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溧陽人物】臺灣大學一級教授黃希周先生

　　黃希周，字菊逸。溧陽新昌鎮淦西村人。父親黃清桂，望重鄉裡，好善樂施。生下二子一女，長子希周，次子希鈞（又名和鈞），小女黃玉梅。

　　三人從小失去母親，兄妹相依為命。兄弟自幼勤奮好學，智力超群，分別留學日本、德國、奧地利等國，知識淵博。

　　黃希周生於1899年9月20日。他早年負笈鹿兒島大學農學部深造，與同鄉中科院院士蔡邦華先生同學好友，情如手足。他深受孫中山先生革命薰陶，力求進步，為國強民富、振興中華奮鬥一生。黃希周早年在日本留學，由周佛海介紹加入同盟會，從事愛國運動。黃希周學成歸國後，歷任江蘇省金陵造林場場長，江蘇省林務局局長，江蘇省宜興農校校長（該校解放前是黃希周親手創辦，後改為宜興農學院，現稱宜興中學）。

　　先生長期熱愛教育事業，先後任河北省省立農學院森林系教授，國立河南大學森林系教授。抗戰時期任國立浙江大學教授（當時蔡邦華先生也在該校任副教授），中央大學森林系教授，農林部青農江國有林管理處處長，農林部水土保持實驗區主任。1946年9月，受臺灣省政府和農林界專家、學者之邀赴臺（當時的臺灣省森林面積相當於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總和），擔任臺灣省林業試驗所植物系主任兼主任秘書，省屏東農業專科學校教授兼森林系主任。

　　1957年任臺灣大學農學院森林系一級教授，併兼任實驗林管處處長。年屆退休後，按理先生家境較好，六子一女都留學英、美，子孫一大班，完全可以安享晚年，但黃希周教授仍默默耕耘在農林教育事業上。繼任臺灣政治大學地政系、淡江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及中國文化大學森林系教授等職。黃希周教授一生從事農林產業和教育事業，並致力於學術研究，是我國早年一位學部委員，發表諸多論文著作，深受森林學術界一致好評。

　　黃教授在日本多次接受中山先生教育和啟發，回國定居南京後黃希周常出入於中山先生公館，有時還帶著他的妹妹黃玉梅。孫夫人宋慶齡常稱黃玉梅為小妹妹，彼此結下了深厚的友情。1925年3月12日，偉大的中國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不幸逝世，舉國上下一片悲哀。黃希周以國大代表身份參加了中山先生的葬禮（其妹黃玉梅也隨大哥參加了。作者在黃玉梅九十五歲時與溧陽記者宋玲珍合作，在《常州晚報》、《新華日報》報導過黃玉梅是溧陽健在的唯一參加過孫中山先生葬禮的一位老人，並配有黃玉梅老人的全身照片）。四年後，孫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在南京中山陵舉行。

　　當時的南京市長劉紀文（原名兆容，字兆銘，祖籍廣東東莞）1912年至1919年先後在日本東京志成學校和早稻田大學留學。黃希周在日本鹿兒島大學留學時結識了劉紀文，二人私交不凡，平時來往密切，再加上黃希周又任江蘇省林務局局長，二人常在一起研商時政要事。南京是六朝古都，中國政府駐地，市容十分破爛，道路狹窄。劉紀文畢竟是吃過洋麵包的市長，見多識廣，很有遠見。

　　為了改變南京市貌，劉紀文與國內外專家、學者一道對南京市政、市容重新全盤規劃，忙了一年，搞出了一個「首都計劃」。這個計劃有個基本思路，宏觀上採納歐美城市規劃模式，微觀上採用中國傳統風格。計劃完成不久，就是「九·一八」事變，然後是上海的「一·二八」淞滬抗戰，中日戰爭日益迫近，南京的建設只能縮手縮腳。接下來又是八年抗戰，緊接著是解放戰爭，但對於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設者來說，他們還是在南京城建方面做成了許多事。此後多少年，遊人來到南京，吃驚這裡的日新月異，除一幢幢民國官邸外，幾乎所有的人都會稱讚這裡的綠化，稱讚寬闊的林陰大道，對矗立在馬路兩旁的梧桐直豎大拇指。法國梧桐是最好的民國遺產，它徹底改變了南京原有的破舊形象。這些造型上揚、仿佛華蓋一樣鋪開的梧桐，正是黃希周教授不辭勞苦，冒著高溫嚴寒組織農林科技員工一點點栽植下去的。當你看到聳立在中山陵大道兩邊的蒼松翠柏，千萬別忘了有黃教授的一份功勞和汗水。寫到這裡筆者回想到每次和母親黃玉梅赴南京觀光漫步在中山陵大道時，老人總要停下腳步，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政兒！你看道路兩邊的大樹，這都是你大舅（黃希周）從日本歸國後親自帶領林務局員工栽的！還有南京市區街道兩邊的法國梧桐，也是你大舅他們親手栽下的啊……

　　1928年5月11日，以黃希周為首的十餘名專家、學者，在南京集會，籌備恢復我國林學會組織，推選傅煥光、陳嶸、李寅恭、陳植、林剛等十人為中國林學會籌備委員，起草中華林學會章程。在第三次籌備會上，討論通過中華林學會會章草案。1928年7月22日，第四次籌備會議決定8月24日在南京金陵大學舉行成立大會，一致通過中華林學會會章，並選舉姚傳法、陳嶸、凌道揚、梁希、黃希周、陳雪塵、稱職、少軍、康瀚、吳恆如、李寅恭等十一人為中華林學會理事，姚傳法為理事長，會員八十九人，會址設在南京保泰街十二號。1928年9月16日，召開第一次理事會議，研究決定向農礦部設計委員會及江蘇省農政會議提出全國劃分林區，成立省林務局，黃希周任江蘇省林務局局長（林務局設在鎮江）。

　　1928年11月，林學會召開第二次會議，議決編輯林學雜誌和林學叢書，由姚傳法主持會議，推選陳雪塵、黃希周、陳植三人負責編輯，並向各委員徵稿。在第四次理事會上推薦黃希周負責《森林學》一書的印刷和出版工作。1929年6月，姚傳法召開第六次理事會議，決定呈請國民政府及農礦部給予理事會經濟補貼，推姚傳法、黃希周、陳雪塵三人擬全國林業教育實施方案，函請政府機關代表參加，同時召開新聞記者會，及時宣傳報導。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全國林學會會員、理事流亡各地，彼此聯繫不上，一切會務活動完全停止，直到1945年9月，抗戰勝利後，中國林學會重新恢復，學會遷南京大光路三十四號。1946至1948年，梁希應邀兩度前往光復後的臺灣視察林業工作，離臺回大陸前，促成了臺灣林學界人士於1948年4月組成中華林學會臺灣分會。選舉林謂訪、徐慶魁、邱歌堂、黃希周等七人為臺灣分會理事，並參加中華林學會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活動。

　　當時大陸和臺灣共有委員五百餘人。傅煥光在天水期間，陸續招聘國內外農林專家組建技術班子，當時有葉培忠、蔣德麟、黃希周、張德常、吳敬立等人。這是中國林學史上早期的水土保持研究隊伍中的骨幹力量。中華農林部和農產促進委員會組建森林勘察團，黃希周隨團幾乎跑遍全國所有杉林產區，特別是湖南、貴州、福建、浙江、廣西等大山名川都留下了黃希周的腳印。勘察團對山林的造林整地（煉山）、栽植、撫育經營、彩油廉種和杉林、幼林階段廉種早熟油桐等方面作了詳細調研，對杉木的採伐、集材作了系統的記述，對杉木的林蓄積量、杉木的材積估測，包括青山目測和伐倒原木材積的測定以及林價的換算（龍泉碼價）和交易中種種陳規陋習，木商勾結地方官吏欺騙林農，運輸過程中的重重關卡，苛捐雜稅都作了深入調查訪問和生動翔實的記述。特別是著名的「苗頭」，從貴州錦屏經過湖南，漂越洞庭湖，直到進入長江。在全部水運過程中，為了適應從小溪、小河，到大湖、大江的不同流量和流速，不斷改變筏的大小：杉木原條從產區小溪做散漂，到小河紮成小筏（稱卦子）然後改為中筏（苗頭）、大筏，到達洞庭湖後改為藍筏，進入長江後改編為大筏。考察團還初步編制了杉木、原木材積表；對毛竹和其他經濟樹種也同時進行調查。考察結束後由黃希周等人寫出了考察報告，全文約五十萬字。只因當時處於戰爭年代，經費、印刷都很困難，未能及時付印出版，又因戰亂林學會多次搬遷，原稿至今下落不明，造成我國林業文獻史上一大損失。

　　黃希周教授是我國一位傑出的農林專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他廣交朋友，人緣很好。他與黃炎培、陶國華、許聞天等人交往甚密。黃炎培還與黃希周結為聯宗兄弟，同年加入同盟會。黃希周與陶國華既是師生關係又是同鄉好友，黃希周在中央大學任教時，陶國華正在中央大學讀書。行文至此，作者在兄長毛琦的提示下想起一段六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母親黃玉梅從小失去外婆，那時候她才三歲，一直跟隨大哥黃希周生活，她在南京讀中學時，黃希周因公事出差，她的衣食住行就託付給陶國華照顧。解放後家母為了我能謀生，曾讓我去北京找陶國華，當時我不知道前輩們有這麼深厚的交情，就沒有去，如今回憶起來尚感遺憾！我的老家在溧陽上興練莊村，是丘陵山區，交通非常不便。家父（毛豐）為了造福子孫後代，創辦農村第一所中心小學（完小），當時任教的一對年輕夫婦常年吃住在我家中，男的姓梅，細高的身材，瘦長的臉龐上架著一副黑邊的近視眼鏡，大家都叫他梅老師；女的姓朱名瑞，圓圓的臉，身材不高。他們直至解放後才離去。後來才知道梅老師是陶國華的連襟，朱瑞是朱璉的大姐。事到如今我才恍然大悟，朱瑞夫婦在我村任教多年吃住都在我家，原來是因陶國華與我大舅黃希周的關係而向我父親推薦他們任教的，難怪解放後朱瑞曾從北京來信要我兄弟毛琦去北京工作。回憶起這段往事，還歷歷在目。

　　黃希周教授一生熱愛農林事業和土壤研究，他不顧個人安逸，長年累月跋涉千裡到全國各地搜集標本，「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造反，抄了黃希周的故居（新昌鎮淦西村的兩間木結構樓房），上千隻千姿百態的蝴蝶標本被毀一空，他的夫人邱陶珍老太因此抱頭痛哭（20世紀70年代末邱陶珍被推選為溧陽縣人大代表），這也是我國農林研究史上一大損失。

　　黃希周教授晚年時期仍十分關心兩岸農林事業的發展，他和周楨教授共同編寫了《農林特集》一書，這是他退休後的最後一部作品。身為《中國林學名詞》一書編輯主任的黃希周多次受到臺灣「教育部」的讚揚。1981年7月，溧陽同鄉芮逸夫教授在臺灣榮升「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同行學友歡聚一堂，恭賀喜慶，芮逸夫先生設宴款待，散席時年邁的黃教授不慎從樓梯上墜落，急送醫院搶救。終因腦中風，此後記憶力衰退，有時走失，連回家都很困難，有時連親人都辨認不出。先生病至如此，還常叫家人把他的公文皮包給他，念叨著要去學校講課，可見先生是何其熱愛他從事的農林研究和農林教育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