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議院制度的僵化在變革之風漸吹的2018年中期選舉映襯下尤為刺眼。圖為當地時間2018年11月14日，美國華盛頓，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中）會見在中期選舉中新當選的共和黨參議員。視覺中國 圖
美國憲法素來為外界奉為圭臬，畢竟它在1787年制訂完畢後，僅經過27處變動，一直沿用至今。在此期間，美國由北美大陸大西洋沿岸的十三州拓展成一個縱貫北美大陸的龐然大物，並躋身世界強國之列。儘管其間也經歷過數次憲政危機，但仍屹立不倒。
然而，這一制度主義的視角忽略了負責體制運轉的個人，畢竟這些人的抉擇對該體制的具體形態和發展方向影響頗大，否則無法解釋為何不少拉丁美洲國家獨立後都借鑑了美國憲法，卻長期處於政治動蕩中。因此筆者擬簡要考察美國參議院的政黨地域基礎及運轉。
一、參議院黨爭的地域基礎
美國國父們在設計政治架構時，將不管人口多少、每州均有兩位代表的參議院視為對抗多數派民情的工具。與選民直接選舉、每屆任期兩年的眾議員不同，參議員每屆任期六年，且長期由各州州議會選舉。
到十九世紀，參議院對抗多數派民情的作用很快在奴隸制的擴張問題上體現出來。隨著自由州與蓄奴州人口差距的不斷拉大，參議院很快成為擁護奴隸制擴展者的重要陣地。1820年密蘇裡妥協的內容之一是緬因州和密蘇裡州各自作為自由州與蓄奴州加入聯邦，以維持雙方力量在參議院的平衡。此後二十多年，新的自由州與蓄奴州一前一後成立，繼續保持著這一脆弱的平衡。
在此期間，參議院於1850年通過了為解決蓄奴問題、防止聯邦解體而訂立，包含五部相關法案的「妥協案」（Compromise of 1850），強化了《逃奴法》（Fugitive Slave Act of 1850）的實施，以更有效地抓捕逃到北方的奴隸；還在1854年通過了《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認可兩州居民以「住民自決」的方式決定是否允許州內蓄奴。正如美國史學者杜華所指出的那樣，反對奴隸制擴張的群體據此認定奴隸主勢力控制著美國國家機構。
內戰與重建雖然從法律上廢除了的奴隸制，且擴大了非裔美國人的政治參與，但1877年初的政治妥協徹底中止了聯邦政府對南方的重建，主張州權、限制非裔美國人權利的民主黨很快在南方捲土重來，並成為民主黨的中堅。雖然1933年開始的羅斯福新政將工會、中西部農民和非裔美國人也納入該黨的政治基礎，但羅斯福政府仍需南方民主黨的支持以通過新政法案，非洲裔美國人也因此被排除在不少項目的覆蓋範圍外。
必須指出，種族歧視在當時的美國各地均有不同形式的表現，並非南方所特有。但當1940年代末變革之風開始颳起時，南方的強烈反應尤為突出。1948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因該黨黨綱增加了北方代表提出的支持民權的內容，以南卡羅萊納州州長斯特羅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1902—2003）為首的35名南方代表離場，另立政黨參加選舉。1954年最高法院裁定公立學校中的種族隔離違憲，時任南卡州聯邦參議員的他與喬治亞州聯邦參議員理察拉塞爾（Richard Russell，1897—1971；也正是因為此公的這一汙點，現在有人主張以麥凱恩的名字重新命名拉塞爾參議院辦公樓）等人多次磋商，最終起草了一份《南方宣言》（Southern Manifesto），譴責這一裁定，並表達了南方各州對抗到底的決心。除田納西州聯邦參議員老戈爾（Albert Arnold Gore，1907—1998；前副總統阿爾戈爾之父）、埃斯特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1903—1963）和德州聯邦參議員林登詹森（1908—1973）外的19名南方參議員（全為民主黨人）都籤名附議。
詹森擔任總統後提出的《1964年民權法案》在參議院表決時，更是只有一名南方民主黨參議員投票贊成（1-20，老戈爾也在反對者之列），所幸其他地區的民主黨與共和黨參議員大多支持該法案，它才得以通過。
民權問題上的爭端開啟了美國兩黨在地域上的政治重組進程，民主黨逐漸在北方和西海岸佔據上風，而共和黨的南方戰略也效果顯著，其影響從總統選舉逐步擴散至國會和州長選舉
。除維吉尼亞和佛羅裡達外，共和黨基本上可以說是在南方各州國會參議員選舉中穩操勝券。再加上該黨原本就在中西部不少州有著深厚根基，因此近年來得以控制參議院多數。
二、參議院黨爭的妥協與矛盾激化
如上文所述，廢奴主義者強調奴隸主控制著美國的國家機構，這一說法在突出南方巨大影響力的同時，忽略了像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萊（Henry Clay,1777—1852）、麻省的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1782—1852）和伊利諾州的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1813—1861）等聯邦參議員在推動政治妥協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們憑藉著自己的影響力說服來自北方和南方的同僚各退一步，各有所得。
然而，這些妥協還是無法避免內戰的來臨。在美國內戰前，不少南方輝格黨人仍能當選參議員，但他們中的不少人也認同奴隸制。當地域之見逐漸決定政黨主張差異，且兩黨（此時輝格黨已經消亡，部分成員併入新成立的共和黨，繼續對抗民主黨）無法再達成政治妥協時，內戰便不可避免，1856年麻省聯邦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1811—1874）因發表攻擊奴隸主的演說而在國會被南卡聯邦眾議員普雷斯頓布魯克斯（Preston Brooks，1819—1857）以手杖反覆暴力抽打成了國家分裂的前兆。
兩黨間矛盾的激化近年來再次加劇。參議院共和黨在柯林頓擔任總統的後六年中都是多數派，因此多次擱置柯林頓提名的聯邦法官人選
。參議院民主黨對小布希上任後提名的不少聯邦法官也頗有微辭，認為他們異常保守，不合主流，因此動用阻撓議事（filibuster）攔下了他們的任命。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則威脅動用「核選項」（nuclear option），即修改參議院規程，將終止阻撓議事所需票數由60票的超級多數（100票中的五分之三）降至簡單多數（過半）。來自兩黨的14名參議員的努力最終避免了該情況的出現。此外，儘管民主黨對小布希提名的兩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意見頗大，但個別參議員的阻撓議事嘗試也因得不到黨內的一致支持而失敗，而數名共和黨參議員的支持也避免了該黨阻撓表決歐巴馬提名的前兩名最高法院大法官。2013年1月和7月，兩黨參議員以及白宮再次就阻撓議事問題達成妥協。
然而這幾次妥協最終還是無法挽回日益惡化的兩黨間關係。2010年，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多次表示，阻止歐巴馬連任將是本黨接下來兩年的工作重點。2013年11月，對共和黨參議員不時阻撓歐巴馬政府行政和司法人員提名感到忍無可忍的參議院民主黨正式啟用「核選項」，該決議適用於除最高法院大法官外的所有提名。
兩黨衝突在歐巴馬最後一個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上達到頂峰
。2016年2月中，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1936—2016）去世，共和黨參議員隨即決定擱置歐巴馬提名的溫和派大法官梅裡克加蘭德（Merrick Garland），直至總統選舉結束為止。
表面上看，共和黨參議員的決定不乏歷史先例。1828年8月底，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特林布爾（Robert Trimble，1776—1828）去世，時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1767—1848）於12月提出自己的人選，但參議院在次年2月以23比17投票駁回，將該位置交由新當選總統安德魯傑克遜（1767—1845）提名。1852至1853年間，參議院更是三次擱置或拒絕了米勒德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1800—1874）總統的大法官提名，1861年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791—1868）總統的大法官提名也以失敗告終。
然而，2016年參議院共和黨擱置加蘭德提名的時間之長，仍屬史無前例。此外，該黨表面上強調填補這一空缺的權力在下一位總統手中，但實際上不少參議員都表示，一旦希拉蕊當選，他們將儘快通過加蘭德的任命，以免希拉蕊提名更具自由派色彩的大法官。2016年大選結果徹底斷送了加蘭德進入最高法院的可能，共和黨紛紛彈冠相慶，認定他們的政治賭博獲得回報。民主黨則指責對手偷走了這一席位，試圖阻撓川普提名的大法官。在此情況下，麥康奈爾啟動核選項。
除了圍繞著大法官提名展開的鬥爭外，參議院的構成及參議員政治立場的變遷也使得兩黨達成共識和妥協的難度進一步增加
。2005年避免了觸發核選項的那14位參議員中，三人去世，九人敗選或離職，僅剩下來自緬因州的蘇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與來自南卡州的林賽格拉漢姆（Lindsey Graham）仍在任。前者在醫改等問題上仍屬共和黨內的溫和派，並且曾和後者一道投票支持歐巴馬提名的前兩位大法官，然而他們兩人最終也都加入了擱置加蘭德提名的行列。因此當格拉漢姆在卡瓦諾性侵案聽證會上聲嘶力竭地指斥民主黨刁難候選人，並拿自己投票支持歐巴馬提名的前兩位大法官說事時，他顯然選擇性遺忘了自己在加蘭德提名案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該事件對民主黨的刺激。與抽打薩姆納事件一樣，格拉漢姆的嘶吼再一次折射出兩黨矛盾的不可調和。
三、參議院制度的僵化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參議院兩黨矛盾激化往往與兩項因素相伴而生，一是兩黨都有各自穩定的地盤，參議員在議事時表現得越激烈，越擺出和對立政黨一爭高下的架勢，就越能得到自己州內基本盤的支持，進而嚇退潛在的黨內初選競爭者；二是德高望眾的參議員的離去，這些參議員在各自州內也無甚對手，但深信政治的精髓在於妥協而非對抗的他們願意進行談判，努力達成共識。與之相反，像麥康奈爾這類一切以選舉利益為中心的黨棍實在不配擔當參議院領袖。
在此情況下，
參議院成為一個畸形的存在
。
一方面，每州不論大小皆有兩名代表的規定與民主精神不符，這在人口居於少數的州控制了參議院多數，進而決定大法官任命，從而規定多數人口該如何生活方面尤其明顯。另一方面，時刻關注選舉的參議員們完全喪失了貴族所應有的超凡脫俗之氣
。
參議院制度的僵化在變革之風漸吹的2018年中期選舉映襯下尤為刺眼：佛羅裡達公投恢復前罪犯的投票權；不少州同意成立無黨派的委員會劃分國會眾議員選區，以杜絕州立法機關中的多數派操縱該進程，使得本黨當選議員人數最大化的現象；緬因州嘗試推行選票改革，允許選民填寫兩位候選人（有順序之別），當無人得票超過50%時，便將名列第三的候選人淘汰，進而將以他為第一候選人的選票按第二候選人重新分配，這樣意在鼓勵選民把票投給兩大黨之外的候選人，而不必擔心自己的選票形同虛設。
不少媒體都在設想如何改革參議院制度。添加新州是其中一項方案，但在共和黨竭力維護自身權勢的情況下，該改革難以實現。畢竟首都華盛頓所在的哥倫比亞特區幾乎都是民主黨支持者，共和黨可不想再多添兩個民主黨參議員來攪局。而作為美國在加勒比海地區的一個自由邦（境外領土），波多黎各雖然擁有超過美國21個州各自數量的人口，但其中少數族裔眾多，共和黨對此恐怕也是忌憚三分，不願將其接納為美國的一個州。至於像英國那樣通過逐步改革，削弱上議院的權力，短期內更是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