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革命與英國王權政治的轉向

1763年，「七年戰爭」宣告結束。英國與法西兩國籤署《巴黎和約》：英國用哈瓦那換得西班牙的佛羅裡達，用海外殖民地換得原屬法國的北美和加拿大。英國國內有識之士，如國會議員埃德蒙·伯克，認為此舉「甚為不智」——因為缺少了強鄰的威脅，北美殖民地和宗主國的紐帶會被削弱，甚至最終會被切斷。從這個意義上說，英王喬治三世在歐洲戰場的勝利也為十餘年後的美洲獨立革命埋下了伏筆。1783年美國獨立革命勝利後，當革命領導人、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被問及「誰對推動大陸會議關於獨立的議程貢獻最大」時，亞當斯簡潔地回答：「喬治三世。」

在由富蘭克林等革命元勳參與、主要由傑斐遜執筆完成的《獨立宣言》中，英王喬治三世（1738-1820）被刻畫為「生性殘忍、荼毒生靈」的暴君——在丟失美洲殖民地後，這位暴君內外交困，精神壓力過大，導致精神失常，被關押在聖詹姆斯宮，並終老於斯。在美國人看來，這是「自絕於人民」的暴君的必然下場，死有餘辜。但在英國人看來，這位「美國的最後一位國王」在美國獨立後幡然悔悟，放棄了「重振王權」的夢想，使得英國政治重新回到「光榮革命」以來君主立憲、限制王權的正確軌道，這一轉向在英國近現代史上意義重大。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特裡維廉(George Trevelyan)說，1800年代小皮特首相執政以後，喬治三世的政治影響力逐漸下降；但與此同時，喬治三世卻日益受到國內民眾的愛戴——國王喬治成為不列顛民族的象徵和民眾愛國熱情的焦點，被譽為「正直高尚」的君王。國王的形象為何反差如此巨大？答案恐怕需要回到美國獨立戰爭的現場去尋找。

喬治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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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的起因

美國獨立戰爭之所以被霍爾格·霍克（Holger Hoock）等歷史學家稱之為內戰，是因為在獨立戰爭時期，真正支持獨立的只有殖民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當時，北美殖民地有250萬人口），而反對獨立、忠於英王的大約有20％，即50萬人左右——這些人包括英王任命的殖民地官員、聖公會牧師、以及各個階層的保守派。支持獨立的人自稱「愛國者」（Patriot，或稱獨立派），忠於英王的人自稱「保皇派」（loyalist，或稱託利黨），其餘則為騎牆派。交戰之初，美英雙方皆為同宗同源的手足兄弟；及至後來，殖民地內部愛國者與保皇派你死我活的戰鬥，其慘烈程度絲毫不亞於對外戰爭——尤其在南方，「這裡打得最激烈的不是大陸軍對英國軍隊，而是保皇派和愛國者之間自相殘殺。」總之，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獨立戰爭只能是一場「內戰」（或稱「第一次內戰」——以示與南北戰爭相區別）。正如宗教革命時代，異端往往比異教徒更該死，很多時候教派鬥爭、路線鬥爭、內戰比起對外鬥爭都來得更加慘烈。

直到1776年《獨立宣言》發布之前，北美大陸會議的口號都是「恢復我們作為英國人的自由」。從當時人們的言論上來看，也沒有什麼「民族主義」跡象，倒是相反，許多日後的革命者此時口口聲聲宣告自己的愛國之心與英國認同。比如弗朗西斯·霍普金斯（Francis Hopkinson，獨立宣言的籤署者之一，也是美國國旗的設計者）在1766年說：「難道我們不屬於同一國家同一民族嗎？身在美洲的我們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是英格蘭人，儘管我們被大西洋的波濤重重隔開，但我們的忠誠依舊。」約翰·亞當斯，在給妻子阿比蓋爾的私信中，也曾不無驕傲地說，新英格蘭不僅要比美洲其他殖民地優越，也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出一籌。原因之一就是，這裡的居民都是純正的英國血統。戰爭期間，約翰·亞當斯致友人的一封信件表現出他對暴力革命的疑慮——擔心社會因此失去秩序，同時也害怕最終會迎來暴民統治（Mobo-cracy）。不僅如此，由於法國和西班牙對北美的軍事威脅依然存在，一旦脫離英國，天知道這些天主教徒會對清教徒移民採取何種駭人聽聞的手段。此外，1745年詹姆斯黨人叛亂，英國政府對反叛者的血腥鎮壓，仍然讓美洲人士記憶猶新，不寒而慄——畢竟當時的英國是西半球乃至整個世界的頭號強國。事實上即便是激進的獨立派人士，一開始也不敢奢望獨立，而是抱著一種「反貪官不反皇帝」的鴕鳥心態，認為這一切都是貪婪腐敗的內閣的問題，而寬厚仁慈但受誤導的國王則聽之任之。他們甚至樂觀地以為，或許只要一次激烈的武裝抗爭，就能夠促使這個殘暴的內閣倒臺，從而使得對北美友好的新內閣順利登場。所以1775年7月5日列剋星敦第一聲槍響之後，大陸會議仍然向喬治三世遞交了「和平請願書」。在請願書裡他們恭順地表達了對英王的忠誠，並請求他阻止內閣的敵對行動，以便達成和解。簡而言之，美洲人民只是要求把「議會無代表則不納稅」的英國原則，推廣到北美殖民地而已。

大陸會議

23歲的喬治三世，於1760年登上英國王位。統治前十年異常艱難，喬治經歷了政府的持續動蕩。等到美國革命前夕，喬治已經成長為一位經驗豐富的政治家。這位國王頭腦沉穩，有著強烈的皇家責任感，良好的職業道德，並受到明確的基督教道德指引。作為統治者，喬治對外交政策和軍事事務非常感興趣，並密切關注美洲戰爭的籌劃和實施。在危機升級的早期階段，喬治三世主張懷柔。但是，當1773年波士頓傾茶事件發生後，喬治三世立場逐漸強硬。他在寫給內閣大臣的信中說：「我極為痛心地獲悉，壞人的煽動又一次把波士頓人導向如此不可原諒的暴行。」他認為，目前的困境來源於不列顛的一再忍讓，從而讓一小撮壞人有機會煽動無知群眾。國王決定要施以嚴懲，以顯示帝國威嚴。「我們是綿羊的話，他們就是老虎。但是，如果我們堅強起來，他們毫無疑問會被證明是非常溫順的。」然而事實證明，國王的想法太過簡單。國王力排眾議，斷然主張採取強硬的平亂策略，但這些策略很難保證國內團結——反過來，國內衝突也會影響國外戰爭。

正如歷史學家萊基（W. E. N. Lecky）在「固執的國王」一文中論斷的那樣，對英國來說，不幸的是有一個倔脾氣的國王當政。在十數年的英美緊張關係中，不列顛當權者的失誤首先是迴避真正的政治問題，把北美問題簡單歸結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衝突庸俗化。在衝突顯性化之後，卻轉而實施「邊緣政策」，又把政治鬥爭零和化。這些舉動嚴重地惡化了局勢——北美獨立運動在各種外力作用下，被硬生生地擰成了一股繩。

更為糟糕的是，國內輿論對國王也極為不利。埃德蒙·伯克在國會發表演講，反對用兵，倡導大英帝國與殖民地通過談判達成妥協。反對派政治明星約翰·威爾克斯在自創的《北不列顛人》第45期上對內閣的美洲政策甚至國王本人大肆攻訐——威爾克斯三次當選議員，又三次被國王罷黜，後被迫流亡海外。當他返回倫敦時，受到倫敦市民熱烈歡迎，令王室大出其醜——馬克思曾指出，威爾克斯事件一度有動搖喬治三世的王權之勢。因此，在這樣的情形下，「當身為家庭成員的美國人拒絕他的慈愛和保護時，」正如喬治三世的傳記作家斯特拉·蒂利亞德（Stella Tillyard）總結的那樣，「這幾乎令國王感到崩潰。」

埃德蒙·伯克

在個人層面，也許沒有人比喬治更能強烈感受到，存在於英國與殖民地之間的裂縫在不斷擴大。喬治三世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國王是臣民、大英帝國和殖民地的父親。他掌管著他們的福祉；作為孩子，他們也應以愛與服從回饋國王。自登基以來，喬治三世一直把國家看作是一個以他本人為首的大家庭。在國王眼裡，叛逆的殖民者就像一群被寵壞、忘恩負義的孩子。照蒂利亞德的說法：「對孩子和他的兄弟姐妹來說，只要能夠保持盡職和忠誠，喬治就是他們慈愛且溫柔的父親。在喬治的內心，他為家族每個人都設計了一套他所認為最適合其生活的方式。但如若他們想要以與他所設計相左的方式生活，喬治絕不會與他們談判，更不會妥協。他對待美洲臣民的態度也是如此。作為他的孩子，他們就要和他真正的孩子一樣，必須承認喬治作為父親和國王的權力。如果道義不能使他們回歸祖國，那麼就必須採用武力。」但革命者不僅不領情，卻反過來指責國王阻礙他們的茁壯成長：對他們來說，仁慈的父親正轉向殘酷和專制。

國王深知，對大英帝國來說，用武力解決美洲殖民地問題的風險極其巨大。眾所周知，喬治三世一向以維護王室尊嚴、保護在海外受到脅迫的忠誠國民（尤其是美洲保皇派）為己任，但與此同時，他也要考慮「七年戰爭」之後英國的國際地位和與歐洲諸國的關係。這位君主擔心，美洲殖民地的喪失不僅會給英國權益帶來毀滅性的打擊，而且可能會放鬆英國對愛爾蘭和英屬西印度群島的控制。

因此，喬治三世顧慮重重。一方面他已將國家置於戰爭邊緣，另一方面他又向議會作出保證：他將以寬宏大量的方式，以軍事行動作為輔助來對付叛亂分子——作為他們的父親，國王將以「溫柔和仁慈」的態度接受任何悔改的殖民地叛亂分子。王室的支持者（託利黨，即所謂「國王之友」）也紛紛主張採用國王的強制手段，認為這是一場反常的叛亂。然而在支持和平調解的輝格黨看來，這卻是一場反常的內戰。事實上，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言，這是「現代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景：受教育群眾對政府使用軍事力量作為公共政策工具的行為，進行了廣泛批評。」——這一問題的分歧使英國決策者在美國問題上陷入更深的兩難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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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的戰爭

與猶豫不決的大英帝國領導人相比，殖民地人民想法很天真很簡單。正如歷史學家埃德蒙·摩根所言，無法無天的美洲人「除了以身為英帝國臣民感到自豪外，感到此帝國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它撒手不管你。」早在幾十年前，殖民者就提出「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認為英國自中世紀起只有議會代表達成一致國家才有資格徵收內部稅，而現在美洲殖民地在議會裡連個代表都沒有，憑什麼要交稅？（對此，詹森博士的答覆是「殖民地居民不能拿從前不交稅做理由：我們不會讓一頭小牛耕地，但長大後則另當別論。」）此外，美洲人還表示，根據幾百年來的習慣，美洲一直採用貿易特權與外部稅（主要是關稅）來換取自治權，可謂古已有之；再說「七年戰爭」是英國與歐洲大陸諸強爭霸的戰爭，與殖民地了無幹涉，因為軍費開支（英國由此欠下1.4億英鎊的巨額債務）而增加殖民地賦稅顯然毫無道理。

在這些無休止的爭論中，更直接也更要命的問題也出現了——殖民地與母國的紐帶來源於王室曾經頒發的殖民特許狀，這類封建殘餘文件使得殖民地人民意識到自己只應該效忠於國王，而非議會。而事實上，「光榮革命」以後，英國國王的權力已經遭到嚴重削弱，議會才是國家權威的體現。唯其如此，美洲的激進分子一再強調，英國議會無權幹涉美洲殖民地政治，英國議會與美洲各殖民地議會應是平行機構——從這點上不難看出，日後的美國獨立戰爭可以說是「光榮革命」的一種延續：對英國來說，「光榮革命」未能在美洲開花結果，議會的權威未能得到尊重；而對美國來說，殖民地要想盡一切辦法打破現狀，擺脫英國議會的控制。

在向國王請願的三天後，大陸會議還代表「美洲同胞」向大不列顛居民發表講話。殖民者表達了他們對憲法和經濟的不滿，以及他們對於受專制政權奴役的恐懼，並向他們的英國同胞懇求：難道不是他們共同的祖先，政治自由傳統，以及他們先前為保護帝國的戰爭中流下的血汗，將他們聯繫在一起嗎？難道不存在這樣的危險——「那些刺穿美國兄弟們的士兵」下一次會將刺刀轉向國內的同胞？

在美洲叛亂分子心裡，他們是在合理地抵抗帝國暴政，而對於他們的君主來說，這就是叛國。早在1773末發生波士頓茶黨事件之後，英國的一位貴族便建議說，應該對叛亂分子 「處以絞刑，綁在囚車上拖往刑場，將他們對半肢解。」大陸會議在1775年7月向喬治三世發出最後一次避免戰爭的和平請願，但喬治三世拒絕接受橄欖枝，並且責令樞密院發布一份關於「鎮壓叛亂和暴動」的公告。公告裡宣稱，美國人現在處於「一場公然的叛亂之中，……他們正在籌備和部署，準備叛國，並將發動對我們的戰爭。」當美洲叛亂分子得知國王拒絕接受他們忠誠的請願書，反而宣布他們為叛軍後，以塞繆爾·亞當斯等人為首的激進派開始全身心地投入脫離大英帝國、為獨立而戰鬥的革命之中。

塞繆爾·亞當斯

面對大陸會議的籲請，喬治三世不為所動，而是立即著手平息叛亂。10月底，他在國會發表了一次決定性的演講，闡述其強硬的立場。國王分析了美洲的情況，指出那裡的叛亂分子「正公開宣揚他們的起義、敵意和叛亂。」他們組建軍隊，徵稅，篡奪「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作為回應，國王表現出他堅定不移的使命感和信念：他將使殖民地回歸臣服狀態，並將他忠誠的美洲臣民從叛亂分子的暴力壓迫中解救出來。

同時，國王派出的特使開始與其他國家磋商戰爭公約——在17世紀70年代，英國僱傭外國軍隊作為輔助武力，幫助其海外作戰。這種做法在鎮壓本土的叛亂方面，由來已久。這一點其實非常必要，因為英國憲法不允許君主在和平時期維持一支龐大的軍隊。所以，為了在戰爭伊始就能迅速調動大量部隊，國王不得不將目光投向英國海岸線以外的地方。1775年，英軍只能募集約36000士兵，而其中8000人在北美；等到戰爭結束時，人數就達到100000人。據史料披露，喬治三世的使節早在1774年冬天就與德國代表開始了秘密談判，這表明向殖民地派遣軍隊並非一時心血來潮——國王早在列剋星敦戰役前就認真考慮如何使用軍事力量。

喬治三世在國會發表激進演講的兩周後，也就是在1775年11月初，他策劃了一次影響深遠的內閣重組，目的在於將其轉變為更為強硬的政府。國王把喬治·傑曼勳爵（Lord George Germain）提拔到美洲事務大臣的關鍵位置——喬治·傑曼勳爵素來以對美洲叛亂分子的強硬立場而聞名。傑曼推薦的英軍統帥是威廉·豪勳爵——這是一位爭議人物——在紐約之戰中，面對有利戰機，豪並未窮追猛打一舉消滅北美叛軍，從而使得英國喪失了將獨立戰爭扼殺在搖籃中的關鍵機遇。豪日後辯解說，這樣做的理由，首先是因為他覺得有必要謹慎使用手上的軍事資源（蓋因遠隔重洋、補給不易）；其次也是由於他個人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跟國會中若干輝格黨成員一樣，豪屬於「親美人士」，希望打一場懲戒性的有限戰爭（而非全面戰爭）——即通過展示英國的軍事優勢不戰（或少戰）而屈人之兵。他認為自己執行的主要是一次「警察行動」，並肩負有恢復和平的使命（他反覆試探過與美方媾和），覆軍滅國固然痛快，卻會永久地撕裂英國社會（豪仍然把北美人看成英國人），所以豪希望通過有節制的作戰釋放善意，將北美人帶回談判桌，也寄希望於如此一來，戰後重建方能收拾人心。

在豪將軍受命之初，一位匿名作家便在醒目的警語中告誡道，豪家族的榮譽正受到威脅。如果英軍打了敗仗，豪將「在其兄弟誓死捍衛的戰場上，屈辱地倒下」，之後「豪的名字在美洲將在嘆息中被提及。」反之，如果豪用「鮮血清洗美洲大陸」，那麼他將因違反天性和人道，在來世贖罪。當然，歷史已經證明：豪的問題是，他低估了獨立革命深入北美社會的程度，仍然在用十八世紀戰爭的眼光來看問題，認為在戰場上擊敗一支軍隊足以引起某種政治後果。但是美國獨立戰爭其實是歷史的先聲，更類似於十九世紀之後的大眾戰爭，理性計算並不起主要作用。豪不久即會發現，被「命運」所鼓舞的大眾對戰爭的忍耐程度非同尋常。正如歷史學家埃利斯（Joseph Ellis）所說：「豪氏兄弟的軍事策略的中心設想，也就是那種認為北美叛亂所得到的支持脆弱且膚淺的想法，被證明是錯誤的。」事實上，即使豪在紐約之戰中殲滅華盛頓軍，繼而分割消滅了整個反抗力量，恐怕戰爭仍會繼續——須知華盛頓與大陸會議的失敗並不等於英國的勝利。正如豪本人所發現的，徵服很容易，長久的徵服卻很難。開戰之前，埃德蒙·伯克在英國議會演講的時候說道：「單靠動武只是一時的辦法。它也許能鎮壓於一時；卻不能剷除再一次鎮壓的必要；一個國家，若需要不停地被徵服，那是不可能統治的……。」

對於交戰雙方來說，戰爭的進程皆可謂艱苦卓絕。由於英國領導層內部矛盾重重，加上將帥失和，英軍被迫由攻轉守。約克鎮戰役後，英軍副統帥康沃利斯率部投降。但喬治三世仍然不肯承認失敗：他正式拒絕了停戰和談的請求，反而要求議會和政府加大徵討力度，以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喬治三世的頑固態度使得戰爭被人為拉長，並使得英國蒙受更大損失——在隨後的幾個月中，英國海軍與法國西班牙聯合艦隊展開決戰，大敗虧輸。由於制海權完全喪失，英軍的全面潰敗已在所難免。

約克鎮圍城戰役

1781年3月，輝格黨人提出一項動議，認為現政府的繼續執政「將導致國家的毀滅」。伯克在國會發表演講，一方面攻擊諾斯政府的決策（「收稅不等於收益」）造成北美殖民地走向獨立，另一方面又指責強大的王權對於政府決策的影響。從表面上看，他們是在攻擊政府，但背後隱含的要求是，喬治三世必須為北美危機負責——這實際上顛覆了一直以來「國王不會犯錯」的傳統信念，王權的合法性遭遇空前危機。

除了國王和首相，伯克在演講中對英國民眾也提出了批評——幾乎無一例外，在戰前，「國王和議會的每一次行動都得到民眾的普遍支持」。尤其是針對愛爾蘭、北美和印度的暴政，英國民眾認為事不關己——他們或者無動於衷，或者拍手稱快，直到議會開始提高稅率，擴充軍隊，並以戰爭狀態為由廢除「人身保護令」，他們才如夢初醒，開始群情激憤。在伯克看來，「公共輿論的消失與獨立戰爭期間政府的短視行為之間大有關聯。」而在這一點上，剛愎自用的國王顯然難辭其咎。

在輝格黨反對派以及各種激進勢力的共同作用下，作為「替罪羊」的諾斯首相及內閣黯然辭職。喬治三世的個人專制統治也隨著北美獨立而黯然終結。這一結果使得喬治三世之前「重振王權」的夢想化為泡影，反之亦使得「光榮革命」的成果得以鞏固，君主立憲制又重新回到原先的軌道。經歷了喬治三世時期的迴光返照後，隨著政黨政治的日益成熟以及責任內閣制的形成和完善，英國王權乃真正走向衰落，君主「統而不治」的時代逐漸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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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的轉變

和伯克觀點相似，歷史學家喬治·特裡維廉也認為「喬治三世應該為丟失美洲負責。」對此，一向富於道德反省且以維護大英帝國利益為使命擔當的喬治三世也陷入良心的自責與悔悟。1883年，國王痛定思痛決定改組內閣，延請小皮特擔任首相。這一次的人事改革與他即位初期任用布特（Bute）伯爵相比，效果截然不同。蘇格蘭人布特對英國朝政一無所知，僅憑國王私人教師的身份統領內閣，本難以服眾。此外，布特與王太妃的親密關係更使得朝野上下物議沸騰，從而導致喬治三世執政初年朝政紊亂的局面。而小皮特出身於貴族世家，其父老皮特在喬治二世時代曾任首相，聲望卓著。英國政壇的貴胄之子，自幼接受政治培訓，通常一旦成年便有機會進入國會歷練，因此深謀遠慮，通達幹練，遠非常人可比。而小皮特正是這樣一位「國之棟梁」。國王也順水推舟，將軍國大政一應委之，自己則退居聖詹姆斯宮，專注於各項文教及慈善事業。歷史學家大多贊同下述觀點：對大英帝國而言，丟失美洲殖民地引發了更廣泛的改革——用史蒂芬·康威(Stephan Conway)的話說，此次失利「促進英國人反省，從而導致了一場道德革新運動。」而這一場由國王本人發起並主導的革新運動也是這一「人道的，開明專制的」大英帝國決定性的轉變。

國王早年以性格倔強、固執己見而著稱。在即位後第一次國會演講時，他便聲稱不同於父祖，恆以「不列顛之名而自豪」。國王自幼胸懷大志，又勤奮自勵，就連輝格派歷史學家梅（Thomas Erskine May）也不得不承認他完全配得上「愛國君王」（a patriot king）的稱號。痛感於之前兩位喬治國王沉湎嬉戲、荒廢政務，他立志要重振王權，但在向政府奪取權力的過程中，因為缺乏政治經驗，操之過急，結果卻適得其反——他不滿於朝臣顢頇拖沓，因此無論大事小事，事必躬親，不僅毀損了健康（他晚年因長期高度緊張而患上精神性疾病），也降低了自己的聲望。日後在談到18世紀英國政治時，溫斯頓·邱吉爾曾尖銳地指出，早期的喬治三世「善於處理瑣碎小事，而對基本原則和重大問題卻難以駕馭」，是一個根本無力「遏制腐敗之風」的不稱職者——國王急於求變，難免任人唯親：他即位不到兩年，「國王之友」派便在下院佔據了多數。儘管他們尚不是現代人所理解的那種黨派，但朝野上下很快便明白了「國王之友榮，政府之友辱」的道理。當然，打著民主、民選的旗號，卻能夠安享各種集權、專制的好處，這也並非英國現代化進程中特有的現象——美國19世紀早中期的「政黨分肥制」便隱含了喬治三世頂層腐敗的政治基因。

喬治三世為人古板、立身謹嚴，對宮廷舞會之類毫無興趣，但對藝文之事卻情有獨鍾。早在1768年，在他的倡議和推動下，英國便成立了皇家藝術協會——喬治也被當時的藝術家譽為繪畫之王。1780年代以後，他則將更多精力轉移到農業生產和技術改進之上：喬治三世親力親為，積極促進農業改良，不僅在溫莎直接經營新型農業，並在近郊建立英國皇家植物園，還為英國引進美利奴羊，大大提高了英國的羊毛產量——當時英國著名農業專家阿瑟·揚(Arthur Young)乃將喬治譽為英國農業技藝的領袖，受人敬愛的「農夫喬治」的暱稱也流行開來。

阿瑟·揚(Arthur Young)

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喬治三世對慈善事業亦相當關注，包括瘋人院、感化院等在內的許多慈善組織都將喬治國王作為自己的主要庇護人。此外，他還非常關注教育問題。當時英倫推廣的先進教育理念和方法，無論是「主日學校」，還是「蘭開斯特導生制」，都得到他的褒獎和肯定。1786年 8月，國王途經聖詹姆斯廣場，遭遇一名發瘋女子行刺。事後，喬治三世不僅赦免了這位名叫尼克爾森的可憐女人，還表示要對她的訴求進行公正處理。這在當時激起了全國上下對喬治三世同情和效忠的熱情——人們既為國王的安全脫險感到欣慰，同時又對其面對危機表現出來的鎮定和對臣民的寬容感到敬佩。1789，喬治三世恢復健康後，牛津教授託馬斯·沃頓 (Thomas Warton)在頌詩中寫道：「全城燈火通明，/民眾自發點亮自家的櫥窗，/為國王恢復健康而慶祝，/甚至包括所有的大學學院。/」

英國18世紀政治改革家薩繆爾·羅米利(Samuel Romilly)認為喬治三世是歷代漢諾瓦君主中極具個性的一位。他既虔誠信仰國教，又重視家庭倫理，他的道德觀與英國中產階級倫理道德觀極為契合，故而能得到民眾的認同和擁戴。對此，羅米利進一步分析道：「從他即位伊始到北美獨立戰爭結束，喬治三世是有史以來最不受歡迎的國王之一；但現在(1809年)他是最受歡迎的國王，雖然此時政府的特徵或精神並無絲毫變化。」而其中的緣由顯然在於時局的變遷——當法國大革命爆發之際，在關乎國家利益與民眾福祉的重要時刻，國王選擇站在人民一邊，反對「親法派」的權臣、輝格黨領袖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這奠定了其民意基礎，也使得國王可以根據人民的意願——而非國會的投票——來選擇首相和政府。當然，「最為重要的，是法國大革命的恐怖。」——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及其隨之蔓延的暴力恐怖，使得英國民眾深刻領悟到和平穩定的政治局面來之不易，感受到君主立憲與法國封建王權相比的制度優越性，同時對寬厚仁慈的國王也益發敬重，甚至連「丟失」美洲這樣的過錯也被淡忘。這是歷史的弔詭之處：小皮特首相執政，喬治三世的政治影響力逐漸下降；但與此同時，喬治三世卻日益受到國內民眾的愛戴，甚至被讚譽為「不列顛的保護神」。其中的教益，值得後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