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邪教、偽教的影響力。近幾年來，有些人甚至少數領導幹部，不信科學信迷信，不信馬列信邪教，以至出現了法輪功事件。這事件的深層次原因就是一些群眾、包括少數黨員幹部政治信仰、信念的淡漠、迷失。國家不幹涉公民的宗教信仰，但中國共產黨不允許黨員信仰宗教，這二者是並行不悖的。
從信仰的不同種類來看，如果說宗教信仰是私人的事情，那麼政治信仰則不完全是私人的事情。宗教信仰主要在個人生活信仰中起作用，但政治信仰卻主要是在公共生活信仰中起作用。如果說個人的信仰是私人的事情，那麼共同的信仰則具有公共性。一個社會中有許許多多的人信仰一種共同的東西，並按共同的要求來行動，而這個行動如果一旦與社會公眾利益衝突，或者乾脆與國家作對時，那麼為國家所不容。當代世界各國取締邪教的做法就是例證。共同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是維護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的強大的精神力量。如果動搖了科學的信仰和崇高理想，民心就會渙散，社會就會動蕩，國家就會分裂，。三是權威轉型的社會危機。政治權威的轉型往往會引發合法性危機。現代化促使人們的政治意識不斷覺醒，以世襲權威或以個人魅力為基礎的合法性已不再被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所認可。人們要求現代合法性應滿足兩項條件：一是統治須以獲得公民的同意為前提；二是統治者必須做出政績。但處於社會過渡期的發展中國家，政治體制不完善，利益分配不公平，統治者很難很好地滿足這兩項條件，這無疑會導致人們對統治者的不滿和疏遠，甚至以非法抗爭手段挑戰政治權威，這就會嚴重動搖社會穩定的根基。中國共產黨是靠浴血奮戰，奪取政權而建立權威的，但「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9]。隨著形勢的變化，執政合法性的基礎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政治的權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同時，貪汙腐敗、社會不公等現象的大量存在，也使權威受到挑戰，這些都一定程度地降低了人們對權威的信任，所以，中共提出了要加強執政能力的建設，提出了要科學、民主、依法執政，以加強政治的權威性。就如十六屆六中全會所強調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在黨」[5]。
第三，培育參與型的公民文化。公民文化實質體現為具有一國國籍的人們在憲法和法律的匡約下所形成的權利與義務並行不悖的理性自覺和行為取向。公民文化是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文化，它是本國政治歷史和社會結構的反映。阿爾蒙德與維爾巴主編的《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和民主》一書認為，根據一國人民對政治系統和自身的態度，可以劃分出三種類型的政治文化：地域性政治文化、依附性政治文化、參與性政治文化。實際上公民文化都是混合型，只是在混合型中哪一種類型更佔主導地位。中國受幾千年封建主義的影響，依附型的色彩更濃。在發展民主政治的今天，在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要盡力培育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參與型政治文化，就是社會成員對整體的制度、對政治制度的輸入部分和輸出部分均表現出明確的取向。同時，個人在政體中傾向於一種自我活動者的角色；個人對這種角色的情感取向和評價取向，可能接受也可能反對[8]（P91）。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政治參與總體水平仍然較低。一是我國公民參與的主動性和自覺性較低。有相當數量公民的政治參與是動員參與型或消極參與型。二是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理性化程度較低。有的公民政治參與不是基於公民的政治責任感，不是出於對權利和義務有機統一的認識，不是出於對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考慮，而是憑一時的熱情或衝動，有的甚至是為了發洩自己心中的不滿，因而，政治參與缺乏理智性。亨廷頓曾說：「現代國家與傳統國家的最大區別，在於人民在大規模的政治單元中參與政治和受到政治影響的程度擴大。」[10]（P34）如果現代化從經濟上來說是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那麼，從政治上來說則是提高他們的參政興趣和能力。
當然，公民政治參與的幅度與深度要伴隨民主政治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它應是在有序性、制度化的基礎上的參與。否則，就會表現為一種畸型的政治狂熱。也就是說，培育參與型的公民文化必須是適度的、與之相匹配的。參與期望值過高易產生不安定因素，因為過高的期望一旦得不到相應滿足，人們就會產生挫折感、產生不滿、甚至產生對立情緒，極易採取過激行為，破壞社會秩序。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體制往往缺乏足夠的應變能力和自我調節機制，政治體系可能陷入被動，危及社會穩定與和諧。所以要提高中國公民政治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培育與民主政治發展水平相匹配的參與型的公民文化。
第四，弘揚傳統政治文化中有利於社會和諧的內容。觀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根基。在五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傳統文化蘊涵有「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念，和而不同的和諧思想，君輕民貴的民本主義，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厚德載物的寬容品格等，貫穿始終的一個中心理念是「和」。2002年10月，江澤民在美國喬治·布希圖書館的演講中就談到：「兩千多年前，中國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衝突。和諧以共生共存，不同以相輔相成。」胡錦濤也曾說「我國歷史上就產生了不少有關社會和諧的思想。比如，孔子說過『和為貴』；墨子提出了『兼相愛』、『愛無差等』的理想社會方案；孟子描繪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會狀態；《禮記·禮運》中描繪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樣一種理想社會；太平天國運動的領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務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社會；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提出要建立一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2]人類政治生活中之所以要特別強調「和」，因為如果沒有「和」，不同階層、不同信仰、不同傳統的人是不可能在一起和睦共處的。更精妙的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強調「和而不同」的「和」的同時，承認「有異」，在「異」的基礎上形成「和」，強調多元共處。
當今要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強調「和而不同」極具現實意義。表現在國家關係上，就是倡導「協和萬邦」的理念，強調國家之間應當和平相處、和睦善鄰，國際爭端要和平協商、和平解決；表現在各種文明的關係上，主張善解能容、彼此尊重；表現在各種利益關係上，就是強調公正平等、友善兼顧；表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就是強調尊重信任、和睦相親；表現在社會文化上，就是倡導和諧理念，培育和諧精神。這就是說，「和」是一種有機的契合，是一種境界。當然，我們在傳承傳統政治文化時，應有理性的、科學的態度，棄其糟粕，汲其精華，為構建和諧社會服務。
第五，大膽地吸收和借鑑西方政治文化中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當今時代是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現象，而是一個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個領域的全方位的歷史進程。它作為一種歷史進程，始終伴有文化滲透、價值變遷、制度移植等內容。在這個歷程中，西方政治文化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會產生強大的衝擊，傳播著西式的政治理念和價值原則，擴散著西式政治發展道路的示範效應，加劇了中西方政治文化的衝突。正如亨廷頓所說：「對一個傳統社會的穩定來說，構成主要威脅的並非來自外國軍隊的侵略，而是來自外國觀念的輸入」[10]（P38）。
但我們更要強調的是，我們要以開放、自信的心態來對待西方政治文化。人類文明史證明，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或是意識形態愈是具有包容性和整合力，它就愈是豐富博大、歷久彌新。中華文明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曾有過外來文化的影響，但外來影響並沒有隔斷自己的發展道路，也沒有改變自己的方向，而是被中華文明吸收融合，仍保持了一以貫之的主流傳統。我們要以海納百川、熔鑄萬物的廣闊胸懷，大膽地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應該說，全球化為中國政治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政治文化資源，也為各國政治文化互補、交融提供了平臺和條件。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學精神、民主思想、法治觀念、人權理論，以及自由意識、公共意識、市場意識等，正是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必需的，我們要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必須取得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全部文化，並且用它來建設社會主義」。
當然，我們必須理性地借鑑西方政治文化，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相結合，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對中國政治文化進行大膽而合理的改造，注重培育新型的政治文化因子，為現代政治文化的建立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總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政治文化是艱難而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與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是相伴始終的，是互相推動的過程。和諧社會的構建會推動和諧社會政治文化的形成，而政治文化的構建與培育更能推進和諧社會的構建。在大力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諧文化的今天，積極構建和諧社會的政治文化具有極其重要的積極作用。
註：本文為江西省社會科學「十五」規劃課題「當代中國的政治文明與社會穩定的研究」（編號05KS17）的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1、馬慶鈺．告別西西弗斯——中國政治文化分析與展望[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2、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R]．人民日報，2005-06-27（1）．3、羅素．權力論[M]．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4、王仲田．政治學導論[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5、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06-10-19（1）．6、張月明，姜琦．政壇10年風雲——俄羅斯與東歐國家政黨研究[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7、西方思想寶庫[G]．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8、王樂理．政治文化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9、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N]．人民日報，2004-09-27（1）．10、[美]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聯書店，1988．
作者簡介：
郭榮華（1964-），江西南昌人，江西師範大學教授。
賀瑞虎（1965-），江西蓮花人，中共江西上饒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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