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合作協議，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曉原、李澤湘、勵建書被邀請為南科大籌建團隊核心成員，從事人才引進、學科架構與課程體系設計、薪酬體系制定、招生考試等工作。三人於2011年初先後退出，並授權南方周末獨家發表此篇文章，闡明與朱清時校長在辦學理念上的分歧，意在以南科大為樣本分析中國高教改革背後的深層問題。
高等教育改革關係國家競爭力能否提高，必須避免空洞的口號和不負責任的譁眾取寵，必須避免把對現有高教體制弊病的不滿轉化為對貌似合理卻實際上更為荒謬的行為和口號的歡呼。我們需要的是理性的認真的具體的富有建設性的分析和討論。
朱清時校長在南科大的高教改革中提出了許多似是而非的口號。朱清時校長身為社會名人，又擔負改革重任，因此這些口號可能嚴重誤導輿論和社會，幹擾高教改革的實質性討論和健康開展。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認為有必要表達我們的看法，釐清正誤，以正視聽。
「自主招生，自授文憑」絕不是高教改革核心
高校的「自主招生權，自授文憑權」只是「表」，而教授質量、教育質量、管理質量才是「裡」。無論國外還是國內，從根本上能支撐高校「自主招生權，自授文憑權」的是一個學校建基於教授質量教育質量之上的「質量信譽」，而不是具有這些權力本身。
如果只爭「自主招生，自授文憑」權，而避談如何提高教授質量、教育質量和管理質量的具體措施，則無異於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教改的本質，這種徒有其表而無其裡的所謂高教改革註定是既誤人子弟又貽誤高教改革機遇並最終貽誤國家發展的口號喧囂。
南科大既沒有管理團隊也沒有學科框架，既沒有學術團隊也沒有學生教育培養大綱方案，既沒有清晰學校定位也沒有清晰發展路徑圖，既沒有內部管理規章制度與問責機制也沒有外部監管問責法規，也就完全無從談起建設一個現代研究型大學所必需的教授質量、教育質量和管理質量的具體問題。但沉浸在偷換概念的口號喧囂之中，完全遠離了辦一個現代研究型大學的正途，實在於南科大籌建無助，於深圳建南科大初衷不符，於國家高教改革無益！
公立大學必須要有內外兩層質量保障體系和問責機制：建基於對自己信譽負責的內部質量保障體系和問責機制，以及建基於法規之上的外部監管體系和問責機制。對南科大來講，這兩個機制完全沒有建立。南科大應該做的是回歸實事求是和腳踏實地，回歸建設一個新大學的基本工作（管理團隊組建、學科架構設置、教授團隊招聘、教育大綱及培養方案設置等），回歸基本管理制度機制建設，這才是正途。
鼓動學生「不參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
我國的高考就考試本身來講仍然不失為是一個較為公平的衡量體系。而這對一個社會誠信體系尚沒有健全的社會尤為重要。
在任何國家，統一的高校入學考試制度本身並不是問題，問題的實質在於是否應該用高考成績作為（所有）高校的唯一或最重要的錄取和評價標準。問題的實質在於如果不用高考成績作為唯一或最重要的高校錄取標準的話，如何才能在這個誠信缺失的社會環境中，從機制、監管和操作上做到錄取工作的公正、公平、公開和合理，以使所有人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的機會得到維護和保障。
我國的高考體制由「考試」和「錄取」兩個重要環節組成。最根本性的弊端出在「錄取（及其所用標準)」環節。用「錄取」環節的弊端去否定「考試」環節的合理性，或者用「考試」環節的不完善性去否定「考試」環節本身的合理性都是極其不負責任的譁眾取寵。
更為嚴肅和重要的問題是高教改革是一場「改革」而不是一次「文革」。改革的目的是用更好的更完善的更可操作的辦法和措施來代替（或逐步解決）問題叢生的現有高考（考試和錄取）制度，而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文革」式的否定現有考試制度和措施，而沒有代之以更好更完善更可操作的辦法和措施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對學生的不負責任、對高教改革的不負責任。
南科大負責人鼓勵學生「反對參加高考」的做法，除了空洞的口號和不負責任的煽動之外，看不到有任何建設性的具體建議和做法。對教育工作者來講，每當現有法規不適合教育改革發展要求的時候，該怎樣示範和引導青年學生呢？是以尊重法治的精神推動和參與建立更為合理和更為完善的法規呢還是以藐視法規的態度衝破法治走向人治呢？「文革」的教訓難道還不夠慘痛和深刻嗎?!
「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淪為譁眾取寵的口號
世界公認的一流高校都有一個龐大的規範的專業的層次分明的問責清晰的行政管理體制。這些一流大學的行政管理體制只有一個功能：服務。服務於教學、科研、學生和教員。
問題的實質是大學內部的行政架構和行政體制的角色定位問題，是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行政體制和以教育科研為主導的學術體制的相對定位問題，是幹涉教育還是服務教育，是幹涉學術還是服務學術，是起主導控制作用還是起服務配角作用的問題，是為什麼行政權利異化為行政權力的問題！所以單純的大學去行政化，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偽口號。
「教改實驗班」是為口號服務的人質
「教改實驗班」從開始到現在從來沒有一個課程培養大綱和方案，甚至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的課程設置到目前都還沒有確定；培養的具體目標和學科分類也沒有制定；學生們自己也不清楚。
在沒有一個課程大綱和培養方案的情況下，所錄取的實驗班45名學生年齡卻有著從10歲到18歲的大幅跨度。即使對有30年開辦少年班經驗的中科大來講，這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做法。以教育和全人培養來講，年齡跨度如此大的45名學生有非常不同的心智發育程度、人文社科接受程度和德美藝體培養要求，因而也需要不同的培養和管理方案。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朱清時校長任職達十年之久的中科大也拒絕了代招這45名學生。
臨時拼湊的寥寥數個教學人員主要有兩類人組成，一類是已身兼多職且主職在其他院校年過七十的院士；另一類是早已從科研一線退休的其他院校的教員。而第二學期第二學年課程的教員還沒有著落。完全沒有一個根據南科大學科框架招聘的可延續性的教員團隊和由這個團隊所設計、認同、落實的課程體系和培養大綱。現在臨時開設的課程既不具有任何示範性，也不具備擴大招生後的放大性和連續性。
對於理工科學生能力培養非常重要的實驗課，在招生面試時就已許諾學生第一學期就開。而事實是到現在第一學期快結束了也沒有開。第二學期能不能開實驗課、開些什麼實驗課、實驗課的教學大綱和內容則無從談起。
從這些事實只能得出一個結論：「教改實驗班」的建立從一開始就完全不是一個為學生培養著想的措施、就完全不是從教育的角度著想的措施，也完全不是為高教改革著想的舉措。而只是爭取招生自主權、自授文憑權的人質罷了。
校長不能脫離監管為所欲為
對於了解南科大籌辦實情的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朱清時校長把南科大的籌建完全變成了展現其個人喜好的私塾？為什麼朱清時校長高喊去行政化口號而實際上卻在所有的重大決定上唯個人意志定奪？為什麼朱清時校長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規章制度？為什麼南科大還沒有實質性開辦就已經問題重重？為什麼南科大沒有受到任何體制機制上的審視、質疑、監察和問責？
我們也許從與香港科大的籌建過程的對比中得到某些啟示和答案。
在香港科大的籌建階段，香港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任命一個由政府代表、社會賢達、學界專家組成的董事會。董事會不僅直接負責校長的遴選和任命，而且在校長上任後直接負責對校長的問責和監管。請注意，在這個大學籌建的機制設計中，不僅政府本身完全抽離了直接對校長遴選、任命和監管的環節，而且校長從上任的第一天起，其權力、責任、行為、辦學的任何重大決定都出於董事會的監督管理之下。這就使得校長本人也不能隨心所欲的偏離與學校定位不同的辦學軌道，更不能為所欲為。
無制度設計不足談改革
現代研究型大學的建立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夠複雜夠有挑戰性的系統工程。這樣的工程在任何體制下都不是哪一個人可以單獨勝任的，無論這個人頭上帶有什麼樣的光環。這就要求辦學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是組建一個高度負責的籌建和管理團隊，而這個團隊的帶頭人必須要有基本的識人之才、用人之能、吸引人留住人之德。很遺憾，到目前南科大第一步還沒有邁出去。
南科大作為一個全新的公立大學，其制度設計的第一環應該是對其法定代表人的權力、責任、行為的問責與監管，並以此為核心界定大學的管辦學之間的權責關係並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障。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學校內部的所有其他制度規章的設立。很遺憾，南科大的籌建缺失了這一環。
一個沒有管理團隊、學科框架、學術教員團隊、內部管理制度、課程大綱、發展路徑規劃的空頭大學用什麼來奢談高教改革呢？又用什麼來實踐和體現任何有意義的教改措施呢？
辦一所現代研究型大學不僅需要有正確和清晰的理念和指導思想，還要建立與理念相適應配套的具體政策和措施，更要有落實這些政策和措施的有效的行動。很遺憾，南科大從第一步起就走歪了，還停留在口號的喧囂上。
承擔高教改革的使命本身可敬可嘉，但對一個剛剛起步籌建尚沒有任何內容作支撐的大學，什麼該試，什麼不該試，什麼先試，什麼後試，要有一個清醒的清晰的分析和論證，不能憑任何個人主觀意志，更不能憑內涵不清邏輯不清的口號誤導教育改革。很遺憾，南科大在第一步就沒有分清楚一個全新的還在籌建階段的大學該做的輕重緩急和主次綱目。
李曉原：普林斯頓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系前主任。
李澤湘：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香港科技大學電子與計算機工程系教授，自動化技術中心主任。
勵建書：耶魯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前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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