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爾·布迪厄：就政治與符號革命論社會轉型
編者按
本文來自Theory and Society，Theory and Society是一本社會學同行評價的學術雙月刊，內容涵蓋對社會現象的理論分析。根據Journal Citation Reports（2018）報告，該期刊近五年的影響因子為2.564。
原文來源
Pierre Bourdieu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political and symbolic revolutions
Theory and Society, Volume 49, Issue3, 439-463
作者
Bridget Fowler, University of Glasgow
摘要
本文挑戰了社會學界對布爾迪厄（1930-2002）思想的既有評判，即認為布爾迪厄雖然在社會再生產理論方面富有創見，卻未能同時提出一種必要的社會變革理論。本文注意到，一直以來布爾迪厄都想提出一種社會轉型理論並對權力的延續作出解釋，事實上他也確實提供了兩條實在的進路來理解歷史轉型：其一，他認為「先知」既在宗教意義上創立「異端邪說」，也在世俗層面發起破除正統的「符號革命」；其二，他藉由「普遍性的聯合」這一概念，說明知識分子和追求社會正義與普世理念的專職人員應當發揮的作用。此外，布爾迪厄運用唯物主義的方法，分析了「符號革命」的社會性前提，這其中就包括對社會危機的別樣解讀。對他而言，戰爭、饑荒、經濟衰退，尤其是有識階層岌岌可危的生活，諸如此類的危機在各自分殊的場域內外皆影響深遠。由於「滯後效應」或「習性失調」，不同場域間同步產生的鬥爭愈發得以在更為寬泛的權力場域內部獲得強烈共振。事實上也的確如此，面對顯現的危機和新近預言的「異端邪說」，從屬階級開始質疑原本理所當然的事物秩序，並且密謀反抗。本文依據布爾迪厄身前身後的出版著述，試圖重新闡明其為人熟知的理論體系對歷史變革研究的助益，並思考社會科學本身在激勵進步社會運動方面如何可能。
一
2001年，我受邀參加了一場在法國瑟裡西拉薩勒（Cerisy-la-Salle）舉辦的布爾迪厄專題研討會，布爾迪厄本人也位列出席。除塔薩蒂特·雅辛尼之外，與會人士皆為布爾迪厄的「外國研究者」。布爾迪厄在法國國內備受攻訐的處境由此可見一斑，這在韋德斯-勒魯、海尼希和拉圖爾的粗暴批評中也能略知一二。從讓-路易斯·法比亞尼引經據典卻極度祛魅的《皮埃爾·布爾迪厄：英勇的結構主義》，以及喬利在《論布爾迪厄》中的雄辯可知，時至今日「巴黎人」和布爾迪厄之間尖刻的「文化戰」仍在繼續。
眾所周知，布爾迪厄將源自馬克思的經濟資本這一概念拓展為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符號資本，由此洞悉了資本主義晚期統治者們可獲得的資源。更特別之處在於，布爾迪厄發展了韋伯的理論，從而揭示了教育之於現代性的作用——它是佔有正當文化資本的統治階級對從屬階級的符號威懾。正如斯沃茨指出，這種教育認證體系合乎「地位群體」的行動邏輯：「布爾迪厄在普遍意義上說明了身份地位對階級利益的掩飾。」
一般而言，文化資本中的符號利益常常被轉化為經濟資本，這在年薪百萬的企業僱主身上尤為明顯。二戰前夕，文化資本已然成為進入高教、政府和企業單位的叩門磚，許多行業也會要求員工具有額外的社會資本（如重要的客戶資源）。布爾迪厄及其同僚將這一現象稱為統治階級內部「新形式的再生產」，以此說明經濟資本不再被直接繼承，而是以文化資本為中介得以沿襲。總之，只有統治階級才在教育上獲得了優先地位，也由此養成了從次等階級那裡明目張胆獲利的「慣習」。然而，當與身居高位者進行比較時，考慮到教育制度的初衷是為「保持中立」，從屬階級常常誤以為是個人能力的不足才導致了他們的失敗。基於這種「實踐邏輯」，教育制度便成為一種新的且合法的「社會正義」，如同韋伯在討論印度教因果報應和基督徒期許救贖時所描述的「神義論」那般，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
布爾迪厄對實踐邏輯的分析已或多或少引起了理論爭鳴。比如，法比亞尼和麥可·布洛維聲稱（儘管在我看來是錯誤地），布爾迪厄獨創的「慣習」概念只不過是玩弄修辭的「黑匣子」，既不可知也不可證，是對工農所謂「宿命」出身的掩飾。布爾迪厄另一飽受批評之處在於，既然家庭和階級的「歷史無意識」已先在地保證了行為路徑的一致，布爾迪厄卻恰恰未能精確說明「慣習」如何造就了行動者的不同性情。此外，亞歷克斯·卡裡尼克斯和克雷格·卡爾霍恩都指出，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體系對制度性矛盾的討論較為薄弱。斯科特和華康德也同時認為，布爾迪厄未能就受壓迫的工農階級的反抗提出相應的理論概念。即使是偏向布爾迪厄的大衛·斯沃茨，也在他本人極具眼界的處女作結尾表達了對布爾迪厄的惋惜，認為後者無法提煉一種有關社會變革的一般性理論：「布爾迪厄對發達社會中生活方式的理解，是對結構內部各要素的排列，卻沒有涉及結構本身的轉型；他點明的是市場競爭，而非集體組織；他討論的是再生產，而非革命。」
二
不同於上述討論，我贊成斯沃茨新近對布爾迪厄的評價，即認為布爾迪厄確實提出了一種與變革相關的理論。自其對阿爾及利亞社會的研究以來，布爾迪厄始終對兩種「轉型」問題抱有關切：一是受經濟發展主導，封閉農業社會向資本主義現代性過渡；二是社會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催生了一支穩定的、面向未來而集體行動的工人階級隊伍。我們當然要承認，布爾迪厄的理論貢獻部分在於他對法國統治階級進行了無與倫比的精當分析，指出這一階級如何通過對各種資本形式的靈活「改寫」，以使其優勢地位代代相繼。在這個意義上，他敏銳地感知到了特定社會場域內部的世代衝突。弔詭的是，正是這種衝突使普遍的等級秩序和物質上的不平等得以維繫。
儘管如此，我依然認為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體系對解放性行動有所考量。這既體現在他將行動者的衝撞稱為「異端話語」，也體現在他對行動者境遇裡的諸般可能作了詳細說明。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體系向來具有豐富的言外之意，這為分析行動者的評論文章、他們對異端信仰的依憑和對社會變革的廣泛參與提供了理論資源。古爾斯基曾形象地指出：「布爾迪厄對歷史變革的關注，如同一條時粗時細的紅線，貫穿了他畢生的寫作。」在這篇文章裡，我則依據布爾迪厄近來出版的著作——《法蘭西學院講稿：馬奈，一場符號革命》（2013）、《論國家》（2014）和《一般社會學》（卷一，2015；卷二，2016），嘗試說明這一旨趣。
三
晚年的布爾迪厄將轉型與「反身性」相聯繫，因而他可被視為那些倡導省思的哲學家中的一員，希望以此為行動提供指導。只不過於他以及古爾德納而言，此種反身性需要建立在經驗性的社會科學之上。僅僅認識到這一點，便既能發展出一種方法論以揭示歷史起源，同時展現結構對實踐的決定作用（也就是「對象化」），也能探究主體視角、觀點亦或是不同場域內行動者的位置所產生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布爾迪厄的社會學路徑闡明了各場域（如無處不在的階級權力「元場域」）的內在矛盾。比如，早在1980年代初期，布爾迪厄就注意到各場域已在內部一分為二，一面是相對而言更具優勢的統治者，另一面則是對統治者符號權力的反抗。這是對卡裡尼克斯和卡爾霍恩批評論調的有力反駁。
從韋伯式的研究入手，布爾迪厄描述了遍布社會並引爆歷史轉型的各種危機，尤其是那些強化了「先知」與「牧師」間業已存在的矛盾的危機。此類分析最早見於布爾迪厄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民族志研究。在這項研究中，布爾迪厄著重討論了由1871-1873殖民法所規定的土地徵收——它使原本機械化的勞動分工陡然向「有機化」轉變，以及與此同時強加給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法國資本主義和歐洲主流的等級制度。然而，對傳統阿爾及利亞農民而言的「世界末日」，卻在同時帶來了一系列由世俗「先知」引領的阿爾及利亞反抗運動。這些「先知」便是卡比利亞的口語詩人和作家，尤以穆魯德·菲拉奧恩、馬來克·瓦裡和穆魯德·馬梅利最為著名。
更關鍵的是，當布爾迪厄在《學術人》（1988）中討論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時，他其實對革命——儘管這是一場被強力壓制的革命，作出了一般性的分析。布爾迪厄向我們說明，由於新進職員不同的「慣習」和較低的資質、文憑的貶值以及社會科學的發展，在日益擴張但依然保持相對自主性的大學場域內部，最初的衝突最具爆炸性。隨後，革命行動的起源地便拓展至諸如Sud-Aviation Bouguenais、Renault-Billancourt之類的工業生產場所和其他領域。隨著不同的場域紛紛陷入衝突，日常生活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對未來的期待也被懸置，取而代之的則是一種關乎「公共時間」的奇特經驗：一種含混且幾乎空洞的時間，為不同場域所共有。對索邦大學及其他機構的失望之情引發了怨恨，伴隨著工業和媒介部門根深蒂固的衝突，這些怨恨開始積聚。
在1968年的學院危機中，授課、教學與傳統十年制博士培養制度引起了顯著爭論。同時，日常生活中展示自我的方式發生了更大的轉變。比如，學生不再用「您」而是「你」來稱呼教授。布爾迪厄出人意料地借用了奧古斯丁·古諾的理論模型，用以表達不同場域在結構上的同源性和同時性。如薩皮羅所言，布爾迪厄向我們說明了二戰後全新的人口結構與更為市場導向的生產模式已影響到了許多場域，這引起了教育等特定場域的發展乃至革命。因應這些危機，各場域開始成為一個整體。簡言之，危機期間不同場域在時間性上的同步一致造就了相關的歷史「事件」或轉折點，如1894-1906的德雷福斯事件、1940年的民族革命和1968年的「五月風暴」。
這一論點在布爾迪厄對德雷福斯事件的分析中尤為清晰。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對間諜活動的錯誤審判，以及以「國家理性」之名對一名猶太軍官的不正當監禁，這兩者共同挑起了危機，並使危機在軍事、法律、文學（如左拉發表在報紙上的《我控訴》）等其他場域內部引發連鎖效應。當種種分裂匯聚一堂時，與叛國指控相應和的政治危機便出現了。
從1968年「五月風暴」中學生與工人間的脫節可以看到，此類危機最終也許會壓制更為寬泛的社會轉型。不過，持久的場域變革仍有可能發生。華康德就1968年的事件指出，權力場域隨後變得更為保守，並對專業院校產生影響，使自第三共和國以來便久負盛名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變成了無法自主的國家行政學院，淪為在位者的權力據點。在布爾迪厄的《藝術法則》後記、他對新自由主義和銀行家的評論、對出版業的研究以及《經濟的社會結構》中，1968年之後捲土重來的保守化轉型得到了進一步說明。
四
值得注意的是，布爾迪厄在他最後的巨作《帕斯卡爾沉思錄》中斷然拋棄了「命運之愛」（對個體命運的絕對接受）的概念。布爾迪厄原先一直拒斥阿爾都塞式的觀點，即認為在意識形態的作用下，教育性的國家機器僅僅傳承了社會結構，創造了一個消極苟安的從屬階級。但在早些時候，布爾迪厄對「和解」與「共謀」有所強調。他也屢次反駁了機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後者假定對行動者而言，佔有具體的階級位置是理解自身在生產和政治上的利益的必要充分條件。更甚者，他在闡述階級形成的同時，也曾無數次提及國家政治「神話」的誘惑。在馬克思、涂爾幹、韋伯、伊萊亞斯和卡斯雷爾的經驗之上，布爾迪厄試圖找到一種含括了符號權力和符號暴力分析的「廣義唯物主義」，來消弭這些理論隔閡。
事實上，隨著戰後凱恩斯主義自1990年代以來的回落，布爾迪厄在他的實證研究中傳達了一種有關社會失範與社會苦難的普遍觀點。不僅僅是失業、有限的機會與文憑貶值，更是行動者在社會正義上的失落，激勵了布爾迪厄的書寫。行動者意識不到符號，與此同時，他們卻為既有社會關係的存續託底，使精英本身的再生產在結構中發揮效力。有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布爾迪厄揭露的是「機械力」的殘酷鐵律，而非基於歷史關系所衍生的可能性；布爾迪厄則用他對同樣持存的「自由邊緣」的思考作了澄清。在特定的脈絡下，在彼此區隔的場域內外，此種邊緣位置包容了創新、集體反抗以及轉型的過程。既然布爾迪厄明確指出社會學應當與歷史相結合，那麼他便將對結構化的解釋與對創新和變革的說明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
相較於其他思想家，布爾迪厄常常在特權家庭如何完成再生產這一問題上態度微妙。的確，從「庇護學校」到社交關係，這些機制通常對特權階層有利，對此的祛魅則推動形成了一種去神聖化的「懷疑倫理」。然而，以為布爾迪厄作品裡呈現的社會現實僅僅受制於一種決定論的邏輯，這一認識也未免過於局限。儘管我們應當承認，布爾迪厄需要進一步闡明使危機顯現其間、且成功喚起符號革命或社會革命的具體形勢，但他確也在同時提供了一種一以貫之的結構變革理論。正如布爾迪厄為自己辯白時所言，不論是農業社會秩序，還是傳統的父權體系，還是戰後的「光輝三十年」，亦或是繪畫藝術從學院派轉向現代主義，危機總歸會使這些經久不衰的再生產形式危如累卵，並趨於終結。
布爾迪厄思想體系中有關社會變革理論的部分常常為人忽視，我將在下文中對他的這一理論做進一步闡釋。我將從布爾迪厄對國家轉型的觀察入手，接著討論他對於「先知」、「異端邪說」和符號革命的分析，最後以他對剝削、受苦和符號拒斥的周全思慮作結。
因篇幅限制，本文僅節選引言部分
編譯︱陸 盈
審核︱魏亦佳
美工︱劉青旭
-- Political Review --
原標題：《皮埃爾·布迪厄：就政治與符號革命論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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