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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導讀
無論一場革命的起源是什麼，除非它已經深入大眾的靈魂，否則它就不會取得任何豐富的成果。於是，歷史事件由於大眾的獨特心理而獲得了特殊的形式，而大眾運動也因此具備了如此顯著的特徵，以至只要描述其中的一個我們就可以理解其他的運動。
因此，大眾是一場革命的工具，卻不是它的出發點。大眾象徵著一種無組織的存在，如果沒有人在前面領導它，它就碌碌無為、一事無成。大眾一旦接受了刺激，很快就會超越它，但大眾不能自己創造刺激。
作者簡介
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 1841—1931），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群體心理學創始人。
革命的分類
我們一般都將「革命」一詞用於突然的政治變革，但實際上這一措辭可以用來指一切突然的變化，或者是表面上突然的變化，無論信仰、思想還是學說層面。
我們在其他地方已經考察過，理性的、情感的以及神秘主義的因素在意見和信仰——決定人們行為的正是意見和信仰——的起源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一場革命最終可能會變成一種信仰，但它卻常常是在相當理性的動機驅使下發動的：或是對苛刻的暴政的反抗，或是對令人憎惡的專制政府的反抗，或是對某個不得人心的君主的反抗，等等。
儘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純粹理性的，但我們千萬不能忘記，除非理性轉變為情感，否則革命醞釀過程中的理性不會對大眾有什麼影響。
理性邏輯能夠指出即將被摧毀的暴政，但是，如果想用它來引導大眾恐怕效果不大；只有情感的因素以及神秘主義的因素才能給人的行為動力，才能影響大眾。例如，在法國大革命中，哲學家運用理性邏輯來指責舊制度的弊端，激發人們改革的願望；神秘主義邏輯依靠一個社團，根據某種原則來發展其成員，激發人們的信仰；情感邏輯則釋放了人們多少個世代以來一直受到禁錮的熱情，並導致最惡劣的放縱；集體邏輯支配著俱樂部、議會等團體和機構，推動其成員的行動，結果使他們犯下了其他任何一種邏輯都不會導致的暴行。
無論一場革命的起源是什麼，除非它已經深入大眾的靈魂，否則它就不會取得任何豐富的成果。於是，歷史事件由於大眾的獨特心理而獲得了特殊的形式，而大眾運動也因此具備了如此顯著的特徵，以至只要描述其中的一個我們就可以理解其他的運動。因此，大眾是一場革命的工具，卻不是它的出發點。大眾象徵著一種無組織的存在，如果沒有人在前面領導它，它就碌碌無為、一事無成。
大眾一旦接受了刺激，很快就會超越它，但大眾不能自己創造刺激。突然的政治革命雖然能給歷史學家強烈的震撼，但它通常是無足輕重的；真正偉大的革命是行為方式的革命和思想的革命。因此，變換政府的名稱並不會改變一個民族的精神狀態，推翻一個民族的制度也不會重塑它的靈魂。
真正的革命，也就是那些改變民族命運的革命，總是進行得如此緩慢，以至於歷史學家們甚至很難指出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因此，「進化」這一說法比「革命」更為貼切。當我們深入考察大多數革命的起源時，我們會發現，如果要對它們進行分類，我們前面列舉的各種要素就顯得有些捉襟見肘了。
如果僅僅從革命對象這一角度考慮的話，我們可以把它們分為科學革命、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
科學革命
到目前為止，科學革命是最重要的革命。儘管科學革命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它卻常常能夠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而這是政治革命所不能做到的。因此，我們對它首先加以考慮，儘管我們在這裡不能深入地研究它。譬如，如果說自大革命時代以來，我們的宇宙觀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那僅僅是天文學上的發現以及試驗方法的應用所產生的革命性後果，人們在描述宇宙現象時，不再求助於上帝之類怪誕的想法，而是認為它是受永恆規律支配的。由於這樣的革命進展得極其緩慢，所以可以恰當地稱之為「進化」。但還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科學革命，雖然有同樣的效果，但由於它們進展迅速，所以配得上「革命」之名。例如，達爾文的理論，短短數年就顛覆了整個生物學界；又如，巴斯德的發現，使巴氏在有生之年即給醫學界帶來了革命性變革；再如，物質裂變理論（theoryofthedissociation of matter），它向人們表明，以前被視為永恆的原子亦不能擺脫宇宙萬物衰變、消亡的法則。這些發生在觀念領域內的科學革命是純粹知識性的，我們的情感和信仰對它們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人類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它們，由於它們的結果受到實驗的控制，所以它們可以免除一切批評。
政治革命
接下來要說一說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科學革命帶來了文明的進步，而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作用則遠遠趕不上科學革命，它們之間也沒有任何親緣關係。
科學革命的唯一起源就是理性因素，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幾乎完全只受神秘主義因素支配，理性對它們起源的影響微不足道。在《意見與信仰》一書中，我已經詳盡地探討了信仰的兩種起源——情感的起源和神秘主義的起源，它表明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構成了一種精微的無意識信仰行為，不管其外表如何，理性對這種信仰無從施加控制；我同時也證明了信仰往往強烈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至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擋它。人一旦受到信仰的催眠，就會變成一個信徒，隨時準備為了信仰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至於他的信仰是否荒謬絕倫，那已無關緊要；對信徒來說，信仰就是明擺著的事實。對信仰的神秘主義起源堅信不疑使它有了一種神奇的力量，以至於它竟可以完全地控制人們的思想，對於這種力量，也只有時光的流逝才會使它發生改變。
正是由於信仰被視為絕對真理這一事實，使它必然變得不寬容。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暴力、仇恨和迫害常常是重大的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的伴生物，其中又以宗教改革和法國大革命最為典型。信仰有情感的和神秘主義的起源，如果我們對此視而不見，我們就無法理解法國歷史上的某些階段。當人們互相交往時，他們不相寬容，不相調和，這都是神秘主義的信仰作用於情感從而體現出來的力量。如果我們看不到信仰之情感和神秘主義的起源，看不到信仰必然的不寬容性，看不到人們在交往時不可能實現的和解，看不到神秘主義的信仰對情感所具有的強大力量，那麼，大革命歷史中的某些階段就依然得不到理解。上述概念對歷史學家來說顯得過於新奇，還不足以改變他們的思想，他們試圖繼續通過理性邏輯來解釋那些顯然與理性無關的種種現象。例如宗教改革，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淹沒了法國，它就不是由理性的影響決定的。然而，甚至是在最近的著作中，人們仍用理性的影響來對它加以解釋。比如，在拉維斯先生和朗博先生合著的《通史》中，我們就讀到這樣一段關於宗教改革的解釋：
這是一場遍及全國的自發的運動，人們通過各種形式來參與這場運動，從閱讀福音書到個人的自由思考——這一切都表明個人可以擁有極為虔敬的道德心和非常大膽的推理能力。與這些歷史學家的斷言恰好相反，我們可以肯定如下幾點：首先，諸如此類的運動絕不是自發的；其次，理性在其中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夠擁有撼動世界的力量，恰恰就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它們源自情感的和神秘主義的因素；它們既不是由理性塑造的，也不受理性的引導。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有一個共同的起源，並遵循同樣的法則，它們的形成更多地藉助了非理性的力量，而不是理性的力量。佛教、伊斯蘭教、宗教改革、雅各賓主義、社會主義等，看起來似乎是迥然不同的思想形式，然而，它們卻有著相同的情感基礎和神秘主義基礎，它們遵循的是一種與理性沒有任何關係的邏輯。政治革命可能是由深植在人們頭腦中的信仰所導致的，但革命的產生還有許多其他原因，這些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不滿」。只要不滿開始普遍化，一個反對派就會形成，它常常可以強大到足以與政府相抗衡的程度。
不滿要想發揮作用，必須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醞釀和積累，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一場革命通常表現為一種連續的狀態，其間它的演化有加速之勢，而不會是那種一個階段結束，另一個階段接踵而至的現象。但是，幾乎所有的當代革命都是突然爆發的運動，它們頃刻之間就導致政府垮臺，比如，巴西、葡萄牙、土耳其以及中國的辛亥革命都是如此。與我們通常的看法相反，那些非常保守的民族往往熱衷於最激烈的革命。恰是因為其保守，所以他們才不能接受緩慢的進化，不能適應環境的各種變化，所以，當矛盾變得過於激烈時，他們常常傾向於猝變。這種突然間的進化就成為一場革命。即使那些適應漸進演化的民族，也並不總是能夠避免革命的發生。比如，在英國，君主尋求個人的絕對權力，而人民則主張以代表為媒介實現自主。這場鬥爭拖拖拉拉近一個世紀，直到1688年，才通過一場革命對此做了一個了斷。
大的革命通常都是由上層人士而不是下層人民引發的。但是，一旦人民掙脫了枷鎖，革命的威力就屬於人民了。很明顯，如果離開了軍隊中非常重要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革命過去不會發生，將來也不會發生。並不是在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的時候，王權在法國才開始崩塌，早在國王的軍隊拒絕保護他的那一刻起，王權就已經不存在了。
軍隊漸生叛意，對現存秩序的存亡無動於衷，正是通過精神傳染這種方式達到的。儘管希臘和土耳其這兩地制度並無類似之處，但是，當少數軍官的聯合成功地推翻了土耳其政府時，希臘軍官便密謀步其後塵，改組希臘政權。一次軍事行動也許能夠推翻政府——比如，在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拉美各共和國，其政府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被軍事政變推翻的；但是如果革命想取得重大成效，就必須依賴普遍的不滿和普遍的希望。除非不滿是普遍而強烈的，否則僅僅是不滿還不足以引發一場革命。領著一伙人進行劫掠、破壞和屠殺當然不難，但是，要發動整個民族，或一個民族的大部分人，則非得革命領導人具有堅韌持久的勇氣、百折不撓的精神。他們誇大不滿，向憤憤不平的人們灌輸，當前的政府是一切苦難，尤其是當前的饑饉的唯一根源，並信誓旦旦地向人們保證，他們所提議的新制度將造就一個幸福的時代。藉助暗示和傳染這兩種途徑，這些思想得以萌發、傳播，一旦時機成熟，革命也就水到渠成了。基督教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正是通過這種方式醞釀成熟的，只不過後者用了幾年時間就完成了，而前者則頗費時日。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法國大革命很快就有了一支可供自己支配的軍隊，而基督教則花費了很長時間才贏得物質權力。開始時，基督教僅有的信徒就是下等人、窮人或奴隸。他們滿懷熱情，憧憬著自己今生悲慘的生活能換取來世的幸福。歷史不止一次地向我們證明，通過自下而上的傳染，教義最終擴散到一個國家的上層。但是，在一國之君認為新的宗教信徒眾多到足以接受其為國教之前，肯定要經歷很長一段時間。
政治革命的結果
當一個政黨取得勝利時，它很自然地就會根據自己的利益來組織社會。至於把社會組織成什麼樣，這得視革命是受士兵、激進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等的影響而定。新的法律和制度將取決於獲勝黨派以及支持它的社會階級的利益，比如說教士的利益。如果革命是通過純粹的暴力鬥爭而取得勝利的——法國大革命就屬於這種情況，那麼勝利者將全盤否定舊的法律體系，已經倒臺的舊制度的支持者將受到迫害、流放或消滅。獲勝的黨派除了要保護自己的物質利益之外，還要捍衛自己的信仰，因此，在這些迫害中所使用的暴力就會達到極致，那些被徵服者休想得到一絲憐憫。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西班牙要驅逐摩爾人，宗教裁判所要對異教徒施以火刑，國民公會要實行嚴刑酷法，以及為什麼法國最近要頒布法律禁止宗教集會了。勝利者所擁有的絕對權力有時會導致他們採取極端的措施，例如，國民公會就曾頒布法令用紙幣代替金幣，對商品進行限價等。不久，它就在生活必需品的限價上碰了壁，對它的非難之聲四起，到大革命行將結束的時候，它幾乎已經成了一紙空文。同樣的事情最近也發生過，澳大利亞的一個幾乎完全由工人組成的社會黨內閣頒布的法律是如此荒謬，竟一切以工會的特權為準，結果遭到公共輿論的一致譴責，不到三個月，這個內閣就倒臺了。不過，我們所考慮的這種情況一般都屬於例外，大多數革命都是以一個大權在握的新元首之確立而告終。
這個新元首深知，若要維持他的權力，首先就不能只考慮某一個階級的利益，而應該折中調和，兼顧各方。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必須在各種勢力之間建立一種平衡，以免受制於任何一個階級。允許某個階級坐大無異於聽任自己大權旁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這是政治心理學中最確鑿無疑的定律之一。法國歷代的國王都深諳此道，他們勵精圖治，積極鞏固王權，先是抵制了貴族的侵蝕，隨後又削弱了教士的勢力。只有這樣，他們才避免了重蹈中世紀德意志皇帝不幸命運的覆轍，沒有像亨利四世，被教皇革出了教門，名譽掃地，最後不得不前往卡諾薩覲見教皇，謙恭地乞求他的寬宥。 同樣的法則在歷史進程中不止一次地得到印證。在羅馬帝國末期，軍事集團炙手可熱，煊赫一時，皇帝得完全依靠他的士兵，其存亡廢立悉取決於他們的意願。因此，對法國來說，長期地由一個幾乎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來統治未嘗不是一個巨大的優勢，由於這樣的君主以君權神授為依託，所以他享有極高的威望。沒有這樣一種權威，他就不可能鉗制封建貴族、教士乃至議會的勢力。如果波蘭在16世紀末也擁有一個既具有絕對權力又能受人尊敬的君主，那麼，它就不至於日漸衰微以致從歐洲的地圖上消失了。在這一章中，我們業已揭示了政治革命可能伴隨的重大社會變革。接下來，我們就要看一看，同宗教革命所帶來的變革相比，它們顯得多麼無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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