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本書裡，我試圖指出，如果我們僅止於觀察運動直接的參與者，我們就無法理解大眾鬥爭史。大眾運動是一種把諸多行動者（acteur）牽扯其中的社會關係。我們必須把發動運動的、協調行動的、以同伴的發言人身份現身的眾人考慮進去，還要看到提煉「衝突教訓」的評論家們。換句話說，為了真正理解「黃馬甲」運動正在發生什麼，我們必須考慮這個鏈條上的所有端點。
我從最末端開始，就評論者說兩句。這次社會衝突自基層而起，脫離了慣常負責公民訴求的組織，因此，特別多所謂的「公共話語專業人士」（professionnels de la parole publique）就此發表意見。這場集體抗爭之新穎，使得他們把這未知之事與他們所熟識之事相聯繫，這就是為何我們見到了如此多的歷史比較。像埃裡克·齊默爾
（Eric Zemmour，極右翼作家，費加羅報記者，著有《法國自殺》等書）這樣的保守主義者，在「黃馬甲」身上看到了新的「農民暴動」
（jacquerie，舊時代農民造反的總稱，因為農民經常叫「雅各」[Jacques]之類的通俗名字，遂如此命名，含貶義）；像丹尼爾·孔-邦迪
（Daniel Cohn-Bandit，曾為五月風暴的學生領袖）這樣從抗爭第一線上退出的人，將之視為布熱德主義
（poujadisme，皮埃爾·布熱德[Pierre Poujade]，第四共和時期的民粹政治運動家，維護商販與手工業者的權益）的一種形式。光譜的另一邊，有著米歇爾·翁弗雷（Michel Onfray）或讓-克洛德·米歇阿（Jean-Claude Michéa）
（註：翁弗雷與米歇阿均為法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前者成立卡昂人民大學，後者推崇喬治·歐威爾，批評法國的主流左翼）等哲學家，他們強調自己的平民出身，從而以社會運動的合法代言人自居。他們佔用「黃馬甲」運動，為他們對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與高等師範學院（Normale Sup）的精英的一貫抨擊推波助瀾。「黃馬甲」們因此成了無套褲漢
（sans-culottes，對法國大革命時期起義的平民的稱呼）與巴黎公社成員（communards）的高尚繼承者，與各色壓迫者英勇地抗爭。
將「黃馬甲」運動與農民暴動或布熱德主義比較，是否有道理？事實上，這些歷史參照都站不住腳。比如，把「黃馬甲」與農民暴動相提並論，既是時代錯亂（anachronisme），也是侮辱。被定義為農民暴動的第一場大型社會運動發生在14世紀中期，當時，法蘭西島（Ile-de-France）的農民起義反抗他們的領主。多少世紀以來對這些平民起義的偏見，始於當時極有權勢的歷史學家傅華薩（Jean Froissart）。他於1360年代做了相關論述，並發表在著名的《大事記》（Chroniques）中。「這些被集合起來的惡徒，沒有領袖，沒有甲冑，他們搶掠一切，焚毀一切，毫無憐憫、毫無仁慈地屠殺，像狂犬一般」。「農民暴動」一詞，指的是被精英們取名為「雅各」們（les Jacques）的農民的起義，在俗語「像雅格一樣行事」（faire le Jacques）
（註：意為像笨拙的、愚蠢的農民一般行事）中，我們也能發現這種輕蔑的表述。
但1358年的農民暴動與現今的社會抗議毫無關係。那是在百年戰爭與黑色病的背景下，貧民們在餓死的邊緣所進行的絕望起義。當時，社會運動相當本地化，不可能擴散到整個國家，因為起義者唯一的交流方式只有口耳相傳。
「黃馬甲」真正的新穎之處，在於全國範圍內自發而成的動員。事實上，這場抗議活動在法國各處（包含海外領地）同步開展，但每個地方的規模都不大。總的說來，11月17日的行動日集結了不到30萬人，與其他人民示威相比，並不算多。但這個總數，是由數千個分散在全境的小型組織拼湊起來的。
我們該如何解釋，一場始於基層的自發運動，能在沒有黨派與工會的支持下向全國擴散？人們一直強調社交網絡的作用。無可否認，社交網絡對運動的發起是十分重要的。可發送即時信息的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與智慧型手機逐漸取代書面的聯繫方式，尤其是傳單與觀點媒體（presse d』opinion）。到目前為止，後兩者都是抗議組織用來協調集體行動的主要手段。信息交換的即時性部分取代了以往面對面交流的自發性。
不過，單是社交網絡，無法讓「黃馬甲」運動達到如此規模。11月17日和24日的行動日從一開始便被新聞臺跟蹤報導，一分鐘接著一分鐘地直播。11月24日周六早上，在香榭麗舍大街，記者比「黃馬甲」人數還多。如果我們把這次運動與今年春天鐵路工人的抗議活動比較，便能立即發現其中的差別。那時，沒有任何罷工被這般連續直播，而電視觀眾們看到了大量憤怒的乘客攻擊罷工者的言論。而在這個秋天，我們卻很少聽到憤怒的自駕者批評封路的人群。
我認為，「黃馬甲」運動，與馬克龍被選上共和國總統時的方式相近，後者同樣出乎意料，且沒有依附政黨。這是我們剛進入的新民主時代的兩幅寫照，伯納德·瑪南（Bernard Manin）在《代議制政府的原則》（Principe du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中將其稱為「公眾民主」（démocratie du public）。正如選民依據目前的政治供求做決定一樣——越來越少的人忠誠於某一個政黨——，今日，社會運動的爆發，依靠的是某一時局或某一具體的時事。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或許會察覺到，政黨與工會的時代，對應的只是歷史中一段有限的時期，即遠距離的聯繫依靠書面媒介實現的年代。
11月24日的參加人數低於11月17日，但我們感到，運動開始激進化，「黃馬甲」們意圖去往愛麗舍宮既顯示了這一點。某些觀察者將之與1934年2月6日的遊行（極右翼組織的遊行，導致了達拉第[Daladier]政府的垮臺）相比，那時，示威者也向愛麗舍宮進發，從而撼動了整個共和國。這種類比有道理嗎？從歷史層面來說，該類比同樣站不住腳。1930年代的法國比如今要暴力得多。1934年2月6日的示威者非常組織化，受右翼政黨支持，由退伍士兵組織與極右翼聯盟——尤其是火十字團（les Croix de feu）（由François de La Rocque上校領導的退伍兵組織，法國法西斯主義的溫床）——領導，這些組織以準軍事化的方式運作。他們的目的明確，即推翻共和國。對這場示威的鎮壓導致16人死亡，千人受傷。2月9日，對左派發動的反示威遊行的鎮壓，又導致9人死亡。「黃馬甲」的幾個行動日確實製造了一些受害者，可警方並未向他們射擊，這是堵路的人與被堵的人之間的衝突導致的事故。
不過，時至今日，我們是否又看到了1930年代標誌性的對議會政治（politique parlementaire）的拒絕？
在我們的當代史裡，大眾對議會政治的敵意是一種常態。「黃馬甲」想要避開對他們運動的一切政治僭取
（récupération politique，指的是某個政黨或政治人物利用運動為己謀利），這是對公民身份（citoyenneté）的主流概念的一貫批評的延申。資產階級曾一直推崇權力的授予：「投票給我們，然後我們打理一切」。不過，從法國大革命起，無套褲漢們便拒絕這種對人民的剝奪，推崇以直接行動（action directe）為基礎的大眾概念。網際網路所推進的新技術，其積極的後果之一，便是重新激活了公民身份的實踐，大大方便了公民的直接行動。這些封著路、拒絕一切形式的政治僭取的「黃馬甲」們，雜亂地身處於1792至1794年的無套褲漢、1848年2月的公民-鬥士
（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推翻了路易·腓力的七月王朝）、1870至1871年的公社成員與美好年代
（Belle Epoque，即19世紀末至一戰前）的無政府主義-工會主義者的鬥爭的延續之中。
當這公民身份的大眾實踐得以茁長，我們看到，在公共空間中，出現了曾被埋沒在社會的陰影中的發言人們。在「黃馬甲」運動中，讓我們吃驚的，是這些發言人身世的各異。尤其，女性佔了很大比重，而先前，起發言人功用的，大多為男性。這些平民領袖今日能如此自如地出現在鏡頭前，是雙重民主化的結果：教育等級的提升，以及多媒體技術在所有社會階層中的滲透。如今，精英們全然否認民眾的這項能力，這更加重了他們對民眾的蔑視。即便工人佔了就業人口的20%，他們中卻沒有一人位列議會之中。為了理解民眾對政治家政治的拒絕之劇，我們就必須記住這大規模的歧視現狀。
如果在運動的擴張中，新聞臺持續的報導起到了如此關鍵的作用，那該如何解釋「黃馬甲」們襲擊記者一事？我想，政治家與記者所投身的鬥爭已然陳舊，如今，我們見證了新的階段，人民真正的代表開始出現。媒體不停傳播示威者們拒絕被工會和政黨回收的言論，以此繼續媒體自身的鬥爭，這是為了排除其餘的中介組織，為了將自身變為人民運動的合法代言人。在11月17日的遊行前，記者為一位黃馬甲成員的公開背書顯示出了這一策略；連續播報的新聞臺將這場社會衝突稱為「沉默的大多數的未曾所聞的運動」，也證實了這一點。
然而，11月24日那天卻暴露了新媒體的矛盾之處。對領導它們的人來說，「民眾」一詞即觀眾的同義詞。他們對「黃馬甲」的支持，讓收視率急升。為了維持住他們的觀眾，連續播報的新聞臺必須持續地展現戲劇場面，這使得記者們將突發事件與暴力事件放在了首位。如今，鬧事者、媒體與政府之間，存在一種客觀的聯盟關係，它突出示威者的「可恥」行徑（正如11月24日的遊行後，共和國總統所稱的那樣），以此讓運動失信。正因如此，雖然鬧事者只是示威群眾的一部分，他們卻成了電視報導的主要人物。因此，「黃馬甲」認為他們被一開始支持他們的媒體背叛了。這正是負責報導事件的記者遭受無可接受的暴行的深層原因。如我們所看到的，民眾對政治家的不信任蔓延到了記者身上。
將「黃馬甲」運動定義為布熱德主義的評論家給出了他們的中心論點：對新增的燃油稅的拒絕，這反稅收的面向早已出現在由皮埃爾·布熱德（Pierre Poujade）於50年代主持的運動中。這裡，我認為，為了理解 「黃馬甲」運動，我們必須將其再次放置在長期的歷史中考察。反稅收抗爭始終在法國大眾歷史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位置。15世紀初，當查理七世設立覆蓋全境的皇家稅收制度時，法蘭西國家最終穩固。自那個時代起，拒絕稅收變成了大眾反抗的一個基本面向。不過，我們必須說明，這種對稅收的拒絕，是被一種不公的情緒所驅動的，這番情緒始終鼓動著大眾階級（classe populaire）。因為在大革命前，「既得利益者」（貴族與僧侶），即那些最富有的人，是被免稅的。如今，這種對稅收不公的拒絕再度鼓脹，因為，大多數法國人相信，他們交稅，只是讓一小撮極其富有的權貴階層更加富有，這些人把資本轉移到稅收天堂，以此逃稅。
評論家們正確地指出，「黃馬甲」運動是大眾階級的貧困化與公共服務在大量所謂「市郊」地區的消失的後果。然而，我們不能僅僅把民眾的期待縮略成物質上的需求。損害大眾階級的最大的不平等，是他們與公共語言（langage public）之間的聯繫。70年代，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已經解釋了為何當時的工會特別看重漲薪的要求。為了說清大眾苦難的諸多面向，他們必須找出共通的詞語。這就為什麼工會發言人說「我不滿意工資」，而不是「我不滿意一切」。今天，「黃馬甲」高呼「我不滿意增稅」，而不是「我不滿意一切」。我們只需聽一聽他們的言辭，就能察覺到，他們時常表達出一種普遍的不安情緒。在BFM-TV在11月17日播出的一則報導裡，記者明顯希望採訪對象說出她在為燃油稅抗爭，但這位抗議者不停重複：「我們受夠了」、「我們對一切都不滿」、「普遍的憤怒」。
「對一切不滿」意味著他們的尊嚴受到了損傷。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大型的大眾抗爭會不斷揭露強權者對他們的蔑視，「黃馬甲」運動也不例外。我們聽到的許多言論流露出一種屈辱情緒，這滋養了民眾對馬克龍的憤恨。「之前，他曾說我們是普熱德主義者，我去查了字典，這個混球是誰啊，可以這麼侮辱我們？」11月17日，這番公車司機的言論被Mediapart登出，它很好地體現了大眾的拒絕心態。
該如何解釋對馬克龍的集中不滿？在新書的結論裡，我分析了馬克龍候選人在競選綱領中的歷史引用。我們震驚地發現，大眾階級完全缺場。在他聲稱位列其中的偉大人物的先賢祠中，我們看見了拿破崙、克列孟梭（Clémenceau）、戴高樂，卻沒有饒勒斯
（Jaurès，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著名左翼政治家，曾創辦《人道報》，一戰前夕被刺殺）或萊昂·布魯姆
（Léon Blum，法國第一位社會黨總理)。確實，我們總統中的大多數均來自上層，但他們在得到國家至高的權力之前，都積累了漫長的政治經驗，這讓他們能接觸到大眾的現實。馬克龍卻在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情況下就任總統。他的綱領所透露的眼界，顯示出了一種中上層階級中心主義，不時流露出天真。如果說今日，大眾階級的不滿集於他一身，這也是因為，他為富豪們減稅、同時為貧民們增稅的舉措，激起了人們深感不公的情緒。
在這些行動日中，我們也聽到了種族主義、同性戀仇恨與性別歧視的口號，這使得某些觀察者得出結論，認為「黃馬甲」運動被極右翼操控。您對此有何見解？讓喜歡理想化民眾抗爭的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不悅的是，各種互相矛盾的思潮、各類搶奪支配權的內部遊戲一直影響著大眾。在沒有抗議者能為運動給定框架，無法定下集體策略、不能用階級鬥爭的語言來說明大眾的不滿時，您所說的這些言論與舉止都是很常見的。我曾出版過一本關於1893年在艾格莫爾特（Aigues-Mortes）的義大利人大屠殺的書，我在裡面指出，失業的法國工人（人們叫他們「軋馬路的」[trimards]）的自發運動，是如何變質，最後變成了對被鹽礦僱傭的皮埃蒙特季節工人的大屠殺。我相信，如果連續播報的新聞臺與智慧型手機能出現在1936年，記者們一定會記錄下當時罷工時的排外與種族歧視言論。別忘了，在1936年5月和6月投票給人民陣線（Front Populaire）的工人，其中有許多人後來支持雅克·多裡奧
（Jacques Doriot，法國政治家，在被法共開除後成立人民黨，與人民陣線敵對。二戰時候成為著名附敵分子）的法國人民黨（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這可是極右政黨。
依您所見，這場運動將如何發展？這場運動的正面因素之一，在於它把社會問題重新放置在了政治遊戲的中心。有著不同背景與各異觀點的男男女女在一場共同的鬥爭中聚集在一起。黃馬甲是一種有趣的象徵。它給了迥然不同的人們一個共同的身份，這一身份讓人想到半路拋錨、陷入窘境的人們
（黃馬甲本是法國開車的人的必備之物，用以路上拋錨時穿著）。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運動持續下去，如今在運動中共存的這些迥異乃至截然相反的觀點，將會變得愈發明顯。事實上，我們可以為黃馬甲的反燃油稅運動做出兩種全然不同的詮釋。第一種是自由主義式的：黃馬甲們以行事自由（liberté d』entreprendre）的名義拒絕稅收。而相反的，根據第二種詮釋，他們是為因稅收的不平等而抗爭，推崇的是公共收入的再分配，而不是放任自由。
運動將要面臨的另一個大問題是代表人物。許多在媒體受訪的「黃馬甲」均已深層法國的代言人自居，這是前所未聞的。出身卑微的他們一下子走出了陰影。他們的生活被徹底顛覆，他們被許多採訪他們、拍攝他們的記者提高了身價。但如果運動不斷地給出各個發言者，他們中的許多人又將回歸無名之輩。這可能會削弱鬥爭的平民化層面，因為這些代表有很大的概率出自中產階級，也就是說，他們所屬的場界，使他們能更自如地對著公眾發言，並構建集體行動。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公眾號：歐羅萬象EuroScope。）(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