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二猛
在我國，個人信息的體系化立法已經啟動，並且取得了許多突破和發展。今年通過的民法典在第一百一十一條明確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另外在人格權編第六章中重點規定了個人信息保護的內容。除此之外，專門性立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和《數據安全法》都已被列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這些都充分表明了國家對於個人信息保護的高度重視。但與此同時，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立法在實務界和理論界仍然存在較大的爭議，尚未形成較具共識的具體方案。
在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的過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鑑國外在該領域的有益經驗是非常重要的一條途徑。其中，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中確立的利益平衡原則能夠為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提供一個很好的方向。一是數據流動與數據保護之間的價值平衡。《條例》第一條明確規定，「本條例制定關於處理個人數據中對自然人進行保護的規則，以及個人數據自由流動的規則。」意即《條例》是對信息保護和信息流動進行規制，不能為了信息保護就「限制或禁止」個人數據的「自由流動」。因此，可以說《條例》的第一條就已經明確，在數據流動和數據保護之間追求一種法律價值的平衡將是一項基本的、重要的法律目標。二是效益利益與人格保護之間的法益平衡。個人信息常常與隱私聯繫起來，在社會實踐中，個人信息的洩露也往往會導致個人隱私權被侵犯，生活的私密性不復存在。因此，個人信息利用和流動往往伴隨著對於個人隱私保護問題的普遍擔憂。為了平衡信息流動和利用與人格權益保護之間的平衡，《條例》在第四條對「個人數據」「基因數據」「生物性識別數據」「和健康相關的數據」的內涵範圍進行了重新劃分。又在第九條指出，「對於那些顯示種族或民族背景、政治觀念、宗教或哲學信仰或工會成員的個人數據、基因數據、為了特定識別自然人的生物性識別數據、以及和自然人健康、個人性生活或性取向相關的數據，應當禁止處理。」可以說這種對個人數據儘可能周延和精細的分類，在此基礎上進行類型化的保護和管理，充分體現出了《條例》在平衡信息利用、信息流動與人格權益保護上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三是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平衡。《條例》將信息保護和流動過程中的主體進行細緻的劃分和明確的定義，分列了包括「數據主體」「控制者」「處理者」「接受者」「第三方」以及「主要營業機構」等相關概念。在之後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對「數據主體」「控制者」「處理者」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也進行了十分詳盡的規定，使不同主體具有明確的法律預期。與此同時，《條例》為平衡利益設定了許多例外規定，例如在第八十九條第一款中提出可以為了「實現公共利益、科學或歷史研究或統計目的」對數據進行合理的處理和留存；又如在第四十五條中為個人數據轉移提供了一個「特殊通道」，提出如果是歐盟評估具有保護資格的第三國和國際組織，個人數據的轉移則無需授權。
社會經濟關係的本質是利益關係，個人信息保護立法需要平衡政府利益、企業利益和個人利益等不同的利益形態，這一點在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市場經濟中尤為重要。早在2019年10月3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明確指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2020年4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同樣指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利益平衡就是以價值判斷為基礎對利益表現進行調整，表現為對不同主體權利義務關係進行博弈後的制度性思考。利益平衡的目標是為了在發生利益衝突的雙方或者多方中，建立起「同時達到最大目標而趨於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或者是追求一種「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呈現樣態，是根據現實的實踐對相關事物的使用、分配和利益分享做出科學、合理的安排。利益平衡不是「和稀泥」，利益平衡的含義是在現實層面尋求一種公正以及合理的妥協。關於個人信息保護和信息流動雙重價值追求是大數據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這種大潮之下，在個人信息保護立法中注重二者的利益平衡，均衡安全與發展兩種法律價值，本質是「有限的社會資源對不同的利益主體需求滿足的有限性和條件性」。
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立法也必須要回應在信息交流和信息保護的過程中，平衡各方主體法益保護的價值追求，滿足各方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第一，在個人數據的定義上，為了實現信息保護、流動與人格利益的平衡，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立法也要從實際出發，重新定義個人信息，對個人信息的類型進行分類，實現基於場景的區分規制，標明紅線、放開上限，既要保護個人信息，也要避免對合理利用行為的過度約束。
第二，合理規定個人信息保護立法適用範圍的除外適用制度，避免規則在執行中產生過高成本，影響信息的流動與利用，對於例如為國家安全保障、刑事司法活動以及符合條件的少量微量個人信息處理活動等，適當放寬同意規則的適用。
第三，從全球視野考量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的利益平衡問題，國際數據戰已經來臨，基於數據的國家博弈近在眼前，如果對個人信息的流動和利用進行過於嚴格的規定，可能會影響我國企業在海外數據市場中的競爭能力，反而不利於我國數據產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