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公信力，可說是社會信任體系中最堅實的一個基礎。如果這個基礎也發生動搖，被公眾質疑，那還能指望人們相信什麼？維護學術公信力的責任，主要不在接受與享用學術成果的公眾，而在搞學術的廣大科研人員。因此，謹言慎行、嚴拒炒作，應當是科研工作者的座右銘
「曹操墓找到了……」消息一出，立即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考古大討論」。並不是大伙兒忽然對考古來了興趣，而是疑心這件事被「高調宣布」的「操作過程」，暗藏著當地政府催動旅遊熱、拔高當地GDP的目的，疑心這個發現是「利益使然」的炒作而非嚴肅的科學結論。即使後來不斷有大專家出面表態「這是真的」，仍難平息質疑。
這個現象說明了什麼？至少說明，公眾以往對學術、學者的「篤信」，已漸漸被「疑慮」取代。學術和學者如果「涉嫌」沾上經濟利益，就可能影響學術結論的嚴肅性，甚至損害學術公信力。
有些學術就是不能沾上經濟利益
當然，對「學術沾上經濟利益」當作兩面觀。發展經濟、造福社會本是學術研究特別是科研開發的目標之一，在我國有許多科研成果成功地轉化成產品、擁有了專利，推動了產業進步，科研人員也由此致富，這沒什麼不對；但問題是有些人、有些科研單位，沒能堅守住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信條，甚至違背誠實做人的根本原則，搞出許多似是而非、虛虛實實的「短平快」。比如納米技術還處在實驗室開發階段時，中國幾乎衣食住行卻都有了「納米產品」，出現速度之「快」、功效廣告之「神」，實在讓人生疑，這怎會不影響學術和科研的公信力？近年在社會科學領域，也冒出了「商業化學術」，比如當考古和古代名人行蹤遺蹟的考證同開發旅遊掛上鉤，問題就來了。許多「發現」和「認證」引發爭議，而拍案而起的那方也拿不出真憑實據，誰都能一眼看清那是在爭旅遊賣點。這樣可笑可憐的口水仗頻頻開打，公眾又怎能不對學術的公信力生疑？
必須指出，並不是所有的學術研究都以經濟功利為目的，許多研究就是人類求知求真的探索，但同樣有意義、有價值。這類研究，理應遠離世俗利益的幹擾與誘惑。考古學就其學術準則與規範來說，顯然與經濟無關。2010年1月在北京舉行的2009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論壇，對引起爭議的這座東漢大墓，並沒有稱為「曹操高陵」，而稱作「安陽西高穴大墓」，這反映了主辦方的謹慎，也體現了學術定論的千鈞分量——即使已有許多專家認為「墓主的身份基本確定」，但只要沒有完全確定、不到「毫無疑問」，結論是下不得的。
下學術結論要依據「利益無涉」原則
學術研究，最根本的要求是嚴謹，講究「言之有據」，在各種「利益博弈」中保持「立場中立」。學術公信力，可說是社會信任體系中最堅實的一個基礎。如果這個基礎也發生動搖，被公眾質疑，那還能指望人們相信什麼？所以學術一旦喪失公信力，危害的不僅僅是學術！
維護學術公信力的責任，主要不在接受與享用學術成果的公眾，而在搞學術的廣大科研人員。公眾是通過科研人員的一言一行來感知和掂量學術的分量的。因此，謹言慎行、嚴拒炒作，應當是科研工作者的座右銘。以筆者之見，特別要堅持以下兩條原則：
一是「立論必嚴」。科學研究的這個原則，也叫「破寬立嚴」，即如果要完全確認一個結果，必須不存在任何疑點和反例；反之，如果推翻一個結論，則只要一個反例就足夠了。科學史上有個著名的個案：在17世紀的歐洲，「天鵝都是白色的」被看做一項科學「鐵律」，但後來有人在澳大利亞發現了黑天鵝！儘管世界上絕大多數天鵝是白色的，但那個結論已被徹底推翻。
因此科學研究可以大膽假設，但務必小心求證。立論者自己首先要嚴肅認真地尋找和研究反例，讓形成中的結論先過自我否定關。比如這次安陽西高穴大墓的發掘者，如果自己能更多地關注確定為「曹操高陵」的反面的疑點；如果除了舉出有利證據「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等文字外，還向公眾說明尚有「黃豆二升」等等更像倉庫裡說明牌的石牌無法解釋，質疑的聲音也許會輕些。因為公眾看到了你的嚴謹。
二是「利益無涉」。依據這條原則，凡可能涉及當事人利益的研究結論，都應當請利益無關單位進行確認，以保持學術的公正和可信。2008年11月，由清西陵文物管理處、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反應堆工程研究設計所、北京市公安局法醫檢驗鑑定中心等單位專家組成的「清光緒皇帝死因」研究小組，向外界正式公布了「光緒帝被毒殺」的結論。應當說，這個結論也很驚人，但並沒有引起什麼質疑——因為「利益無涉」。設想，這次如果不是由地方政府部門發布「確認安陽曹操高陵」，而由與當地利益無涉的學術機構發布，情況也許就會不一樣。
孫紹榮(為上海理工大學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