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大西洋月刊1月11日撰文分析美國槍枝政策和國會襲擊事件的聯繫。
美國步槍協會及其盟友多年來一直主張，公民需要武裝自己，以對抗暴政。
1月6日發生的國會大廈襲擊事件，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川普及其盟友，這一點是很清楚的。但社會上的另一股勢力卻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幾十年來，它一直給美國人灌輸反叛主義的幻想：持槍權利運動。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人需要聯合起來、用暴力推翻政府的想法一直是建立和擴大槍枝市場的關鍵。這些想法也用來證明公民有權在公共場合遊行，即在憤怒的抗議活動中隨意將突擊步槍扛在肩上或高高舉起。
如果人們想要一把槍來保護自己和家人，那麼手槍就可以了，最好是小槍，這便於存放或隱藏，以免招致侵略。自衛的說法主要是將槍枝限制在家庭範圍內。
但對於急於銷售威力大得離譜的槍枝製造商來說，這還不夠好，比如半自動步槍，這種武器在戰場上很適合使用。
2012年，一名男子用半自動步槍殺害了桑迪胡克小學的一年級學生。反對這種槍的公共安全理由很充分：半自動步槍的設計可以在幾秒鐘內殺死很多人。他們在公民社會中沒有立足之地。
但是，槍枝權利的倡導者們卻在忙著把擁有槍枝的權利說成另一件事：自由，特別是免於早期暴政的自由。如果人們正面臨著迫在眉睫的獨裁統治，和對社會基本自由的破壞，那麼有了槍，公共安全就不是問題。
桑迪胡克槍擊案發生幾周後，美國全國步槍協會執行長韋恩·拉皮埃爾告訴國會，建國者將持槍權寫入憲法，是因為「他們生活在暴政的統治下，他們想要確保這些自由的人在這個新的國家永遠不會被暴力徵服。」
美國槍枝擁有者組織的拉裡·普拉特更加直言不諱：「我們的槍枝在我們自己手中，是為那些要對我們實行暴政的政府官員準備的。」
保守派評論員也附和了他們的觀點。例如，安德魯·納波利塔諾很快就駁斥了對公眾安全和對突擊步槍的擔憂：「今天，我們可以合法擁有槍枝的權利受到了限制，這使得一個暴君可以更容易地解除我們的武裝並統治我們。」
「第二修正案保護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並不在於它保護了打獵的權利。它保護了射殺暴君的權利，這個手段和暴君對我們使用的手段一樣。」
有了這些論據支持，槍枝權利運動為暴徒叛亂掃清了障礙。它給法治造成了一個漏洞：川普的支持者們大聲疾呼，然後爬上國會的外牆。
諷刺的是，政客們一直在鼓吹持槍的叛亂主義觀點，其部分原因是，在全國步槍協會及其盟友引導下，狂熱支持者希望聽到這樣的論調，這也促使他們更加可靠地參加投票。
桑迪胡克槍擊事件發生後不久，參議員湯姆·科伯恩支持了安德魯的觀點，他說：「第二修正案的目的是建立一股力量來平衡專制勢力。」
從表面上看，這聽起來很荒謬：如果政府殘暴的話，那麼全副武裝的公民怎麼能「平衡」我們的政府呢？畢竟，美國政府擁有坦克、無人機和飛彈。
擁有槍枝權利的極端分子很難被美國軍隊嚇倒。幾年前，一篇頗受歡迎的文章《武裝革命，可能沒那麼難》在槍枝權利圈子裡廣為流傳。作者比爾·布裡奇沃特是美國槍枝經銷商聯盟的前主任，他是從哪裡得到這個荒謬的想法的？
答案是越南戰爭。布裡奇沃特認為，北越展示了僅僅擁有突擊步槍的普通公民是如何推翻世界上最先進的軍隊的。先別管美國因為許多複雜的原因而輸掉了這場戰爭，北越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美國郊區的遊擊隊輕易忽略了武裝叛亂可能帶來的恐怖情形。當你生活在一個合法的社會，警察和士兵受到法律的約束，並且你是白人，你可以對他們大喊，拿槍指著他們的臉，而不用擔心受到致命的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你很容易表現出「勇敢」並號召反抗（這是美國的傳統），而不考慮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來源：pexels）
武裝叛亂分子所要求的，也是他們無意中播下的，是對法治的破壞。這當然是極具諷刺意味的，因為槍枝權利倡導者堅稱他們代表並支持法律和秩序。他們從來都不明白，肩上挎著突擊步槍的人是無法無天的象徵。
因此，擁有槍枝權利的極端分子生活在一個叛亂的幻想世界中，而政客們在合適的時候卻也樂於培養這種幻想世界。但這樣叛亂的言辭不是沒有代價的，正如人們上周看到的那樣。
現在人們了解到，許多在國會大廈橫衝直撞的人屬於激進的槍枝權利派別，他們的動機就是長期以來對暴政的警告。
2020年已經很好地展現了叛亂分子的狂熱夢想所帶來的一切。春天，他們派遣暴徒佔領州議會大廈，威脅議員；夏天，他們導致了威斯康星州和俄勒岡州的抗議者死亡；現在他們在國會造成死亡和破壞。
槍枝權利運動應該為此付出代價。美國領導人應該盡其所能，制定確保和平抗議的法律，美國需要禁止突擊步槍和公開攜帶槍枝。因為這些武器的合法性是與民主本身相悖的。
(加美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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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江
責編：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