改變，因而也必然取決於階級鬥爭和政治權力格局的變化」。現代僱傭勞動這一歷史建構的轉型和「普遍基本收入」的建立註定不僅僅是經濟和政治層面的事情，而且需要一場觸及靈魂的「文化革命」。
如果西歐「文藝復興」把人從「神」那裡解放出來，那麼新時代的文藝復興則需要把在資本主義現代性中「過度膨脹」或異化的人——無論是人與人的關係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層面——還原為一個「和諧」的人。與馬克思的「異化」概念密切相關，這一意義上的「文藝復興」必然要求克服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異化勞動」，並在讓勞動不再是基本收入的必要條件的前提下，使勞動成為「第一需要」。
對於社會主義傳播政治經濟研究來說，這意味著，與其按照「資本主義中心主義」的思路去討論如何計算「受眾商品」在看電視、看手機或電腦上玩遊戲時是否產生了「剩餘價值」，或者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框架內討論「交易生成的信息」的價值化挑戰，不如按照「共產主義道義經濟」中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原則，重新定義勞動，讓媒體消費和信息交易成為整個社會化的文化和信息生產的有機組成部分。
融通中西的「共產主義道義經濟」和「第二次文藝復興」的討論，是我們突破冷戰傳播學和資本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想像力局限，構建21世紀社會主義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資源。
03
社會主義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
問題意識初探
1.國際鬥爭
一國建不成資本主義，一國也建不成社會主義。因此，國際領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就變得非常關鍵。中國如何接續20世紀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和建設，20世紀70年代的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鬥爭，以及本世紀以來圍繞文化多樣性與網際網路治理民主化的議題，在推進更為平等公正的全球傳播秩序過程中，開拓世界社會中的「解放、社會主義」話語的表達空間？
從中國社會主義視野回答這個問題的第一步，是回歸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構建的全球傳播秩序的帝國主義本質和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國主義「初心」的認識。從在帝國主義控制下的上海租界中開啟其秘密誕生的時刻開始，中國共產黨就是一個反帝反資的社會主義存在；同樣，天安門城樓上那句「全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的口號，也彰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追求超越族群主義身份認同政治的更高層次人類團結的國際主義立國許諾。韜光養晦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外不輸出革命和意識形態的現實，也無法阻止美帝國中的新麥卡錫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的反共和反華信息傳播戰以及更大範圍的「新冷戰」攻勢。
從反帝國際政治高度和跨文化視角出發，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者需要反思那些去政治化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框架內的「國家形象」和「軟實力」研究，以及以美國帝國主義文化與傳播制度為模版的、一廂情願的中國「對外傳播策略」研究。這意味著，要衝破當代國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西方中心主義以及各種二元對立偏頗，把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的那句未來指向的「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口號，與中國革命歷史相連接——以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為標誌，中國人民就在列寧的國際主義原則指導下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啟了建設這樣的一個「新世界」的鬥爭。
正是在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新聞傳播理論和實踐得到了豐富與發展。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傳播歷史研究和對蘇聯的傳播成就，以及蘇聯如何「建立了一個媒體帝國但輸掉了文化冷戰」的教訓的分析，到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文化治理經驗與教訓總結以及改革開放過程中信息、傳播與文化領域「與狼共舞」的態勢分析，再到當下最為前沿的中國政府與社會如何在後美國時代的「全球互聯變局」中發揮主體性，「為建設智慧社會提供面向未來、面向全球、立體多維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有社會主義視野的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研究，必須立足於傳播與一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興衰歷史過程的互構關係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圍繞利益之爭和價值之辨發展出既有前瞻性又有反思性、既有國際性又有民族性的學術思想。也只有這樣，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四大特質」才能更加充分地得到表達。
2.技術政治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但技術從來也不是自主的力量。在20世紀，中國共產黨以「小米加步槍」的技術劣勢，以從「農民訴苦」到農村有線廣播的最廣大民眾的傳播賦權和人主體性鍛造，獲得了革命和建設的巨大成就。然而，也正是在20世紀的熱戰和冷戰中，人類的信息傳播技術經歷了從無線電通信到衛星通信和網際網路技術的飛躍。從生產力的「最後」決定性作用角度，社會主義要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就必須「師夷長技以制夷」——這裡的「夷」與其是原意中的「西方」，毋寧是資本主義——即在與資本主義的技術競合中取得工業化和信息化的主動權。這是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也是一個充滿國內外鬥爭的過程。
當下，雖然中美之間的技術戰已經全面升級，在這一過程中，如何更好地定義、維護和發揮國家主權及國家在科研投入、產業政策和市場培育等方面的關鍵作用，在鞏固和捍衛中國在5G等領域的技術發展成果的同時，在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雲計算、量子通信等新一輪網絡和傳播技術與產業發展中爭取全面領先，從而為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先進的技術和產業基礎？
更重要的是，在積極參與後美國全球網絡秩序的構建和國家、市場、技術、資本權力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場域的各種結合方式中，如何實現國際主義原則、中華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最後，從技術的社會性構建角度，在中國從技術追趕者到領跑者轉型的關鍵歷史機遇期，傳播學者如何超越對現有信息技術在使用層面的「後衛」研究，促進傳播技術創新的核心價值取向和體制機制安排更好地服務於最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和公共服務的需要？
3.意識形態、所有權與控制
如果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要關注點之一就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統治在維繫資本主義制度中的重要作用，那麼，逆流而上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鞏固，必然是社會主義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議題。雖然意識形態被認為是「上層建築」，它不但有相對獨立性，而且在特定條件下能轉化為物質的力量，並在歷史發展中起著方向性的作用。
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領導權重建方面成果卓著，全民族的文化自信不斷增強。與此同時，美國各種「脫鉤」言行和新冠肺炎疫情語境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矛盾激化所產生的「反面教材」效果也日益明顯，使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局限性和白人種族主義剝削和壓迫本質更加昭然若揭。然而，總體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鬥爭中的「西強中弱」態勢尚未完全扭轉，不斷加劇的帝國主義文化巔覆和代理人新「文化冷戰」更通過無孔不入的海外與港臺網絡水軍，在中國輿論空間興風作浪。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日益尖銳的鬥爭中更加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面對新自由主義跨國話語聯盟在後疫情時代的空前危機和各種「甩鍋」企圖，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信息、傳播和文化領域如何從被動應對外部批判轉為主動引領，進而在把中國話語推向世界的同時，賦予民主、人權、自由、平等、博愛新的內涵，把這些「西方創造的價值提升到人類的高度」？
與意識形態問題互為表裡，信息、傳播和文化產業的所有權、控制、廣告資助等問題一直是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中心問題。所有權是控制權的必要基礎，讓傳播領域從私人資本控制和牟利的動機中解放出來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理論和實踐的重要內涵。在中國當下的數字傳播政治經濟結構中，國有資本在傳統媒體領域的主導地位已經無法與私人資本在網絡媒體領域的主導地位形成匹敵之勢。以「著力打造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為目標的媒體融合戰略在落實過程中，也面臨嚴峻挑戰。
在這樣的所有制格局中，中國共產黨如何貫徹新聞傳播的黨性原則？如何實現「正確輿論導向」不分信息傳播的平臺和內容類型的「全覆蓋」要求？如何在「人民民主專政」和保障人民群眾的信息傳播與文化權利基礎上，有理有力有度有效管控和引導私人資本主導的網絡公共輿論，節制網絡傳播領域的資本話語權力，保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
如果一個去消費主義化的信息、傳播與文化環境是文明健康綠色環保的生活方式的題中應有之義，那麼，21世紀的社會主義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應該如何引導廣告業和更廣闊的信息傳播業向更符合生態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轉型，並在此基礎上重新想像全媒體與「流量經濟」和「直播帶貨」時代的信息傳播產業鏈結構和經濟模式？
4.從「受眾商品2.0」到跨文化社會主義傳播主體
歸根結底，任何結構層面的問題都要落腳於群體和個體創造力的發揮和社會福祉的最大化，而這涉及特定社會關係中的勞動者、消費者和公民等各種交互複雜的主體身份的濡化與型塑。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數字勞工和「受眾商品2.0」研究的引入，以及「新聞民工」「碼農」「996」這些本土化批判傳播學概念的產生，基於勞資關係的批判性視角已經成為傳播研究中的一個分析框架。
然而，如前所論，勞工問題不是孤立於一個國家工業化發展階段和一個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地位的存在。雖然私營經濟是中國最大的就業領域，但勞動不能僅僅在資本主義中心主義框架下的勞資關係層面被概念化。
在中國的信息、傳播與文化領域，發揮主導和引領作用的群體包括各部門和各級黨政幹部，信息、文化和傳播產業管理者，以及一線的技術創新者和內容生產者。這些群體的「三觀」、主體意識以及在不同所有制和勞動條件下所產生的對勞動的認識與體驗，是社會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應該關注的問題；而一旦超越了資本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負面批判學術取向，我們就可以在中國社會主義實踐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過程中，全面地、實事求是地研究信息、文化與傳播領域不同勞動群體的客觀勞動狀況與主體意識。
在日益激烈的國際與國內輿論鬥爭中，各種輿論場中那些有高度話語政治和文化認同意識的參與主體，也不是「間接數據生產者」「受眾勞動」和「產銷合一者」這些概念所能涵蓋的。以此類推，雖然國外學者對「監控資本主義」的批判十分深刻，但是，基於「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和自由主義框架中的「個人隱私」概念的反監控話語，能在多大程度上抗擊國家的信息控制和資本寡頭的信息霸權？
實際上，在傳播技術的近用和文化賦權問題上，中國的信息傳播網絡與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在普惠性發展方面比許多後殖民發展中國家、甚至美國做得更好，這方面成就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最好詮釋。基於此，有中國社會主義視野的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在重構「傳播與發展」或「發展傳播學」方面有廣闊的理論前景，而信息、傳播與文化在堅持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又是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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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重訪「新地球村」的想像
中國這個由古老的東方文明嬗變而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奏出了一個世紀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與經濟革命命運交響曲後，2012年中共十八大又制定了統籌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態「五位一體」的戰略。五年後的中共十九大上，「鄉村振興」也被上升為國家戰略。這標誌著華夏文明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有可能最終扭轉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城市消滅鄉村的命運。與此相關，中國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中不但包含傳播基礎設施方面的互聯互通，還包括「民心相通」這一頗有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願景。這一切都在改變全球信息、傳播與文化流動的格局，而對外延伸的「一帶一路」和對內深化的「振興鄉村」，更是「構成涅槃中的中華民族這隻鳳凰的雙翅，也是我們得以展開『新地球村』想像的一對理想之翼。」
儘管在一個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高漲的「逆全球化」時刻展開「新地球村」的想像顯得不合時宜，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更加強化了孤立主義意識，但是，循環往復是事物運動的規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結構性危機中，包含著一個推進更包容更平等全球化進程的新轉機；在被現代化、城市化與生態危機所侵蝕現有「地球村」中，孕育著一個彌合中心與邊緣鴻溝、跨越城市與鄉村分野，以及不同族群的人與人之間為了他者的生命安全而相互守望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希望。
文章來源：《學術前沿》雜誌2020年11月上
原文標題：《社會主義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路徑與問題意識》（微信有刪節）
作者：西門菲莎大學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 趙月枝
原文責編：陳璐穎（見習）
新媒體責編：李思琪
視覺：王洋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