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戰略規劃的內在要素，但時間維度被研究者普遍忽視。本文主要探討了時間與戰略目標之間的耦合問題，包括∶時間為什麼必須與戰略目標相耦合?時間如何與戰略目標相耦合?扭曲時間維度的因素及後果是什麼?本文認為，時間維度是指戰略目標在多長時間裡達成或維持，它可以幫助決策者確定合理的戰略節奏和制定相應的戰略步驟。戰略目標應當是有時間限制的目標，否則將加大執行者的操作難度。根據時間維度與目標性質的區分，戰略目標分為有時間限制的剛性目標、有時間限制的彈性目標、無時間限制的剛性目標和無時間限制的彈性目標四類。時間維度還與戰略目標偏移現象密切相關。行為體要麼試圖壓縮時間，以期提前達成目標，要麼在時間不變的情況下試圖提高目標水平。研究表明，誇大外部威脅、機會窗口、突發事件是導致目標偏移現象出現的重要因素。探討時間維度問題對大國戰略的參考價值在於三點∶一是大國要保持戰略定力，二是大國要給戰略目標設定合理的時間限制，三是大國要能及時回調止損。
時間是戰略規劃的內在要素。然而在現有的戰略研究中，時間被忽視了，研究者們並未意識到時間維度對於制定和認識戰略的重要性。本文將主要探討時間與戰略目標之間的耦合，即為什麼時間維度對戰略目標的設定至關重要?具體而言，本文擬研究三方面問題∶時間為什麼必須與戰略目標相耦合?時間如何與戰略目標相耦合?扭曲時間維度的因素及後果是什麼?
一、文獻回顧
在關於時間維度與戰略目標關係的研究中，筆者注意到兩類文獻∶一類是一般性的戰略學研究文獻，另一類是大戰略研究文獻。
在一般性的戰略學研究中，研究者們對於戰略目標及其相關的利益、資源、能力和壓力等因素都有較深入的研究，而時間因素卻著墨甚少。鑑於"戰略"一詞本是軍事用語，戰略研究亦源於軍事戰略研究，我們先看看軍事戰略研究中的目標與時間關係。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主編的《戰略學》一書指出，"現代軍事戰略"概念大體包含如下基本要素∶戰略行為的主體、戰略行為的範疇、戰略目的、戰略手段。簡而言之，軍事戰略需要明確誰在什麼範圍內運用什麼手段達成什麼目的。顯然，根據這個定義，時間並不是軍事戰略的基本要素之一。
海軍指揮學院的學者孫嬋、馮梁探討了海洋安全戰略的主要影響因素。他們在文中這樣描述海洋安全戰略目標的制定∶"海洋安全戰略目標的確定，需要具備可行性，即是指具備一定的實現所制定的海洋安全戰略目標的條件，經過努力能完全或一定程度上實現目標，而並非高不可攀。作為實現海洋安全戰略目標最基本的依靠，海洋安全力量對目標的確立有一定的制約，即海洋安全戰略目標不能超出海洋安全力量的承受範圍。因而，海洋安全力量也成為影響國家確立和實現海洋安全戰略目標的基礎性因素之一。"孫嬋和馮梁雖然正確地認為海洋安全力量是國家確立海洋安全戰略目標的關鍵因素之一，但沒有提及目標與時間的結合問題。或許他們認為時間維度是戰略目標的一個背景性因素，無需專門討論。
李少軍在《國際戰略學》一書中有兩處論及目標問題。 該書第二章第一節談到了國家目標問題，也就是大戰略目標問題。該書指出∶"從中國發展戰略的'三步走'來看，國家目標在時間上是有長短之分的。"該書第三章第三節談到了戰略目標的評估問題，指出這種評估包括兩方面∶一是確定本方的戰略目標是否與國家利益、本國的能力與資源相符合;二是評估他國的戰略目標，以確定是否與本國的戰略目標相衝突。可見，該書並未專門論述戰略目標中的時間維度，只是泛泛地提了一句國家目標在時間上有長短之分，對我們深入探討戰略目標的時間問題並無幫助。
1954 年，英國軍事學家利德爾·哈特（Liddell Hart）首先比較深入地研究了"大戰略"概念及其重要性。他指出大戰略的任務就是協調和指導一個或幾個國家的一切資源以達到戰爭的政治目的。他率先將戰略研究從戰場延伸至政治領域，反覆強調大戰略不僅應當關注如何打贏戰爭，更應當關注戰後的和平安排，包括和平的內容、性質和保障等問題，這就涉及大戰略與國家政治目標和軍事戰略的關係。此後，一批歷史學家出身的學者深入研究了西方國家自羅馬帝國以來的大戰略，他們慣常於敘述某國在某個階段的大戰略執行情況。雖然他們承認大戰略是科學與藝術並重的學問，但實際上他們更看重大戰略的藝術一面。美國著名冷戰史學家和大戰略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論大戰略》一書中甚至沒有對大戰略本身進行任何理論上的分析，而只是講述了一個又一個與大戰略相關的歷史故事。作者希望讀者從這些歷史故事中自行汲取有益的營養，而不願用固定的分析框架去束縛其思維。
通過研究多個國家在多個階段的大戰略執行情況可知，這批大戰略研究者普遍認為，大戰略的精髓在於目標應與手段相匹配，即領導人不能追求一個超越國家可用手段的大戰略目標，否則就會造成國力透支。這是到目前為止大戰略研究最大的學術貢獻。但是他們與軍事戰略和國際戰略研究者一樣，沒有關注時間維度與戰略目標之間的關係問題。比如，著名的大戰略學者時殷弘指出，大戰略的首要問題是戰略目標。而要合理地確定根本戰略目標，"就必須合理地界定五項相互影響的要素，即基本的國際和國內形勢，基本的國家利益，這些利益面對的威脅的性質和大小，可供使用的實在和潛在的國家能力及其資源基礎，還有追求擬定的根本目標的可能的綜合後果和成本效益對比"。顯然，這五項要素中沒有時間要素。在一篇論及大戰略目標及其基本原則的文章中，時殷弘也沒有討論大戰略中的時間維度問題，而是再次強調目標要與手段匹配。
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學者也參與到大戰略討論中來。他們或是討論某國的大戰略原則，或是討論影響大戰略的國內因素，或是爭辯美國應當運用何種國際關係理論制定和執行何種大戰略，以維護其冷戰後的"一超"地位。但是他們對於大戰略理論本身並無太多創意，只是對大戰略理論的實際運用，或者將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看待。由此，他們也不可能探討作為大戰略內在維度之一的時間維度問題。
目前筆者能找到的例外是大衛·埃德爾斯坦（David Edelstein）在 2017 年出版的專著。該書提出了時間性理論，探討時間因素如何影響政治領導人的戰略判斷。埃德爾斯坦認為政治領導人會在長期與短期考量間進行抉擇，並提出三個會影響政治領導人決策的因素∶其他國家的威脅、合作帶來的短期收益、崛起國的長期意圖。國家領導人在應對長期威脅時，往往會拖延時間，而希望從短期合作中獲利，不願意在不確定的環境中貿然行動。埃德爾斯坦的時間性理論實際上是把時間因素與威脅、利益和意圖相結合，指出決策者的戰略判斷受到威脅的時間性（長期/短期威脅）、利益的時間性（長期/短期收益）和意圖的時間性（不確定性）等三方面影響。埃德爾斯坦有關時間性的理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時間在戰略分析中的地位，但在他的理論框架中，時間並不具有獨立地位，而是必須與威脅等自變量相結合，它更像是隱藏在這些自變量後面的要素，影響的是它們的取值。而本文旨在確立時間在戰略研究中的獨立構成要素地位，觀察時間如何與其他要素相結合，以及時間作為自變量會產生何種影響。
二、時間與目標的耦合
在戰略規劃和執行過程中，戰略目標的設定與調整至關重要，它是戰略的龍頭，並影響到戰略步驟、戰略操作和戰略評估等一系列後續操作問題。一個戰略目標的合理性涉及戰略行為主體的利益、資源、能力、壓力和時間等多個要素，其中利益、資源和能力是行為主體能夠較好掌控的因素，也就是所謂的"知己";壓力（或者叫幹擾因素）是行為主體無法徹底掌控的因素，也就是所謂的"知彼";時間是指戰略目標在多長時間裡達成或維持，它是"知己"與"知彼"之間的一個橋梁，使兩者有效溝通，共同形成一個完整的戰略目標。因此，目標與時間的耦合非常重要，目標應當是有時間限制的目標，沒有時間限制的目標將導致執行者難以操作。比如，在作戰指揮中，上級給下級下達命令時通常有時間限制，即命令你部何時抵達何地，或命令你部何時達成何種戰鬥目標。如果沒有時間限制，下級將不知如何執行或者將貽誤戰機。在軍事指揮以外的領域，帶有時間限制的各類戰略目標廣泛存在，比如中國的"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五年計劃，等等。
（一）時間為何必須與戰略目標耦合
時間維度對於戰略目標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幫助決策者確定合理的戰略節奏和制定相應的戰略步驟。既定的戰略節奏和戰略步驟又將影響行為主體動員資源的力度，以及影響外在壓力的程度。以黨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戰略和黨的十五大提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為例，這兩個戰略合起來規劃了中國從1980年到 2049年長達 69年的國家發展戰略，堪稱中國的大戰略。這個大戰略的終極目標是中國要在 2049 年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這樣長的時間段裡，中國政府把這一大戰略目標又切分成若干階段性目標，包括解決溫飽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對於每一個階段性目標，中國政府都明確了時間限制，比如黨的十三大報告要求中國在 1990年解決溫飽問題，2000年建成小康社會，2049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基本實現現代化。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中國要在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49年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黨的十九大報告增加了一個階段性目標，即在 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可以看出，上述每一個階段的時間跨度都在10年以上，從目前執行的情況來看，戰略階段的劃分和階段性戰略目標的設定都比較合理，因此戰略節奏是比較得當的，既不顯得十分緊迫，也不顯得時間過於鬆弛。合理的戰略節奏使得中國政府在制定和執行具體的政策時既不至於過度動員和運用國家資源，使國家經濟和社會進入一種"亢奮"狀態;也不至於動員乏力，使國家經濟和社會進入一種"惰性"狀態。另外，合理的戰略節奏也使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不至於上升得過快，沒有使有關國家因中國的崛起而過早地形成對華敵意或制衡性 同盟。
反之，如果一個戰略目標的時間限定過緊，則會出現一系列後續問題，包括戰略步驟過密、戰略節奏過快。而過快的節奏要求行為主體加大資源動員力度，從而造成資源的過度消耗，引起人力物力的緊張，最終欲速而不達。在這方面，中國也是有沉重教訓的。1957年 11月13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1958 年 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爭取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在十五年內趕上美國（所謂的"超英趕美"）。根據這一目標，會上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實際的任務和指標。會後，全國各條戰線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大躍進"的結果當然可知。仔細分析起來，志在"超英趕美"本身並無錯誤，錯誤的是時間設定，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可能在十年和十五年這兩個時間段內實現"超英趕美"的戰略目標。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大躍進"運動是"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分析這段話可以得知，黨在反思"大躍進"失誤時是有以下幾個遞進層次的。首先，黨認為當時設定的在十五年內"超英趕美"這一目標過高;其次，過高的目標帶來過急的操作步驟，即所謂"急於求成";再次，為了"急於求成"，就只好誇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最後，在誇大主觀因素的趨動下，不切實際地動員資源，結果造成嚴重後果。
（二）時間如何與戰略目標耦合
戰略目標有剛性目標和彈性目標之分。剛性目標就是到時候必須實現的目標，沒有通融的餘地，因此這類目標通常比較易于衡量，特別是易於定量衡量。比如，中國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一個剛性目標。對於小康目標的衡量標準，中國政府也有比較明確的規定。
彈性目標雖然也有時間限制，但這類目標本身有一定的模糊性，不易于衡量，特別是不易於定量衡量。因此，對彈性目標的表述比較原則和模糊，給決策者留有一定的餘地。比如，上海市政府 2018年初出臺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提出該市在這一期間的總體目標是∶2020 年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基本框架，基本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在更高水平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貢獻上海力量。2035 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嚮往的創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態之城，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重要發展指標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在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始終當好新時代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雖然該規劃隨即用列表的方式列出了30 個核心規劃指標，但 2035年的指標多數以"……左右"或"≤……""≥……"的方式出現，比如該《規劃》提出，2035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規模在 2500萬人左右，單位 GDP建設用地使用面積≥4.2 公頃/億元。而且從中國的政策實際來看，規劃趕不上變化的例子比比皆是。
還有一種可能性是，決策者不能確定在執行期內所受內外因素的制約情況如何，所以給自己留下一定的操作餘地。比如，2005 年 3月，美國海軍向國會提交了一份未來 30 年發展規劃報告，為美國海軍在 2035年前的發展提出了"大艦隊"和"小艦隊"兩套方案。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克拉克解釋稱，之所以制訂兩套方案，是因為美國海軍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始終面臨各種不確定因素，包括新技術發展方向、人員配備理念以及基地前置的概念。兩套方案的區別在於"大艦隊"方案要求在 2019年後大大增加瀕海戰鬥艦和其他船隻的數量。
如果我們把時間維度分為有時間限制和無時間限制，把目標分為剛性目標和彈性目標，則可得到四種類型的戰略目標。第一種是有時間限制的剛性目標。這類戰略目標的特點是目標易于衡量，很多能夠轉化為具體的衡量指標，行為體的戰略執行能力強，內外因素較易於控制。中國的五年計劃、"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都屬於這類目標。
第二種是無時間限制的剛性目標。這類目標具體又可細分為兩個亞型。一是長期性目標。長期性目標是指這類目標需要長期維持，沒有時間限制，但這類目標的衡量有模糊性，行為體的戰略執行能力強，內外部因素複雜但可以控制。比如，美國維持世界霸權和超級大國地位的國家戰略目標就屬於這類目標。二是無法確定時間限制的目標。這類目標易于衡量，行為體的戰略執行能力較強，但因內外部因素複雜且難以有效控制而無法確定達成目標的具體時間。比如，中國兩岸統一就屬於這類目標。
第三種是有時間限制的彈性目標。這類目標的衡量有一定的模糊性，行為體的戰略執行能力較強，但內外因素複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比如，《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和美國海軍 2035年遠景規劃中提出的規劃目標就屬於這類目標。
第四種是無時間限制的彈性目標。這類目標的衡量有一定的模糊性，行為體戰略執行能力較低或者內外環境複雜且難以有效控制。比如，日本在一戰前爭霸東亞的戰略就屬於這類目標。日本早在 19 世紀 80 年代左右就逐步形成了要稱霸東亞的戰略目標（日本稱之為"大陸政策"），但對於何時能夠達到這一目標沒有任何表述。這主要是因為日本此時國力不強，戰略執行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在稱霸東亞的道路上它還面臨西方列強（特別是沙俄）和中國清政府的阻礙，它能否以及何時擊敗清政府和沙俄，同時擋住其他西方國家的幹涉，都存在太大不確定性。
三、扭曲時間維度的因素及後果
影響時間維度的因素比較多，包括但不限於大戰略目標、歷史因素、國內因素、國際因素、個人因素。如果一項戰略是國家大戰略的組成部分或是其階段性戰略，則其戰略目標的時間限定就受到國家大戰略的制約。比如，中國政府決定 2020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年，則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組成部分的國家扶貧戰略，其戰略目標就必須是在 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有些戰略目標的時間限定不是決策者通過綜合主客觀因素決定的，而是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比如，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的時間是歷史決定的，只能是在 1997年和1999年，所以中國的港澳回歸問題就只能以這兩個時間來解決。國內因素和國際因素對時間維度都會產生影響，但相比而言，國內因素的可控性遠遠高於國際因素。比如，中國政府可以讓本國人民相信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但無法使一些外國政府和民眾相信這一點。個人因素在時間維度問題上發揮的作用不可小視。領導人個人的意願與風格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影響時間維度。2001 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總統小布希決定發動反恐戰爭以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但如果不是小布希而是另外一個人當政，美國政府是否有決心在短期內用戰爭方式推翻這兩個政權就會打上一個問號。
上述因素都有可能扭曲時間維度，從而造成戰略目標偏移的後果。 在理論上，扭曲時間維度有兩種情況。一是拉長時間進度，二是縮短時間進度。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通常是被動選擇，即因種種因素的限制不得已而為之，旨在避損;而後者是主動選擇，即因種種因素而蓄意為之，旨在獲益或爭先。並且前者對大戰略的危害遠小於後者。在軍事戰役中，確有因拉長時間進度而使己方遭到嚴重損失的情況。比如，1948年平津戰役初期，傅作義命令其嫡系國民黨第 35 軍迅速從張家口回縮北平。一旦該軍順利撤回，將大大增加和平解放北平的難度。因此，人民解放軍華北兵團一部與該軍展開了追擊戰。按正常行軍速度，第35 軍主力應於1月7日左右抵達北平。但在1月6 日夜，軍長郭景雲因擔心本部夜戰能力差而命令全軍在雞鳴驛休息一晚，次日再行軍。結果就在當晚，解放軍華北兵團部隊追上併合圍該軍，後在新保安全殲該軍。如果郭景雲不拉長其回撤北平的時間，那麼他是很有可能順利完成任務的。從後果來看，全殲國民黨第 35 軍有力促進了平津戰役的順利進行和北平的和平解放。
但是大戰略與軍事戰役不同。大戰略通常需要執行數十年時間，不像軍事戰役的時間那麼短。拉長時間進度可能會對達成大戰略目標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很難有決定性影響。比如，實現大陸與臺灣的統一是中國的大戰略目標之一。韓戰爆發後，美海軍第六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隨後美蔣結成軍事同盟。考慮到中美在海軍實力方面的巨大差異，中國不得不將統一臺灣的策略由"武力統一"改為"和平統一"，並承諾給予臺灣當局相當優惠的統一條件。貫徹"和平統一"方針肯定拉長了中國實現統一的時間，但很難說對實現統一的目標造成嚴重傷害。
因此，本文將側重於研究縮短時間進度的情況。縮短時間進度有兩種可能性。一是目標不變，但壓縮時間進度，擬提前達成目標。二是時間進度不變，但提高目標水平，以期達成更高的目標。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可能有三種∶誇大外部威脅、機會窗口、突發事件。任何單一或幾種因素的組合都有可能導致目標偏移現象的出現。
第一，誇大外部威脅。本文討論的威脅指的是一種威脅認知或者感知，即基於對對手能力和意圖的認知而產生的對方在未來可能對自身利益造成損害的預料。 在國際關係中，權力結構本身通常是良性的，但是被決策者所認知的權力結構往往是惡性的，決策者會傾向於過度認知體系內存在的威脅，誇大對手行動的威脅性，從而制定出過高的目標。
國家決策者對於對手威脅的過度認知受到國際結構因素的影響，包括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和安全困境。正是因為國家生存在一個無政府的、自助的國際體系內，再加上國家意圖和國際環境的高度不確定性，出於自身安全考慮，國家常常將其他國家的軍事力量視為一種敵對的、進攻性的威脅。於是，誇大外部威脅是國際社會經常發生之事，因為對對手實力和行為的任何無視和輕視態度都可能是對自身安全的不負責任，當兩個國家都秉持這種威脅認知時，一種被傑維斯稱為螺旋模式（spiral model）的衝突模型便會產生。
以上解釋是從國際結構因素這一視角出發的，沒有考慮國家內部因素。從國家內部來看，統治集團也存在誇大外部威脅的傾向。哪怕對手已經表明了自己的有限意圖，統治集團也有可能誇大對手威脅，以滿足自身特定利益需求。特定利益集團可以通過遊說等方式成功挾持國家政策，而前者可以從對外擴張本身中獲益。但更多的情況是，統治精英並不必然從對外擴張本身中獲益，而是從與之相伴而生的民族主義、社會團結和社會動員中獲益。 通過誇大外部威脅，統治階級就可以為自己的統治和社會資源的獲取提供一個合法的正當理由，甚至可以藉此轉移國內矛盾，平息國內存在的對其統治的各種挑戰。隨著時間的發展，因為後坐效應和自我實現等心理因素，不單單是特定的宣傳對象，最後整個社會乃至統治精英自己也逐步相信了誇大後的威脅論調，這種論調形成的自我和社會壓力還可能進一步推動統治階級擴大原定的戰略目標。
第二，抓住機會窗口。窗口指的是一個國家相對實力即將衰弱或是正在衰弱的一個時期，可從三個層面進行識別，分別是機會窗口（一種正在減弱的進攻性機會）和脆弱性窗口（一種正在成長的防禦性弱點）、長期窗口（產生於均勢過程中的緩慢趨勢）和短期窗口（產生於能迅速改變均勢的軍事行動）、內部（軍事和經濟）窗口和外部（外交）窗口。 因此，本國和他國絕對實力的變化都可能打開特定的窗口期，無論是哪種類型的窗口，都會引起"現在比以後更好"的判斷。這就會促使國家從謹慎變得好鬥，易於採取過度的擴張性政策，提前行動，追求過高的超前目標和權力。因為決策者認為，若是現在不這麼做的話，將永遠失去這個有利的機會。此外，決策者通常認為窗口期存續時間短暫，稍縱即逝，因此需要在窗口關閉之前趕緊抓住所謂的良機。而這會導致戰略前期準備倉促進行或被簡化，戰略決策缺乏足夠的基本判斷信息，進一步加劇上述情況。
另外，針對實施階段的目標偏移情況來說，抓住自身機會窗口期的決策心理同樣具有解釋力，但是這裡的機會窗口通常指的是特定戰略行動開闢的暫時性的戰略優勢。短暫的戰略優勢通常會鼓動決策者追求戰略目標的進一步升級，一方面是因為決策者通常具有乘勝追擊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因為戰略資源已然投入，決策者很難在輕易取勝後便及時收回資源。例如，韓戰時期，美軍會採取越過三八線的戰略升級行動就與其在仁川登陸後打開的軍事優勢窗口有一定關係。
第三，突發事件帶來的情勢轉變。回顧國際關係史，一些突發事件的確會對一國的戰略目標產生直接影響。從短期來看，突發情況可能直接導致戰場局勢的變化，例如，十月革命的勝利直接導致俄國退出一戰，改變了戰場形勢。從長期來看，突發事件會對一國的戰略目標造成無法預見的持久影響。例如，美國在經歷韓戰和越南戰爭這兩場消耗性戰爭後基本確立了戰略克制的方針，基本不再深度捲入海外軍事衝突;但是"9·11"事件的爆發直接導致美國決心在全球打擊恐怖主義勢力，從而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造成了巨大的戰略損耗。
本文以下選取兩個案例來探討因時間維度被扭曲而對國家戰略目標產生的後果。第一個案例是一戰前的德國海軍發展戰略。本文認為，外部威脅和機會窗口是造成一戰前德國海軍發展戰略愈發激進的原因，而戰略目標的激進化又導致德國的外部壓力急劇增加。 第二個案例是20世紀 70 年代蘇聯的進攻性戰略。機會窗口和突發事件是導致蘇聯進攻性戰略激進化的原因，而戰略目標的激進化同樣導致蘇聯的外部壓力急劇增加，並最終成為拖垮蘇聯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外部威脅、機會窗口與一戰前德國海軍發展戰略
一戰前德國的大戰略當然有很多問題，比如威廉二世的領導能力、德國軍政關係的協調、德國陸軍與海軍戰略的配合、德國國內政治問題，等等。但是，批評德國海軍戰略目標設定錯誤其實具有誤導性。在英國海軍稱霸世界的前提下，德國想建立一支能與英國海軍比肩的海軍這個目標具有合理性，因為崛起國學習和模仿守成國的優勢所在是慣例。問題在於德國海軍的建設速度之快使其規模在短時間內迅速膨脹起來，從而引發了英國的警惕與敵意。如果我們進行反事實推理，假設德國延緩其海軍建設速度，那麼英德海軍競賽就會激烈程度下降甚至不會發生，而英德關係的惡化也就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推力。換句話說，德國海軍的戰略目標是合理的，但實現這個目標的時間設定是不合理的。
統一後的德國本是一個陸權強國，海軍力量孱弱。從19世紀 90 年代起，德國開始致力於建設一支具有遠洋作戰能力的"大海軍"。在海軍國務秘書阿爾弗雷德·馮·蒂爾皮茨的有效運作下，德國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關於海軍發展的長期規劃。根據蒂爾皮茨的設想，德國海軍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對標當時的海上霸主英國。1897年 6月，蒂爾皮茨向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遞交了"蒂爾皮茨備忘錄"，詳細闡述了他對德國海軍發展的戰略規劃。該"備忘錄"指出，為了通過海上決戰擊敗英國並獲得制海權，德國急需一支以主力艦為核心的海上力量。 這一戰略設想需要回答三個關鍵的問題∶一是德國海軍能否趕上英國海軍?二是德國海軍擬在多長時間內趕上英國海軍?三是在這一期間，德國是否能承受來自英國的安全壓力?
關於第一個問題，在陸權強大、海權弱小的德國，人們質疑蒂爾皮茨的設想是很自然的。蒂爾皮茨以三點理由對此進行了系統的反駁。首先，德國海軍實力不需要與英國完全持平，而是強大到這樣一種強度∶英國海軍在擊敗德國海軍之後，其所遭到的損失使其無力應對法俄海軍的挑戰，從而喪失海上霸權。這種"皮洛士式的勝利"足以懾止英國對德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其次，德國不需要與英國競逐世界海洋霸權，而是要把兵力集中在英德之間的北海海域。相對於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英國海軍，德國這樣做可以集中優勢兵力抵消英國艦隊的優勢。再次，德國海軍實力在未來有可能完全趕上英國。英國的造艦速度快於德國，但因其不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因此它的人力資源不足以匹配其艦船總量。德國則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有足夠的人力來操作新艦。兩相對比，德國日後趕上英國是有可能的。
雖然後人對蒂爾皮茨的戰略設想和辯駁多有批評，但德國作為一個崛起國，想在海軍實力方面基本趕上英國無可厚非。 就像 20世紀 50—70年代蘇聯在核力量方面逐步趕超美國一樣，是一種正常的想法和做法。麻煩出在第二和第三個問題上。由於德國急於求成，在一戰爆發前先後出臺了5 個海軍建設法案，想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追平英國，因此導致英國的高度警惕和強力反擊。
關於第二個問題，"蒂爾皮茨備忘錄"並未給出一個確切的最終時間點，但綜合其後5 個海軍建設法案來看，德國擬在 1920 年左右基本趕上英國。不過，每個海軍建設法案都標定了一個階段性趕超目標。1898 年第一次海軍法案要求德國在1904年4月1日前建成 19 艘主力艦、8 艘裝甲巡洋艦、12 艘重型巡洋艦和 30 艘輕型巡洋艦。建成後的規模與法、俄海軍基本持平，但不對英國的海上霸權產生影響。也就是說，第一次海軍法案的目標是追上法、俄兩國。1900 年第二次海軍法案的建設規模比第一次擴大了幾乎1倍，其中主力艦為38 艘，建設到期日是1917年。按照這一規劃，德國海軍實力將在1906 年超過俄國，但離英國海軍仍然差距較大。1906年後，隨著英國開始製造和裝備最新型的無畏級戰列艦，德國再次主動發力追趕。1906年5月，德國通過第一個海軍"補充法案"，計劃每年建設 2 艘無畏級戰列艦和1艘戰列巡洋艦。1908年3月，德國通過第二個海軍"補充法案"，計劃在 1908—1912 年每年建設 3 艘無畏級戰列艦和1艘戰列巡洋艦，這樣就能在 4年中建造 16 艘主力艦。而英國在此期間的主力艦為 20 艘，這樣英德海軍主力艦之比縮小到5∶4。1912 年4月，德國通過了第三個海軍"補充法案"，計劃在1912—1917年增建3 艘主力艦。到一戰爆發前，德國海軍的實力儘管未能追平英國，但已由 20 世紀初的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不過，由於英國的強力反擊，德國在 1920年前基本趕上英國的設想化為泡影。
德國海軍趕超英國的失敗使我們轉入探討第三個問題，德國為何未能頂住英國的壓力。從德國的5個海軍建設法案來看，蒂爾皮茨主導的德國海軍發展目標漸次增高，節奏逐步加快，既"成功地"引起了英國的強烈反應，又過度消耗了國內資源。在國內外雙重壓力的作用下，德國未能在既定時間內實現戰略目標。
當時的英國海軍執行"兩強標準"，即英國海軍的實力要大於等於其後兩強海軍之和。德國提出第一個海軍法案後，英國並未做出認真的反應，這說明該法案提出的建設目標是比較合理的，不會對英國造成壓力。但從第二個海軍法案開始，德國的海軍發展戰略引起英國的高度警覺，兩國之間的安全困境螺旋式上升。1900 年 12 月，英國海軍情報部提出，鑑於德國海軍實力將於1906年超過俄國，因此英國海軍的"兩強標準"將改為以法國和德國為參照，並提醒有關部門注意德國艦隊的發展速度。1901年 11月，英國海軍大臣賽爾邦在一份備忘錄中承認德國海軍是潛在威脅。1902 年 10月，賽爾邦在向英國內閣提交的"1903—1904 年海軍預算備忘錄"中指出，新德國海軍是以和我們進行戰爭為目標而建造的，而不是為了在與法俄發生戰爭時取得海上優勢。因此，英國不能忽視德國海軍龐大的發展規劃。此時，英國只是對德國有所警覺，但還未採取實際反制措施。1904 年後，隨著俄國海軍在日俄戰爭中遭到重創，英國開始逐步加大對德國的反制力度。1904 年 2 月，英國海軍部將"兩強標準"參照國由法俄改為法德，當年夏天擬訂了第一份對德作戰計劃，並於當年底加強本土艦隊，以保證在北海海域形成對德絕對優勢。1904年和 1905 年間，英國還通過公開和秘密渠道，向德國表示擔憂和警告。在英國的壓力下，蒂爾皮茨保持戰略耐心，提出下一步海軍擴建應突出質量而不是數量，因此德國要控制造艦速度。
1906 年 12 月，英國開始建造先進的無畏級戰列艦，標誌著當時的"大炮巨艦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度。這次，蒂爾皮茨未能保持謹慎態度，迅速主張提高造艦速度，公開與英國進行海軍軍備競賽，從而徹底偏離了以前長期規劃、穩步發展的建設方針。德國的三個海軍"補充法案"都體現了要與英國在主力艦數量方面一爭高下的建設思路。英德海軍軍備競賽很快使德國感到了巨大的財政壓力，國內的反對聲音不斷上升。為了緩解國內外壓力並試圖拖住英國，德國決定與其展開海軍談判。但談判很快陷入僵局∶英國要求德國首先無條件削減海軍力量，然後再達成政治諒解;德國則要求兩國先達成政治諒解，然後再作出讓步。1911年海軍談判無果而終後，德國面臨的外部環境愈加惡化，陸上東西兩線作戰的壓力迫使其必須在陸軍和海軍建設方面有所取捨。德國首相卡普裡維開始以加強陸軍為由反對海軍擴建。1913年，德國通過新的陸軍擴大法案，由此德國陸軍在 1911到1913 年重獲優先地位，海軍開支被壓縮，海陸軍開支比從1911年的54.8%下降到1912年的 49.4%，再大幅下降至1913年的32.7%。到1913年，德國領導層意識到，德國海軍在可預見的將來已經趕不上英國了。
從上文可以看出，一戰前德國的海軍發展戰略經歷了一個由穩健到激進的過程，即德國建設一支能與英國海軍相媲美的海上力量這樣一個戰略目標不變，但在執行過程中不斷壓縮實現這一目標的時間。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有兩個∶誇大外部威脅和抓住機會窗口。蒂爾皮茨在制定德國海軍發展戰略之初曾經預見過英國對德國反制所造成的威脅。他承認，在德國海軍真正強大起來之前會有一段"危險期"，即德國海軍實力的發展刺激了英國，但還不足以抵禦其進攻，而英國為確保海上霸權，有可能對德國海軍採取先發制人的打擊。這種將德國海軍"哥本哈根化"的危險將一直持續到1914—1915年，但高危期在1905—1906年。在戰略制定之初考慮到最壞情況的發生是一種值得稱讚的謹慎態度。在戰略執行過程中，也要隨時評估這種最壞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但如果在評估時誇大外部威脅，就會造成嚴重後果。
在德國國會通過第二個海軍法案後，英國對德國海軍的發展開始警覺起來。1904 年，英國決定從地中海艦隊抽調力量加強北海艦隊，這使德國非常緊張。此時國際形勢的發展也使英德關係趨於緊張。一方面，英法協約已經形成，英國的老對手沙俄因日俄戰爭失敗而無暇顧及歐洲。另一方面，德國為拉近德俄關係而積極支援俄國對日作戰，由於英日同盟的存在，此時德國與英國是潛在的敵對關係。因此，英國客觀上面臨突襲德國海軍的理想時機。1904年 11—12月，對英情報信息以及英國海軍的一些動向使德國非常擔心英國會在次年春天發動襲擊，德國高層一度因此陷入了"哥本哈根化"的恐慌。1906年阿爾黑西拉斯會議後，英、法等國愈加認定德國崛起所帶來的安全威脅，開始逐步聯合起來遏制後者。德國也明白自己在外交上不斷被孤立，產生了嚴重的"被包圍感"。1906年 11月 14日，德國首相比洛在國會演講時公開使用這個詞來描述其他大國的對德政策，並稱這樣的包圍圈會導致德國的強力反彈，最終將產生爆炸性後果。
客觀地看，所謂的"哥本哈根化"恐慌和"被包圍感"均屬誇大外部威脅，並無必要。英國海軍只是有一些預防性的準備，談不上有切實的對德攻擊計劃。德國對摩洛哥危機處理不當才是其在1906年之後外交上被孤立的重要原因。它更應該反思自己外交上的問題，而不是對外交孤立產生過度反應。
然而，軍事上的"哥本哈根化"恐慌和外交上的"被包圍感"促使德國加快海軍建設步伐。1906年，蒂爾皮茨提出要將主力艦的建造速度從每年 3 艘提高到4艘。當年12 月，英國第一艘無畏級戰列艦開始服役，這再次嚴重刺激了德國高層和海軍人士的敏感神經。蒂爾皮茨當即決定哪怕英德關係惡化也要使德國主力艦的規模趕上英國，英德海軍競賽由此全面展開。
抓住機會窗口是蒂爾皮茨決定加快德國海軍建設步伐的另一理由。無畏級戰列艦出現標誌著海軍"大炮巨艦主義"的頂峰，其火力、防護力和機動性都是其他級別的主力艦無法比擬的。1906年 12 月，英國第一艘無畏級戰列艦開始服役，這對德國來說其實是一個短期機會窗口，因為英國此時也只有一艘無畏級戰列艦，德國如果此時發力追趕，在未來一個不太長的時期是有可能基本追平英國的。否則，英國將迅速拉開與德國的海軍實力差距。為此，德國決定與英國展開主力艦數量競賽，在短短的7年之內連續推出了6 個級別的無畏級戰列艦。這6個級別在技術指標上緊盯英國海軍，的確給英國造成了很大的壓力，迫使英國一度同意與德國展開海軍談判。
（二）機會窗口、突發事件與蘇聯的進攻性戰略
從 20 世紀 60年代後期開始，蘇聯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越來越激烈。隨著美國在越南的失敗及其後開始的戰略收縮，長期機會窗口的出現使蘇聯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實施進攻性戰略。1978年阿富汗局勢的突然變化又給蘇聯提供了一個短暫的機會窗口。如果此時能出兵佔領阿富汗，就打開了南下印度洋的通道，為從側翼包抄美國提供了戰略機遇。
長期機會窗口的出現是 20世紀 70 年代蘇聯採取全球性進攻戰略的重要因素。當時，美蘇實力對比出現了有利於蘇聯的態勢。蘇聯領導人敏銳地感知到了這一點，由此採取了積極主動的戰略攻勢。早在1971年，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就在蘇共二十四大上表示，世界上沒有哪個問題不是在蘇聯參加下得到解決的。1975年，蘇共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在講話中聲稱，當前的時代是社會主義發動穩固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性進攻的時代。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也表示，蘇聯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加強使蘇聯勝利地在國際舞臺上展開積極的攻勢。4月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指出，帝國主義的冷戰政策正在遭到失敗，但它們沒有放棄破壞當代世界出現的良好形勢的企圖。1976年，勃烈日涅夫在蘇共二十五大上完整闡述了進攻性戰略思想的理論依據。第一個依據是，蘇聯的國力有大發展，為進攻性戰略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證。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二十五大上信心十足地稱，蘇共的國際活動是全民的事業。這一活動是以蘇聯的經濟實力和防禦威力、精神力量及蘇聯人民用勞動創造的一切為支柱的。第二個依據是世界正處於發生根本性社會變革的時代，社會主義陣營的鞏固、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勞動人民階級鬥爭的不斷發展、反帝運動規模的擴大，這一切都標誌著世界革命進程正在發展。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家爆發危機的情況下，社會主義的吸引力更加增長了。第三個依據是西方世界此時正處於因石油危機而導致的經濟危機當中，這次經濟危機的尖銳程度和深度只有 20 世紀 30 年代那場大蕭條可比。這次危機震撼了戰後形成的高度發達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西方世界已經無法消除資本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分歧正以新的形式出現，矛盾將愈演愈烈。從這三個依據來看，前兩個是說社會主義陣營蒸蒸日上，第三個是說帝國主義陣營日薄西山。總結起來一句話，帝國主義的總危機很快就要到來。由此，在蘇聯面前出現了一個能持續較長時段的機會窗口，蘇聯必須不失時機地抓住它。
蘇聯全球進攻性戰略的目標是奪取世界霸權。應該說，這是一個長期性的彈性目標，它的實現程度主要取決於蘇美之間的戰略博弈。正如蘇聯人自己分析的那樣，在 20 世紀 70 年代，蘇聯的總體戰略態勢是不錯的。因此，後來人們將這一時期稱為"蘇攻美守"時期。在入侵阿富汗之前，蘇聯穩紮穩打，取得了不少戰略成果。首先是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緩和了關係，具體成果包括與美國籤署了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協議，與西德建立了外交關係，與歐洲國家召開了歐洲安全合作會議並籤署了《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等等。其次是增加對中國的軍事壓力。具體舉措包括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 、增加駐蒙軍隊數量、挑撥印度反華、扶持越南反華，等等。再次是加強在亞非的政治滲透和軍事幹涉。具體行動包括支持印度分裂巴基斯坦、密謀推翻埃及總統薩達特、捲入衣索比亞和索馬利亞的武裝衝突、策劃南葉門軍事政變、支持古巴入侵安哥拉、支持僱傭軍入侵薩伊，等等。這一時期蘇聯的軍事幹涉是有限度的，以不直接出兵捲入衝突為前提。
然而阿富汗形勢的突然變化打亂了蘇聯攻勢戰略的節奏，特別是打破了蘇聯不出兵捲入衝突的做法。阿富汗是蘇聯南下印度洋的戰略通道，為了控制這一通道，蘇聯在阿富汗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經濟援助、政治扶持，甚至還修建了兩條與蘇聯相連的戰略公路。 這一時期蘇聯對阿富汗採取的是間接控制的辦法，即通過代理人政權達到控制阿富汗的目標。然而，阿富汗形勢開始向不利於蘇聯的方向發展。蘇聯察覺到達烏德政府有意改善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因此於1978年4月策劃軍事政變，推翻了達烏德政府，扶植親蘇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人民派）領袖塔拉基擔任總統。12 月，蘇阿籤署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從而為日後蘇聯入侵並直接控制阿富汗提供了"法律依據"。此時，蘇聯仍然寄望於通過代理人政權來控制阿富汗，然而，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人民派）內的另一重要人物阿明對塔拉基毫無保留地倒向蘇聯不滿，兩人矛盾逐漸激化。1979年9月，塔拉基派人暗殺阿明失手，反被後者奪取了政權。阿明上臺後立即疏遠了與蘇聯的關係，要求蘇聯撤換大使，拒絕蘇聯向阿富汗增兵，等等。
阿富汗形勢的突變使蘇聯面臨一個短期機會窗口，如果任由阿明疏遠與自己的關係，則自己多年來在阿富汗的投資可能付諸東流，南下印度洋的戰略將失敗;如果親自出兵除掉阿明，憑藉蘇聯的軍事實力，中短期內軍事風險不大，但從長期來看，國際壓力和控制阿富汗的壓力有可能上升，不過蘇聯自認為可以控制得住。1979年 12 月初，力主對阿出兵的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和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多次商討出兵問題。
安德羅波夫認為這是擴大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範圍的良機。烏斯季諾夫認為，蘇聯不出兵，阿富汗就會倒向美國，淪為美國反蘇的前哨。在12月12日召開的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這三人匯報了他們的想法。他們主張迅速出兵的理由是阿富汗形勢嚴峻，威脅到蘇聯南部邊境的安全，而且美國或伊朗可能在阿扶植一個反蘇政權。蘇軍準備充分，可以迅速完成戰鬥任務。國際社會對蘇聯出兵阿富汗的反應大概與當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類似，蘇聯完全可以頂住國際壓力。13 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出兵阿富汗。
蘇聯出兵阿富汗的決策過程表明，蘇聯受突發事件影響而調高了自己在阿富汗的戰略目標，即從通過代理人政權控制阿富汗調高到親自出兵控制阿富汗。後果就是蘇聯深陷阿富汗泥沼，被迫在1989年全面撤軍，而且入侵阿富汗也成為蘇聯在戰略上由攻轉守、國力上由盛轉衰的節點。
四、思考與結論
本文研究了戰略目標的時間維度問題，也就是行為體需要在多長時間內達成戰略目標的問題。時間維度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影響戰略節奏的關鍵性因素。合理的時間設置可以使戰略執行過程不急不徐、穩健得當。不當的時間設置將使行為體失之於冒進或失之於懈怠，從而影響整個戰略的執行。時間維度與目標性質的結合可以讓我們把戰略目標分為有時間限制的剛性目標、有時間限制的彈性目標、無時間限制的剛性目標和無時間限制的彈性目標四類。時間維度還與戰略目標偏離現象密切相關。行為體要麼試圖提前達成目標，要麼試圖提高目標水平，不管是哪種情況，本質上都體現出行為體急於求成的心態。研究表明，誇大外部威脅、機會窗口、突發事件是導致目標偏移現象出現的重要因素。
時間維度與戰略目標的耦合問題可以出現在任何國家的戰略規劃和執行當中。當然，如果大國出現這一問題，其後果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會更大。在大國當中，崛起國與守成國應當更加注意這一問題，因為它們對國際關係的發展可能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探討戰略目標的時間維度問題對我們研究當前大國戰略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首先，大國要有戰略定力。從中長期來看，大國在內政和外交上都會遇到不同程度的順境和逆境。順境時容易高估自己、低估困難，逆境時則容易急躁冒進。蘇聯入侵阿富汗是典型的在順境時高估自己、低估困難的案例，一戰前的德國是典型的急躁冒進的案例。因此，不管是順境還是逆境，崛起國都要保持戰略耐心，不輕易改變時間或調整目標。
其次，要給戰略目標設定合理的時間限制。要麼在既定的時間段裡設定合理的目標，要麼為目標的達成設定合理的時間限制。戰略目標與時間維度的合理結合取決於多種主客觀因素和內外因素，但是要特別注意控制個人或小團體因素的影響。上文中德國的案例表明，威廉二世和蒂爾皮茨對德國海軍發展戰略的影響力過大，而蘇聯的案例表明，蘇共中央政治局中葛羅米柯、安德羅波夫和烏斯季諾夫組成的三人團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產生了最關鍵的作用。不管是個人還是小團體，他們都容易壓制反對聲音，犯"一言堂"的錯誤。
最後，大國要能及時回調止損。一旦出現戰略目標偏移現象，大國要能及時發現、及時回調、及時止損。 對於大國來說，及時回調止損的困難在於前期的沉沒成本比較大，導致船大難調頭。這方面的負面案例很多，比如美國結束越南戰爭、蘇聯結束阿富汗戰爭、美國結束反恐戰爭，等等，值得我們深思。
（本文發表於《國際政治科學》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