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嶽慶平漫談大學之道與北大精神

核心提示：

　　●　北大精神就是十六個字，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　科學家都應該是「高舉科學的骨頭前進」

　　●　大學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中國的知識分子依附性太強，所以大學有的時候獨立的校格顯得不足

　　●　全國的高校當中，北大的官本位是最少的，平等的風氣我認為是最濃的

　　●　我們要吸取法國大革命和我們辛亥革命之前的教訓，參照英國和印度的經驗，用推進改革來替代革命，來防止革命

　　在北京大學二教的一間教室裡，嶽慶平教授正在給學生們做一場題為《漫談大學之道與北大精神》的講座。北京的深秋已然寒意濃濃，卻抵擋不住同學們火一樣的聽講熱情。

　　大學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北大是一所怎樣的大學？我們在這片土地上又能收穫什麼呢？

　　嶽慶平清晰地點題：「我在北大三十多年，對北大還是有北大情結的，這次講座我主要是給新生談一談大學之道和北大精神。」

　　嶽慶平很消瘦、精幹，這是他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正如嶽慶平自己描述的那樣，「你看我雖然很瘦，很單薄，你看我現在像遊泳啊，跑步啊，我一個禮拜至少有兩次。五千米和一萬米我都達到了國家二級運動員的標準。這都是北大文化燻出來的，這是北大帶給我的財富。

　　他說，「我們今天講北大精神，我自己認為呢，北大精神實際上它就是十六個字，『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我認為這是我的版本的北大精神。」

嶽慶平（資料圖）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摘自《大學》

　　「大學之道」在咱們中國有很悠久的歷史了。在《禮記》裡面專門有一篇篇名就叫《大學》，內容中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談到這裡，嶽慶平強調，「所以我今天講大學之道我儘可能要靜一點，避免走來走去，在這裡，我要安靜、淡定，坐在這裡講大學之道。」

　　嶽慶平解釋說，「古人所講的《大學》，和我們現在所講的『大學』，也有重合的地方，但還不完全一樣，古人講大學，有三綱，『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兩個『明』字，第一個是動詞，是闡明、是弘揚的意思，第二個明呢，『明德』，是指比較光明正大的品德，我們弘揚這種好的品德，是在明明德。『止於至善』，就是到達，達到至善，那就是說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了。」

　　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很重視這種「道」。嶽慶平談到，要講道家的道，那就高了去了。所以你要知道，中國為什麼「神」的觀念比較不發達，它不是說有上帝，它沒有上帝，它就是一個「道」字。「道」字是它的崇拜。中國不管是講佛學，還是講我們土生土長的道學，都有中國的特點，就是說比較重視修身，探求道的精神。

　　下面是八目，嶽慶平說，「物格而後知至」，物格，換一句通俗的話說，就是探索、探究，「物」呢，就是一種道理。我們要好好的考慮小事中的道理，你把這個道理都探究清楚了，然後「知」就「至」了。然後意誠，然後心正，然後身修，然後家齊，然後國治，然後天下平。

　　嶽慶平提到，後面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修身為本」中，這個「本」字太重要了，為什麼呢？因為中國傳統文化裡比較講究修身克己，向內探求，而不是向外去埋怨。

　　「不管一個人是好還是壞，都有一個良心和良知。這就是大自然給每個人心裏面都安上了一個非常精密的天平。」嶽慶平說，「一個人越到老年，這個人對自己以往所做的錯事越會有這種內心的譴責，會有一個是非的評判。所以呢，我們當前的很多問題，包括道德層面上不太完美的地方，最後到修身，修身為本，是為真本。」

　　科學家應該高舉科學的骨頭前進

　　從現代的角度來講，大學精神是大學在存在發展中形成的具有獨特氣質的精神成果，它是科學精神的時代標誌。是整個人類社會文明的高級形式。大學本身的人格是獨立的。既不要過多的依附於政治，也不要過多的依附於經濟，或者其他的方面。大學就按照自身的規律，教育規律，去培養人。去出研究成果，然後為社會服務，加強國際的交流合作。或者更好地引導社會。大學還要有一種社會關懷的精神。

　　「世間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學更美。當防線崩癱，價值崩潰，水壩倒塌，洪水為害，前途變得灰暗，古蹟淪為泥淖時，只要有大學屹立在那裡，它就屹立閃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顆被引導去從事美滿探索的自由心靈仍會給人類帶來智慧。」

　　——英國詩人約翰•梅斯菲爾德

　　嶽慶平堅信，科學家都應該是「高舉科學的骨頭前進」。什麼叫高舉科學的骨頭前進呢？科學家得追求真理，追求科學，不怕犧牲。一定要有這個風骨。高舉科學的骨頭，我堅守真理。

　　嶽慶平說，「大學與其他機構不同，大學應有其獨立的人格特質，不要隨波逐流。大學要既能夠抵禦金錢的迷惑，又能夠抵抗政治的壓力幹擾。這就是大學之道的體現。它是維護大學純潔獨立的和民主的金色盾牌，這可能有點理想化了。在大學裡面，我想它可以脫離開那種世俗的東西，恢復它本來應該具有的大學的本色。」

「如果把大學擬人化的話，她是校格，應該是獨立的。在這方面我覺得我們和國外的不太一樣。牛津大學曾經拒絕沙特一位富翁一千多萬英鎊的捐款，因為沙特富翁捐款時提出來一個附加條件，他要求牛津大學辦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商學院。牛津大學非常慎重，經過董事會討論，認為不應該因為錢，而放棄大學獨立自主的傳統，不能開「大學受制於個人」的先例。牛津大學於是毅然拒絕了這種唾手可得的巨額錢財。」

　　「不是說大學不需要錢，關鍵是大學不願意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不願意以大學的這種獨立的人格作為代價。」嶽慶平說到動情處，「我覺得這就是對大學精神的一個守護。當然在目前中國，有很多東西也不是說學校本身就可以決定的。」

　　「我們自己在講大學之道，不管古代的還是現代的，我覺得要有一種社會關懷的精神，這些都和政治經濟沒有直接的密切關係，這是我們大學的校格或者說是人格。」

　　他有些惋惜地談到，「大學都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中國的知識分子依附性太強，所以大學有的時候本身這種獨立的校格也顯得不足。」

　　北大不能沒有思想者

　　嶽慶平例舉了這麼一個例子，「有一次，別人罵北大，我還真有點傷心。說『北大現在沒有思想了，既沒有思想家，也沒有思想者，甚至北大被閹割了。』這話我聽著很傷心的。北大應該是思想家的這樣一個沃土，你可以不出政治家、甚至也可以不出教育家，可是北大不能沒有思想家。達不到『家』，我們北大不能沒有思想者。北大不能沒有獨立思考，不能沒有這種獨立思考的自由。我覺得這個很重要，這就是北大精神。」

　　「這一百年來北大所走過的歷程，始終是與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而艱苦奮鬥的歷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北京大學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形成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光榮革命傳統和「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優良學風，這是北京大學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摘自《江澤民總書記在慶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嶽慶平說，「我們今天講北大精神，我自己認為呢，北大精神實際上它就是十六個字，『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我認為這是我的版本的北大精神。」

　　「北大精神可以從不同的維度來表達」，嶽慶平說，「因為它必須是多元的，不應該就這十六個字。有一個最基本的定義和內涵，它的外延應該是開放的。隨著時代的推移，我們以後可能還會有新的元素加入到北大精神裡面。」

　　「有的人批判北大明顯的官本位和行政化，但是我認為全國的高校當中，北大的官本位是最少的，平等的風氣我認為是最濃的。沒有架子，太平等了，自由也是。」

　　嶽慶平說，「我比較我們的課堂和其他大學的課堂，其實我們北大的課堂最活躍。我有時候在想，北大這麼好的生源，全國最好的生源都到北大來了，我們這些人何德何能啊，我們當老師的，我們只有百倍努力啊，這麼好的生源都來了，你別到時候既沒有教書，也沒有育人，還誤了人家，我們老師的責任太重大了，所以我經常有點如履薄冰啊的感覺。」

　　他提到，北京大學沒有校訓。「但是首先，『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這是蔡元培校長提出來的。後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也是我們繼承了五四運動的北大精神。第三，我們的學風『勤奮、嚴謹、求實、創新』。我認為要講北大精神，這三個方面都應該是北大精神。

　　「蔡元培當咱們北大校長的時候，他就體現了非常強烈的自主精神。當時在實踐層面，聘請了很多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來北大當教員，像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等。在當時社會的反動勢力攻擊這些進步的知識分子，要求解聘他們的時候，蔡校長總是頂住壓力，挺身來保護他們。」

　　嶽慶平不無幽默地說到：「1983年我當學校研究生會體育部部長，後來招了一批幹事，思想特別活躍。我是體育部部長，我就帶頭跑步、帶頭遊泳、帶頭打桌球。我這一帶頭，帶頭出來什麼呢？五千米和一萬米我都達到了國家二級運動員的標準。（笑）二級運動員啊，真不是吹的，三級運動員比較容易達到，二級很難的。這是北大給我的財富。而且直到現在你看我雖然很瘦，很單薄，也得益於當時的鍛鍊。你看我現在像遊泳啊，跑步啊，我一個禮拜至少有兩次。這些都是校園文化的薰陶，北大文化給我燻出來的。」

　　中庸是一種很高的境界

　　「精神層面裡，我們還有多少純潔的東西？有多少真誠的東西？做事先做人。做事的底線啊，做人的底線啊，現在不是每個人都有，而且我們現在有的時候把做人的底線看成一個高線了。有人說老師你今天你說了一點真話，真偉大啊，真不錯，現在真話已經是稀缺的資源了。」

　　「什麼我們中國人這麼缺乏理性？為什麼中國人這麼缺乏精神？為什麼中國人民粹中的集體無意識，就願意盲目的打倒一切，比如說推翻重來？這是什麼原因呢，缺乏一種中庸之道。」嶽老師說，「中國人在個別事情上，有這樣的極端思維。應該說99%的人，都做不到中庸。」

　　嶽慶平談到，「《禮記》裡面還有一篇《中庸》，中庸啊，絕對不是說折中的意思，它是動態的平衡，是很高的一個境界。」

　　他說，「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有點像法蘭西，基本上是特別熱情、特別浪漫、比較容易衝動，相對來說呢，願意走極端。這點和英國、和印度，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這是什麼原因呢？缺乏一種中庸之道。」

　　嶽慶平講到，「國民性太重要了。談到改革、革命、守舊，我現在覺得，如果咱們整個國民性不提高啊，我覺得啊，改革、革命、守舊，三無一可。要通過改革本身逐漸提升我們的國民性，我們要吸取法國大革命和我們辛亥革命之前的教訓，參照一下英國和印度的經驗，用推進改革來替代革命，來防止革命。要不改革的話，那就出現了革命了，那就誰都不希望的。我們還是要改革，但是要知道其長期性。」

　　「如果我們國民的素質太低，就不要希望當老師的素質太高，也不要希望當醫生的素質太高，也不要希望當官員的素質太高。因為你是有什麼樣老百姓的素質，其他的各階層也都會受影響。」

　　「但是也不能說因為這個，我們就不做事了。」嶽慶平講到，「反向來說，我們要引領社會。儘管我們的水平不高，但是你還有一個上行下效，我們還有一個表率作用。我們提供正能量，然後，一點一滴從自身做起，從身邊做起，逐漸的，雖然不能著急，但是也要增磚添瓦。」　（光明網記者 徐皓）

編輯：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