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資產階級革命、世界範圍內的反殖民浪潮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當今的國際社會，主權國家成為實現安全、民族復興等集體目標的主要行為體。無論是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還是中國等古老帝國向現代國家的轉型，抑或是通過反殖民運動成立的獨立國家，都面臨著國家的建構與發展問題。從傳統社會到現代國家，工業化帶來的變化不僅有國家群體結構規模與經濟體量的增加，以及現代社會文化教育的普及與人們認知能力的提高而引發的國家治理的複雜性，而且還有對政治價值的詮釋方式，以及政權組織政治認同的手段。維護政權的權威、形成民眾的國家認同、建立高效率行政體系以及推進社會經濟的進步等是每個現代國家需要完成的任務。像傳統王朝一樣，現代國家觀念的形成與政治體系的構建需要藉助政治符號完成，而當國家建設所遵循的價值體系發生改變的時候，面對不同的社會結構、歷史情境，符號系統作為人類社會對意義的表達，其協助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功能轉變也越來越明晰化。對政治符號功能的分析如果缺少對社會變遷的關注，探究政治符號在不同的歷史時段是如何受情境的影響所發揮作用的變化，進行比較分析，就無法產生充分的說服力。
政治符號既有國旗國徽等將抽象的國家具象化的物品，也有服飾、儀式等國家權威、社會身份的象徵物，還有標語、建築等以行動視覺製造集體記憶的政治事務，甚至還有地點、人物、事件等意識形態觀念……眾多的政治符號在人類早期社會生活中承擔了神化、區分、控制、支配等重要功能。近代以來平等觀念出現，報紙等文字傳播的普及使政治統治不再依靠神的觀念來維持，國民與國土也不再是統治者的個人所有而是成為一個共同體，國家行政效率、經濟發展的方向與速度更體現了國家能力，公共權力要對社會關係進行不斷調整以實現對全社會的動員。這些都要求現代國家必須在合法性建設、共同體意識的建設、國家能力建設和權力關係建設中，「尋求一個……新的符號框架」來實現人們頭腦中的國家觀念的構建。現代國家的建設要求政治符號的政治功能逐步轉向象徵、整合、治理、動員等新的使命，能否成功地將符號系統對政治價值的理性表達與社會心理活動相聯繫，實現對民眾認同的充分動員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政治符號的設計和使用。
一、合法性建設中從神化到象徵的轉向
在社會生產力低下、知識也不普及的條件下，生活的苦難與人們對自然界的無知使人們更傾向於尋求超自然力量的保護，以及敬畏和遵守自然界的禁忌。專制君主統治的神聖性塑造與最初宗教獲取力量的方式一樣，都是藉助儀式等政治符號實現。在所有的禁忌中，首先敬畏的應該就是祖先的靈魂。因此，葬禮是最早體現行為禁忌的儀式，它不僅是對參加者行為產生告誡，也是對亡者親人以固定的程序來安慰和緩解悲痛感，以及獲取力量。專制統治中所有體現祖先崇拜的儀式如君主葬禮、登基、祭天等均是一個目的：顯示王權統治受命於天。只有把統治歸因於上天的意志，才能把君主奉為「正朔」，那麼民眾對君主的服從也就成為理所應當的事情。正朔的原本涵義指曆法天象方面的新的年輪的開始，用在君主身上就成為了時代的開闢者。因而君主下達命令（詔書）時往往首先會說「奉天承運」。「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古代常常把君主的統治是否符合天意用天象來體現。風調雨順則其統治是符合天象的；相反，如果幹旱歉收，君主則要下「罪己詔」……各代君主都把自己塑造為具有通曉神諭的超凡力量。政治符號正是君主用來神化統治權力，體現國運與上天意志，象徵著對天下的統治：「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西方君主鞏固君權則多是藉助宗教的力量，通過加冕彰顯「君權神授」。
宣揚王權神授除了產生合法性使統治獲得服從的目的，另一方面就是與民眾保持距離，保持神秘感，才能產生威嚴避免反抗。正是因為無法了解，才需要君主代表著人與神之間的一個溝通媒介的角色壟斷神諭。符號系統的首要功能就是闡釋世界的認知功能。對儀式慶典等內容進行解讀有助於維護統治者的權威。例如，藉助魔法、宗教的神秘特性神化政權所有者，通過神聖氛圍創造意義聯繫，通過提升情緒激發行動，造成民眾產生敬畏心理。中國以及歐洲歷史上的君主統治都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傳遞和重複創造統治合法性的故事、標識、符號以製造統治神話。當然，符號作為統治的工具，在產生神聖的敬畏情緒的同時，儀式的神聖性也給人們內心帶來安全感。那種被祖先的靈魂關照、被神佑護的氛圍給儀式參與者帶來力量。「宗教告訴人們，信仰本身就能夠『移山填海』，能夠支配自然力量」。符號、宗教及神話等是人們面對未知世界時的依賴和精神的慰藉。「當維持和表達重要的『結構性的』風俗的互動一再地沒有得到履行時，就會導致不安全感和不穩定感」。藉助儀式符號的安撫作用，君主可以增強自己的統治力量。
近代推翻了君主專制，各國普遍實行政教分離，國家統治打破了「君權神授」的神話，卻也依然面臨國家合法性的構建以獲得民眾的國家認同的問題。新的民族國家中政治符號的使命究竟只是客觀地描述國家建構，還是具有規定社會結構的能力，在不同哲學家流派之間還充滿爭論，甚至有胡塞爾等人將符號分為「表述」和「指號」予以功能上的區分。但是，無論哪種功能，符號系統都是根據意識形態的要求通過理性被嚴格設計出來的，它所擔負的意義由國家佔優勢的階層所確定的價值秩序決定，象徵著國家的上層建築與社會結構。也就是說，政治符號本身沒有固定的意識形態屬性，它是在國家合法性建設中由其使用者賦予了特定的甚至是與前代迥異的政治涵義：「新政治勢力之祥瑞，無非舊政治勢力之妖異」。政治符號的本質取決於它被使用者所解釋的意義。
現代國家的出現僅僅是一個世紀以前的事，由於現代國家政治系統運作更為複雜而抽象，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距離，必須藉助於它的象徵物，才能使人們在心理上感受它的存在。儘管現代國家的政權合法性不再依靠神授，但依然需要以威嚴的國徽、雄壯的國歌、飄揚的國旗等形式把壯麗的山河作為家國圖景描繪在人們的想像中。國家象徵是一種人為的發明，旗幟、音樂、儀式、圖案等政治符號都是理性設計發明的產物，「它確保了國家象徵的呈現和再生產。在此過程中，高品質的象徵成為必然的追求，而這有賴於想像力的強化」。殖民時代英國對印度的等級塑造，歐洲對非洲的社會秩序的構造……國家象徵的構造都是人為的。隨著近代教育和知識的逐漸普及，象徵國家的符號內容設計也隨著人類理性認知能力不斷提高而豐富起來；另外由於近代社會教育的普及，受眾的知識素質提高，符號激發人們的想像力方面也更有成效。
符號系統象徵力的強弱取決它背後意義系統的生命力，受社會歷史情境所決定，反映著國家的進步與發展。每個時代所獨有的觀念都需要由符號將它具象化，符號系統的政治屬性決定了它會隨著現實政治力量的變化而沉浮，包括建築、道路等在內的政治符號見證著時代的盛衰。以近代中國為例，政治力量的發展變化以及時代的進步完全可以從國旗方案的選擇變化中窺豹一斑。最早用在清朝軍艦上的對外作戰以示區別的黃龍旗，以龍象徵著皇權；到革命派「驅除韃虜」口號的提出，武昌起義勝利的標誌鐵血「十八星旗」代表了當時的十八個行省，象徵著全國規模的反清力量。隨著革命的進行和全國政權的建立，「五族共和」與國家統一成為當時各派的普遍共識，當時，同盟會的力量還不足以統攝各派，因而民國政府確立「五色旗」為國旗，象徵著當時革命思想由排滿轉向整合，由解構轉向建設。到了北伐戰爭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蔣介石為了表明自己的正統性， 遵循孫中山的意願將依據國民黨青天白日黨旗設計的象徵著自由、平等、博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確立為國旗，顯示國民黨力量的上升；而最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象徵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的五星紅旗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正如國旗由國家來界定，國家同樣由國旗來界定」。可見，當傳統帝制發展為現代國家，政治符號也就從對君主統治進行神化、體現著王權對天下的所有進而轉向代表民意基礎、展現國家形象、形成國家觀念的象徵功能。可以說，國家象徵的形成充分展現了時代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民眾對國家的認知也隨著符號象徵力的不斷變化而進步。
象徵符號將抽象的國家不同於王朝君主統治的意義表示出來，通過發布新的符號意義體系適應現代社會結構體系，確立象徵物與象徵所代表的本體之間的關係。國家象徵要藉助符號系統才能完成，但是由於現代國家規模的龐大、公共生活內容的複雜以及利益群體的分化，要實現國家認同與社會整合，僅僅像社會生產力低下時期利用群體生活中自然產生的符號象徵無法滿足合法性建設的需求，必須藉助人為創造的新的符號體現國家權威與個體生活領域之間的緊密聯繫，以實現充分的社會動員，完成發展目標。「當社會衝突激烈時，政治動員和政治參與的程度就越高，人們對符號的需求就更旺盛，社會也就會創造出更多的新符號象徵」。可以說，現代國家象徵是構建國家觀念需要的一種「發明」，這種符號象徵在政治生活中是無處不在的。任何物品，其功能一旦超越於其實際功效之外就是象徵符號，「當不再受實際用途束縛時，物體或實踐就具備了充分的象徵和儀式用途」。任何發展出國家觀念與複雜政治關係的社會都會如此，所不同的，是符號被使用的方向。旗幟從代表皇權到國家象徵的轉變，意義都隱含在象徵物之中，「意義緣起於使用，而且透過對於這類運用加以巨細靡遺地追索」。政治符號的生命力就在於隨著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的變革而不斷改變角色，成為展現時代觀念變遷的媒介，每當社會產生一個新的觀念，就會有一個代表這觀念的符號應運而生。國家對符號系統所象徵的合法性根據的依賴如此巨大，它需要藉助民眾對象徵符號的接受而承認國家的存在：「合法性乃是某種可爭論的有效性要求，統治秩序的穩定性也依賴於自身（至少）在事實上的被承認」。作為現代國家象徵的政治符號不再是為皇權提供神化的工具，但是依然要幫助國家作為政治共同體在人們的觀念中保持權威與神聖，才能對公共生活產生整體性認識。
二、共同體意識建設中從區分到整合的轉向
在生產力還很落後的歷史時期，社會不同等級的人的身份區分都與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有關，例如食物的分配、服飾的選擇、儀式的用具排場等。「代表性象徵（亦即『帝王之神器』）需要一套位階體系」，出行車馬、服飾布料花紋、配樂、所使用的兵器、食物、草藥都可以作為區分等級身份的政治符號。統治階層要想盡辦法把等級制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天子之所佩曰璽， 臣下之所佩曰印」，除了作為權力標識的印信，甚至皇宮宮門的「門檻」，作為走進皇宮必須經過的地方，也可以從空間界限上區分了內外兩個等級，象徵著社會升遷的路徑選擇。
政治符號的區分功能是通過確定出每個人在社會中的身份位置，劃定社會等級間的界限，創造固定的身份和難以逾越的等級障礙得以實現。這讓人們安於現狀，有利於維護穩定與統治秩序。在王朝統治最為繁盛的時期尤其要嚴格「辨貴賤，定名分」。最早的最重要的儀式如祭祖、祭天等都是區分身份等級的重要時機，「用以表達個體在自己當時所處的結構體系中作為一個社會人的地位」。等級界限的設立是為了彰顯君王權力的威嚴與尊榮，使臣下產生畏懼心理，使這種情緒在社會臣屬和民眾中普遍渲染，既保持威嚴，又遠不可及，以產生「移奪心志」的效果，使人們向權威服從忠順，感到自己的卑微。通過符號系統的重複與強化，人們除了接受等級觀念，還在社會生活中養成了符合等級身份的生活習性，「生活風格是習性的有系統的產物，這些產物按照習性模式在它們的互相關係中被認識，它們變成了被社會定性（為「高雅的」、「庸俗的」等）的符號系統」。被符號系統固定下來的社會各階層的生活習性構成等級體制的整體價值：「提供了進一步聯繫的紐帶和傳播他們在所生活的社會居支配地位的價值的方式」。當然，這一整套的價值體系是在君主、貴族精英、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配合之下共同創造完成的。
而一旦王權衰敗則禮樂不興，各種政治符號的使用就出現混亂。以明朝服飾為例，後期中央集權制度弱化，官織縮減、官用絲織圖案的外流以及民間絲織業的發展，導致了織造與服用的混亂。官府對民間的僭服行為失去控制力，導致有錢的庶人也能穿上士族的服飾。嘉靖時，江南富足之地「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綴獸頭，循分者嘆其不能頓革」。而皇帝對立功的邊疆守將越等級特賜的現象加劇了服飾等級的混亂。符號體系的盛衰體現的是其背後所代表社會結構的變遷。時代變遷，改變的不是符號本身，而是對符號的運用與解釋的社會背景。社會歷史背景的改變，政治符號功能發揮作用的方向也發生著改變。
隨著近代工業革命帶來的平等觀念的形成，社會等級秩序的逐漸解體，以及面對國際競爭與事務合作的必然要求，現代主權國家，無論是君主體制還是民主國家，都需要建構高效的行政體制實現經濟競爭和社會發展，以完成現代國家的構建。面對外部競爭時，除了要有統一的國家名稱、共同的國家象徵、共同的發展利益之外，還要有各階層民眾統一的共同體意識。這包括兩個層次的內容：一是，面對世界舞臺上眾多政治體，主權國家作為一個獨立整體的面目出現；二是，國家內部的各階層民眾心理具有對同樣作為一國國民的相同身份的認知，彼此間具有整體意識。這自然對政治符號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也就是布迪厄提出的符號系統具備的第二種功能：通過「符碼」對社會進行整合。「作為認知整合的運作者，它們根據其自身的邏輯推動了那種對任意武斷的秩序的社會整合」。尤其在國家的發展轉型期，國家象徵符號系統承擔著傳承歷史傳統，詮釋現實關係和凝結未來路向的整合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使命。
符號系統完成整合使命是通過凝結認同實現的。在社會變遷過程中，人群不斷融合，促進社會結構整合的潤滑劑，就是認同。認同起源於政治符號承載的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並通過刻寫記憶聚合社會情感。國旗國歌對國家形象的代言只是把民眾對國家的想像具體化，但這個時候還沒有使它產生神聖的信仰。從象徵國家到在民眾心中產生國家觀念還需要有共同的記憶作為共同體意識產生的基礎。紀念日、儀式、紀念碑等形式的符號內容就是對國家建立、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人們予以表彰紀念，以在民眾心中形成印象。集體記憶不是個人記憶的累加，也不是對經歷的自然記錄，而是遵循歷史發展的軌跡，依據經濟發展水平、社會觀念認知以及政治發展目標而設定的，是人為構建的過程，也是多元的和競爭的。
社會集體記憶的構建並不是憑空的，個人的記憶有對痛苦經歷的選擇性遺忘的特點，社會記憶也是如此。符號系統對共同記憶是建構還是解構取決於國家建設的任務是要消解之前政權的記憶還是構建現在的認同。國家通過選擇政治符號記錄和展現國家歷史的苦難與輝煌，纂刻符合發展方向的共同記憶；通過儀式、文獻、場址等政治符號的翻新塑造符合當下意識形態的集體記憶，對已過時的記憶予以覆蓋。比如近代中國國家觀念在國民心中的逐步形成，與近代中國全民族的民主主義革命經歷分不開。北伐戰爭與張學良在東北的改旗易幟是近代中國史上的轉折點，青天白日所代表的國族主義觀念逐步深入人心；而抗日戰爭又加強了中華民族在外敵面前的整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國旗與黨旗明確了中國的社會結構。作為政治符號的國旗顯示出人心的歸屬，凝聚了人們的民族情感。
在有著現代性要求的國家建設中，使用政治符號塑造社會整體記憶並不是簡單地激發人們政治情感，也就是說，符號系統是一套通過理性設計、依靠情感發揮效力的機制。儀式的周期重複性就使它成為這種社會整合的最佳機制。
一方面是儀式中的眼神交流。任何一個具有理解力的人，都能夠在儀式中觀察到他人在其中的情緒反應。在此過程中，社會可以看作一個可以得到糾正與調整的組織體系， 每個個體在其中都處於與他人相互未知的獨立狀態，儀式中公開的當眾宣講，朗讀的節奏與音量使集體情緒「打破了沉默」，那些原本散落的個體可以很清楚地知曉他人在和自己經歷著同樣的事，例如歡呼或者回應聲以及眼神交流中，每個人通過交換情緒而明白別人也產生同樣的反應。也就是說，群體的情緒足以讓每個人相信會產生集體（高呼）行為，群體心理學把這樣的現象叫做群體的「催眠」。通過儀式節奏和重複的行為訓練，每個個體不僅處於一種相似的情緒和心理狀態，而且這種激動的心理效果無可避免地幫助在群體成員中建立了一種緊密聯繫，即共同經歷所創造的與他人在一起的「共同感」產生的共同體意識。
另一方面是公共知識的產生。「集體歡騰」需要對他人情緒的感知能力，「一個公共儀式並不僅僅是把意義從核心來源傳向聽眾的每個成員；而且使聽眾成員知道別的聽眾成員都知道些什麼」。由於共同處於一種儀式氛圍之中，儀式不僅傳遞意義，也讓每個觀眾都了解其他人知道了什麼，這種知道他人的知曉，就是公共知識。儀式中成功的溝通不僅意味著彼此的眼神是否接收到以及讀懂，而且更重要的是，對他人已經讀懂的知曉。對他人存在的知曉減少了聽眾的孤獨感，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就是這樣的產物。儀式中對他人在場的認知能力需要具備相同的知識背景，比如共享的象徵符號系統與世界觀，「共同知識需要的實質上與主體間性、集體意識和群體認同有關」。這些都需要喚醒一個民族、群體或者社會共有的歷史、知識、文化構成：「尋求共同的文化傳統，作為一個國家認同的內容」。如果你不知道擠眼是什麼意思，你就不可能擠眼（或者模仿擠眼），成功的符號系統的構建離不開群體成員的共同知識。
從一種建立在等級區分基礎上的舊的社會結構向具有共同記憶的現代社會結構轉變，政治符號的功能不僅是對情感的激發，而且是一種基於現實發展的成員關係的整體性思考。任何一種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道路，都伴隨作為信仰存在的共同體意識的產生。共同體意識既包括對公民身份的自我認同、對他者同在的鄉土認同，也包括對國家存在的政治認同。因而從原先的社會結構體系解脫出來的民族，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建設現代國家，以及形成現代國民意識的問題。就如阿澤利奧所說的我們「已創造了義大利」，現在必須「創造義大利人」。因而，原先為了獲得臣民服從維持統治而發明的政治符號，其使命便從彰顯等級轉向為了創建國家。轉變之後的政治符號，不再作為皇族儀式的工具象徵君主與神的關係，即便是還保留君主的存在，也將以國民為主體。曾經象徵著帝國輝煌的典禮儀式現在成為凝聚國民共同體意識的象徵。例如最初只是為了拉攏工人階級而設立的五一勞動節如今卻成為用來團結全世界勞動者的節日。在民生取代武力成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之後， 政治符號體現的是社會整體進步與發展的狀態。
三、能力建設中從控制到治理的轉向
當今世界的競爭不再以開疆拓土為主，而是重點轉向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 無論是哪種路徑類型形成的現代國家，都面臨著在國際社會的競爭和國內各項建設中能否順利且出色地增強國家實力與推進社會整體進步的能力挑戰。以國家元首為代表的政治精英的使命不再是消除反抗、實現統治與獲得服從，而是整合併運用社會已有的價值理念與規範，創造社會運行的規則體系，獲得民眾支持並鞏固政權。相應地，政治符號在國家建設中的功能也不得不祛魅，由發揮神化作用、幫助專制權力實現對社會的控制轉變為確定規範，增強國家治理的能力，適應現代世界的變化。
國家能力在學術界有各種界定，其中更多是用國家汲取稅收的能力或GDP 來反映，但是，經濟能力只是國家能力的一個方面。有學者概括了三種汲取、行政和強制能力，事實上，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外交表現、總體軍事安全保障能力、社會資本培育能力以及政府決策體系和官僚系統行動執行能力等諸多方面都是體現社會發展成熟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標。而這些，基本上都取決於一國治理能力的高下。根據此功能的要求，符號系統所涵蓋的規範與價值，一方面表達符合國家的現代性要求的價值意義，另一方面也要確立符合現代政治理念的社會關係。
其中意義的層面可以看到符號體系所在的團體的排他性，由國旗國歌等政治符號所標識的國家象徵界定了國家的時空界限，從主權意義上也給予了國民以平等的身份意識，確立「我們是誰」，建立公共生活的秩序：「個人身份能夠得到集體認可和公開表達的世界就是一個有序的世界」，不過這種秩序不再是統治者所有的「天下」的秩序，而是共同體成員共有的「國家」的秩序。現代國家通過公共生活中的符號系統重新確定國家不同於王朝天下的意義結構的內涵。例如高山大河本屬於自然物質，但是如果進入了社會視野，被用來象徵政權的堅固永恆，在王權時代這種象徵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們對君主要像對大自然的權威一樣崇拜敬畏；但在現代國家構建中，就被用來象徵家園河山，用於整合全體成員的家國情懷。通過變更符號的內涵，使「概念性的結構形成無形的能力」，顯現符號系統對政治價值的闡釋能力。
而關係層面則引導著具備社會身份的個體接受自己的角色，在社會的範疇內依據「角色期待」行為，塑造每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意識。「角色概念顯示了社會與個體之間的聯結點，這種聯結包括那些佔據不同地位，承擔相應義務並運用角色扮演能力去適應不同類型期望的個體」。通過在社會生活中為每個角色確立規範與價值，符號系統規制了人們的服從與行為，創造秩序。自從二戰後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確立的主權原則被用於解決國際社會國家間交往的準則，衡量國家領導人的能力就不再以徵伐奪取領土的多少為標準，而是實現經濟成功發展與政治生活的穩定：「保持政治的合理漸變性，即整個社會的政治生活要通過持續性改革而逐步改善提高」。維持政治穩定的能力也就是具有實現發展目標的變遷能力，因而國家政權獲取民眾支持的理由不再是血統決定下的「代天統治」的角色身份，而是轉變為國家建設的領導者；成功地獲取了民眾政治認同的領導人也能夠事半功倍地實現對國家的治理，即「合法性賦予能力」。
這時，國家不再需要政治符號論證其統治神聖性，而是需要它體現治理的有效性。適時的、莊嚴的儀式體現的是國家發展的強大帶給人們的安全感與穩定感，象徵共同文化起源的炎帝陵祭奠儀式、凝結共同記憶的國家公祭日、體現民族精神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表示自律決心的就職宣誓……場面盛大、配樂雄偉的儀式不僅是一種集體歡騰，也與日常平淡生活形成鮮明的對比，是人類對集體公共生活歸屬的需要，實現了人群之間的心理連接。這種儀式氛圍帶來的對參與者內心的震撼效果使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對抗顯得微不足道；在「儀式場域中，被強調的是他們之間的相互依賴，而不是相互的對抗」，符號系統的這種功能不僅有助於提升治理的效能，而且有利於產生化解社會矛盾的社會資本，使合作成為可能。所以，團體的社會身份會「增強一個人的政治能力感」，造就個體對公共生活的認知和參與。
但是僅僅有參與和政治認知的能力還不足以在社會成員內心產生一種共同體意識，公共生活還需要秩序。政治符號作為一種社會調節器的「治理」功能主要通過採取心理的路徑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滿足國家治理「對通過儀式支撐起行為規則的持續需要」，針對國家建設的時代需求對人們在集體儀式中的行為進行謹慎約束，對儀式能夠創造的文化氛圍進行嚴格的理性設計，以規範社會秩序。「若沒有預先假定某些價值和規範、規則和禁令本質上是不證自明的，最終會約束每一個人的話，任何一種緊密有序的社會生活都將成為不可能」。人類最初的政治儀式都源於對自我約束的承諾：求雨、慶豐收、祭祀等，通過儀式進行祈禱，以及承諾為達願望願意遵守的行為準則來換取上天的恩賜。通過政治儀式程序化的規定步驟產生社會結構的形塑機制，「能夠通過一系列經過特殊編排的操演程序將身體裝扮成政治生活中的視覺代碼」。以就職宣誓儀式為例，通過儀式中特定程序的規則強化承諾的莊嚴，提高對人們內心的約束力，使儀式中造成的身體規範形成思維與行為慣習。儀式對內心的戒律產生具有影響的原因就在於通過模式化和周期性的重複造成人們感性體驗上的依賴，讓人們對於周期化的儀式感到適應；同時在觀眾心中也引發出情緒的共鳴，與儀式所特有的秩序觀念相互加強， 這也對觀看儀式的人形成一種牢固的信念。
國家治理雖然是政府的責任，但治理的績效卻離不開全社會共同的行為與信念。儀式符號系統是指示社會行為的良好工具，它以簡單凝練的方式增進人們對社會規則的認知，通過這種潛移默化的途徑對成員產生一種無形的束縛。國家作為共同體是抽象的，由於人類認知的非理性特徵，社會規範必須成為人們信仰的行為模式才能發揮它的效用，「有一種建立於對該政治系統更為普遍的依戀基礎之上的政治信仰形式——我們已稱之為『系統感情』的一種信仰」。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符號就是個體藉以樹立對整個政治系統的信念時可以依賴的對象。
四、權力關係建設中從支配到動員的轉向
權力關係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支配關係，與社會結構緊密相關。傳統帝國中的王權對社會結構的支配逐步解體，現代國家建設的重要任務就是構建新的權力關係體系，由此對符號體系功能的要求也產生相應的變化。等級社會的權力主體藉助符號系統感知權力的支配力，向世界宣告自己對社會的所有；政治符號作為一種象徵，體現著社會結構的組成邏輯，協助權力在等級間實現支配，「對這種差異的符號等級制度的接受以及一般意義上的個體對於符號的規範、符號的價值以及符號的社會強制性等等的內化，都構成了一個基礎的、決定性的社會控制形式」。但現代國家的權力關係則是在個體與個體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合作與整合中完成的，其間政治符號擔負著公共權力對社會資源的動員。深入分析政治符號支配功能向動員功能的轉向過程可以幫助我們清楚地了解和使用它。
權力關係是一種社會關係，「權力關係幾乎就是所有社會關系所表現出來的樣子」，對權力的考察必須從關係的角度來思考。每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決定了他的身份，也決定了他所處於其中的社會關係，以及與他人的聯繫和區別。這種聯繫與區別產生關係中的意義，所以，社會關係是決定意義的根源。馬克思以社會關係來定義人的本質：「人是最名副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在布迪厄的符號學說中，關係也居於首要地位：「機制或原則在現實中都存在於這一局部與其他對象之間的關係之中」，他用「權力場域」來指社會位置之間存在的力量關係，作為構建秩序的情境。事實上，符號幫助人們完成在社會中的自我定位，「人是如此需要這一類的符號源啟示他去發現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因而符號的價值並不是客觀的， 而是取決於它在哪種關係情境下使用，在社會結構中被用於什麼樣的位置，符號不是「通過它們的內在價值，而是通過它們的相對位置而起作用的」。就像被取笑在一個文化情境下是友好， 在另一個文化情境中就可能是敵意。「在權力關係的變遷當中，這些象徵符號展現了它們的連貫性，當一種象徵符號不能適應新環境的時候，就有另外一個興起，執行相同的功能」。符號對情境強大的適應性使它成功成為時代變遷的表徵。
政治符號、儀式等在關係中所體現的價值看似是主觀的集體偏好，但塑造的秩序規則卻是客觀的。等級制一方麵塑造外在的客觀規範將人們的行為限定在自己的位置界限內，以免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窮」。所以把禮制確定為社會的權威，社會權力關係通過儀式步驟展現出來，使全社會都在其籠罩之下，震懾那些妄圖打破等級結構的人，令其服從。「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符號系統的功能即是以可見的方式把這種權力關係固定下來，為佔支配地位的統治集團提供等級排列， 並通過儀式程序等規範被統治者行為與認知。規定了行為法則也就強化了權力關係， 從而把等級間的支配合法化：「儀式揭示了社會結構」。專制制度下的政治符號通過制定禮制來增益權勢：「整個制度化現象就是符號化過程，所有的社會關係都靠各式各樣的象徵符號和行為而得以發展和維持」。
除了行為，另一方面，符號幫助等級制從心理上約束人們對社會等級之外的欲求不要有非分之想……內在地配合等級支配體系的構建。即通過「定尊卑、分貴賤、別陰陽」和國家壟斷機制實施象徵尊卑的符號體系。等級社會背景下符號系統以標識的作用使人們內心產生服從「定數」的心理，認為等級結構是符合天命的，不能去違反；並把意識形態屬性賦予符號系統，藉助國家壟斷形成支配力量。比如專售、封號、官莊認證等，以及決定個人社會地位的榮譽稱號、學位授予，甚至職業等，都引導著社會選擇與個人努力的方向。可見，等級體制「非常強調用儀式來表達社會地位之間的細微差別」，通過提供相應的政治產品而將社會等級（社會位置的歷時性屬性）觀念植入頭腦。一個人出生即接受「對社會世界的最初體驗，是對信念的體驗，信念即對秩序關係的贊同」。這種「潛移默化的勸服」之所以起作用，完全是因為被支配者早已成為勸服的同謀：「對一個被統治位置的適應意味著一種對統治的接受形式」。國家以既定的權威規定了社會等級結構，通過壟斷合法的符號暴力實現對社會的支配。
近代以來的教育與文化的普及傳播幫助人們提高了對政治符號的認知能力，以及對等級觀念的摒棄。然而人類社會離開等級體制以後，卻並沒有完全擺脫權力關係的影響。權力關係的動員能力的產生，源於人的需要和欲望。通過符號所創造的話語權控制人的需要，在資本主義發展至壟斷階段之後，操控和引導市場發展的，就已經不是生產，而是消費。資本支配的社會通過無處不在的廣告植入將人們的欲望與固定的成功符號（宅院、豪車、社會地位）結合在一起，實現對生產的刺激和對消費的動員。現代社會將成功刻畫為符號的行為不僅從經濟上構築了國家發展的基礎，而且通過生產與消費活動將社會成員從心理上連接成為一個相互依賴的集體，是生產者和消費者以及管理者的合作才共同實現了社會的分工與經濟發展。國家的實力取決於社會經濟的活性，以及在此基礎上培育起來的個體的認同和政府的績效，因而國家建設首先需要通過儀式符號對全社會進行動員。
儀式符號系統能否實現充分的社會動員，一方面取決於它所運行的社會情境。符號、儀式系統作為社會動員的工具，自身經過理性設計的邏輯，反映了權力的行使者對世界的看法，以及期待社會結構的塑造。這個角度理解的權力，不是對他人意志的工具化，而是在面向達成共識的溝通中形成一種共同意志，不是獨白而是對話。合理的社會結構與權力關係，讓人們參與到社會秩序的建構當中，通過對話與協商改變彼此原初的意見，形成對當前權力關係的認同：「藉助儀式，可以認識、強化甚至改變對世界的信仰」，這對於社會個體間的合作至關重要， 也是從每個人獨特的偏好到達成共識，必須經歷的合作過程。處於儀式氛圍中的人們，身體按照規則行為，注意力也根據程序流動，他們共同完成一種集體秩序，即便沒有語言交流，卻完成共同的行為，也意識到他者的同在。社會秩序是人為地建構，也是人為地解構。無論建設還是清除，社會情境都至關重要。
充分的政治動員另一方面取決於成功地調動人們的心理與情緒。政治儀式引發的強大的震撼效果是通過聲音、場面、程序、觀眾等因素共同製造的，其對人的感官生理系統產生刺激並喚起觀眾情緒，實現心理共鳴。任何政治符號如果缺少公眾真正的心理共鳴，就無法完成凝聚與整合。儀式氛圍中的所有個體的行為都受到儀式所反映的社會結構的動態組合的關係引導，在觀察者內心形成心理慣習。儀式中共享的符號表達了國家追求的價值，為群體成員提供了為之奮鬥的共同願景，在國家層次上完成統一性整合。國家是抽象的，政治儀式以簡單明了的形式對民眾的政治情感及社會行動進行充分的動員，從而凝結社會力量，激發民眾按照國家建設的需要構建行動的標準，以及對國家政策進行認知，以配合社會發展的需求。同時，政治符號通過在公開場合的展示，讓讀到標語的人知道其他人也和他同樣了解到標語的內容，這種對他人「在場」的同樣情境的認知，使他們具備共同的經歷和記憶，彼此知曉，產生共同體意識，凝結凝聚力，「現代標語口號卻以集體為主，集體的貼標語喊口號，拿更大的集體來做對象。不但要喚醒集體的人群或民眾起來行動，並且要幫助他們組織起來。標語口號往往就是這種集體運動的綱領。」在現代政治系統的權力關係建設情境下，政治符號動員個體進行與他人的合作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
五、結語
現代國家建設在政治觀念中是從「天下」向國家的轉向。王朝天下有著眾多的符號象徵，而現代國家體量更大，涵義更多，在符號系統的幫助下，人們所生存的世界與想像中的國家統一起來，完成了自我的獨特性到國家整體性的轉化。國家象徵是國家存在的表徵，是國家建設的重要內容。18、19 世紀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除了因為船堅炮利之外， 正是由於重視了政治符號對國家觀念的塑造，才逐步走向強大。梁啓超曾批評中國近代民族情感沒有被充分動員的根源就是因為官方不重視國家象徵：「中國向無所謂祝典也……而愛國愛團體愛事業之感情，亦因此不生」。隨著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國家的社會動員逐漸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來。例如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儀式，從最初的電廠工人執行到武警執行，最後改為人民解放軍進行，顯示了國家在走向強大的過程中象徵儀式的規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